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摇摇头，祛除那紧逼着我的不详之感，飞快地上楼去。我毫不困难地找到那悲剧发生的房间。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下着大雨，未铺地毯的地板上四处印满着泥泞的脚印。我怀疑凶手是否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留下任何脚印。如果有的话，警察很可能会保留不对外宣布。然而考虑的结果，我觉得不太苦可能，命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很好。 
　　房间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两扇大凸窗，平白的墙壁及地板，几乎成一方形，地毯未盖住的木版边缘沾有污点。我仔细的搜寻，但并没什么发现，连一根针都没有。即使最能干的年轻侦探，也不太可能发现任何被疏忽的线索。 
　　我带着一支铅笔和一本笔记本，似乎没什么可记的，然而我仍画了一张房间的素描，以掩饰我搜寻失败的失望感。铅笔在我放回口袋时，从我指间滑落，在地板上滚动。 
　　“磨房”实在很老旧，地板十分不平。铅笔在地板上一直滚动，越滚越快，直到一扇窗下才停住。每一扇窗子的凹处都有一个窗座，底下有一衣橱。我的铅笔正躺在橱前门。橱门是关着的，但是我突然想到，若橱门原来是开着的，我的铅笔应该滚进橱里。我打开橱门，铅笔立即滚进去，停在最里边。我找寻我的铅笔，发觉由于光线的缺乏及厨子的特殊形状，无法用眼睛找，只好用摸的。里面除了我的铅笔之外，空无一物，然而出于本能的反应，我尝试另一扇窗下的橱子。 
　　第一眼看，好象另一个橱子也是空的，但是我不厌其烦地在里面搜索，触及一个硬纸筒躺在橱子的角落凹处里。我用手一抓，马上晓得是什么东西。那是一卷柯达底片。这真是一大发现！ 
　　当然，我知道这可能是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的一卷旧底片滚落到橱子里，在清理橱子时未被发现而留在里面。但是我并不这么想。那底片看起来太新了，而且照它的污损程度判断，只象是在橱子里两三天而已——也就是说，跟凶杀案的时间想合。如果它被留在里面的时间久一点，上面应该已有厚厚的一层污垢。 
　　谁掉的底片？那女子或那男子？我记得，她的皮包完整无缺。若是她在挣扎时，底片掉出来，那么应该也会有些零钱滚落下来才对？不，不是那个女子掉的底片。 
　　我突然狐疑地吸了几口气。我是不是已对防蛀丸的味道产生过敏？我发誓底片上也有防蛀丸的味道。我把它凑近鼻孔，有一股强烈的底片味道，但是除此之外，我可明辨出我最讨厌的防蛀丸的味。不久，我知道了原因。一小片碎布卡在底片中心圆柱上，而这片碎布上有着强烈的防蛀丸味。这卷底片一定有段时间，被那个在车站死亡的男子带在口袋里。是不是他掉在这里的？不太可能，照他的行动来说。 
　　不，是另外一个人，那“医生”。当他拿走那字条时，同时也拿走底片。是他在和那女子纠缠时掉在这儿的。 
　　我找到了线索！我要把底片拿去冲洗，然后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离开“磨房”，把钥匙交还詹姆士太太，然后尽快赶到车站。在归途中，我取出那张纸条，重新再研究。突然，那些数字显出了新的意义。假设它们是日期？１７１２２。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一定是！我以前那种想法实在笨透了。但若是如此的话，我必须找出吉尔摩登堡在那里，因为今天已经是十四号了。只剩下三天，够短的了——尤其是无从找起，更叫人绝望！ 
　　要想在今天拿底片去冲洗已经太晚了。我必须赶回家，以免赶不上吃饭时间。我突然想到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证明我的结论是否正确。我问佛莱明先生，死去的那男子遗物中有没有照相机。我知道他对这个案子和有兴趣，对所有细节了如指掌。 
　　出乎意料地，我失望了，他回答说并没有照相机。我一直小心地提示他有关卡统的一切，希望能提醒他，但是他仍十分肯定没有任何与摄影有关的东西。 
　　这真是一项挫折。如果他没有照相机，怎么会带一卷底片？ 
　　次日早晨，我很早出门，拿着底片去冲洗。我小题大做地一直走到瑞金街的柯达经销店。我交出底片并要求各冲洗一张出来。店里的人拿起我的底片。 
　　他看着我。 
　　“你搞错了，我想。”他笑着说。 
　　“哦，不，”我说：“我绝没有搞错。” 
　　“你拿错卷了，这是一卷不可曝晒的底片。” 
　　我很没面子的走出去，我敢说，人有时候想象自己能有多蠢是有好处的！但没有人愿身历其境。 
　　就在我经过一家轮船公司时，我突然停住脚步。橱窗有一艘那家公司的漂亮的模型船，上面标明着“吉尔摩登堡”。一个轻率的念头闪现脑海，我推开门走了进去。我走至柜台，以一种颤抖的声音（这次是真的！）喃喃说： 
　　“吉尔摩登堡？” 
　　“十七号从南汉普敦开航。到开普顿？头等票还是二等票？” 
　　“多少钱？” 
　　“头等，八十七镑——” 
　　我打断他的话。巧合的事对我来说太多了。这正好是我所得到的遗产总额！我将孤注一掷。 
　　“头等。”我说。 
　　现在我是真的要去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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