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４月６日首先强渡了３０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辆，汽车２００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４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
　　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４月３０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们曾怀着什么样的敬爱谈论舒拉。
　　我听见人们的一些话：“他勇敢……是一个谦虚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轻，可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我永远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来了。舒拉的坦克的射击手萨沙·斐基柯护送着我，他一路上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我，像儿子那样关心我：不问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５月５日在诺伏捷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
　　这是胜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钟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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