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中被视为圣地、它浸透了战争中英雄们洒下的鲜血。这是一块传奇的土地。二千年以前，三国时期，这里是蜀国的领土。毛泽东对蜀国的兴衰史和那个时代的故事了如指掌。蜀国的五十万大军在不断的征战中，无数次渡过沪水(现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对蜀国的英雄们、那些巫师出没的崇山峻岭和穿山而过的激流，以及蜀国将领们把敌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计谋，没有人象毛那样了如指掌。现在，他指挥的红军就行进在这块传奇的土地上。
　　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能不回忆起中国历史上史诗般的往事。毛发现自己进入了儿时心爱的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就好象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在近代史中，这条横贯四川省的山谷曾经目睹过更加血腥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这场伟大的历史剧在这里演完了它最后的一幕。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和四万士兵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几天几夜，大渡河水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的妻妾儿女和将领都在大渡河边自尽，石达开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迟酷刑处死。
　　红军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给战士们讲故事，这个故事他儿时在贫穷的四川老家听过几十遍。那时，有一个老织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亲纺的粗棉线织成毯子。这位老人过去是太平军的一个士兵。他总是在烟气腾腾的炉火旁边讲石达开的故事，讲得是那样认真、那样出神。他说，石达开并没有死：石达开的四女儿是经他搭救后收留的养女。为此．她曾想撼给石做妾，但石拒绝了。后来嫁给了一个长得酷似石达开的人。太平军战败之后，这位四姑娘说服石达开逃走，而让她的丈夫做了石达开的替身。石达开在这一带飘泊了许多年。不少人都看见过他，其中有一个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风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达开，救了他的性命。老织布匠说，在漆黑的夜晚、人们在大渡河边可以听到阵亡将士的英魂在哀号、要等到有人为他们报了仇，他们的悲鸣才会停止。老人常常引诵石达开的诗句：
　　　“只觉苍天方聩聩，
　　　　欲凭赤手拯元元。”
　　　　
　　朱德对战士们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石达开在成都凌迟处死，他本来想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部下将士们免于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后也都遭屠杀。杀害石达开的四川省总督骆炳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十三日，他手领四岁的孩子，和他的数名汞信到大帐
　　　　自首。石达开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迟处
　　　　决。孩子要等长大到规定可以杀头的年龄再予审处。
　　　　
　　正在讲得出神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这些东西怎么做呀？ ”朱德收住了故事，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说完，接着讲故事。董必武讲了中国著名神话里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当年就是经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设法绕过了火焰山，可还是烧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没毛。“那你的屁股怎么没被烤焦呢 ？”听众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红小鬼冒冒失失地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换了话题又讲了一个故事。
　　毛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国民党正在宣传说红军会象太平军一样覆灭，说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大渡河水又要象七十三年前那样被血染红了。毛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
　　湍急的大渡河发源于边远的西北青海省，奔流干起伏的山峦之中，这些山和喜马拉雅山相连。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汉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时还没有象样的道路，只有商队来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连参加我们一九八四年远征的业余植物学家们都叫不出这些花朵的名字。这里美得出奇。但对—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游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沪定桥。美国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零八年这样描写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吊桥，建于一七零一年，桥
　　长三百七十英尺，横跨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桥身由十三根
　　铁索组成，桥板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侧的铁索扶手。
　　　　但是，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随便铺在桥上
　　的木板和连接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
　　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得很
　　粗糙。不过，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上其他地方
　　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象蛛丝一样
　　的桥上安全地跨过了大渡河。它隐藏在中国的这水偏僻的
　　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从桥上步行而
　　过，就是因为它晃动得厉害。我和鲍勃也走过去了。
　　泸定桥是由一位卢姓工程师在康熙年间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当年尼泊尔向北京进贡，那些满载着财物的车队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帮助人或车保持平衡。铁索上铺着木板，男人、妇女、车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桥。河面在此处不足一百码宽，铁索固定在两端巨大的石墩上。两岸修着漂亮的琉璃瓦桥楼，顶呈宝塔状，由柱子支撑。那时(现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红色的。西头的桥楼几年前烧毁了，后来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复。
　　泸定桥很美。桥身中部下垂，但由于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节，离水面也很高。有人过桥时，整个桥就象一张巨大的吊床一样摇晃。
　　多年来，人们根据过桥时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编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有人说，翻滚的河水酷似蛟龙，要把过桥人卷入水底。还有人说，这座桥很长很长，足有“一英里多”。
　　现实比想象更令人难忘。近三百年了，这座桥依旧为人们提供着方便，只是不再允许车辆和牲口通过了。附近新修了许多小吊桥，还有一两座能定机动车的公路桥。所以泸定桥已不再当作一座普通桥梁来使用，而是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
　　几年前，一队士兵过桥时，一个铁环断裂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木板下面用钢缆加固。不过从上边看不到这些钢缆。
　　毛和他的部队本来打算从安顺场而不是泸定桥过河，安顺场是人们从西岸去东岸时常用的渡口。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安顺场。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兵很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一团一连进行了这次战斗，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条小船。十七个人自告奋勇乘这条唯一的船过江。每个战士带了一支冲锋枪和七八颗手榴弹。船由八个当地的船工驾驶。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气。红军向船工们保证，万一出了事，他们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船刚刚驶离岸边，敌人就开火了。一团有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叫赵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法国打过仗。而这时，他只有四发迫击炮弹：但他就用这四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的四门炮。后来，红军在下游又找到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光靠这几条船，显然完不成任务。
　　红军必须迅速过河。他们不能光靠这几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这样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全部过去。他们没有忘记石达开的放事：延误时机是他惨败的原因。石达开为了祝贺夫人生了个男孩，命令部下安营扎寨庆祝三天，等他重新开拔时，河水已经上涨，清军也追了上来。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过往的人通常是从东边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东岸而上，过泸定桥到西岸，继续西行到西藏和拉萨。或者从拉萨来，沿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样，再次挑选了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会上决定红四团当突击队，由团政委(现在是上将)杨成武率领进行突袭。
　　一切都取决于四团能不能在敌人猜到毛的意图之前，通过大渡河岸边峭壁上的崎岖小路赶到泸定桥。在这里，河水的流向是从北向南，和从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个“丁”形。
　　由于雪山挡路，从南面很难到达大渡河，要踏上从泸定桥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达二万英尺。
　　毛关于行军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伯是一个因素。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那是一九二二年，他还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里打仗，他和几个同伴侥幸从云南跑回四川。他们就是过了金沙江和泸定桥后才到达安全地带的。
　　一个军事行动就要开始．它后来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还很健康。这个故事他虽然己讲过多次，但再讲时仍旧兴致勃勃，而且不时地挥动三个细长的手指来加重语气。他有时翻一翻他写的《忆长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飞机撒传单说什么红军的末日就要到了，红军将象石达开一样，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后，杨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九十英里，夺取泸定桥。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部队出发了。他记得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九英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他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现在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叶达顶．四团击溃了一支一百人的守卫部队，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有一条小河，流速很大，木桥已被毁掉。四团战士就地砍树架桥，继续向前走。部队下山时，一个侦察员报告，国民党二十四师在一个叫菩萨冈的村庄外的悬崖上部署了一个营。道路很窄，国民党部队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后边下去就是大渡河。杨成武派一小股部队迂回到敌人侧背，爬上山顶从后面进攻敌人。一小时后，他们赶走了国民党部队，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他们驻扎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这时，他们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两仗。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战士们被叫醒。五点，他们已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刚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个通信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们第—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象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象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踪。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 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杨成武笑着说。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Ｖ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象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部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沪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沪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批把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又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继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 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仁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栖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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