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要求听收音机，但被拒绝了。后来他们意识到他仅仅是想听音乐，便拿来了一台旧放音机和两盒里约热内卢爱乐交响乐队的磁带。古典音乐是他的爱好。他把放音机的音量调低，开始浏览一叠旧杂志。他提出的看书的请求他们正在考虑之中。迄今饭菜的质量还不错。似乎他们急于让他高兴。看守他的是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显然他们是某个人雇来的，这个人永远也不会露面。事实上。只要他被释放，他们就逃之夭夭。将他们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
　　绑架后的第二天慢慢过去了。伊娃还算机灵，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他可以这样奉陪到底。
　　次日晚上，法官卡尔·赫斯基带着比萨饼再次探望帕特里克。头天的交谈甚是过瘾。于是下午他打电话给帕特里克，问能否再谈谈。帕特里克当然求之不得。
　　卡尔打开他的小公文包，取出一叠信，扔到那张临时办公桌上。“很多人都要向你问好，尤其是法院那帮家伙。于是我说，大家不妨写封信。”
　　“没想到我有这么多朋友。”
　　“别做梦。他们是坐在办公室里闲得慌，想以此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他们。”
　　卡尔把一张椅子拖近床铺，坐了下来。接着他又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把脚搁了上去。此时帕特里克差不多吃完了两块比萨饼。
　　“很快我就得要求取消自己的审判资格了。”卡尔几乎是用道歉的口气说。
　　“我知道。”
　　“今天上午我和特鲁塞尔进行了详细的交谈。我知道你对他不是很中意，但他是个好法官。他愿意接这个案子。”
　　“我更希望兰克斯接替你。”
　　“但事情是由不得你选择的。兰克斯患有高血压病，我们尽量让他避开一些大的案件。你是知道的，特鲁塞尔的经验非常丰富，我和兰克斯合在一块都不及他，尤其在死刑案件的审理方面。”
　　听到朋友的最后一句话，帕特里克微微一缩，眼睛突然斜视，肩膀猛地下塌。死刑案件。这几个字令他极其不安。每逢他拖着身子在镜前长久地注视，也会产生这种心绪。当然，所有这些细微的表情都没有逃脱卡尔的眼睛。
　　常言道，谋杀是人的天性。在卡尔12年的法官生涯中，他曾经这样劝慰过许许多多的杀人犯。然而，帕特里克恰好是他朋友圈子里第一个面临死刑判决之人。
　　“为什么你要辞去法官的职位？”帕特里克问。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个时候不离职，就永远没有机会。孩子们快上大学了，我需要多挣点钱。”卡尔停了停，问：“奇怪，你怎么知道我要辞去法官的职位？我并没有对外广播。”
　　“消息不胫而走。”
　　“会走到巴西？”
　　“我安插了奸细，卡尔。”
　　“是这儿的人？”
　　“不，当然不是。我不可能冒险和这儿的人联系。”
　　“那么是那边的人？”
　　“是的，我所遇见的一个律师。”
　　“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是的，只是他要改成她。”
　　卡尔将两个拳头轻轻一碰，“我看这是明智之举。”
　　“下次你失踪，务必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我会铭记在心，这个女律师眼下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在附近。”
　　“现在我明白了，那笔巨款很可能在她手里。”
　　帕特里克扑哧一笑。气氛终于活跃了。“卡尔，关于那笔巨款，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什么都想了解，你怎样偷到手的？目前藏在哪里？还剩下多少？”
　　“你在法院听到什么传闻？”
　　“多着呢。我最爱听的一种传闻是，那笔巨款已经翻了一倍，现藏在瑞士的保险库。你只不过在巴西混时问。再过几年，你就要离开那里，大把大把地花钱。”
　　“还不错嘛。”
　　“你记得博比·多克吗？他就是那个脸上长满丘疹的刁钻律师，扬言99美元受理一桩离婚案，并责怪别的律师收费太高。”
　　“记得，他不是在教堂小册子上登了许多广告吗？”
　　“就是他。昨天他在秘书处喝咖啡，说刚听到内部消息，那笔巨款已让你吸毒、嫖妓给花光了。因为这样，你在巴西才过得那么穷。”
　　“多克只配说这样的话。”
　　看来帕特里克有了说话的兴头，卡尔不想坐失良机。“那笔巨款在哪里？”
　　“我不能告诉你，卡尔。”
　　“还剩多少？”
　　“很多。”
　　“比你偷走的还多。”
　　“是的，比我拿走的还多。”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
　　帕特里克双脚一摆，下了床。他走到门边，舒了舒筋骨，并拿起瓶子喝了口水，这才坐在床沿，注视着卡尔。
　　“这完全是运气。”他几乎是压着嗓子说，但每个字都未能逃离卡尔的耳朵。
　　“卡尔，不管能不能拿到那笔巨款，我都要离家出走。我知道那笔巨款就要汇给事务所，并有窃取它的计划。但即使计划失败，我也要离家出走。我无法再同特鲁迪一道生活。我憎恨事务所，我的整个一生就要毁在他们的手里。博根一帮家伙参与了一起巨大的诈骗。我是唯一的局外知情人。”
　　“什么诈骗？”
　　“阿历西亚的宣称是假的，这事我们以后再谈。于是我慢慢地策划逃离。幸亏运气好，我成功了。此后我一直走运，非常走运，直至两个星期前被抓获。”
　　“你还是从葬礼之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我回到奥兰治比奇那套小公寓，住了几天。我闭门不出，听葡萄牙语磁带，记单词。我还花了几个小时编辑从事务所偷录的谈话。此外还有许多资料要整理。事实上我干得很卖力。晚上我去海滩散步，一连走几个小时，出出汗，想尽快地让身上的肥肉去掉。我几乎完全同食物断绝了关系。”
　　“那是什么资料？”
　　“阿历西亚的档案材料。我冒险驾驶帆船，四处探听情况。我觉得有必要掌握驾船技术，因为在帆船上一连可以生活好几天。不久，我开始躲在海上。”
　　“这里？”
　　“是的。我把船停泊在希普岛附近，守护着比洛克西海岸。”
　　“这是为什么？”
　　“我在事务所安装了窃听器，卡尔。每部电话机，每张办公桌都装了窃听器，博根的除外。我甚至在一楼位于博根和维特拉诺的办公室之间的男厕所里也装了窃听器。这些窃听器所接受的信号汇于一个装置，该装置我藏在阁楼上。这是一家老的事务所，房屋也很旧。阁楼上堆满了长年累月积下来的旧卷宗。从来没有人去那里。屋顶烟囱绑有一个旧的电视天线，我把窃听设备的导线接在上面。信号通过该电视机天线发射出去，被我安装在帆船上的一个半径10英寸的碟形天线所接受。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卡尔。我从罗马黑市上买来的，花了很多钱。用双筒望远镜，我能看见那个烟囱，所以接收那上面天线发射的信号是轻而易举之事。凡是窃听器所能听到的谈话，都传到了帆船上。我把这些谈话录下来，晚上进行编辑。他们在什么地方吃午饭，妻子的心绪如何，没有我不知道的。”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样在我的葬礼后耍两面手法的。在电话里，他们说了那么多好话，表达了那么多哀悼，听起来发自内心，十分友好。但骨子里，他们幸灾乐祸，因为省却了一场可怕的正面冲突。他们已经推选出博根来通知我，事务所决定将我解雇。葬礼后的第一天，博根和哈瓦拉克坐在会议室，一面喝威士忌，一面笑着说，我死得正是时候。”
　　“这些谈话全录了音？”
　　“当然了。我还录下了葬礼前几小时特鲁迪和维特拉诺在我办公室里的谈话。当时他们打开了我的保险箱，意外地发现了那张2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特鲁迪真是欣喜若狂。整整过了20秒，她才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
　　“什么时候我能听听这些磁带？”
　　“我无法确定具体时间，反正快了。有几百盒磁带。我每天编辑12个小时，干了几个星期。想想看，我得听多少谈话。”
　　“他们有没有怀疑？”
　　“没有。拉普利曾经对维特拉诺说，帕特里克测定自己死亡的时间真准，那张2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才买了八个月。也还有一两次他们谈到我的举止很古怪，这些都算不上有怀疑。他们只是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人一死，他们的绊脚石就清除了。”
　　“你窃听过特鲁迪的电话吗？”
　　“我曾考虑过，后来又打消了念头。何必操这份心？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可以预料的。那样做对我并没有帮助。”
　　“但是窃听阿历西亚的谈话对你有帮助？”
　　“那是当然。通过窃听，我了解了他们和阿历西亚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了那笔巨款要汇往海外，也知道了哪家银行接收和什么时候到位。”
　　“你是怎样把它偷到手的？”
　　“这又是靠运气。尽管是博根唱主角，但与银行有关人士联系的还基本上是维特拉诺。我乘飞机到了迈阿密，准备搞一套能证明自己是杜格·维特拉诺的证件。事先我已掌握了他的社会保险号等一系列关键性的材料。迈阿密的那个家伙在电脑里储存了不计其数的人头像。制证件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我挑选一个介于我和维特拉诺之间的人头像。从迈阿密，我乘飞机到了拿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棋。我向那家银行，也即威尔士联合银行，作了自我介绍。接待我的人名叫格雷厄姆·邓拉普。维特拉诺主要就是和他联系。找出示了所有的伪造的证件，其中包括一份假的转汇授权书，当然用的是事务所的信笺和信封。该授权书要求我等那笔巨款到位后尽快地将它转汇出去。邓拉普不指望维特拉诺先生会亲临银行。尽管他觉得荣幸，但还是对事务所居然派人远涉重洋来办这样普通的事感到非常惊讶。他给我倒了咖啡，又派秘书去买羊角面包。我在他的办公室吃面包时，那笔巨款进账了。”
　　“他没想到给法律事务所去电话？”
　　“没有。听着，卡尔，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要邓拉普显露出一点怀疑，我就挥拳将他击倒，然后跑出银行，拦下一辆出租汽车，赶往机场。我已经买好了三个不同航班的三张飞机票。”
　　“你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呢？”
　　“别忘记，这时帕特里克已经死了。我大概会去巴西，在酒吧找一个工作，以海滩散步消磨剩余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笔巨款，我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一旦我拿到了它，他们自然要紧追不舍了。正因为如此，我到了这里。反正，邓拉普提出了几个有关的问题，我回答得滴水不漏。他告诉我那笔款子进账了，我立即办手续将它转汇到马耳他一家银行。”
　　“全部汇出去了？”
　　“差不多是这样。邓拉普意识到所有的钱都要离开他的银行，犹豫了片刻。我紧张得心都要提到喉头了。他提及应该交纳一笔管理费作为他的酬劳。我问惯例是多少，他马上换了一副可恶的面孔，说5万美元就够了。我说好。于是5万美元留在账上，以后又转给邓拉普。该银行位于拿骚闹市区——”
　　“当时它是在拿骚闹市区。你夺走那笔巨款后，它停业整顿了六个月。”
　　“是的，我也听说了。非常遗憾。当我走出大门，双脚触及人行道，我几乎要疯狂地乱蹦乱跳。我想放声大叫，想满街跳跃。但终于，我控制住自己。我拦下第一辆无人的出租汽车，跳了进去，对司机说，我要赶不上班机了。车子快速向机场驶去。去亚特兰大的班机一小时后起飞。去迈阿密的班机也要一个半小时后起飞。而去拉瓜迪亚机场的班机正在登机。于是，我乘飞机到了纽约。”
　　“9000万美元就这样到手了。”
　　“你应该扣除邓拉普老兄敲去的5万美元。卡尔，这是我平生时间最长的一次飞行。我喝掉了三瓶马丁尼酒，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我只要一合上眼，就会看见海关警探荷枪实弹地守在机场出口处，准备将我逮捕；我又看见邓拉普起了疑心，打电话给事务所；不知如何他们跟踪我到了机场，上了这架飞机。总之，我心急如焚，极盼下飞机。飞机着陆，滑向停机坪，旅客下了飞机。在机场出口处，有架照相机闪了一下。我想，完了，他们逮住我了。但其实，是某个小孩在摆弄照相机。事实上，我是跑着到男厕所里去的。在马桶上，我足足坐了20分钟。我的脚下摆着我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我的人世间的全部财产。”
　　“别忘记那9000万美元。”
　　“哦，是的。”
　　“那笔巨款是怎样到巴拿马的？”
　　“你怎么知道它到了巴拿马？”
　　“我是法官，帕特里克。警察要向我介绍情况，这是个小地方。”
　　“那笔巨款是按照我撰写的指令汇出去的。它先是进了马耳他的一个新账户，然后迅速转到巴拿马。”
　　“你怎么会精通汇款业务？”
　　“下了点功夫学呗，这项业务我钻研了一年。告诉我，卡尔，你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笔巨款失踪的？”
　　卡尔笑了几声，身子后仰，双手交叉托着脑背。“事务所那帮家伙对于汇款之事进行保密，确实是太傻了。”
　　“我也很不理解。”
　　“事实上，整个比洛克西都知道他们要发财了。一方面他们一本正经地保密，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花钱。哈瓦拉克买了最豪华的梅塞德斯牌汽车。维持拉诺的11000平方英尺的新居设计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拉普利订购了一条80英尺长的帆船，说要为退休作准备。他们还打算买一架喷气式小客机，这种传闻我听到了几次。在这一带，3000万美元的诉讼费很难保密的。何况他们又不想真正保密，要做出许多事让人家看。”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你是星期四把钱偷到手的，对不对？”
　　“是的，3月26日。”
　　“第二天，我正准备审理一起民事诉讼。这时有个律师接到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博根等人的海外汇款出了岔子。那笔巨款不见了，一分钱不剩，被海外某个人偷走了。”
　　“有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天没有。但没过多久，传出了消息，说银行的自动摄像装置录下了一个模样像你的人。接着其他的传闻出来了，在全城引起了轰动。”
　　“你相信是我干的吗？”
　　“起初，我非常吃惊，怎么也不肯相信。其余的朋友也不肯相信。我们明明已埋葬了你。怎么可能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震惊逐渐消除，疑点一个个出来了。新遗嘱、人寿保险、尸体火化，我们有了怀疑。然后他们在办公室发现了许多窃听器。联邦调查局开始询问周围的每个人。又过了一星期，大家完全相信你偷了那笔巨款。”
　　“你有没有为我感到自豪？”
　　“自豪说不上，也许感到吃惊，甚至非常吃惊。毕竟有具尸体嘛。后来，我感到十分好奇。”
　　“一点敬佩也没有？”
　　“我不记得了，帕特里克。不，我没有一点敬佩。你为了偷那笔巨款，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加上你又遗弃了妻子和女儿。”
　　“妻子不忠，女儿又不是我的。”
　　“当时我不知道，没有谁知道。不，我不认为这一带会有人敬佩你。”
　　“事务所的那帮家伙呢？”
　　“他们有几个月没露面。阿历西亚对他们提出了控告。之后其他诉讼接踵而至。由于他们花钱过滥，破产不可避免。接下来，离婚，酗酒，情况很惨。他们一直按照标准的方式毁掉自己。”
　　帕特里克爬上床，慢慢盘起双腿。他细细品尝那些话，脸上泛起得意的微笑。卡尔站起身，走到窗前。“你在纽约呆了多久？”他一边问，一边透过窗帘向外窥视。
　　“大约一星期。我不能让到手的钱又失去，于是想把那笔巨款汇往多伦多的一家银行。由于巴拿马那家银行是安大略银行的分支机构，我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你开始大量地花钱？”
　　“花钱并不多。我成了加拿大人，成了一名温哥华移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证件。我买下了一套小公寓和办妥了信用卡。我找到一位葡萄牙语教师，每天学习六小时葡萄牙语。我去了几趟欧洲。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后，我卖掉那套公寓，去了里斯本。在那里我学习了两个月的葡萄牙语。然后，在1992年8月5日，我乘飞机去圣保罗。”
　　“这一天应该是你的独立日。”
　　“可以说，我获得了绝对自由。我拎着两个小包下了飞机，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不多时便消失在2000万人的汪洋大海中。天黑黑的，下着雨，路上来往车辆不多。我坐在出租汽车后排座位上，心里想：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我。我几乎哭了。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我注视着人行道上一个个匆匆行走的人，心里直说：现在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巴西人，名叫达尼洛，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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