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0
　　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插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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