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８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
　　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
　　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也记着。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１３天卓娅才满８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６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３０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秘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像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
　　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
　　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着室内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会在这时候调皮地瞧着周围。
　　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
　　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
　　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７周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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