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开始了和孩子们共同解决家庭的收支问题。
　　我记得，在１９３７年我们立了存款簿子，郑重地存入了最初的７５卢布。每次在月底能节省若干钱的时候，全是由卓娅把钱送到储蓄银行去，甚至在钱数不多，只有１５到２０卢布的时候，也储蓄起来。
　　现在我们有了一项新的开支：在银行里立有１５９８７２号存款户头，苏联人民把捐助西班牙共和国妇女和儿童的钱全汇存在这一户头名下。
　　我们也这样做。这个意思并不是我先想起来的，而是舒拉首先说出来的。他说：
　　“我和卓娅可以少花一点儿吃早点的钱。”
　　我说：“不行，早点钱我们不能动。可是少看一两次足球赛却可以，并且还会更有益处。”
　　然后我们开了一张最必须物品的清单：卓娅没有手套，舒拉的鞋子完全坏了，我的胶皮套鞋也破了。此外，舒拉的颜料已经用尽了，卓娅需要刺绣用的丝线。这时候就可能有争执：孩子们一向主张买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最得意的一项开支是买书。
　　到书店里，先翻看放在柜台上的书，然后再由较远处用足尖站着，歪着头看紧紧挤着放在书架上的书的名称，翻阅，再翻阅，商议……最后拿着仔细包好的，很重的一包书回到家里。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呀！我们的书架子（它放在屋角，在卓娅的床头处）摆上一本新书的那一天，在我们家里就算是节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新买来的书。新书我们轮流着读，有时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读。
　　我们共同读过的书中，有一本书名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这是本人物略传汇编。我记得，我正坐着织补袜子，舒拉画画，卓娅打开了书准备读。舒拉忽然说：
　　“你最好别从头接连着念。”
　　“那怎么念呀？”卓娅觉得很奇怪。
　　“你这样：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什么我们就由那里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打开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罗玛哈传略》。
　　我还记得，那是由３个笔记本子里摘来的一些断片：最先是农村女教员丹娘·索罗玛哈的哥哥叙述她，以后是一个男学生叙述她，最后是她的小妹妹叙述她。
　　哥哥叙述的是丹娘的童年，讲她是怎样长大的，怎样学习和怎样爱好读书。这里有这么一段，读到这一段时卓娅停了一会儿，并且望了望我：这是关于丹娘朗读《牛虻》的那一段。丹娘在深夜里读完了那本书，就对哥哥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活着吗？我觉着为了人们能过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完全付出去。”
　　中学毕业之后，丹娘在一个库班的村落里任教员。在革命将开始之前，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内战时期她参加了赤卫军的队伍。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白军窜入柯兹民斯克村，丹娘正倒在这村里害伤寒病。他们把害病的女孩子投入监狱，用酷刑拷问她，希望她供出她的同志来。
　　格里沙·波罗文柯写的是关于他和其他曾在丹娘那里读书的学生怎样跑到监狱，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女教员，帮助帮助她。他们看见丹娘被打得遍体鳞伤，周身是血，又被拖到院子里，安置在靠墙的地方。使这男孩子惊讶的是她的镇静的脸：在那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并且没有由于刚受了酷刑而感到疼痛的表情。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仔细地看着集拢来的人群。
　　忽然，她举起一只手大声而清楚地说道：
　　“你们可以尽兴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回来！”
　　警察巡官用枪通条打了丹娘一下子，就把她的肩膀打破了，喝醉了的哥萨克们拥上来就踢她和用枪把子打她。刽子手巡官对她喊叫说：“我会叫你求饶的！”丹娘擦着脸上流着的血回答说：“你不要等，什么我也不会向你们请求。”
　　卓娅继续读：以后是讲白党怎样天天用酷刑拷打丹娘。白匪们因为丹娘没喊叫，没求饶，而勇敢地瞪着刽子手们，所以就对她这样报复……卓娅放下书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头看。她不常哭，她不喜欢人们看见她的眼泪。
　　舒拉早已放下了画册和颜料，这时他就拿起书来开始继续读。拉亚·索罗玛哈叙述了姐姐的死：
　　“关于她临死的情形我知道这些事：
　　１１月７日黎明，哥萨克们拥进了监狱。
　　他们用枪托往外驱逐狱里的人们。丹娘在门口转回身来向着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
　　‘永别了，同志们！’她的响亮的镇静的声音，传遍了房间。‘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墙上！苏维埃快来到了！’在严寒的早晨，白匪们在牧场后边砍死了１８个同志。丹娘是最后一个。
　　她信守着自己的话，始终没向刽子手们求饶。”
　　我记得：那天晚间被丹娘的惊人毅力和丹娘的形象的纯洁所感动得哭的，不只是卓娅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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