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
　　“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许可卓娅坐起来，又过了些时间，才许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开。她待人那样亲热，就是病势最严重的人她也会鼓励他。”
　　医治卓娅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说：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娅给我做女儿吧！”
　　护士们也很喜欢卓娅，她们曾给她书看，大夫还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给同屋病人朗读这些报纸。
　　有一次允许舒拉进卓娅的病房去了，他们好久没见了。卓娅一看见弟弟就坐起来了，她的两颊马上赤红了，舒拉现在的神态也和向来他来到不相识的生人群里的时候一样：他手足无措地环视着卓娅的邻人，脸红了，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脸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间，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来吧，过来。坐在这里吧，”卓娅催他，“你告诉我学校里怎样。你别害臊。”
　　她小声地补充说，“没有人看你。”
　　舒拉勉强地镇静了一些，并且因为卓娅屡次地问：“学校里怎样？快说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带着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领到过这样一本小册子。
　　“团证！”卓娅惊喜地喊道，“你是团员了吗？”
　　“我先前没有对你说，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兴。”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环境，就开始向姐姐详细地述说在大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在区委会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和区委书记怎样问他：
　　“你是卓娅的弟弟吗？我还记得她。你别忘了替我问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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