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30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女，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女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女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女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女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女，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女。”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女。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女，对吗？”
　　“不是。”
　　“不是妓女？妓女！妓女！戛纳妓女！”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　玳瑁纽扣　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　电话地址本　保险单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闹钟
　　西服　汽车证件　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　资料　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　法郎　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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