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闪烁。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肤上，眼角的小皱纹非常纤细。这双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伤，悲伤的一道阴影。
　　“您害怕很多东西吗，先生？”昂热拉问。
　　“什么？”
　　“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了。害怕人和事。您这样吗？”
　　“不。”我撒谎。
　　“我怕。”昂热拉说，“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画画，或顾客离去我不再有钱……”
　　“还怕孤独。”
　　“不，一点也不怕它。”她说，但她的微笑呆滞了，“我很喜欢孤独。”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还没忘记吗？”她笑意更浓了。
　　“没有。”我说，“为什么……”
　　“您看，”她迅速说，“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了。”她用下巴指指。一个瘦长的、也许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向饭店走来。他衣着非常齐整，背着一个大包。这人给人一种内向、孤僻的印象。“这是费尔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费尔南学过建筑。他天赋很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母亲半身瘫痪。无可救药。这一定已经过去二十、二十五年了，远在我来戛纳之前。费尔南放弃了他的学业。他爱他的母亲。为了能把她送进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疗养院，他不得不立即挣钱。从此以后费尔南就卖彩票。”
　　“什么彩票？”
　　“法国什么样的彩票都有——数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赛马，国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来鸡尾虾。虾很大，味道鲜美，我还从没吃到过。
　　“好吃吗？”
　　我点点头。
　　“我很高兴。”昂热拉说，“我很希望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说：“我一生中还从没感到这么舒适过。”
　　“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
　　“不，这确实是真的！”
　　“这我不信。”她严肃地望着我，“常有女人对您讲，您风度翩翩吗？”
　　“不错。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这么说是出于好心。因为她们有所图，因为我对她们客气。因此她们也讲点客气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么口事。”
　　“但我不是这样。”昂热拉说，“我对您无所图。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严肃地知道，真的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您风度翩翩。”她举起她的香槟杯，我举起我的。“Le chaim！”昂热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生活干杯，为幸福干杯。这是希伯来语。我有很多犹太朋友。怎么样？”
　　我也说声：“Le chaim！”这时，那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了。当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热拉时，他扭扭那张显得心不在焉的脸，笑着露出了牙齿。费尔南很快走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淋淋的。
　　我们从他那儿买下了明天在巴黎举行的某种大型赛马的彩票和半本数字彩的彩票。昂热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坚持要这样。
　　“您赢过彩票吗？”我问费尔南。
　　“赢过三次，先生。”他说，“一次三亿法郎，一次四亿五法郎，一次一亿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旧法郎。”昂热拉说，“不管您怎样努力——过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还都是讲旧法郎，用它计算。”
　　“原来是这样。您出售这种利润低微的东西多长时间了？”我问费尔南。
　　“打我工作以来。”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不过，每当夫人见到我时，她就买下我的彩票，总是这样。”
　　“我贪钱。”昂热拉说，笑望着我们俩。这时，她眼里那舞动的金点又浮现出来了。“我贪钱贪得发疯。有一天我会赢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时咱们俩喝一杯，费尔南，怎么样？”
　　“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
　　　
23
　　当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走进来时，我们已吃过奶酪和喝过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尔玛白兰地。他身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裤子，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他转头寻找座位，没找到，看见了昂热拉和我，就快步向我们走来。
　　“昂热拉！”他吻她的手，冲我点点头，“我可以坐这儿吗？”
　　“当然。”我说，转向侍者，“再给先生来一杯白兰地。”
　　“你们认识？”我问维阿拉。
　　“认识多年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你好吗，昂热拉？”
　　“好极了。你呢？”
　　维阿拉说：“你知道的，我在检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刚才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我还没结束。但最迟明天我就能说出，那是种什么炸药，从哪儿来的。”侍者为维阿拉拿来一杯阿尔玛白兰地。“我倒过来开始。”他说，“这是特洛伊斯·克莱夫斯酒，我最喜欢的牌子。已经喝过一点了吗？”
　　“是的，”昂热拉说，“已经喝过一点了，劳伦特。”
　　“等我们解决了这个案子，”维阿拉说，“请你们允许我在这儿请你们吃饭，就我们三个人，怎么样？我喜欢您，卢卡斯先生，昂热拉又是我的老朋友，亲密的老朋友。你们接受吗？”
　　“很乐意，劳伦特。”昂热拉说，将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让我心里陡然充满了妒忌。“可现在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明天一大早给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维阿拉对我讲，“请您祝福我。”
　　“我会这么做的。”
　　我们走时，劳伦特在昂热拉脸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当我结账时，他们彼此交谈。
　　我回头看。昂热拉仍在跟维阿拉交谈。然后，昂热拉向我走来，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费利克斯”，走向她的车。
　　“您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事！”
　　“没有，真的没有，黛尔菲娅夫人。”
　　“请您叫我昂热拉。我叫您罗伯特。请您现在告诉我您是怎么了。”
　　“这是个可爱的家伙，这位维阿拉。”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昂热拉说，“对，很可爱。最可爱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没有跟他睡过觉。”昂热拉说。
　　“什么话，这是……不，夫人……”
　　“昂热拉。”
　　“不，昂热拉，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过吗？”
　　“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
　　泽尔热正把车开下车库。
　　“好了，”昂热拉说，“现在出发吧，罗伯特，去购物！”
　　我们一直走到电影节大楼，因为节日将至，那里正在忙乎。我们从那儿拐弯，来到主要的商业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全由昂热拉作决定。她陪我走进一家男士时装店，在这里为我挑选我需要的东西：白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很轻便的裤子各两条，配套的非常轻便的衬衫穿在上面，可以塞进敞开的衬衫里的围巾。我当然得一一试过。虽然有一台风扇在转，试衣间里仍很热。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热拉对我进行评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对布料和颜色感到满意，花了好长时间，不过我无所谓。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热拉坐在一张椅子里吸烟，我总是像个模特儿似的从更衣间里钻出来。昂热拉挑选出的裤子是那么紧，我想，我穿不上它们。它们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衬衫全合身。昂热拉也选了一条深蓝色带白点的衬衫。这件衬衫跟这条裤子我当场就穿上了。昂热拉给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黄色带蓝点的丝巾。我在更衣间的镜子里观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个陌生人对面。我觉得，我变得苗条多了，看上去更年轻了，突然也不那么热不可耐了，只有两脚还嫌热。我付钱，女售货员说，其它东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衬衫和我的领带将送到“庄严”酒店。
　　昂热拉拉着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还配上了卡丁牌领带。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货员是个年轻的、非常热情的同性恋，昂热拉跟他非常谈得来。他把西服时装一套套地抱过来，直到昂热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皱。我买下黑裤子、白上衣和几个宽边领结，这正是眼下的时髦。我也买了配套的衬衫。当然又是昂热拉挑选的。让人把燕尾服和衬衫送到酒店。
　　“现在去‘洛普’。”当我们又来到安提伯斯路上时，昂热拉说。这条街上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单线前进。“那是戛纳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轻快，我很难跟上她。包装我让她开心，她非常重视，不找到她认为最适合我的决不罢休。穿着衬衫和裤子我已经觉得大变样了，那炎热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热拉为我挑选了很软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双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来回走动，好看看它们是否跟脚。虽然我一直憎恨这种事，但在这里却感到其乐无穷。昂热拉又坐在那里，仔细观看，吸着烟。她吸烟很多，跟我一样。一双便鞋，那双白的，我当场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旧鞋和我的袜子，都让人送到酒店。
　　当我们最终离开“洛普”时，我停了下来。
　　“什么事？”昂热拉吃惊地问，“您不舒服吗？”
　　“不是，”我说，“我觉得美妙极了。美妙无比，前所未有。我感觉自己变了，昂热拉，就像童话里一样变了。我感觉更年轻了，昂热拉，年轻了许多。有点飘飘然……”
　　“是的，”她说，“是的，罗伯特。这真好。我要的正是这个。噢！”
　　“什么？”
　　“您刚刚笑了。”昂热拉说，突然变得很严肃，“您头一回真正地笑了。”
　　“这是因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这一切。”
　　“废话。”她匆匆地说，“走吧，我现在还需要我的东西。”
　　我走。香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这么让人开心，这么轻松，这么欣喜若狂，就像这里一样，就像在戛纳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热拉身旁一样。我根本没意识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昂热拉有些喘不过气来地说：“慢点！您走慢一点，罗伯特。我透不过气来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相视而笑，大笑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想：这就是幸福。我曾经相信我从来不知道它或者忘记了它。孩子时一只小狗曾经带给我欢乐。现在，快五十岁时，我又幸福了。因为一个陌生的女子对我表现出了人性的兴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阳斜斜地燃烧在安提伯斯路上。人们来去匆匆，汽车爬过，保险杆顶着保险杆。我回味我在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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