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像这样冷过。
　　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
　　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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