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回师,11年7月9日,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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