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上午10时，归还所窃巨款的电汇指令还未到达伦敦。伊娃离开下榻的旅馆，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漫步。她悠闲地随着人群移动，观看商店的橱窗，欣赏人行道上的热闹场面。三天孤独的铁窗生活增强了她对城市喧嚣的新鲜感。中午，她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老餐馆的角落吃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奶酪色拉。她好奇地打量餐馆里的装饰灯和素不相识的顾客。而且他们并不介意。
　　帕特里克曾对她说，他刚到圣保罗时经常很兴奋，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她坐在餐馆里，希望自己是利厄·皮雷斯而不是伊娃·米兰达。
　　她开始在邦德街购物。起初她买了一些必需品——内衣和香水——但不多时她便选购了一大堆名牌商品，而且不计较价格。现在她是非常富有的女人。
　　本来事情比较简单，也肯定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只需等到9点钟他们上班时进行逮捕。然而他们的上班时间捉摸不透。其中一位，拉普利。还难得离开家。
　　于是，逮捕者选择了拂晓行动。万一他们遭到惊吓，在家人面前蒙受羞辱，那也没办法。万一邻居来看热闹，那也只得听其自然。最好逮捕时他们还在睡觉或冲淋浴。
　　查尔斯·博根穿着睡衣开了门。当他熟悉的一位联邦执法官掏出手铐时，他开始流泪。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异，所以至少减少了他一些羞耻感。
　　杜格·维特拉诺的妻子刚一开门就变了脸。她当着两个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面，砰地把门一关，跑上楼去通知正在冲淋浴的丈夫。他们只得耐心等待。幸亏几个孩子还在熟睡，没有看见维特拉诺被戴上手铐，推进汽车。他妻子穿着睡衣站在门前台阶上，一边咒骂一边哭泣。
　　像往常一样，吉米·哈瓦拉克睡前喝了个酩酊大醉。按门铃无济于事。他们只得呆在门前车道，用移动电话叫醒他。终于他醒过来，被带走了。
　　拂晓时，伊桑·拉普利还在阁楼写辩护状。他已忘记了白天、黑夜和时间，自然也没听见楼下的敲门声。他妻子醒了，爬上楼传递坏消息。不过她首先藏好了他的枪。这支枪，他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他拿袜子时曾找了两次。但他没有问妻子。他担心她会告诉他藏枪之处。
　　博根这个法律事务所是另一位律师创办的。13年前，该律师经参议员奈先生提名，晋升为联邦法官。他一走，事务所便交给了博根。如今博根等人和五个在位的联邦法官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四个合伙人还未来得及在狱中会面，有关者家中的电话铃就响了。8点半钟，他们被分别用汽车送到比洛克西联邦法院，接受那位关系最亲近的联邦法官仓促安排的听审。
　　对于博根走后门的神速，卡特颇感恼怒。虽说他不指望四个人呆在狱中等待对他们的审判，但也不能接受一个联邦法官刚起床就听审这一事实。于是他把消息透露给当地报纸，接着又透露给电视台。
　　有关文件已准备好，并由法官迅速签字。四个人自由自在地出了法院。他们步行三个街区去自己的办公室。路上一位笨拙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和一位稚嫩的新闻记者紧追不舍。该新闻记者不知事情原委，但被告知十分重要。他们板着面孔，说无可奉告。就这样，他们一直走进维厄马奇办公楼，锁上了大门。
　　查尔斯·博根径直给参议员打电话。
　　不到两小时，帕特里克推荐的私人侦探就用电话查明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她住在默里迪恩，那地方在比洛克西东北边，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她名叫迪纳·波斯特尔，眼下在城郊一家崭新的方便店里卖熟食，井兼做收银员。
　　桑迪找到那家方便店，进了门。他假装对一货架刚出炉的油煎鸡胸和炸土豆感兴趣，眼睛偷偷地打量正在柜台后忙碌的营业员。一位大嗓门、花白头发的矮胖女人引起了他的注目。像所有的雇员一样，她穿着红白条子的衬衫。当她离得很近时，桑迪看了看她胸前的姓名牌，上面写着迪纳。
　　为了不引起猜疑，桑迪穿着牛仔裤和蓝色上衣，没系领带。
　　“你需要什么？”迪纳笑着问。
　　此时将近上午10点，离吃炸土豆的时间太早。“请给我一大杯咖啡。”桑迪说着，也笑了笑。她的眼里闪着感兴趣的目光。迪纳喜欢有人向她调情。在收银机旁，她迎接他。桑迪没有给她钱，而是给了一张名片。
　　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对于一个已经抚养了三个少年犯的女人来说，这种令人惊讶的举止只意味着麻烦。“1美元20美分。”她边说边揿收银机按钮，并偷偷地朝柜台后面看了一眼，唯恐有人察觉。
　　“我有好事告诉你。”桑迪说着，伸手去取钱。
　　“你想干什么？”她几乎是屏住气说。
　　“占用你10分钟时间，我在那边餐桌等你。”
　　“可是你想干什么？”她接过钱，找给他零头。
　　“请赏光，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些时间的。”
　　她喜欢男人，而且桑迪长得不错，穿戴比多数顾客好得多。她翻了翻烤肉器上的鸡块，又沏了些咖啡，然后对主管说，她要离开一会儿。
　　桑迪坐在小餐室的一张桌子旁边耐心等候，身后是啤酒冷却器和制冰机。“谢谢。”她坐下后，他说。
　　迪纳四十几岁，圆脸，抹了些淡妆。
　　“你是新奥尔良的律师？”她问。
　　“是的。不知你有没有从报上看到或听说这样一个案子。在沿海地区他们逮住了一个偷了巨款的律师。”
　　不等他继续往下说，她便摇头。“我从来不看报，亲爱的。每周我在这里干60个小时，家里还有两个出世不久的孙子。我丈夫在看管他们。他的背部有残疾。我从不看报，从不看电视，只知上班干活，下班洗尿布。”
　　桑迪几乎后悔问了那些话，多么令人沮丧的情景！
　　他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帕特里克的经历。起初她觉得有趣，但快到结尾时她的兴趣逐渐减退。
　　“这样的人应该处以死刑。”她插话。
　　“他没有杀人。”
　　“可你说他的汽车里有人的残骸。”
　　“那残骸原本是死尸。”
　　“他先前杀死了一个人？”
　　“不，他只是偷了一具死尸放在汽车里。”
　　“嗯。瞧，我得回去干活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偷的尸体是你的祖父克洛维斯·古德曼。”
　　她的脑袋顿时开了窍。“他烧了克洛维斯！”
　　桑迪点点头。
　　她觑起细眼，竭力理顺自己的思路。“这是为什么？”她问。
　　“他得制造死亡的假象。”
　　“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克洛维斯？”
　　“他是克洛维斯的律师和朋友。”
　　“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要知道，我不可能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这事是四年前发生的，离开你和我都很遥远。”
　　她用一只手的手指轻叩桌子，同时咬着另一只手的指甲。似乎这个坐在对面的律师很精明，哭哭闹闹是无济于事的。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她心里没有底。还是让他先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毁尸是重罪。”
　　“应该这样。”
　　“而且可以根据民法有关条例提出起诉。这就意味着克洛维斯·古德曼的家属可以控告我的委托人犯有毁尸罪。”
　　哦，是的。她不由得挺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她笑了笑，说：“我明白了。”
　　桑迪也笑了笑。“因为这样，我才来这里。我的委托人希望同克洛维斯的家属悄悄达成协议。”
　　“家属是哪些人？”
　　“现在还活着的配偶、子女和他们的子女。”
　　“看来我就是家属。”
　　“你的哥哥呢？”
　　“死了，两年前卢瑟死了。酗酒，吸毒。”
　　“那么你是唯一有权控告他的人。”
　　“多少钱？”她控制不住，脱口而出。随后她为自己这句话感到尴尬。
　　桑迪倾身向前。“我们准备给你2.5万美元，马上就给。支票在我口袋里。”
　　她也正在把身子凑上前。听到钱数，她猛地一愣，眼眶里出现泪珠，下唇在颤抖。“啊，天哪。”她说。
　　桑迪环顾四周，“真的，给你2.5万美元。”
　　她从桌上的纸巾筒里扯下一截纸巾，不料碰翻了调味瓶。她揩干眼泪，又擤了鼻涕。桑迪仍在扫视周围，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们。
　　“全归我？”她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她的嗓音低沉、沙哑，呼吸急促。
　　“是的，全归你。”
　　她又擦拭眼睛，然后说：“我需要喝杯可乐。”
　　迪纳默默地喝着一大杯可乐。桑迪一面啜饮劣质咖啡，一面注视来去的顾客。他并不着急。
　　“我想了想，”终于她开了口，恢复了镇静，“既然你找上门，很爽气地说给我2.5万美元，那么实际愿意给的数字也许不止这么多。”
　　“我是不准备讨价还价的。”
　　“我要是告状，也许对你的委托人不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陪审团会根据我的证词认定你的委托人是为了窃取9000万巨款而焚烧克洛维斯的尸体。”
　　桑迪呷了口咖啡，点了点头。他不得不佩服她的领悟力。
　　“我要是替自己找个律师，也许得到的钱多得多。”
　　“这是可能的，不过打官司也许得花五年时问。此外，你还有其他不利条件。”
　　“什么不利条件？”她问。
　　“你和克洛维斯的来往不密切。”
　　“也许是这样。”
　　“还有，你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葬礼？这在陪审团面前是很难说得通的。要知道，迪纳，我是来和你协商的。如果你不愿意协商，我马上开车回新奥尔良。”
　　“你最多可以出多少钱？”
　　“5万美元。”
　　“成交。”她把自己沾有可乐液体的粗壮右手伸了出来，紧紧握住了桑迪的手。
　　桑迪从口袋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在上面填写了5万美元的数字。接着，他又掏出两份文件。一份是简短的协议书。另一份是迪纳给地方检察官的信。
　　两份文件很快签好了字。
　　终于，傅卡运河边有了动静。只见那位瑞典姑娘匆匆把行李放进阿历西亚那辆汽车的行李箱，然后，驱车箭一般地离去。他们跟踪她到迈阿密国际机场。在那里，她等了两个小时，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飞机。
　　他们将在法兰克福等待。他们将继续耐心监视，直至她犯错误。然后他们就能找到阿历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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