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象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象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 (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 )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 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例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幌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匆赶回任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象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 ！”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鸡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宣倚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 )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象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　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微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　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面，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 (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 )、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狠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 (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 )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象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脑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 (这一点完全正确。 )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入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固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搞未被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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