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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乳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殖器。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阴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阴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插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屁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猥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如果大夫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说我病了呢？如果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这会让古斯塔夫心碎，我想。这条狗，他拿他的手下像橙子似的榨。当他们空了、坏了和挤光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扔掉，扔掉，只想甩掉他们！
　　“我没病。”我说。
　　“我很高兴。真的，罗伯特，这让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你面色难看。你怎么了？不安？”
　　我沉默。
　　“家里的事？”
　　“嗯。”
　　“卡琳？”
　　“嗯。”
　　“卡琳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只不过是老一套。”
　　　
2
　　“今天夜里你又喊叫了。”我妻子说。
　　“我夜夜喊叫。”我说。
　　“但不像今夜这么高声。”我妻子卡琳说，“今天夜里是那么厉害，我都想过来喊醒你了，因为哈特维希夫妇肯定又听到了。有可能连塔勒尔夫妇和诺特巴赫夫妇都听到了。”这是我们这幢楼里的邻居，分别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这种喊叫令我毛骨悚然，你就不能理解吗？”卡琳说。这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我们坐在早饭桌旁，卡琳手拿一小块面包，边讲边涂黄油。她早饭吃得很多，喝浓咖啡。我啥都不吃，只喝茶。“太可怕了，因为哈特维希夫人总是要我注意那些喊叫声。她不停地问，你会不会是病了。早就没有人相信噩梦了。他们全都相信，你病得很重。在大脑里。哈特维希夫人昨天说，你得去看心理大夫。你以为我听了会怎么想？”
　　“是啊，这对你一定很严重。”我说，喝茶。卡琳满嘴含着食物说：“我也相信，你得去看看大夫。去看一位心理大夫。一个男人夜夜在睡眠中喊叫，整整两年了，这不正常。哈特维希夫人说，这不正常。你出门在外也这样吗——在酒店里？”
　　“我不清楚，”我说，点燃一支烟，“我想不是吧。”
　　“那就是说光是在我身边，光是当你在家时。”我妻子说。
　　我一声不吭。
　　“我丈夫在我身边喊叫。外出时，当他把随便一个婊子拉上床时，他从不喊叫。那就是我有错了。我总是有错。什么都是我错。你这可怜的人儿。我会让你进疯人院，是不是？跟我一起非常可怕，是吗？我令你作呕，对吧？说呀，说呀，说我令你作呕。”
　　我一声不吭。
　　“你还是胆小啊，”卡琳说，“从事一种放荡的职业，满世界游荡，让他的妻子数月之久独守空房，回到家后，看都不看她，不再跟她说说话，也不听她讲话。你在听我讲吗？”
　　我一声不吭。
　　“你这头猪，”卡琳说，“十年之后你烦我了，是不是？什么叫十年以后？两年来你没再跟我睡过觉。外出或回家时，你不拥抱我。我想吻你时，你就把头转开。我的吻令你恶心。说呀，说它令你恶心。”
　　我一声不吭。
　　“说啊，你这可怜的胆小鬼！”卡琳喊道。
　　我一声不吭。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躲过去，可你搞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的。”她这下讲起话来又十分平静了，“你这禽兽。你这下流的禽兽，对，你就是这样。外表上假装殷勤。”卡琳说，敲破蛋头，“夫人们的情人。一个个都为你着迷了。您有个多么迷人的丈夫啊，卢卡斯夫人。上帝，您丈夫多可爱啊，卢卡斯夫人。哎呀，您一定很幸福，卢卡斯夫人。您丈夫的职业多么有趣啊。我怎么回答？是的，我幸福。他真的很迷人，我的丈夫。他有魅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些女人要是知道就好了！要是她们像我认识你这样认识你就好了。没有面具。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你这个虐待狂。这个心灵虐待狂。这个一有可能就欺骗和伤害妻子的男人。但愿她们认识到藏在你体内的魔鬼。你听见我讲什么了吗，罗伯特？”
　　“是的。”我说。
　　“光讲是的，是的。别的就再也无话好讲了？跟婊子们在一起你一定口若悬河。自打两年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温柔，没有好话，没有抚摸。当我们结婚时，你还挣不到这么多时，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让我迷恋上你，以你在床上的能干令我发疯，以你那令人恶心的性倒错。那时你能说会道。你多么能说会道啊。爱情！我的上帝，你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乳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乳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3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女。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女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当然，先生。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义务。”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它使我的心紧缩。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
　　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我额上汗流如注。我撕开衬衫。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
　　毁灭，彻底的毁灭。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
　　我听到自己在呻吟。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难以忍受，恐怖万分。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我的头歪向一侧。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还有家里的折磨。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我放心了。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我说完就挂断了。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灯开着，我和衣而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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