井深开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测定器公司，他在长野县的工厂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一种控制雷达频率的机械元件。这种装置必须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确振荡。井深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请了一些对音调非常敏感的学音乐的学生，让他们对比一个1000Hz的简单音叉来检测元件的精确度。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这个人的新颖性和创造力，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对留在乡下生产一些大批量的产品并不满意。公司的总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诉他想搬回东京去，植村勉强答应让他走，并提出帮他重新开张。井深还有一个朋友，他在东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货店，地址在日本桥，那里正是轰炸的中心。由于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生产真空管的车间，所以也成了轰炸的目标。
　　那所一无所有的破房子周围都是垃圾和废弃物，虽然一度是东京的繁华街区，但当时旁边的房屋和商店都烧光了，井深从随他一起去过长野的东京老厂职员中雇了七个人在那里办起了东京通信研究所。他们挤在三楼的原来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里，后来又利用了七楼的一些地方。井深曾告诉过我，从东京迁走的雇员中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回来，因为当时东京没有地方住，也很难找到食物。他们还知道公司的柜上几乎一文不名，新公司的前景十分渺茫。
　　井深的资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脑子里。(他原来的公司生产的电压表卖了后还赚了一点钱)在那个烧毁的百货店里，满目疮痍。几个星期以来，小组的人坐在一起商谈，新成立的公司到底应该搞什么才能赚到钱继续运行下去？那个时候只有黑市比较兴旺，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几家主要的电子公司开始重新起步，根本没有兴趣把零件卖给竞争者。井深的打算是想制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须建立起一个财政基础。初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千奇百怪，例如，有一个组员说，因为东京市中区的大部分已被烧毁，并被夷为平地，所以公司应该去租一块空地，办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他们推论，人们需要娱乐。当时的电影院总是爆满，每个人都需要解脱。还有一个人建议，食品业肯定赚钱，也许做甜豆饼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每个人都为吃饭而操心，所以小组最后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电饭煲。尽管他们做了不少的样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这种电饭煲是一个简单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状的电极。它借助浸湿的大米的电导形成完整电路，对大米进行加热。他们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后就会变干，电导下降，电路自动切断，主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但是这种理想的结果并没能实现。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来吃这种不是煮糊就是夹生的饭。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项目。他们甚至还想过利用同样电导原理的面包烤箱，用湿面团接通木箱两边的金属电极。但是这种烤箱并没有真地做出来过。最后各位请出了他们的妻子来帮助生产电热毯，把电热丝缝到布里边。电热毯在街市上卖得很俏，总算给公司职员家里换回了一些急需的现钱。
　　但是井深搬回东京并不是要进入娱乐或者食品行业，也不是要卖手工制造的电热毯。他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想法。由于战时对短波收音机严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们对收听短波节目的强烈兴趣。现在这已不再违法，也许这种兴趣可以得到满足了。井深有了一个计划。因为战争时期收音机对于收听空袭警报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们对收音机倍加爱惜，但是他们只能收听中波波段的一般调幅广播。井深设计了一种短波转换器，它只需要一个真空管，再加上简单的电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这种装置可以简单地接到任何一个标准的收音机上，而不需要对原有的收音机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员工们必须到黑市上到处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还非常昂贵，但是这个产品十分走俏，它给东京通信研究所的人们带来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报社《朝日新闻》中有一个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负责撰写“蓝铅笔”专栏。朝日新闻当时由于缺乏新闻纸，只办了两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却给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进：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您家里如果有一台收音机的话，现在只需要简单地改装一下就可以收短波节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门的乘龙快婿井深先生原来在早稻田大学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桥的白木屋商店三楼开办了东京通信研究所。出于非商业的动机，井深先生打算通过对普通收音机加以改造或者加装附加装置来推广对短波节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级的超外差收音机，稍加改进就可以享受短波节目的乐趣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附加装置，还可以收到更高频率的短波节目呢。
　　文章后面还预言说，占领军当局最终会允许开办私人广播，考虑到很多新的电台相继开播后引起的相互纠缠，对现有收音机的改造就更有意义。文章还建议“使用附加装置后收听范围大为扩大，还可以收到这些新开播的电台。”谈到井深其人时，作者这样写道：“以前经营军工厂，现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术投入民用。井深先生又成了一名城里的学者。他表示愿意接收任何咨询，包括如何修理普通收音机。”
　　嘉治对有些事情搞错了，井深并没有搞过军工业，而且他也不想修理旧收音机。当然如果他的生意不赚钱，那也就别无选择。井深实在是需要钱给他的雇员开工资。非常幸运在是我于10月6日在该报的名古屋版上读到了这条新闻，我为老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很高兴。我立即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想在东京与他见面，并为他的新事业竭尽全力给与帮助。他马上给我回信，邀请我去看他和他的新公司，同时也告诉我，公司非常吃紧，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支付工资，目前正在想方设法地筹措资金。
　　我到东京去接受了教书的工作。东京城西一带在轰炸中遭到的毁坏比市中区少一些，我在城西的一个朋友家中安顿下来后就连忙赶到日本桥去看井深君。井深的新公司总部在一个破乱不堪的百货店里，看上去令人伤心。但是井深的脸上却热情洋溢，在没人知道自己命运的这种时候，他和他的雇员们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兴。
　　因为我知道井深难以支付工资，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就不必付给我太多的钱，我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井深和我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我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我们就来办这件事。就这样，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领取政府的工资，一边在井深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我对我们家所承担的义务。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还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我父亲允许我加盟，对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们知道把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长子要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我父亲表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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