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一分半钟室内鸦雀无声。 
　　我突然大笑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我说。 
　　“不，”波洛很平静地说，“我没有疯。就是因为时间上有点不相符，我才开始对你产生了怀疑——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怀疑。” 
　　“时间不符？”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是的，你还记得吧，所有的人都认为——包括你在内——从门房间到屋子要走五分钟——如果从露台抄近路，就不需要五分钟。你是九点差十分离开屋子的——你本人和帕克都是这么说的，然而你出房间大门时的时间是九点。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是没有人会在外面游荡的。为什么五分钟的路你却走了十分钟？我一直注意到一个事实：只有你一个人说书房的窗子一直是栓上的。艾克罗伊德问你是否把窗子拴好了——他根本就没过去察看。书房的窗子是不是并没有拴上？在这十分钟里你是否有时间跑步来到房子侧面，换了鞋，从窗子爬了进去，杀了艾克罗伊德，九点钟到达大门？我推翻了这一设想，因为那天晚上艾克罗伊德的神经非常紧张，如果有人从窗子爬进房间的话，他肯定会听见，这样难免会有一场搏斗。假定你在离开他之前把他杀了——也就是站在他的椅子旁趁他不备时把他杀了？然后你就出了前门，跑步到凉亭，拿出你那晚随身带去的拉尔夫·佩顿的靴子，悄悄地穿了，穿过稀泥地，在突出的窗台上留下了脚印，爬进书房从里面锁上了门，然后又跑回凉亭，换上你自己的鞋，向大门跑去。（那天你去通知艾克罗伊德太太开会时，我一个人在外面做了类似的几个动作——恰好是十分钟。）然后回到家——有人证明你不在作案现唱—因为你把口述录音机的时间定在九点半。” 
　　“亲爱的波洛，”我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听上去有点奇怪，“你对此案件的思虑过头了。我谋杀艾克罗伊德究竟图些什么呢？” 
　　“保全自己。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就是你。你是护理弗拉尔斯先生的医生，还有谁比你更清楚他的死因呢？当你在园子里第一次跟我交谈时，你跟我说大约一年前你得到一笔遗产，但我一直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遗产。其实这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笔钱就是从弗拉尔斯太太那里敲诈来的两万英镑。这笔钱并没有给你带来多少好处。你在投机冒险中失去了大部分的钱——接着你对她施加更大的压力，肆无忌惮地向她敲诈。弗拉尔斯太太不得不采用一种你未曾预料到的方法来了结这件事。如果艾克罗伊德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你的一生将永远被毁。” 
　　“那么电话呢？”我问道，目的是想挖苦他一下，“我想你对电话一定也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跟你实说，当我知道确实有人从金艾博特车站给你打电话时，我才意识到这是破案的最大障碍。最初我认为这电话只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种做法确实很聪明，因为你必须有某个借口去弗恩利大院，发现尸体，然后拿走证明你不在作案现场的口述录音机。当我第一次去见你姐姐，向她打听星期五早晨你看过哪些病人时，我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病人中有拉塞尔小姐。她的出现纯属巧合，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能扯开你的注意力，你会误认为我是来打听拉塞乐小姐的事。跟你姐姐交谈时我发现那天的病人中有一个美国班轮上的服务员。那天晚上还有谁比他更有可能坐火车去利物浦呢？随后他就上船远离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我发现‘奥利安’号星期六启航，当我打听到那个服务员的名字后，就给他发了个无线电报，向他询问了这件事。你刚才看见我收到的那份电报就是他给我的答复。” 
　　他把电文拿给我看，上面写着： 
　　“完全正确。谢泼德医生叫我在诊所留了张条子，并指定我在车站给他打电话，听候回复。但电话‘无人回答’。” 
　　“这个想法太妙了。”波洛说，“有人给你打电话这是真的，你姐姐可以作证。但只有一个人在讲话，讲话的人就是你自己！” 
　　我打了个呵欠。 
　　“你说的这一切真是太有趣了，”我说，“但纯属无稽之谈。”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记住我的话——拉格伦警督明天早晨就会知道全部真相。但看在你那善良的姐姐份上，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选择另一个解决办法。比如，你可以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拉尔夫·佩顿的事必须澄清——ca va sans dire（法语：这不用多说）。我还是建议你把这份有趣的手稿写完——但不要像以前一样闭口不谈自己。” 
　　“看来你的建议真多，”我说，“你是不是都讲完了。”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确实还有一件事要说。如果你还想采用对付艾克罗伊德先生的那种杀人灭口的方法来对付我的话，那就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这种方法对赫尔克里·波洛是不会成功的，你听明白了吗？” 
　　“亲爱的波洛，”我微笑着说，“我绝不是傻瓜。” 
　　我站起身来。 
　　“好了，”我打了个无声的呵欠，“我该回家了，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夜晚，我在此表示感谢。” 
　　波洛也站了起来。当我准备出门时，他跟往常一样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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