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荣禄嗾使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和他的党徒死的死逃的逃，守旧派日以攻击新政新党为务，其最终目的是想废光绪然后另立幼主。慈禧亦怦然心动，于是乃有十二月廿四日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举。由于朝中部分大臣不赞成废立，又怕东南各省督抚反对，因此慈禧只好以光绪病危为借口。光绪病危的消息传出时，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袂往谒奕劻，要求介绍一位在北京的法国医生入宫为皇上诊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不允，而公使们一再要求，慈禧不得已勉强准这位外国医生入宫。可是医生检查了光绪全身，却找不出什么病状，因此，在医疗报告上说：“光绪皇帝健康，无病。”慈禧对于法医的报告大不满意，可是光绪帝健康的消息却在北京外交团中不胫而走。
　　尤其让慈禧震怒的，是“逆党”康有为受英人庇护，梁启超受日人庇护，她认为这简直是洋人在公开和她作对。到了立溥儁为大阿哥后，外间反应尤为不佳，上海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蔡元培等2000人上书反对。端郡王载漪甚为担忧，遣人促使各国公使入宫道贺，慈禧并邀宴各公使夫人，希望洋人能同意这个废立大事，怎知各国使节对此竟没有丝毫表示。刚巧这时，江苏粮道罗嘉杰上书荣禄，报告一个传闻，据说英国人要派兵到北京，逼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光绪重掌政权。荣禄把这个报告呈给慈禧，这一下可把慈禧气坏了，她觉得洋人实在太可恶，简直是处处和自己作对，她正在饮茶，一气之下便把绿玉茶壶掷碎在地上，狠狠地说：“洋鬼子实在太可恨，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
　　慈禧仇恨外国的心理，正和民间仇恨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士的心理合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中良莠不齐，加以中国人的败类以吃教会饭为生，利用洋人欺压百姓，民间守旧派遂汇成一股仇恨洋人的洪流。仇恨洋人的心理在义和团这个半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中表现出来，于是清廷的守旧派和广大民众中的仇洋派群起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号召。义和团为了要获得清廷支持，乃在“灭洋”二字之上加了“扶清”二字，因此守旧的清朝官吏便借此来煽动慈禧。
　　慈禧晚年最讲究享乐，尤爱听京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时北京的王公大臣也以赐听戏为荣，清末京剧流行，和慈禧的喜爱有极大关系。而京剧中属于神话的很多，影响人心极大，清宫戏台有布景，凡一神仙登场和退场，都是用布景或由台底升出，或由台顶下降，仿佛腾云驾雾，慈禧则顾而乐之。她本是一个极端迷信、知识程度不高的女人，平日拜佛祀神，颐和园中有一最高建筑名“佛香阁”，这是慈禧念佛的地方。她被人尊称为老佛爷，她装扮成观音大士照像，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和神权的不可分。
　　维新变法失败，清廷守旧派重新得势，恰与民间反对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暗潮符合，于是义和团乘势而起。义和团代表中国民间和下层社会的一种倾向，这是中国古老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时所产生的反抗力。
　　原来义和团是八卦教的支派蜕变出来的，是一种迷信的秘密结社，它已有一百多年的酝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国北方干旱，农田枯裂，疫病流行，而洋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所引起的反感，直接间接都有助于义和团，于是由饥饿和排外汇合而成，义和团公然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自山东崛起。
　　义和团的祖师称老团，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所供奉的神灵都是取自《封神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初起是在山东曹州府，为八卦教的支派，在农村中称“义士党”，专以仇杀洋人和教民为事，使用的兵器只有刀枪，所以又名“大刀会”。其后改名为“义和拳”，所练的拳属于柔术，最有道行的，自称能避枪炮。凡加入义和团的人都红巾扎头，内藏符咒，红兜肚、红腿带、红巾裹两手，手腕内俱有白纸符咒。另一支则一切皆以黄色，有的则是红披挂而戴黑巾名叫黑团。黑团是红黄两色的人都恭敬之，据说是最厉害。教徒们的年龄10岁以上至45岁，均手抱大刀，系以红布，民间争传义和团能避枪炮，火器不能伤身，以刀砍皮肉亦不破不流血。义和团见到洋房都要烧毁，见洋人则呼为大毛子，见天主教、基督教徒则呼为二毛子。
　　义和团中还有女兵，是18岁以下，12岁以上的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和一个小红灯笼，这些女兵统称为“红灯照”。据说念咒用法后使扇子一扇就能升空驾云，像一颗大红星，洋人的大炮遇见了红灯照的扇子就放不出炮来，而扇子一扇可以使轮船在海中自焚，城楼或洋房烧毁。
　　义和团除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外，还有一个政治口号是要得一龙二虎的“头”，所谓一龙就是光绪，二虎是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当时慈禧所信任的，除了荣禄外就是端郡王载漪。据说荣禄因为不太赞成废黜光绪，因此慈禧对之也小有不满，而荣禄在守旧派中比较还算有新头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荣禄是不太支持的。慈禧这时所亲信的，是一班昏庸无识的亲王大臣，以及顽固守旧的士大夫。这些人利用慈禧的守旧反洋心理，鼓励义和团这个民间组织膨胀，不到一年时间，义和团便自山东蔓延到河北、山西，甚至进入北京，除了焚烧教堂，杀戮教士、教民而外，还要拆卸铁路路轨和电线。清廷少数反对义和团的大臣和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冒死力谏，均无济于事，这时李鸿章已调两广总督，不在中枢。
　　义和团的崛起，表示数千年古老中国社会对教会的拒绝，中国士大夫对西洋势力侵入的反抗，清朝王室和西方国家的嫌怨，汇成一股洪流，奔腾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
　　光绪廿五年（1899年）十月，袁世凯曾率领武卫右军到山东会操。这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热烈，袁世凯和他的新军开赴山东，是荣禄所安排的。原来山东闹义和团已经两年多了，最初以大刀会名义在山东练习拳棒，准备和教士搏杀。光绪廿三年（1897年）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大刀会在山东特盛，十月间曾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李秉衡因此被革职。但继任的人则是和李秉衡持同一立场的毓贤，而大刀会这时已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字为“团”字。义和团既得封疆大吏的支持，于是在山东境内大为蔓延，引起了各国的抗议，这年十一月，清廷乃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在廿四日驰抵济南接印视事，上谕有：“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又有上谕：“山东省民心未宜，徐筹劝解镇抚之方”。袁世凯抵任后即针对山东情势拟订治本和治标两途，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光绪廿六年（1900年）二月，袁正式补授山东巡抚，这时他的新军已经在山东境内布置妥当，而义和团在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活动激烈。袁乃大举整肃，一方面派道府督同县令绅耆，设法解散义和团；一方面令营队屯札梭巡，不许义和团再作活动，其著名凶悍滋事首领，则严缉惩办；一方面剀切发布命令，严禁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的首领们见这位新巡抚既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同时所采行的措施又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和军队自山东向河北、山西各地发展。
　　北京朝廷守旧派在慈禧面前力赞义和团，义和团的势力逐渐控制了北京和天津。袁世凯深知当极端守旧派包围慈禧时，是无法能够肃清义和团的，虽然明知义和团这种作法会惹出大乱子，可是无法加以阻止，只好保全山东一省。所以，表面上只是劝戒义和团不要滋事，可是暗中则命令所有部属施用压力要把这类团民完全逐出山东。
　　自袁受任山东巡抚，山东确实做到了划境自保，使得凡是信奉义和团或是憎恨洋人的老百姓都把袁恨入骨髓，有的说：“袁世凯要造反”，有的说：“袁世凯是卖国贼”。
　　袁世凯在山东时间并不长，可是凑巧因为义和团事件，使他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另眼相看。
　　慈禧被极端守旧派包围，使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在宫阙京畿四处活动，守旧大臣们的想法，是依恃义和团把洋鬼子完全赶出中国。
　　光绪廿六年（1900年）四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直隶总督裕禄派武官杨嗣同前往弹压，杨被戕于易州。清廷派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察看，赵回京后不敢把义和团的真相向慈禧陈说。五月十五日在京城内拳民把日本公使馆的书记杉山彬杀死，毁教堂杀教民，五月廿日并烧毁了正阳门。
　　五月廿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大臣们跪满殿内，后至者乃跪于殿外。慈禧和光绪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另一枢臣刚毅因出京考察未归，大臣们自南而北，排列若雁行跪地行一叩礼。光绪诘责大臣为何不能弹压拳乱？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启奏说：“臣刚才见到董福祥，董愿请旨驱逐乱民。”刘的话还未讲完，端王载漪便伸出大指厉声说：“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法。”刘永亨慑息，不敢置一词。慈禧亦默然。太常卿袁昶跪在殿外，乃抗声说：“臣袁昶有话上奏！”慈禧命李莲英传袁入，袁乃详陈义和团是乱民，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纵令真有邪术，古今中外没有依赖邪术乱民可以成事的。慈禧听了立即厉声问袁说：“你说法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我们所谈的就是人心，如果人心也失了，那如何立国？”太后继续说：“现在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们大臣可从速奏来。”大臣们意见莫衷一是，或言战，或言和。慈禧乃派侍郎那桐和许景澄劝阻洋兵，同时安抚团民设法解散义和团，后面一点实在表示得很勉强，好像只是敷衍。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恽毓鼎和朱祖谋见慈禧仍维护义和团，乃联同一齐，待大臣们退出时留后并向殿上朗声说：“臣等尚有话上奏。”于是张亨嘉乃力言拳民当剿，只要能杀为首数人乱即可平。张是福建人，语气又急，所说的话几乎完全听不清楚。朱祖谋更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倚何人主此大事？”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朗声说：“董福祥就第一不可恃。”慈禧大怒问：“你是何人？”朱对：“臣为翰林学士朱祖谋。”太后问：“你言董福祥不足恃，你可保一人。”朱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应声说：“山东巡抚袁世凯有胆识，可调入京。”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军机大臣荣禄见太后生气乃缓和空气说：“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往调了。”这样才把一场紧张局面化解，张亨嘉、朱祖谋、恽毓鼎、曾广汉乃告退，出殿时慈禧还怒目向着朱祖谋。
　　五月廿一日，慈禧再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都参加。太后说：“皇帝不主战，反对用兵，我现在心很乱，今是廷议，大家可以尽量发言。”光绪说：“战非不可言，不过中国积弱已久，兵不能战，光是用乱民怎么能打仗？”侍读学士刘永亨说：“乱民应早除，否则会闯大祸。”载漪抢着说：“义民起自田间，万死不顾以赴国家之难，倘先除义民，人心岂能维系？”光绪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人心也是空的，主战是危险的。”这时慈禧突然宣读一个文件，她说：“刚才得到洋人照会，内有四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等等。洋人既然无义，国亡已在目前，倘竟拱手奉让，我有何面目见列圣列祖。接受洋人条件，也是亡国，与其不战而亡，宁肯玉碎了。”慈禧说这话时声色俱厉，王公大臣伏地顿首，有的凄然泣下，都众口同声说：“臣等愿效死力”。各大臣对于太后只宣读了洋人照会三条，下朝后纷纷打听第四条的内容，原来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所以她老人家说不出口。其实这个洋人照会并不是真的，究竟是守旧派捏造的，还是慈禧自造，谁也不知道，可以证实的，则是决非来自外国使领馆。这一次的御前会议，由于慈禧宣读了这个文件，使得主和的人不能再持和议，于是慈禧以高昂的语调说：“今天之事，诸大臣都已听到，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要宣战，可是战争的事很难逆料，万一江山社稷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能体念我心，将来不要归咎于我一个人，不要说是皇太后断送了大清三百年天下。”慈禧在朝堂上对臣下如此客气，一则曰大臣，再则曰诸公，使得跪在下面的王公大臣咸为震动，反对主战一派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反对了，只好众口同声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乃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打战，如要打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年各国使臣参观颐和园不是你接待的吗？今日危险你就不敢前往了吗？”慈禧也勃然震怒说：“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慈禧怕洋人真的对徐等三臣有行动，乃命武卫军统帅荣禄积极布置，并派军暗中保护他们。
　　五月廿二日午后，慈禧再召御前会议筹商和战，载漪主张攻使馆，慈禧同意。联元顿首反对，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倘使馆被毁，万一洋兵入京，不堪设想。载澜请太后杀联元，庄亲王载勋力救得免。大学士王文韶力陈不可开战，认为无法可善其后。太后以手击桌怒责王说：“你能令洋兵不入城我就听你的，不然就杀你。”王不敢辩。光绪持许景澄手大哭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这次会议不得要领而散。
　　廿三日午，慈禧再于仪鸾殿召见臣僚，决定要和各国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24小时内出京，清朝当派兵护送出境。光绪很激动，拉了许景澄的手说：“再商量一下。”慈禧厉声说：“皇上放手，不要误事。”联元跪在地上大声说：“宣战只该对一个国家，如为了夷教，法兰西是传教国，只能对法宣战，怎可和十余国宣战？”慈禧置之不理，并命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以备不虞。
　　廿四日天明前，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集合于瀛秀门，慈禧升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刚毅三相和启秀、赵舒翘二尚书，询问宣战事宜。荣禄泣请勿攻使馆，慈禧颇不高兴。其他大臣仍主战甚力，于是李莲英跪请太后先回暖阁用茶膳。膳后，驾临勤政殿召见全体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光绪先到，在殿外跪迎。慈禧乘四人轿，由李莲英扶掖升宝座，光绪这天面色苍白，坐在慈禧宝座之右。
　　慈禧以激烈的语气宣布宣战的原因，她说：“本来我是要严办义和团杀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干预，皇上身体素来很弱，我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事。今日无法宽容洋人，因为宽容就无以对祖宗。我卧薪尝胆已四十年有余，现决定和洋人决裂，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此次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至于你们汉大臣应该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对你们深恩厚泽，你们应该效死报答，不负我望。”慈禧说完就问光绪有何意见？光绪满脸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请太后听从荣禄所请，勿攻使馆。接着赵舒翘请杀内地教士。立山、许景澄、袁昶仍泣请勿和各国宣战，勿倚赖义和团，并陈述洋人决不会要求太后归政。载漪又大骂立山等是汉奸，慈禧挥手令大臣们退出。廿五日正式颁布宣战书，宣战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
　　慈禧倚仗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被派为统帅义和团的总统，可是这只是挂名而已，义和团根本不受节制。
　　当时，王公邸第以及各衙门司署，都设坛拜祷，甚至慈禧也在大内设坛。太后每日必诵念义和团70遍，诵毕，由李莲英在旁叫一声：“又亡洋夷一名。”至于士大夫阶级，公然上书言神怪者也不胜枚举。如：王培佑以首附义和团遂擢升顺天府尹；御史徐道焜扬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使龙背拱翻洋船；翰林院编修万荣爵说：这次上天假手义和团要尽灭洋人，因为洋人无君无父二千年；御史陈嘉言自称曾从关壮缪处得帛书，书上说洋人不足畏，必会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说：义和团有两个神童，自天降落教堂上，教堂就会自己发火燃烧。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书不胜书。
　　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溥儁便在宫中骄蹇横行，凌辱光绪。有一次竟指着光绪辱骂，叫光绪为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击光绪。光绪只好报告太后，慈禧震怒，命总管崔太监鞭挞溥儁臀部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载漪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载禧带领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口出不逊，也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大发雷霆，立刻传召荣禄入宫把端、庄二王叫到面前痛责，她说：“你们胡闹什么？想造反吗？我还在此就敢如此，废不废皇上，是我的事，载漪！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撤除溥儁的大阿哥地位，赶他出宫，现在你们一齐给我滚出去！除了入值时外，永不许擅自入内。出宫前可先去给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一边骂一边用手拍着台子，看起来真是气极了。然后又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荣禄领旨，乃把随载漪肇事的团民，绑了去东安门外正法。
　　吏部尚书立山曾和庄亲王载勋为了争一个艳妓媚菁有隙。立山曾长内务府，家资豪富，又得慈禧宠信，载勋曾向立山借贷不得，益加怀恨。义和团起事后载勋附和载漪，乃报私仇，诬立山家中有地道通教堂，立山遂被逮，由载勋前往搜拿，扣押立山的诏文非常荒诞：“钦命义和团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密。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其后立山遂和许景澄、袁昶一同被害。
　　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在清廷对各国宣战的前两天，就是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三日，由东交民巷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与清军冲突被杀。克林德是一位男爵，于1853年11月20日诞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第一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调来中国，他的太太是美国人。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每次送信的专差可得银一百两至五百两，由此可知当时投送函件之困难。而每封信内都是说：“……情形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营救。”
　　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战死，是拳变后首先殉国死难的大将。死难经过情形甚为曲折，他是由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抵御洋兵，一方面又和义和团作战，终于在六月十三日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拳变时聂土成统武卫左军驻芦台，直隶总督裕禄乃调聂军二营至涿州，一营防守津京路。五月初八日义和团焚杨村铁路，聂军派一支队往救，被拳民击伤数十人，聂军乃痛剿义和团，自此聂军和义和团成仇。慈禧闻讯乃令总统武卫全军的荣禄致书聂士成，劝勿和义和团作对，聂复书说：“团匪害民，士成守土有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于是聂军专守杨村以阻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军不让路，洋人见寡不敌众所以折回。清廷以为乃义和团大功，特予赏赐，却不及聂军。到了五月廿日聂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剧战八日，这是清军唯一和洋人真正战斗的一幕，如果没有聂军的苦战，则洋军早已攻进北京了。到了五月廿八日各国大军驰援天津，聂军因为久战无援，势始不支，但仍退守天津附近。
　　当聂军进攻天津租界后，义和团才出阵助战。聂士成对义和团极为不满，尤其认为倡议灭洋酿祸开衅的是义和团，可是在正式和洋兵开战时，真正抗洋的则是聂军，因此聂士成非常冲动，有一日和洋兵恶战后归营，忽然下令说：“今晚全力进攻团匪，明日再战洋人。”于是聂军四出，击杀义和团千余人，双方更成死敌。第二天聂军正和洋军苦战时，义和团出动了数十人驰赴聂寓，把聂士成家属全部掳走。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昆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聂读毕即跪下。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聂士成辞出后，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聂尸入殓时仅清兵廿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廿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国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到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四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李秉衡、鹿傅霖、王之春、松寿、于荫森、俞廉三等联名致电荣禄，这封电报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禄。荣禄曾把这电奏呈慈禧，但太后没有采纳。后来李秉衡入京受命统军时，慈禧曾问起他为何列名在这封电报上，他则否认，并说是刘坤一等冒加他名，他未同意云。这封电报如下：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挟钦使，擅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兵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垡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东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抗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请圣鉴，请代奏。”
　　此电拍发时，各督抚尚不知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在先一日被戕于北京。
　　上海《申报》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曾有一则译自《字林西报》的消息：“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
　　各省督抚和美英日等国首先接触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接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李鸿章则已奉调再度接任直隶总督，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张之洞在五月廿六日曾有急电拍发给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们分别译转各国政府。电文曰：“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恶，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劝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各部矣。”
　　美国国务院于1900年6月22日（即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六日）有一个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备忘录说：“中国公使今早来访，把适才收到的两湖总督张之洞电文的大意，通知了国务卿，这和昨天收到的刘坤一电文大意相似。他说东南诸省现在平静，他和刘坤一是完全能而且决定要维持和平，并且在他统辖下的五省内，制止对于外人任何的危害。他请求美国方面要电示美司令官在这些省份内，当和平尚未破裂的时候，不要派遣任何军队或海军进入扬子江，并且要我们和其他各国开会，请求采取同样的步骤。伍廷芳先生希望美国在此点上的决定，尽可能的赶快通知他”。同一天美国务卿海约翰给清公使伍廷芳一函：“您给我的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电报我已经呈给了总统。他对于电报内所提的保证，就是这些出色的封疆大吏们，决定而且相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他们省份内的秩序，以及保护在他们管辖下的外人生命与权利的几点，很是高兴。他授权给我来对您保证，在做到这种情形时，他就无意派遣任何陆海军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我高兴地通知您，我已经把总督们的保证，连同我对您的复文，通知了我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及日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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