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道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部队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况，报道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
　　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
　　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
　　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
　　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道中， 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道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 “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道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特派记者的报道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据山本七平说， 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可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检证一七○三，法证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
　　　　　　　　　 合计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甦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
　　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
　　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假的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然报道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页）。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道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至三○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道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 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叹。”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一所编《笔杆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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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
　　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
　　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
　　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
　　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
　　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
　　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
　　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
　　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
　　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
　　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
　　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枪会农民中间出现了若干对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们即使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还对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参加首都保卫战。
　　沉寂一时的枪会的武装斗争，随着日华战争的爆发，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其锋芒直指侵略军，这在当时日本军是最清楚的了。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报》三号上的《红枪会的背景及其现状》一文作者谢尔曼·霍维尔说道：“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黄沙会、老金会及其不胜枚举的众多的农民秘密组织参加了津浦铁路沿线、淮河沿岸的战斗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地区的战斗，”“现在的时势是处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压迫之下，因而红枪会的壮大程度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关于红枪会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论，来自中国前线的报道一再表明他们无疑组成了战线上的‘敢死队’的主体。”
　　南京攻防战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中国后第五个月。当时，红枪会的兵团已被编入南京守军，也是不足为奇的。据悉，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很快就发展到江苏省扬子江边（长野朗：《中国兵、土匪、红枪会》，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页）。因此，也许这方面的红枪会赶来参加南京的防守。枪会，不仅在扬子江以北有，看来江南也有它的组织。所以，不妨也把它们看作是阻挡日本军进攻南京的障碍。
　　在此之前， 大刀会作为江南的枪会，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际，高举“奉天命大刀会”、“奉天命共产党”的旗帜，攻占了溧阳县城（位于江苏省南部），这一事实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论文）。我最近从战争文学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启发，获知太湖周围早在日华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红枪会的活动。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后，庄司宪李正在从事太湖的鱼类调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湖州曾有红枪会，反对国民政府，屡遭讨伐。然而，他们归顺于日本军，配合南京攻陷战，充当了日本军的尖兵”（《太湖勘察记》，第一三六页）。庄司宪季说：“吴某是公认的太湖红枪会首领，也一起归顺了。他不仅充当皇军的向导，而且率先接受皇军的训练，当了皇军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扫荡游击队共匪中立下了战功”（《太湖勘察记》，第十八页）。其中所说的大概与红枪会是同一个集团。这里所看到的红枪会是毫无民族尊严的武装集团。但是从这本书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视为红枪会余党的勇敢的集团的形象，它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于太湖中的西洞庭岛时，虽避免相互冲突，但庄司在那里看到了两百五十人左右的红枪会集团，并对他们退出西洞庭岛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他们手持红缨短枪，搭乘两艘船，气势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他们。”（《太湖勘察记》，第一二四页）
　　另外，我最近翻阅了《大阪朝日新闻》地方版汇编，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占领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红枪会在杭州附近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从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第十军，在占领南京后转而进攻杭州。 此时， “竹内狤少尉的一队人马在杭州的激战中歼灭了自诩为强敌的‘红枪会’”——这个消息已由该报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报道，又在同年四月由讲谈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大事绘画故事》中，以《竹内部队的奋战》为题进行了介绍。
　　红枪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复兴，成为地方人民的自卫组织，蓬勃开展武装活动。所以，日本军称之为红枪会匪或红枪匪，但它并不是进行所谓土匪活动的集团。要是以传说中所说的红枪匪的印象来看日华战争初期的红枪会，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红枪会称之为“‘敢死队’式的集团”，或者说它的“宗旨是‘为战斗而死”’。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们只是深信“刀枪不入”、“枪弹不入”，即绝不会死于敌人的武器下，因此说他们的目的是为战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张的他们“决不当俘虏”这一点，我请教了专家，似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集体当俘虏不乏其例。
　　不是俘虏，但归顺于日本军，与日本军合作，这种红枪会并不少见。前面，我介绍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红枪会情况。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间设立了总部，他也说到为使“神出鬼没、威胁我方”的红枪会归顺，在徐州举行了近两万人的很大的集体归顺仪式（《暴政、枪声、乱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页）。然而，对于儿玉的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话，竹谷有一郎说：“把兄弟徐铁珊是红论会的头目，因而非常了解情况。”他说“红枪会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红枪会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却是大刀会。这种说法对洞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实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页）。因此，事情真实与否，看来还是个问题。然而，所谓江湖思想云云，却没有另外听到过。顺便说一句，据说徐铁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窜到上海（前引书，第六十九页）。
　　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高潮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 ， 第一○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道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
　　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
　　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
　　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发
　　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
　　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
　　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却流淌着鲜血，怪煞风景的，
　　但总觉得所见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画一样（《北岸部队》，第一二二至一二
　　三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道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道最后写道：“据说，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认为即使中弹也不会死。此事是我后来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的。”因此，关于俘虏的精神气概，或许也是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当说“此事……”的提法写错了，应该写为“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当武断的发言， 说： “查阅了所有记录，但尚未看到关于（红枪会）在南京城内的记录”（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铃木明也说：“我的解释是，日本军称已为‘红枪匪’的红枪会经常在华北神出鬼没地活动，而关于他们出现在南京攻陷战中的说法，我则从未听到过，保卫南京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六页）。我虽然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记录，但也不准备因此而说南京城内没有出现过红枪会这个集团。 铃木二郎记者在上述报道中， 还这样说：“我多次听到，在这个战场上（指南京追击战。——洞富雄注）手持红缨枪（类似日本长矛之类的武器，但在矛头扎有红缨）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个接一个地冲锋，展开了使日本军感到头痛的肉搏战。”但在山本七平看来，这也全然是虚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认为铃木二郎记者的报道中说在南京守军里有红枪会的战士集团，那都是虚构的，但他竟说出了如此大相径庭的话来，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所谓“南京大屠杀”“全是谣言”的根本“理由”
　　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本书，但还未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可是，山本七平却说：“我认为虽无重复的必要，但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既不是说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说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未发生过暴行事件。它确实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军’这样的军队”（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八页）。这似乎是说，在南京虽有小规模的屠杀，但绝不是“大屠杀”。
　　山本说出了与事实大不相符的话，他对铃木二郎记者的亲身经历之谈所作的批评暂且不说，其所以如此主张似乎只有两个理由。首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说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内容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已有发表。谈话条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会田问道：“关于支那事变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看来基本上已调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议的传说啊！”对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着手调查了，但越调查越发莫名其妙，结果是
　　【我认为那全是谎言】。
　　　　【理由很简单】。……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的
　　决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为十二日日本军攻入南京城内，十三日已经基
　　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弹，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决定，是因为已
　　没有巷战。要是还有巷战，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决定的（在《诸君》
　　一九七四年三月号第二一八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
　　二八二页〕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关入城式的命令不
　　下达，十七日就不可能举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十四日夜里要
　　召开参谋会议，司令官作出决定，第二天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如阅兵部
　　队的组成、城内警备用的兵力配备计划以及为防止对城外的偷袭而进行必
　　要的部署等等，必须在黄昏或夜里转知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集合’。而且，
　　应当在十五日那天配备和部署完毕，十六日进行准备。要使之成为可能，
　　就必须在十三日综合所有情报，作出大致可行的估计”）。
　　　　即使像马尼拉那样很少有障碍物的城市，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美国军
　　队从攻进该城的一角到扫荡战结束，尚且花了三个星期时间。由此来看，
　　南京攻陷战实质上等于兵不血刃地入城。我进一步作了调查，但【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因为如若杀了人，那末仅
　　搬运尸体，加以清理，也很困难。我越调查越发感到莫名其妙。
　　　　【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在治安稳定
　　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因此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出问题的，
　　那只有十二日中午至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我认为，十二日攻进城内，
　　而十三日乃是排除某种程度的局部抵抗，控制了全市。在这种战斗高潮中，
　　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朝日新闻》所报道的“杀人比赛”之类人为的
　　屠杀。】因为仅战斗及其紧张状态就够忙的了（《季刊：历史与文学》，
　　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四页，【】内着重号系洞富雄所加）。
　　如前所述，《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报道了十四日中午前南京城内进行战斗的情况（参照本书第三八七页）。我认为，这类战斗并不是怎么顽强的抵抗。于是，我估计在占领南京的十三日当天夜里，市内的治安已经全面稳定，部分地区的战斗旋即停止。因此，可以认为如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已在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进行准备工作。
　　然而，对山本七平后来所说的话，就不能表示同意了。山本说：“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他断定，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当在十二日攻入城内后到“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内进行大屠杀，那末“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他又说，“排除局部抵抗”，在控制了全市的战斗高潮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杀人比赛’（即“砍杀百人比赛” 。 ——洞富雄注）之类人为的屠杀”。入城后“不久”，不要说是“人为的屠杀”，就是将大批俘虏和“便衣兵”带出城外进行屠杀的“充裕时间”等等也是不可能有的。
　　虽然山本七平是这样说的，但问题在于入城后“不久”。我不知道什么“定论”不定论的，但所说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是发生在“入城后不久”，却是事实。然而，认为入城后“不久”是指十二日攻入城内到十三日中午确保治安稳定后的整整一天的人，除山本外，恐怕别无他人了吧。他认为，“确保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要是有屠杀，那必须在确保治安稳定的过程之中进行，而在此期间却根本没有充裕时间进行屠杀。不过，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大屠杀未必是以稳定当时的治安为目的而进行的。一般说来，占领不久后的屠杀是针对俘虏和“便衣兵”的，而这据说是发生在十三日夜晚至十六日夜晚。但是，就是在十七日进行入城式后，仍还对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令人费解的伤亡统计
　　山本七平主张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后面要介绍的关于南京守军的伤亡统计，即使社会上也对这个伤亡统计感到不可思议。
　　山本就日本军发表的关于南京城内外的遗弃尸体数，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见《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即使根据铃木明的记述，他也表明上海派遣军于十二月十八日发表的“敌人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以及仅从其于翌年一月发表（实际上于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遗弃尸体看来也多达八万四千具”。对此，山本七平先是说：“人们如何解释，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对这种过于荒唐的说法只有表示叹息：“竟然如此地一直蒙骗了国民？’”（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上海派遣军发表的数字是不是像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是夸张性的荒唐说法，这个问题暂且不谈。但继上述发育之后的中国军队伤亡统计诚然是奇特得很，是否是蒙骗不明真相的人呢？这可不能搞错，故决定如实照抄地引用山本七平的记述：
　　　　通常，会出现三倍于阵亡者的负伤人数，即便将负伤的人定为两倍，
　　那么阵亡者、负伤者（即丧失战斗力者）的总数，便是二十五万二千人。
　　军队一般损失一半就是丧失战斗力。这，当然称之为歼灭战了。这样，说
　　是在“南京之战”中歼灭中国军队五十万，这种说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
　　中国军队，最大限度地估计也不过是五万，而其伤亡人数即使多估计一点，
　　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这个数字）。这一点，中国方面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军发表的“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如果说是“事实”，那也只能说其中只有四千具是战斗人员，而其余
　　八万具则是被屠杀的非战斗人员的尸体。不言而喻，这个数字是大本营虚
　　报的，证明就略而不谈了。然而，这种说法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
　　不起作用（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像山本这样通晓军队情况的人物，把这种奇特的统计强加于我们，真令人不胜惊讶。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保卫南京纯粹是背水一战地困守孤城。估计有五万至十万守军，除极少数幸存的俘虏（如后面所述，山本估计这些俘虏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几乎全都遭到了这样的命运：阵亡，或当了俘虏后被屠杀，或在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被杀害。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尚在那里，目睹了中国首都南京的最后时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从上海发出的特讯中报道说：“南京被占领，是中国军队所蒙受的惨重失败，也是在现代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军事崩溃。中国军队企图保卫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围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组织的屠杀。”（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山本之流根本无视南京攻陷战的实际状况，根据他们“军事算术”的粗略统计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国军队伤亡“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此数）”。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三千到五千”中国军队的“伤亡”，说的是阵亡者的人数。根据山本的统计来计算，五万军队被歼灭，其伤亡者必是两万五千人，其中按阵亡者占四分之一、负伤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来计算，那末阵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这个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数，被换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记者所报道的关于中国方面伤亡“三千到五千”这一推断。
　　诚然，德丁记者说过：‘中国方面的伤亡人数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过此数” （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九四页），山本只是将德丁记者在这里所说的“超过此数”改成‘不到此数’，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过，德丁记者所说明的是因战斗而伤亡的人数，只是阵亡者的遗弃尸体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体上对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写成为中国兵遗弃尸体的总数。德丁记者就南京守军的整个伤亡情况，明确地记述道；“至少有三万五干人的兵力遭到了歼灭，这相当于南京守军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两万人被处以死刑”（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八四页）。当遗弃尸体的数目引起人们注意时，不提这一整个伤亡人数，而只说因战斗而伤亡的估计人数，这是一种欺骗手段。
　　而且，我想提请注意，德丁记者关于阵亡人数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虽然有在战斗情况下难以区别战斗伤亡与屠杀之类这种“战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绍一、两个比较确切的资料，能够推测战斗伤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达到了一个莫大的数目。
　　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亲自在其“军情报告”中写道，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于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两侧的江岸地区，“于各处遭遇了由南京逃脱出来的一万多名敌人，予以重创，出现了江岸遍地都是尸体的状况”（引自谷寿夫：《机密日俄战争史·序言》，第八页。在《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第一二五页〕中谈到交战兵力为两万，伤亡一万一千人）。而且，至于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在城北江岸下关地区的战果，佐佐木到一旅团长亲笔记述道：“这天（十三日），在我支队作战地区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如果将装甲车在江面上击灭的和各部队所俘虏的合计起来，那末仅我支队就解决了两万多敌人。”再有，这也是屠杀俘虏的例子，即沿着扬子江进军的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把于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虏来的、从城内溃逃出来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国兵，几天后在扬子江岸边全遭枪杀了。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德丁记者离开南京以后。
　　从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阵亡和被屠杀人数之多。即使从其一个个的例子来看，也是山本所谓总数为三千到五千的说法所无可比拟的。但是，即使将这些阵亡和被屠杀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是包括无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内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数的几分之一。上海派遣军发表说遗弃尸体为八万四千具，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有人推测说，遗弃尸体实际为这个数字的一倍。
　　不要说是我所推测的十几万具尸体，只要看了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万四千具尸体这个数字， 山本就大为吃惊， 认为是“胡说八道”。关于这一点，高崎隆治在《现代之眼》一九七三年一月号中介绍了当时担任南京宪兵分队队长的栎派短歌作家崛川静夫大尉的诗歌：“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收录于歌集《南京》〔一九四○年出版〕）。因此，我希望读者重读一下这首歌集后再作一番思考。
　　正如高崎隆治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宪兵大尉所记录的数字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这大概是常识”，因而可见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九万这个数字，未必就是大本营所夸耀的战果。
　　这些资料，都只是对遗弃尸体数的大概估计。不过，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关于掩埋这些遗弃尸体时的统计记录，根据日本军的命令，主要从事遗弃尸体掩埋工作的是红用字会和崇善堂这两个慈善团体。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检证一七○三、一七○四）说，前者掩埋了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后者
　　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一十六具，共计掩埋了十五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具尸体。
　　关于上述情况，本书第一编第2、3、6节和第二编第1节都有详尽的叙述，希参照阅读。
　　可以推测，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后约一个星期时间，市京城内外有尸体十几万具。对此，山本则认为，仅就中国兵而言，遗弃尸体不足五千具。只有这样认为的人，才对“太胡说八道”而感到哑然。诚然，可能也会由此而断言此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这的确比《“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作者铃木明有过之而不及了。
　　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比这个山本更进了一步。他在前面业已介绍过的与山本的谈话中，恬不知耻地断定：“即使在南京有一两百个死人，也不会有那种胡作非为”的事发生（《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这才是自暴自弃的“胡说八道”，真不知何以对之，也不知打算堕落到何种地步！一个令人恐怖的时代已经到来。
　　　　　　　　　　　　　　　 看错了记录
　　在山本七平与会田雄次的谈话中，他又谈起了一个趣闻，是与掩埋遗弃尸体有关的，放在此作一介绍。
　　　　事实上，在南京曾出现过大量人骨，看来这似乎增加了南京大屠杀的
　　可靠性。 不过， 在就“砍杀百人”问题进行审判时，中国辩护律师说：
　　“这是过去墓地上的人骨，与此无关。这里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
　　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这位名叫隆文元的中国辩护律师是公
　　正的。
　　虽说这个谈话是如何美其名曰“别具一格的谈话”，但这又是何等荒唐的发言？首先， 这个名叫隆文元的人物就令人奇怪。 山本原先称之为“催文元”（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上册，第二八六页），不久又改称为“隆文元”（单行本《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五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四六页）。然而，这都错了，正确的应是崔培均（参与砍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的辩护人）。而且，“公正的中国辩护人”不是这个崔塔均，而是M少尉的辩护人薛某（参照N少尉的狱中通信——《偕行》，载一九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二页，九月号第三十四页）。纰缪百出。
　　再说，“中国辩护律师”的发言，大概是指两个少尉被判死刑后所提出的“上诉申辩书”草案中的记述。其中只有“贵判决书虽说以出现为数众多的白骨丛葬地点为证据，但在被告等未到之处亦出现儿千具白骨，以此不足以成为断定被告的行为之某些证据”（铃木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八十四页）。所谓“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等等，什么地方也没有写呀。铃木明从曾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的中泽三夫少将那里听到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是有多少多少具尸体。但是，在南京城外南面有无数墓地，因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等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前引书，第二三四页）。山本肯定是将中泽三夫少将的话改换成中国辩护人的谈话。他这样剪裁资料，实在令人费解。
　　此外，山本在与会田教授的谈话中还谈到了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会田说；“即使胡作非为，能杀一万个人吗？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山本回答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在各处目击屠杀情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杀人，大概是为了要在十二日至十七日间强行稳定局面。”（《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
　　应当认为，这里所谓印度代表、审判员帕尔的“话”，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少数意见而在该审判员的判决书中叙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判决书里怎么也找不到所谓“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云云的记述。如果要寻找类似内容的记述，或许可以列举如下。
　　审判员说：“其证词需要慎重研究的，显然有若干过于热心的证人。”他列举了证人陈福宝的例子，说：
　　　　在此提及一下自称为陈福宝的证人。这个证人的陈述系法庭证第二○
　　八号。在陈述中，他特地提到，在十二月十四日亲眼目睹了三十九个平民
　　被强行从难民营地区带走，押到小池边，并在机枪的扫射下死去。据证人
　　说，这是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十六日，他再次亲眼目
　　睹了被日本军抓获的许多身强力壮的青年被刺刀戳死。同一天下午，他被
　　带到太平路，看到三名日本兵放火烧了两间房子。他还讲出了这三名日本
　　兵的姓名。
　　　　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看来，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
　　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
　　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东京审判研究会编：《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
　　第六七八页）。
　　山本七平大概恍惚地记得他曾看过这份记述，所以才说了上述之类的话。但凭着令人可疑的记忆作了如此引证，想必帕尔审判员也会感到困惑。
　　顺便提一下，帕尔审判员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叙述道：“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但是，我对他的理解不能同意。据南京市民陈福宝证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受到牵连，曾被强行带走，但后来被释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可想而知，他第二次被捕，是为了强制劳动而被押走的。这可以从当时所看到的屠杀情况中看出，被带到太平路，不妨认为是替日本军服劳役。再说，陈福宝证人于十四日和十五日目睹了强奸事件，即他在个别地方分别看到了两次屠杀和强奸事件。当然，日本兵并不是为了让他看到这种场面而特意把他带来的。
　　至于有关大批屠杀的证据和证词，如前所述，山本七平说：“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但是，审判员帕尔并没有说“绝对”之类的词句。诚然，审判员帕尔说：“以上便是检察方面提出的有关南京暴行事件的详情。正如本审判员所指出的那样，要全部同意这种说法，略有困难。因为其中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恐怕还有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他随后又明确地说：“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的情况（对马吉牧师、许传音博士、陈福宝的证词所作的批评。——洞富雄），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残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行是极端残酷的，几乎长达三周时间，合计持续了六周时间，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好歹挨过了二月六日或七日，事态才有了明显的缓和。”这一段话，希望不要遗忘了。
　　　　　　　　　※　　　　　　　 ※　　　　　　　　 ※
　　最后，我想附加说二、两个问题。山本七平预先声明：“下面是我所听到的话，事实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说：“据悉，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先是由梁鸿志的华中维新政府，继而是由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即日本的傀儡政府组成了政府军”（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三至三○四页）。山本说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但是，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野战邮政局局长的从军记中写有这择一段事实：“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佐佐木元胜：《野战邮政旗》，重版本，上册，第二一六页）。对此，山本难道不知道吗？从大约四万二千名中除去三千六百名，余下三万八千四百名左右的俘虏的命运， 山本是如何考虑的？ 顺便说一句，上海派遣军公布过俘虏的数目，说是“俘虏达数千”（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发表）和“俘虏一万零五百”（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发表）。
　　　　　　　　　※　　　　　　　 ※　　　　　　　　 ※
　　此外，据山本七平说，本多胜一写过“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之类的“不可能有的事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九页）。诚然，在《中国之旅》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更有甚者，在南京城北七公里的燕子矶，将多达十万的居民赶到江边沙滩上，用机枪扫射，全被杀害”（单行本《中国之旅》，第二五九页）。可是，并没有说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看来，他把我与本多胜一搞错了。我在昭和四十七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介绍了昭和四十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成员在当地从汪良那里听到的关于南京近郊燕子矶的惨状。那是这样一段话，即：“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集中了大约十万名难民。追击而来的日本军从三面用十挺机枪包围了他们，几乎将他们全部扫射致死。”山本所说的定是这段话。不过，我在介绍了这段话之后，明白无误地有这样一段附记；“这起严重的暴行事件为什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令人费解。然而，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或系误传。十万人或三万人（说是在其附近观音门被屠杀的士兵和难民数）这个数字恐怕有问题。我认为要确认这起事件需要有旁证”（《南京事件》，第九十七页至九十八页。参照本书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我的记述给本多胜一添了麻烦，非常抱歉，为此我将上述情况交代清楚。
　　　　　　　　　　　　　 撰稿人与南京大屠杀
　　山本七平说，要辩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南京事件是“无稽之谈”，需要有很大勇气。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毋宁说恰恰相反。关于这一点，不妨比较一下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公开出版时与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公开出版时的情况。
　　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他的《中国之旅》曾在该报连载。因此，这篇采访报道的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局出版发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别的笔者之手而题材相同的采访报道送到该社，又将会如何呢？假定该采访报道写得相当出色，不亚于本多胜一的，出版局果真能决心出版发行吗？那恐怕会被搁在一边。不只是朝日新闻社，我想，不妨说只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会对这类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对于现有靠写作生活的撰稿人来说，坚持加害者的观点来谈论日本军暴行事件这样的主题，则是最为忌讳的。对此，试举南京暴行一例，不就显而易见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除随军记者之外，作家、评论家等特派记者共有一百数十名撰稿人进入南京城。就以东京日日新闻社为例，大宅壮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记者一起组成的四十名记者阵容进入了南京城。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应对发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狱有所耳闻目睹。这些撰稿人既有写作能力，又有发表的场所。可是，在什么都可以说的战后，他们中间究竟有几个人将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过的感受用笔写出来呢？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朝日新闻社记者今井正刚，另一个是前每日新闻社记者铃木二郎。就连那个喋喋不休的大宅壮一，最终也没有讲出其亲眼目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真相，而与世长辞了。不过，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礼的“大宅考察组”，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那时，大宅壮一在当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虽然这些数字有点不可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也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大宅考察组访问中共的报告》，载《每日周刊》临时增刊）。稍后进入南京城的杂志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据说于战败后不久，曾在某报纸上登载了一大版有关报道。但是，现在那位作家似乎也“无‘执笔的’记忆”了。写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
　　对此，铃木明怎么样呢？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却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由那个出版社提供奖金的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山本七平感慨地说，在《朝日新闻》报道“杀人比赛”时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铃木明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评论说“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六页）。“勇士”不仅仅是铃木明一个人，“伊赛亚·本·达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业已自报家门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当然，铃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许从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过，左翼的恐吓等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连载《中国之旅》时所受到的威胁相比，这几封恐吓信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敢于面对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记者铃木二郎在撰写《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时的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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