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致力统一中国时，云南始终是袁系势力范围的一个缺口，袁曾用权术和心机征调云南都督蔡锷到北京，他认为蔡有才气、有胆识，在南方得人心，召蔡入京等于调虎离山。蔡锷离滇前，袁要蔡推荐云南都督的继任人选，为了笼络蔡，也为了安云南民心，他接受蔡的推荐，把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为云南都督。
　　唐继尧字蓂赓，是云南昭通县大，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一名举人，他本人也中过秀才，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后，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即整军经武，当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各省的国民党人除了赴国外的，都纷纷入滇，唐继尧一一予以收容，妥为安置。当时滇省只有两师陆军，第一师长李鸿祥，第二师长谢汝翼，因有拒唐回滇的行动，所以唐回滇不久即以汪度接长第一师，顾品珍接长第二师，不久又以张子贞为第一师长，刘祖武为第二师长，加紧训练，同时暗中扩充军队，添编警卫两团，以唐继虞、赵世铭分任团长。
　　有了军队，就要补充械弹，唐返滇不久，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军械，不幸因欧战发生，只有一部分启运来华，又被袁世凯侦知截扣。4年春夏间，袁克定筹办模范团，唐即以在滇办模范团为名，向北京参谋次长唐在礼骗取若干械弹。4年9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本购买军火，赶速于12月中旬运到云南。又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袁称帝密锣紧鼓，唐继尧认为必须明了各方真相，乃派刘云峰等赴浙江；吴擎天等赴两广；李植生等赴四川；杨秀灵等赴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
　　9月11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昆明召集了军界的中坚分子于混成团本部，当时大家都认为袁称帝阴谋已显，乃决定三事以应变：（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帝制活动愈益见诸行动，19省赞成帝制的伪电陆续到了云南，唐继尧再度召集军界人士会议，当时又拟定了四个原则和步骤：（一）起义讨袁的时间最好在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国民党接济饷糈时；（西）如上三项均未实现，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愿孤注一掷，宣告独立。
　　自从云南有不稳的消息后，袁党对云南甚为注意，唐继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以伪装顺从，表示消极；暗中置备饷械，命邓泰中和杨蓁两支队向四川边境移动。
　　这时，李烈钧到了香港，李和蔡锷、唐继尧素有往还，唐听到李已到了香港，乃派其弟唐继禹到香港款洽；又闻蔡锷已离天津东渡，乃派邓泰中到香港迎候。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士也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黄毓成家中。孙中山的代表丁怀瑾也潜抵昆明。
　　在北京，袁的特务机关很注意云南情况，曾有密电到昆明，敦嘱唐继尧拿办“党首”吕志伊、丁怀瑾、李根源等。12月中旬李烈钧入滇，18日北京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有电致唐继尧，原电云：
　　“急。滇唐将军，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无庸先行请示。所有侦剿人员，均准破格请奖，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灵涂炭，予有厚望焉。等语转达。处。巧。印。”
　　19日统率办事处再电唐，原电云：
　　“……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
　　北京正在密切注意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经香港前赴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来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所以夜间不开车，要停车投宿客店，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接到袁的密令，想下手暗杀蔡，可是沿铁路的警察早已奉到唐继尧的命令保护蔡，所以张对蔡下毒手未果。
　　蔡锷12月19日安抵昆明。
　　云南的反袁情绪虽然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唐继尧虽然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所以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人心更加激昂。
　　蔡、唐会晤后，唐表示一点顾虑，就是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的北洋军，无异是以卵击石，所以唐要求蔡分析反袁的整个形势，因为蔡自北京、天津经日本而来，外间大势已了如指掌。蔡告诉唐说：老袁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干部都排斥为局外人，所以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蔡的这一分析一点没有错，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出来的，是给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按：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即是北洋军系主要干部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冯在南京开府后，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胡是贵州人，逊清翰林，反对袁称帝，而主张清帝复辟，他参加冯的幕府是想利用袁系下面的力量反袁称帝。梁的电报交给胡，胡就发出，冯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因为这一着，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
　　12月21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唐继尧首先敦请蔡锷发表演说，蔡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22日夜10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共同宣誓，其誓词曰：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
　　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并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同时发出了著名的漾电（12月23日），限袁世凯24小时内答复，漾电共两通，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兹将两将军电抄录如下：
　　唐、任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蔡、戴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故意装聋作傻，他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作一个足以威胁他的力量，本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袁出动北洋军一举讨平，如今跳梁小丑，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定。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所以他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劝告唐、蔡。怎知丁氏却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满面涨得通红，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除了透过英国外交及暗中进行说服，同时命政事堂给云南一个复电，首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袁一生玩弄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帝反袁。
　　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唐都不愿首先撕破了脸，又怕各省以为云南一省有野心，所以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下面就是这些复电——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
　　“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
　　“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段、徐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
　　“（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
　　“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肆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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