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拍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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