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的身影现在还历历如在我眼前。他是个肥胖、矮壮、完全秃顶的老人，常常坐在他的木屋的窗旁。这座不大的木屋坐落在阿尔巴特广场的一条胡同里。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份昨天的《莫斯科新闻》①；另一边，窗台上放着一把他专用的皮做的苍蝇拍和一个圆形鼻烟壶，鼻烟壶里装着别列手纳出产的烟草。脚边蹲着他的朋友和谈话对手——肥胖的公猫瓦斯卡，在用爪子洗脸。
　　①《莫斯科新闻》是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学办的报纸，最初是双日刊，一八五九年起改为日刊。从一八六三年起，该报成为反动贵族的机关报，维护大地主利益，支持沙皇政府一切措施，竭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外祖父快七十了，但是他隐瞒着自己的年龄，因为他害怕死亡。由于这同一缘故，他不喜欢我们叫他外公，他要我们做外孙和外孙女儿的叫他“爹爹”，因为他曾用通信方式给我们所有的孩子施行洗礼。他的脑袋很大；皮肉松弛的大股盘上长满了红斑；下嘴唇松弛下垂；胡子剃得精光；双重下巴，下边那层下巴很大、有褶纹，象只口袋。他老穿着一件绗过的印花布棉袍，这棉袍，倒不如说是女人穿的那种宽大的袍裙更为恰当。因为他穿着这件女式袍裙，远远看去会把他当做老婆婆，分不出他是男人。
　　还很早，不过六点多一点，外祖父已经喝完早茶，坐在窗前跳望窗外的景色，不时用手掌擦擦鼻子。这是一条僻静的胡同，只是偶尔有一辆轻便马车——卡利伯①辗着石铺的路面吱吱嚓嚓地驶过去。外祖父目送着它，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的忠仆伊帕特搭这种马车从狩猎市场到阿尔巴特广场竟花了十戈比的事来。
　　①卡利伯是一种装着一长溜座位，在街上拉散座儿的轻便马车，旅客们按到达的先后依次人座；弹簧很细，几乎给压扁了。当时还没有四轮轻便马车。——作者
　　“五戈比尽够了，可他花了十戈比……唉唉！”他唠叨着，“是嘛，别人的钱不心疼！”
　　虽然行人稀少，可是头上顶着盘子和各种家伙的小贩却常常光顾这条胡同。外祖父知道，什么时候、卖什么的小贩来了，他或者向小贩挥手示意（“不要！”），或者打开窗户叫住小贩。比如：
　　“卖鱼的！”
　　公猫瓦斯卡听到“鱼”字立刻跳上窗台，等候卖鱼的走近砖铺的人行道，把鱼盆放在—根小木桩上。这时，瓦斯卡早已跳到人行道上，眯缝着眼谄媚地盯着卖鱼人。
　　“鲈鱼多少钱一对？”外祖父问。
　　“二十戈比。”
　　“一向是十五戈比，现在怎么要二十戈比？”
　　“开斋期的确便宜些，现在是四旬斋期①。再说，这是什么样的鱼啊！您仔细瞧瞧。”
　　①俄国教徒认为鱼是素食，斋期中不能吃肉食，因此鱼价往往比非斋期贵些。
　　“鱼还不就是鱼！说个实价吧。”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讲好十七戈比一对。外祖父从圈椅里笨拙地站起来，到卧室里去取钱。这时，卖鱼人扔给瓦斯卡一条极小的小鱼。瓦斯卡四脚着地蹲在那里，咬住小鱼，不住地抖着，将它咬碎。
　　“瞧这骗子！”外祖父欣赏着猫儿说。“清早起来它就知道卖鱼的什么时候来！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娜斯塔霞来了。她是外祖父心爱的“美女”，一个红脸圆腰、二十一、二岁的少女。这时她还没有穿好衣服，深褐色的头发披在她的双肩上。
　　“叫我干吗？”
　　“没事儿，想看看你。”
　　“真新鲜！说正经话：叫我干吗？”
　　“把鱼送到厨房去。”
　　娜斯塔霞气冲冲地提着鱼走了。外祖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背影。
　　“瞧她摇尾巴的劲儿……养汉子的女人①！”他咕噜道。
　　①娜斯塔霞是个希腊名字，意思是“养汉子的女人”。——是从古代月历名称变来的一个人名。——作者
　　小贩们一个跟着一个来了。
　　一个卖糖浆熬的果酱的小贩，边走边唱道：
　　　　快来买姜糖熬果酱！
　　　　谢苗大叔调味加汤，
　　　　涅尼纳奶奶吃了
　　　　不住口地夸奖，
　　　　叶里沙爷爷吃了
　　　　吮着指头叫香。……
　　一会儿卖梨膏糖的小贩来了，那梨膏糖散发出牛犊皮的气味。一会儿卖荞麦糕的小贩来了，那荞麦糕用一块脏麻布盖着。只要叫一声，小贩便停下来，拿一块荞麦糕在大麻油里蘸一蘸，再用手掌握搓揉揉，让麻油均匀地渗透进糕里去，然后递给买主。总之，要什么有什么。外祖父一会儿买一斤醋栗果，一会儿买一条彼列斯拉夫湖出产的鲱鱼，可是有时他只是和小贩闲扯几句，什么也不买，便放他走了。在空档中间，他用苍蝇拍打苍蝇，但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手发抖，所以常常打空，一打空他就非常生气。
　　“再没有比这个坏蛋更狡猾的了！”他自言自语说。“满以为打中了它，可是它却不知逃到哪儿去了！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又是什么事呀？”远远的回答声。
　　“还不出来！听见吗，苍蝇多得要命！”
　　“唔，让苍蝇吃了您吧。”
　　“瞧你……唉！瓦西卡，你这个小滑头，偷了鱼贩子的小鱼，吃饱了，就知道贪睡，好象不关它的事似的！可是，我的小少爷，你知道偷东西该当何罪吗？”
　　瓦西卡侧身直挺挺地躺着，眯缝着眼睛，安详地打着呼噜。对于倭罪于它的事，它根本不想辩解。外祖父撕下熏鲱鱼的鱼鳍，抛给瓦西卡。可是瓦西卡对这份赏赐毫不理睬。
　　“小坏蛋心里可有数啦！我的小少爷，它知道鱼鳍里没有多大油水。娜斯塔霞，娜斯塔霞呀！”
　　“您别讨人嫌！”
　　“伊帕特快回来了吗？”
　　“我怎么知道！跟您说，别再纠缠了。”
　　“我想和你玩玩呀。”
　　“您和猫儿玩玩吧……您真叫人够受。和我玩的人有的是！”
　　外祖父非常不喜欢娜斯塔霞对他提到有人和她玩的事。他意识到在这方面他积下了没法偿清的欠债，因此，他很生气。
　　“你这个骗子！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他威胁道。
　　“没那么容易！我才怕您呢！您让我清静点，别老纠缠！”
　　但是外祖父已经顾不上娜斯塔霞了。一只苍蝇停在他鼻子上，他轻轻地移动手掌想打死它。糟糕！又失败了：他只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却没有打中苍蝇。
　　八点光景，伊帕特带着一大堆斋期用的食物从狩猎市场日来。有黄瓜、大葱、咸鱼、鱼子，等等。”
　　伊帕特是个魁伟、结实的庄稼汉，穿一件条子粗麻布衬衫，衣襟露在外边，一头蓬松的头发，垂着一个大肚皮，隔不一会儿就要搔搔它。他和外祖父年龄相若，外祖父经商的时候，他当过他的伙计，后来一直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十分信任他。现在他正在向外祖父报告。外祖父详细地询问他，买了些什么，花了多少钱；原来，这么一大堆东西还没花到一张蓝票子①。
　　①指五卢布一张的钞票。
　　伊帕特下去后，外祖父拿起《莫斯科新闻》，一版一版地直看到吃中饭。“国内新闻栏”里报道：某日，阿加方格尔大主教主持弥撒，既毕，全城教堂钟声齐鸣，终日不绝。“国外新闻栏”里有一则巴黎消息，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业已分娩，产一女，起名克列门廷娜。在广告栏里，外祖父，照他的老习惯，特别爱看招徕生意的广告。这一切外祖父早已知道，而且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甚至仿佛觉得，奥尔良公爵夫人在一周之间已经是第二次生产了，然而今天或者明天他还会怀着同样的兴趣来看这条新闻。看完报后，他打哈欠，在嘴上划十字，吩咐把报纸送给刘布亚金将军。
　　十二点正，外祖父进午餐。他独自一人在对着庭院的一间小餐室里吃饭。娜斯塔霞也是独自一人在餐室隔壁她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他们俩隔着板壁交谈。
　　“娜斯塔霞，娜斯塔霞！鲟鱼好象有点儿生吧？”
　　“吃吧！别挑眼儿了！”
　　“你能不能跑一趟，去问问厨子？”
　　“不用问。您老是这样……”
　　这时一辆过路的马车隆隆地驶过胡同。娜斯塔霞飞快地跑到大厅的窗口前。
　　“是谁呀？”
　　“一个军官。多年青啊！”
　　“这你可开心啦！”
　　“怎么啦，难道整天守着您……就应该！”
　　“你这个刻薄鬼，刻薄鬼！”
　　午饭后，外祖父休息两、三个钟头；然后，仆人给他送来一副油污的旧纸牌，于是开始打牌。外祖父只在家里打打“杜拉克”（傻瓜）玩儿，而且赢得输不得。他的男仆帕洪经常陪他打牌，老头子和帕洪打牌时常常玩假，一点不害臊。他拿三点和五点冒充对子，从牌堆里把王牌弄到自己手上，最后当然是他大获全胜。这时他便高兴得连肚子也微微颤动起来。但是，有时娜斯塔霞参加打牌，她可不许玩假。外祖父当过一两次傻瓜，便不打了。他离开牌桌，回到卧室里去记日用账，核对现金。
　　“娜斯塔霞！”他一边走进饭厅，一边叫唤；饭厅里已经烧好了茶炊。
　　“她在大门口坐着，”帕洪回禀道。
　　“还有什么稀罕事她没见过！叫她到这儿来。”
　　但是，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娜斯塔霞还是没有进来。连帕洪也留在大门口了。大家感到和外祖父呆在一起太乏味，谁都不喜欢听他唠叨陈谷子烂芝麻。最后，娜斯塔霞轻轻地走进饭厅，不声不响地沏着茶。
　　“你干吗不做声？”
　　“有什么好说！”
　　“你看见了谁？跟谁吊膀子？”
　　“您别纠缠我。好象把狗拴在链子上了，还要再呵斥它。”
　　“想吃醋栗吗？”
　　“您自己吃吧！”
　　外祖父感到无聊。他拿着蝇拍要打苍蝇，但是黄昏降临，和苍蝇交战很不得手。他没事儿闲坐在窗前，欣赏着愈来愈浓的暮色。这时马车夫打院子里走过。
　　“叶戈尔！给马喂了燕麦没有？”外祖父叫着问道。
　　“我这就去。”
　　“着呀。拉边套的马好象瘦了。你给我小心点儿：有个三长两短，瞧我不把你……”
　　“它哪儿瘦了：我觉得……”
　　“得啦，滚。”
　　伊帕特出现在厨房的台阶上，伸着懒腰，搔着肚皮。
　　“伊帕特！过来！前两天你没打听一下西瓜的行市吗？”
　　“外地的西瓜还没上市，本地的西瓜太贵，半卢布一个。’
　　“哪能这样！”
　　“小银币①不值钱啦！唉，该死的钱！”这是从娜斯塔霞房里传来的插话。
　　①原文是“十五戈比的银币”。
　　“黑李子的行市呢？”
　　“李子倒不贵，十戈比买一百。”
　　“你记得皇上行加冕礼那阵子吧？二十戈比一大堆，随便你拿……唔，去吧！明天买一百来……你得好好讲讲价钱！唉！你就爱花冤枉钱！”
　　时钟敲了九点，外祖父回到卧室，脱下长袍就寝。一天结束了。
　　外租父在他这座小房子里蹲了十几年，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家。一年只有两次，人家给他备好了车，他到监护院去领利息。不能说，这种不爱活动的原因是出于病痛，但他身体虚胖，和人们疏远，变得懒散了。
　　他的生活就这样刻板地一天天过下去，久而久之，他甚至不再因为这种单调而感到苦闷。有两次（这我下面再讲）母亲居然说服了他，请他到我们乡下去避暑。但是他在红果庄还没有住满两个月便开始感到无聊，回到莫斯科去了，虽然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感孤寂的时期，因为这时所有的亲戚都下乡避暑去了，只有退役将军刘布亚金和监护院的官吏克留克文时常来看望他。刘布亚金是外祖母娘家的亲戚，我们家族中独一无二的一位将军。克留克文代外祖父办理各种并不怎么复杂的事务，是知道外祖父在当铺里的存款的确实数目的人物之一。冬季里，儿子和两个女儿来到莫斯科。小房子里人口骤增，有时晚上甚至“宾客”云集，热闹异常。
　　此外，在学期中，当亲戚们还没有从乡下回来的时候，碰到节日，外祖父便依次叫回一个孙子来陪陪他，但是孙子们喜欢跟娜斯塔霞一块儿坐坐，却不乐意陪他，因此，他们的到来一点也不能排遣他那长期的孤寂。
　　外祖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在一八一二年，他因为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军队，受封为八等文官，同时获得世袭贵族权。然而他至死一直保持着商人的气质和商人的习惯。他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出身，而且从来不跟他的亲妹妹见面，也不跟她通信，因为她嫁了个商人，那商人后来破了产，降为小市民。据说，外祖父似乎曾经一度上升为百万富翁，但是接二连三的挫折使他的财产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幸亏他悬崖勒马，及时歇了生意，从此过着抱残守缺、销声匿迹的生涯，直到他离开人间。不过，由于他过去做生意时行动诡秘，他仍然被人当作“拥有巨资”的阔佬。因此，家庭成员无不奴颜婢膝地奉承他，巴结他，旁敲侧击地试探他究竟有多少钱财，心急如焚地巴望他有朝一日终于决心写下遗嘱来。可是老头子说什么也不肯立遗嘱，因为他相信，立了遗嘱，死神必定跟踪而至。
　　外祖父一家有四口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各怀鬼胎，因此，我父亲家里常有的现象，外祖父家里也有。只是动机不同（外祖父的钱袋），表现形式更加虚伪罢了，因为老爷爷不能容忍无谓的家庭争吵。总之，尽管我们的亲戚很多，但是，什么叫真正的亲戚关系，我小时候是很陌生的。亲戚们见面的时候，互相亲吻，背地里一有空闲便不断地彼此诽谤和糟蹋。唯一的例外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但她们已经被压制得只好老老实实地混日子。
　　我没有见过亚历山大大舅：早在我们开始去莫斯科活动以前，他已经死了。但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我了解到，他虽然有点傻头脑，为人却很纯朴。外祖父不喜欢他。一般说来，他在自己家里，象俗话所说，跟大家合不来，而大家所以乐意赏给大舅一个“傻货”的外号，与其说是因为他智力贫乏，不如说是由于他缺乏贪财的心计。在我们的家庭用语中，“不喜爱”这句话含有“可以欺侮”、“可以亏待”的意思，倔性子的老头儿就是按照这种含意对待他的长子的。他给他买了一座小住宅，给了他四万纸卢布，向他要了一张文契，说明他对父亲的恩典十分满意，保证他在父亲去世后对遗产决不作非份之想。
　　亚历山大·巴甫内奇和小市民出身的使女安奴什卡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过着简朴的日子，他热烈地爱着她，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和亲属不大来往，只在大节日里才去看望父亲；外祖父照例赏给他一张红钞票。他根本不同两个妹妹见面，他只同弟弟格利果里维持某些关系，但似乎也只是暗地里往来。他一清早来，趁没有人的当儿三言两语和弟弟谈完要谈的事，立刻走掉，很久以后才再来一次。看得出来，他本能地害怕他的弟弟，象我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一样。
　　大舅的“女人”成了大家发泄怒气的对象，正象亚历山大·巴甫内奇的有限的钱财成了众人眼红的目标一样。我们的父母当着孩子们的面无耻地管她叫骚X，管她儿子叫野种。他们认为大舅的钱已经花完了，不消说，母亲因为这个比谁都气愤。她一再设法拉拢大舅，请他到红果应来作客，甚至屈尊奉承安奴什卡，但是这些尝试没有收到任何实效。在我们饭桌上常常有这一类的谈话：
　　“表面上不声不响，挺老实，暗地里却勾搭上哥哥，享起福来！”母亲说，“父亲、亲戚，什么人哥哥都不认了。”
　　“他可是人财两得呢！”父亲答道。
　　“你们记住我的话吧，他那房子和钱都会给他的骚……！唉，爸爸的钱完蛋啦！”
　　或者：
　　“娜斯塔霞（外祖父的“美女”）前两天说，她上他家去做客，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又亲嘴又抚摸。唉，我们的钱完蛋啦！房子也许还可以靠打官司赢过来，因为那是父亲的赐赏……唉，可是钱……吹啦。
　　“即使房子能靠打官司赢过来，你也得不到，格利果里那吸血鬼会弄去的。老头子和哥哥一死，什么都是他的了。”
　　这个预言使母亲脸都气自了。其实，她自己也只是表面上用希望安慰着自己，心里却相信，她是终究要落空的了，外祖父的全部财产要落到格利果里弟弟的手里，因为无论是“美女”娜斯塔霞、克国克文，还是刘布亚金将军都向着他。况且，格利果里本人经常住在莫斯科，象老鹰一样随时准备向老头子的财宝扑去。
　　她关于亚历山大·巴甫内奇的钱财的预感果然应验了；她一个小钱也没有捞到。大舅对他的钱财作了巧妙的安排。他预先立了一份家庭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安奴什卡和她的儿子。他对这件事保守着绝对的秘密（其实，二舅格利果里对此早已心中有数），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妥贴，大舅死后，他的家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当大舅去世的时候，魔鬼迷住了安奴什卡的心窍。她不知是甘心听命于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呢（他是全家参加葬礼的成员之一，而且表现得这样“高尚”，绝口不提死者的财产），还是她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总之，葬掉男人之后，她来找“小叔子”商量后事。“小叔子”很关切地听完她的话，临了表示想看看遗嘱。他拿着遗嘱仔细看了一番，确信它是真的，于是便……把它放进自己口袋里去了。
　　安奴什卡不禁失声大叫。
　　“本来是有遗嘱的，可是现在它在哪儿呢？”“小叔子”还言简意赅地补上一句。
　　“那上面有证人签过字的！我去找他们，用他们的话来作证明！”安奴什卡反驳道，眼泪簌簌地流出来。
　　“证人也是有过的，不过遗嘱却没有了！本来有过遗嘱，但是我过世的哥哥亲手把它销毁了。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话！”“小叔子”解释道。
　　总之，不管安奴什卡怎么奔走张罗，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不过，说句公道话，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周济了她一百卢布，又决定荐引她的儿子去跟一个鞋匠师傅做徒弟。
　　“你也可以找活儿干，”他关心地对安奴什卡说，“你的儿子满了师，也可以挣口饭吃了；到那时候，你们母子两个就可以安安逸逸过太平日子。自食其力，家庭和睦，比什么都好！”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愚弄”安奴什卡的消息在我们家里博得了热烈的赞扬。
　　“不，你们想想这桩开心事吧，”母亲兴高采烈地说，“她去找他，好象找一个能人似的……唉，傻婆娘呀傻婆娘！”
　　“世界上所以有傻瓜，就是为了要教训他们！”父亲接应道。
　　“不，你们还是想想这副光景吧：她站在他面前，看着他把遗嘱放进口袋里，干瞪眼，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哈，一场空！”
　　“钱你反正得不到，格利果里吞了……老头子的钱他也会照样吞掉的。”
　　“她，这个蠢婆娘，满以为可以靠自己的钱安安逸逸过日子，可是，忽然之间，一秒钟之内，……怪不得她气得疯疯傻傻！”
　　斯杰班哥哥也快活地叫道：
　　“这算什么奶油粥——没什么稀奇！”
　　母亲非但不责骂他，反而接腔说：
　　“是粥，不过没有拌奶油！骚X准给这粥呛坏了！唉，你们想想……”
　　至少接连两、三个礼拜，我们在饭桌上顿顿听到这样的慨叹：“这算什么把戏！这算什么粥！这算什么意外的一招！”
　　总之，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在家里以“大人物”出名。上自老祖父，下至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不怕他。他脑子里永远装着许多诡计，他常常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决不在任何事情面前却步，只要他在场，外祖父便很安静，从来不发表同他相反的意见，甚至避免和他谈得太多，好象害怕说漏了嘴，给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抓住话把儿，打他老人家的钱口袋的主意。事实上也一再发生过这样的事：亲爱的儿子利用父亲在无意中说的话，拉他参加各种企业，一要他去当股东，可是后来，儿子拿去大宗款子，便不再提起钱和“股份”了。母亲和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真心诚意奉承他，用“您’称呼他，管他叫“好弟弟”（他却只是简单地称她们：“安娜姐姐，阿丽娜姐姐”），从乡下给他送去各种食物，虽然他自己的食物多得没有地方准。至于我父亲，他当真相信格利果里是个魔法师，相信他要骗走谁的钱就能骗走谁的钱，相信他总有一天刚所有的亲戚统统破产。斯杰班哥哥给他取了个绰号：“败类格利什卡”。他的脑门虽然因此被母亲用手指弹了一下，但这分明只是虚应故事，并没有恼火的意思，所以这个绰号大家也用了起来。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相貌本身就叫人讨厌。他身体结实，面孔老是通通红，好象浇过鲜血。那仿佛被什么东西烫着了连连吹气的嘴唇，肉团般的鼻子，浑浊无神的眼睛，上了发蜡的鬓角，前额中央耸起的一组额发，都给人以最不愉快的印象。他嗓门嘶哑，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可谓武断已极。他很少坐下，几乎老是在房里象钟摆似的来回走动，有时上身靠在墙上或者窗旁，两腿交叉叠着，站一阵子。一句话，只要看一眼这人的长相，便不禁会想到：这真是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的人物。
　　“别指望他发善心！”母亲说，“什么父亲不父亲，什么姐姐不姐姐——他全不放在心上，为了一个小钱他能把他们统统卖掉！”
　　而且，他能够撇开成见，仅仅因为他天生的性格的特点如此而把他们卖掉。
　　他娶了边查省一个家道衰微的贵族女人，因为他看上了她的“美貌”。看样子，她从前的确是个娇美的女子，不过在我写到的这个时期，她那昔日的丰姿已经无影无踪，她的脸上有随只是压抑和恐惧的神色。不过，二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器重她的，因为她会说法国话，能为他在社交界增添光彩。他有四个孩子，都是儿子，他喜爱古里古怪的名字，所以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列沃卡特、费奥格诺斯特、塞列夫克和庞培。他们也都是一脸压抑和恐惧的神色，至少当着父亲的面是如此，因为他一见到他们，他的脸色就好象在说：“我马上就咒骂你！”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是人长树大的青年，两个在大学念书，其余两个念完了中学。他们的学业成绩很好，但后来却毫无建树。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在莫斯科当过七等文官，但是他在晋升为五等文官（差不多是个要人①了）时却退职了。在我写到的这个时期，他正在从事银钱交易，说得干脆些，是在放高利贷。他的日子过得很自在，每年冬天，他宴请宾客，举办晚会，欣然赴约的都是莫斯科的“要人们”，自然是些二流人物，其中不乏荣获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的大员；那时这样的人物都佩带星章（但没有绶带）。这种星章，虽然质地并不怎么好，却被当做达官显宦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记得有一位四品文官A，因为只有“脖子上的安娜”②，在宴会上，人家给别的要人们上完了菜才给他上菜，他也只好忍受。为此他曾经愤愤不平，大发脾气，甚至向人证明，二级安娜勋章“确确实实”比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但这是徒劳的，——宴会的礼仪不容更改。
　　①指四品以上的文官。
　　②指二级安娜勋章。
　　经常盯着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是他的两个姐姐：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阿丽娜·巴甫洛夫娜·费杜里雅耶娃姨母。那时姨母已经做了寡妇、有一大堆孩子。她比别人更加奴颜婢膝地巴结外祖父，好象她随时都在等着他打开钱柜对她说：“拿吧，要多少拿多少！”除了阿谀奉承，她再没有旁的什么出众的地方。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外祖父的家里安下了自己的代表，因此老头子没有需要支付工钱的仆人（除了所谓“靠信任”住在这里的伊帕特），但是他身边却布满了奸细。这些仆役的任务是观察外祖父的健康状况和他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将观察所得报告给各良的主人。“如果有意外情况，立刻派人报信！”——这就是他们的共同口号。在这方面，母亲干得不太成功，因为她只能在她父亲身边安插一个厨子和做下人伙食的厨娘，他们只能从侧面打听到一点消息。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比较走运，因为他给外祖父安排了一个侍仆帕洪，他可以出入外祖父的卧室。因而能够乘机窥视老头子藏钱的地方。最走运的是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因为命运之神使她有机会给外祖父奉献了一个“美女”，这便是我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娜斯塔霞。”
　　我还记得，当外祖父原先那个“美女”死去的时候，我们家简直闹得人仰马翻。报信的急使把这个噩耗送到红果庄，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开始了奔走、忙乱。母亲险些儿忙病了。但是机不可失，她亲自到各村去挑选能迷住老头子的最漂亮的姑娘。但是她的运气不好，当红果庄这边选好了美女，梳洗装扮完毕时，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妈已经迅速而巧妙地完成了这个艰难的选美使命，使所有的竞争者全落了空。娜斯塔霞入选了，红果庄送去的美女，连外祖父的面都没见着、
　　想象中的外祖父的钱财，是所有的后辈心向神往的中心目标，我们这些外孙自不例外。大家同老头子的关系都有点儿神秘，因为，我再说一遍，谁也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因此外祖父的姘妇娜斯塔霞和官吏克留克文便成了大家曲意奉承的对象。
　　谁都想揭晓这个秘密，彼此猜疑，而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一下子抓住钱罐和全部财产，使别一无所得。这种薰心的利欲在家庭关系上打上了特别的烙印。表面上一团和气，甚至十分亲热，骨子里勾心斗角，视若仇敌。看来，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比他两个姐姐的运气更好，他甚至大体上弄清了财产的数目，因为克留克文同他很有交情。
　　母亲终于高兴起来了。外祖父回信给她，同意夏天到红果庄来玩，住上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娜斯塔霞也附了一笔，叮嘱母亲在六月十号以前派马车去接老头子。
　　母亲重新燃起了希望。屋里忙碌起来，打扫，洗刷。给外祖父在正屋里挑了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以在隔壁休息室里摆上一架屏风，隔出半间来做娜斯塔霞的卧室。院子里，在女仆室的台阶旁，晾起了羽毛褥子、枕头、被子；还搬出了两张床：一张仿桃术做的双人床给外祖父睡，另一张普通床给娜斯塔霞睡。这两张床的每一个小缝都仔细检查过，用开水烫得一干二净，纤尘不染。两间客房的墙壁和家具也精心地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切准备停当后，就把两个房间落锁锁上，然后用毡子堵住房门底下的缝隙，使到处乱爬的小臭虫没法钻进这块禁地。
　　甚至还给外祖父的侍仆帕洪在贮藏室里辟了一个专用的角落，也摆了一张床。又派了一名丫头服侍娜斯培霞。
　　在母亲看来，这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胜利，因为一年前，外祖父还完全向着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甚至在莫斯科近郊同他合伙买了一份在地，到那里去避暑呢。但是这个宠儿不善于节制他的粗鲁行为。他非但不让老头子当家作主（哪怕是表面上的），还千方百计，处处限制他的行动。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早上，外祖父吩咐下人到池塘去捉几条鲫鱼来佐早餐，二舅发现仆人拿着鱼网去捕鱼，竟然取消了外祖父的命令，改派他去割草。早饭开出来，没有鲫鱼。外祖父一言不发，吃完早饭立刻吩咐套车，无论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怎样劝阻，他还是只度过一半暑天便回莫斯科去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整个冬季父子两人的关系都很冷淡。！”
　　“鱼都舍不得给亲爹吃！”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她愤愤不平地说。“何况鱼又不是他的，是爸爸自家的！要是是我呀，不要说几条鲫鱼，就是杨梅、水果、蘑菇、油煎奶渣饼①……一切的一切，一句话，只要有，全拿出来孝敬他：爸爸，您随便吃吧！”
　　①这是一种类似夹着奶渣的双层奶油薄饼的特制食品。小时候，我觉得这种奶渣饼非常可口，但是现在我的肠胃几乎没法消化它。——作者
　　我们全家人喜气洋洋。连我们孩子们也很高兴外祖父的到来，因为他来了，一定有好东西吃。半饥半饱的生涯我们实在不好受。
　　“现在妈妈只好大方点儿啦！”斯杰班哥哥快活地说。“现在，老弟，忘掉那些臭成鱼咸鸡吧——够了！这是天意，天意如此！贵客来了，我们那些臭的成东西就失宠了。烂黄瓜、臭哄哄的牛肉——统统送到下人食堂去！鱼贵极啦，吃不起！亲爱的朋友，再贵也得派人到伏尔加去买，外公，他爱吃鱼，这我知道！他自己吃得好，让别人也吃得好——他就是这个脾气！”
　　总之，斯杰班最馋，因此他比谁都高兴；他甚至作了个算计娜斯塔霞的计划。
　　“应当帮妈妈的忙，”他喋喋不休地说，“得把老头子的遗产弄到手！我来勾搭这个娜斯塔霞，我准行！我带她到树林里去采覆盆子，逼着她干！我说：“娜斯塔霞！别辜负这天赐良缘，让我们快活快活吧！’如此这般……她说：‘这太好啦！’这样一来，我们的事就大功告成啦！欢呼吧，安娜·巴甫洛夫娜！流泪吧，败类格利什卡！”
　　总之，红果庄的宅子里呈现着一片活跃的景象。丫环们也喜形于色，希望老太爷来后她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儿。只有一件事不好办：外祖父爱吃鲜果，可是在他来到的时候，杨梅和水果还没成熟。
　　“想法用果子酱对付到杨梅成熟的时候吧！”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幸亏我们早想到了，在温室栽培了一些鲜黄瓜。仿佛是上天提醒我：吩咐园丁栽一批早黄瓜吧！这一下可用得着啦！”
　　于是，在六月十五那天（这时我们孩子们已从学校回到乡下来过暑假），傍晚六点多钟，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从树林后面驶出了那辆我们很熟悉的四座马车，不大一会工夫，它已停在台阶前。不用说，我们全家人都出来迎接外祖父。但是他累了；他笨拙地下了马车，同父亲匆匆地问过好，边走边把手伸给母亲和外孙们亲吻，然后不声不响地走进为他准备的房间，一直没出来，直到第二天早上。
　　母亲不时走到那两间不准旁人接近的房间的门口，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却不敢进去。宅子里刹那间沉静下来，甚至在离这里很远的房间里，人们也踮着脚尖走路，低声说话。最后，九点光景，娜斯塔霞从外祖父房间里出来，报告说，老爷子喝够了茶，又睡下了。
　　不能说娜斯塔霞长得漂亮。她的脸宽阔、扁平、毫无表情；眼睛不大，也不明亮；颌颚突出，颧骨高耸，象个加尔梅克女人。但是，她那红润的双颊、高高的身材、健壮的脊背和笔直的大腿，却能博得男子的欢心。何况外祖父在女性的姿色方面并不苛求。听说，他先头的那个“美女”，简直可以叫做丑八怪。但是她对老头子却有极大的影响，可见他并不讲究什么姿色，只要是地地道道的女人他就视若珍品。
　　母亲听了娜斯塔霞的报告，立刻把她领到自己卧室里；那里已经预备好一把特别精致的茶炊和各种色味俱佳的点心。母亲小心地闩上房门，以兔旁人妨碍她们互相倾吐衷曲。我们孩子们一动不动地聚集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虽然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在等待什么。连严厉的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她还留在我家里教尼古拉弟弟念书）也若有所盼地站在我们背后，竟然忘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女教师的职责，是应当把我们赶走的。斯杰班哥哥按捺不住，蹑手蹑脚走到母亲卧室的门旁，开始偷听。世界上使他最感兴趣的事，一般是关于遗产的问题（虽然这里面毫无私心），其中也包括外祖父将来死后的遗产处理问题。
　　“她们准备喝茶了……妈妈在请客人吃果酱！”他的喃喃自语穿过房间传到我们耳里，勉强能听清楚。
　　“嘘……她们在谈遗产的事！”最后，他几乎是高声对我们说，“‘给我的儿子，’就是给他的败类格利什卡，‘十万卢布，给我的女儿安娜，因为她孝敬我……’”
　　但这时母亲已经猜到蠢货斯焦普卡在偷听她们谈话。卧室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我们立刻跑开了，斯杰班遭到了报复，不过不怎么厉害，因为有贵客在场，大打出手是不体面的。
　　“没什么，”斯杰班自宽自慰道，“她只这么轻轻打了一巴掌，不疼。大概是因为娜斯塔霞在这里，她怕……只是开门的当儿，险些儿碰破了我的鼻子。唔，老弟，我才不在乎挨几巴掌呢！”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不断地离开餐桌，到娜斯塔霞那边（她的晚饭单开在休息室里）去察看给她上的菜是否齐全。
　　“你说吧！”母亲说，“想要什么，尽管说吧！你服侍我的好爸爸，我也应当服侍你。”
　　临了，就寝的时间到了，母亲在自己卧室里吩咐侍女给“美女”安顿好床铺，然后，坐在她床上，讲了很久的悄悄话。
　　从第二天早上起，一连过了许多天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的日子，只要写出其中一天的实况，读者就可明白外祖父在红果庄度过的全部时间。现在我就来试述一下一天的生活。
　　早晨，卧室里的时钟刚指着六点，饭厅里的茶炊已经烧开，外祖父穿着绗过的长袍，坐在客厅外朝着花园的露台上。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大盅刚沏好的茶。母亲穿着粗麻布短衫，坐在他对面。她已经和“美女”互相道过早安，间过她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臭虫咬她，得到对方的答复，说是简直象住在天堂里一样之后，她便吩咐下人给她上茶，又亲自给酌了许多带淡红色凝脂的鲜奶油，这才去服侍父亲。
　　“爸爸！你要柠檬汁还是鲜奶油？”
　　“来点柠檬汁吧。从前，我们自家养母牛，喝茶就掺鲜奶油，现在光喝茶，什么也不加。柠檬大概贵得要命吧？”
　　“爸爸，我在莫斯科买了一箱；二十五卢布一百。”
　　“不简单！要是买几十个，花三卢布尽够了。听说，彼得堡的柠檬便宜。我们这儿鱼子便宜，彼得堡的橙子和柠檬便宜。可是在暖和的地方，嗬，这些玩意儿根本不值什么。”
　　“常言说得好；萝卜盘成肉价钱①。可是那边粮食很贵。”
　　①原文直译是：海外的牛犊价钱贱，可就是运费高。
　　“呃，粮食。没有粮食也不好。说到粮食，我倒要告诉你一件事；今年粮食丰收，明年兴许连种籽也收不回来。不是下冰雹，闹旱灾，就是别的什么。今年卖六卢布一俄石，明年兴许卖三十卢布一俄石！因此，有些会打算盘的当家人，年景好就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到发生了饥荒再卖大价钱。”
　　“爸爸，一八○三年闹饥荒的时候，我把粮食卖给庄稼人，四十卢布一石。”
　　“这就对了。他们当然会出这个价钱，因为庄稼人得吃饭，可是他们没有存粮。会精打细算的当家人就该乘机掐住庄稼人。当场拿出来。”
　　“不过，爸爸，除了生活费之外，还得手里有富裕的钱才行。要不然，手头缺钱用，就只好在落价的时候卖粮食。”
　　“我说的就是这个。会过日子的当家人手里总是有富裕钱的，不会过日子的当家人，没一时一刻不犯穷的。”
　　外祖父沉默了一会，对着碟子呼呼地吹气，喝茶①。
　　①俄国某些地区的人喝茶时，习惯把茶倒在碟子里再喝。
　　“法国佬打来的时候，”他接着说，话题又回到柠檬上（象一切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也爱老在一件事上兜来兜去，谈个没完），“人们逃出莫斯科，我在弗拉基米尔省一个地主庄园里租了一间厢房。那地主就是在温室里种柠檬的。足够吃一整年。”
　　“喝……”
　　“柠檬他倒是有了，可是粮食收成不好。他把粪肥全上到果园和菜地里了。西瓜每二个有一普特重。你想想，这怎么行。”
　　“如今，爸爸，这样的地主已经很少见了。”
　　“不，如今也有，这种人特别想当贵族长。种橙子，种柠檬……瞎忙五、六年，到时候，你看吧，连领地他们都得拍卖。你们大概也有温室吧？”
　　“惭愧得很，爸爸。我爱吃点果子。”
　　“我说吧。我们全爱吃果子，我也爱，你也爱。这有什么办法呢？”
　　外祖父转脸向着花园，吸着芬香的空气。
　　“这气味好闻极了，甜的！”他说。
　　“爸爸，丁香花开了。丁香花最好闻。”
　　“养这种花大概要花不少的钱吧？”
　　“说的是呀！我也象那个地主一样！本该多种粮食，可我种了果木。”
　　“唔，你是不会打错算盘的。会过日子的人总是又种庄稼，又种果木。大部分力量放在庄稼上，小部分力量放在果木上。该有的就全有了。”
　　“可借您到这儿来的时候，水果也好，杨梅也好，都还没有熟。爸爸，您没有鲜果吃。”
　　“没有鲜果我也照样活。什么东西都有节令。不过，莫斯科已经有西班牙草莓卖了，只有铺子里卖，水果摊子上还没有。这大概是暖房里种的早草莓。”
　　“价钱大概很贵吧？”
　　“那自然。”
　　外祖父打着呵欠，在嘴上划十字，向客厅里张望，仆人正在那里安放呢面牌桌。
　　“爸爸，打打牌吧？”母亲提议。
　　外祖父默默地从圈椅里站起来，向客厅走去。他非常喜欢打牌，巴不得从早上打到晚上，不赌钱，只是“随便玩玩”。母亲很高兴这个，因为用旁的办法很难拴住老头子。
　　打的是四人成对的惠斯特；外祖父和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组成一对，斯杰班哥哥和母亲是一对，不过母亲常离开牌桌，这时便叫格利沙或我替她打。我们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打牌，而且很爱打，只要有牌打，牺牲散步也在所不惜。’连柯里亚小弟弟也寸步不离地站在牌桌旁观战。因此外祖父的光临对我们来说真象过节一样快乐。可是由于总是要让他老人家赢牌的缘故，这种欢乐便没法达到尽兴的程度。如果他输了，甚至是如果别人打了一张不好的牌给他，他都要生气，象受了委屈似的，一言不发地扔下纸牌，回到他的客房里去。母亲知道他这个脾气，尽量让着他，非常灵巧地偷偷塞给他几张王牌，这时老头子便望着一旁，假装没看见母亲做手脚。
　　惠斯特一盘接着一盘，直打到九点。外祖父默默地打着，慢吞吞地把牌抛到桌上，每盘结束便仔细记下赢得的分数。他没有输过一盘。有时，斯杰班哥哥忽发奇想，竟认起真来。母亲见了，狠狠地瞪他一眼，他的淘气念头立刻便化为乌有，这样一来，老头子便成了常胜将军。我们打牌的时候，父亲也走出他的书房，但他在客厅里没有呆多久。他们翁婿之间不能说形同仇敌，但彼此的态度却很冷淡；显然他们是找不到谈话的题目。因此，牌戏给他们双方帮了大忙，兔除了彼此周旋的义务。
　　九点正，就在这间客厅里开早饭。现在每天都开早饭，而且跟午饭一样讲究，可是在平常，差不多总要家里来了客人才有早饭吃，而且端上桌子的也不过是冷盘、肝脏一类吃不饱肚子的食物。现在，母亲一面殷勤地给外祖父奉菜，一面严厉地盯着孩子们，不让他们多吃。同时她却夹了满满一大盘各种各样的菜肴，端着盘子走出去。
　　“她这是给娜斯塔霞送去的，”斯杰班羡慕地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悄悄地说。“那个女骗子哪里吃得了这么一大堆！”
　　这当儿，外祖父很快地吃完早饭，又在张望那呢面牌桌了。又打起牌来，仍然是早上那个打法，一直打到吃午饭。为了照顾老头子的习惯，十二点正开午饭。
　　午饭时，外祖父坐在女主人身旁的圈椅里。母亲亲自把好菜拣到他的盘子里，然后又挑出同样一份放在一旁，同时以目示意：这一份不准动，是给娜斯培霞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父亲也参加谈话。
　　“夏天所以暖和，”外祖父用教训口吻说，“是因为太阳照的时间长。可是冬季里，太阳九点钟才出来，不到三点，你瞧，就找不到它了，所以得不到它的温暖。”
　　“即使是夏天，”父亲强调说，“要是下连阴雨，也会变得冷起来。有时候，七月里下连阴雨，还得穿棉衣呢。”
　　“不出太阳——所以天气冷。”
　　“这话有道理，爸爸。”
　　“还有这样的情形：你走进树林里——凉凉爽爽；等你从树林里出来，到了地里——汗珠象落冰雹一样往下滚。在地里，风吹到你身上也不顶事，还是热。”
　　“老弟，太阳大，风也热。嗯，是太阳把风晒热了。一八一二年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省尤利耶沃县，当时那里树木很少。整个夏天热得要命，从早到晚只有躲在地窖里才不会热死。”
　　“嗯，上帝创造奇迹！上帝大智大慧，一切都创造得不能再好了。夏天正是各种有益于人类的庄稼生长的时候，上帝就给它温暖。冬天，土地需要休息，上帝就用雪盖住它。”
　　“可是法国佬当时却没有算到这一点。他们夏天打到我们这里来，以为天气一直暖和下去了，可是到了冬天只好回去。他们碰上了严冬。”
　　“这是因为冬天里太阳照的时间短。在天上挂这么五、六个钟头就没啦。”
　　“就是嘛。那时候，法国佬存心跟俄国人捣乱。他们破坏城市，火烧莫斯科。他们以为没有上帝了，可是上帝还是有的。他们逃命都逃不及。”
　　“那时候人们还编了歌子形容法国佬逃命的狼狈相呢，”母亲口想道。
　　　　波拿巴跳舞也顾不上，
　　　　丢了吊袜带他心发慌，
　　　　帕登帕登①他直叫唤！
　　①法语：对不起。这句诗讽示法国人逃跑时，直喊“劳驾，让一让”的意思。
　　“他才不在乎呢。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简单啊！哪一个人嘴上不挂着波拿巴，波拿巴！”——
　　“可是他结果还不是个渺小人物！象一滴水似的——一文不值！”
　　“别看鸟儿小，爪子可厉害。法国佬打到莫斯科之前，我在波梁纳有一座庄园，里面有石头房子、有果园、有各种作坊、有浆果和水果——全是自家的。除了鸟奶，什么都有。可是从尤利耶沃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哪，只剩下几堵烧焦了的墙壁。好端端的庆国就这么烧了个精光。这就是他那个害人精①干出的好事！”
　　①指拿破仑。
　　外祖父叹了口气，大家一言不发。
　　“还有哩，”老人改换话题说，“我们看见江河不倒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江河发源于高原，然后向低处流，越流越低。要河水倒流是办不到的。要是在路上遇到障碍，就绕过去，还是一直往低处流，流……”
　　“这也是上帝指示的道路。但是在歌子里却唱道：‘水停在丛山中……’”
　　“这大概是指水井说的。比方说，在梅基喜①，地势高，全莫斯科都用那里的井水。”
　　①梅基喜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城市。
　　“那是什么样的水啊！清清亮亮……象眼泪一样！”母亲附和著称赞道。
　　“那水又好又多。今天流来那么些，明天又流来那么些。从前大家称赞莫斯科河的水，说它是软水，又清亮。可是后来办了工厂——把水搅浑了。”
　　这时侍役端上红烧牛肉，母亲请外祖父吃。
　　“我们特意为您，爸爸，用牛奶喂了一条牛犊！您来点精肉好吗？”
　　“干吗老请我一个人吃呀吃呀，瓦西里·波尔菲雷奇你也不要待慢他。”
　　“他是这儿的主人，爱吃什么，他自己会拣的，您请吧。我知道，您爱吃精肉。喏，这一块大概还不错吧？”
　　大家又不作声了，沉静中只听得刀叉叮当作响。
　　“就拿牛犊子来说吧，”外祖父说。“牛犊子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喝奶喝得多，有的喝得少。有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牛犊子喝了不知多少奶，结果还是皮包骨头。”
　　“爸爸，在这上面，喂牛的要负一部分责任。”
　　“喂牛的自然有责任，不过有时候倒是牛犊子自己不争气。有一种叫做不知饱足的病。马也会得这种病。我记得，我有过一匹骗马，老喂老喂，它还是皮包骨，后来只好把它卖给剥死兽皮的作坊。”
　　“我们田庄上有个庄家汉也得了这种病，弄得一家人都去讨饭了。”
　　“得了这种病非讨饭不可！”
　　“但愿上帝保佑，千万别得这些病，”父亲说道，他近来已经开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对，不管是谁，得了病总是不好受的，不过，病也是各种各样的。我有一个做买卖的朋友，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老是发愁、伤心罢了，也役旁的。看医生吃药，请神甫念经，还去求了侍奉上帝的圣徒，都不顶用。”
　　“也许是别人的毒眼把他盯出了毛病，要不就是魔鬼附了身……”母亲猜道。
　　“也许是吧。”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女人，也总是抱怨说是心里愁闷。可是在教堂里，人家一唱《天使颂》或者唱领圣餐诗，她立刻叫嚷起来。什么办法也治不了她：请神甫来念经；村长用鞭子抽了她好多次——她还是那样。她叫嚷的时候，肚子鼓得挺大，象座山，您想想那光景吧。”
　　“这样，魔鬼就赶忙从她肚子里冲出去了，”外祖父说了句笑话。
　　“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为她想尽了办法，全不顶用，只好撒手不管。人家不赶她去替地主干活，她也不到自己地里去干活，坐在家里百事不千。”
　　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外祖父轻轻打着哈欠，甚至打起盹来。大家吃完点心，大声推开椅子。外祖父行了饭后亲吻礼（母亲和所有的孩子走上去吻他的手），便到自己卧室里去休息。
　　老头子睡午觉的时候，母亲一刻也不歇。她和娜斯塔霞坐在客厅里（离外祖父的房间很近），谈得非常起劲，连我们也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告诉我，姨太，你们怎么想起上我们这儿来的呢？”母亲问道。
　　“是我劝他来的；他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上这儿来的。我对他说，他们盼您盼了多少年啦，可您老是不去。”
　　“唔，谢谢，谢谢你，亲爱的！”
　　“不过，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知道以后，他可气炸啦！他从莫斯科郊区赶进城来，大嚷大叫：‘您敢到札特拉别兹雷家去！我禁止！’他甚至摔烛台砸人，险些儿砸破老爷子的脑门儿！”
　　“居然砸起亲父亲来！爸爸怎样说呢？”
　　“他倒没什么。他说‘呶，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是啊，父母的心多好！儿子要行凶，老子却心平气和地说：‘呶，没什么，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儿子折磨他，骂他，他全准备忍受！”
　　“我们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里，可是二少爷一个劲儿的闹，一个劲儿的闹！他说：‘我一辈子记得那个臭安娜！’他居然骂，骂您，太太，就是说，用最难听的话骂您！”
　　“让他去骂吧，又骂不掉一块肉，只要……”
　　母亲没有把话说完，沉思了一会。兄弟的辱骂，她的确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他的威胁，她却很害怕。唉！尽管目前她得到了胜利，但是她脑子里时刻忘不掉心事：无论她怎么卖力，无论父亲对她说过什么体己话，她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将是劳而无功，她的全部胜利将是过眼云烟，老头子的财产迟早准会落到他那个忤逆不孝的宝贝儿子手里。
　　“所以他一走，巴维尔·波利西奇立刻坐下来给您写了那封信……”
　　“谢谢你！谢谢！唔，那个……”
　　母亲不敢直接说“遗嘱”二字，娜斯塔霞却能领会“那个”的意思。
　　“您是说遗嘱吧？”她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在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吵嘴那天晚上，他们把克留克文叫来，跟他在书房里小声谈……”
　　“谈什么？”
　　“想必是谈遗嘱。”
　　“但愿如此！”
　　“太太，您还是问一问他吧！”
　　“嗳，瞧你说的！我去问他，他准会把我轰出去，准会把我轰出去！要是你……”
　　“我刚开口，自己就后悔了。差点儿没给撵出去。”
　　“唉，爸爸呀，爸爸呀！他样样都好，就是这……”
　　“太太，您也别太担心！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他一想起来，马上就会立遗嘱。难道没有遗嘱您什么也得不到吗？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吧？”
　　“话是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方，可是我和阿丽娜妹妹——我们两个都是分出去了的女儿。我们给爸爸立过文契。”
　　“您要是不立文契就好了。”
　　“我哪能不立！那时我刚满十五岁，还不懂得这种文契是干什么的。我要是不立文契，他就说，‘好吧，什么也不给你，你当一辈子老姑娘！’我立了文契，他答应给我六万卢布的陪嫁，后来却只给了三万。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和我的姑子们为这三万卢布可把我折磨够了。”
　　“唉，罪过罪过！”
　　“常言说得好，胳膊肘儿离得近，可就是看得见咬不着。依你看，老头子的钱，至少有多少？”
　　“钱的事儿，他总瞒着我。不过，他现在也还在攒钱。有时候他把钱存到监护院去。他非常吝啬。一天比一天吝啬。头些日子听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仆人说，似乎有一百万卢布。”
　　“他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兴许是二少奶奶在饭桌上讲出来的。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不在家里吃饭，二少奶奶说话就随便了。她说：‘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老头子有一百万卢布！’”
　　“一百万”这个数字使母亲陷入更深的沉思中。她一声不响，长久地望着窗外，用手咚咚地敲着桌子，她的脑子分明被“一百万”这三个字塞满了。
　　“费你的心吧！”她终于说，“你干脆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给您解闷儿，您也该让我快活快活呀！’”
　　“这倒不错，我就照您的话去说吧！”
　　“就这样去说吧。要是……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我得到了……”
　　“您说的什么，太太！难道我是贪图钱财才……”
　　“你听我说：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费你的心吧！”
　　这种谈话单调地、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老是在同一个题目上兜来兜去。只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插进来的时候，谈话才被打断：或者是女管家走到门口，请母亲出去办件事；或者是娜斯塔霞忽然感觉出外祖父打了个呵欠，便轻声走出房去，在老头子的卧室的门上倾听一阵。
　　三点钟，外祖父又来到客厅里。我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牌戏。
　　“爸爸！点心还没弄好，先打打牌吧？”母亲提议道。
　　“不打喽，”这一次外祖父拒绝了，使我们非常失望。
　　“爸爸，那就请您原谅我，我要出去张罗一下。”
　　“去吧。”
　　外祖父默默地坐了一阵，打了几个阿欠。他终于对我们说：
　　“你们在上学么？”
　　“我们在上学，爹爹。”
　　“斯杰班，你念几年级？”
　　“爹爹，我今年升了最高班，明年该上大学啦。”
　　“你的功课好，可是品行不好，调皮捣乱。你妈净说你不好。”
　　“我，爹爹，好象……”
　　“你‘好象’，她可是确实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应当尊敬双亲。尊敬自己的父母，戒律里面是这样说的。挪亚喝醉了酒，赤身露体躺着，含姆取笑他，上帝就诅咒含姆。后来含姆的宗族离开了他。有些人出于尊敬，离开了闪姆和雅弗，有些人却出于轻蔑离开了含姆。①你应当把这个典故牢牢记在心上。唔，你们学习得怎样？”他问我们。
　　①据《圣经》传说，挪亚是个好人，闪姆、含姆和雅弗是他的三个儿子。有一次挪亚喝醉了酒，赤身躺在棚子里，含姆认为父亲太不雅观，竟然大笑起来。闪姆和雅弗很尊敬父亲；便拿了衣服倒退着走进棚子去给父亲盖上，自己却背着脸不看父亲的裸体。挪亚醒来后，大发雷霆，把含姆从家里驱逐出去。
　　“我们——托上帝的福，爹爹。”
　　“托上帝的福——这太好了，好好学吧。出了学堂，进衙门去做事、挣钱。总不能靠父母养活一辈子。好，我来考考你们，别列斯拉夫里城在哪一省？”
　　“在弗拉基米尔省，爹爹。”
　　“有两个别列斯拉夫里城：一个在弗拉基米尔省，另一个在波尔塔瓦省。”
　　我本想说不对，在波尔塔瓦省的那个是别列雅斯拉夫里，但是我知道外祖父不爱听反对意见，我便克制住了。
　　“斯帕斯克整整有三个，”外祖父补充道。“考试时候大概要问的，应当知道。嗯，好吧，格利沙，你念念‘奉圣灵之名……’”
　　格利沙念了。
　　“呢。可是罗马教皇吩咐要这样念：‘奉圣父圣子之名’。这得和他去说理了。”
　　点心端上来了。如果夏天天气很热，那么上的便是整堆的草莓、水果、糖豌豆、黄豆，等等。母亲挑最好的孝敬外祖父；然后拣些味道鲜美的放到特备的盘子里，叫人给娜斯塔霞端去。她给孩子们的吃食不多，而且大半是豌豆和黄豆。
　　“你们也有一份，赶快吃吧！”母亲说着，往每个孩子的盘子上放一点食品，而且往往漏分给斯杰班哥哥。
　　外祖父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时停下来发表这一类的高论：
　　“有各种各样的草莓。有的个儿大，不甜；有的个儿小，很甜。”
　　“这要看年景，”母亲接口说道。
　　“着着，我说的正是这个。有时候雨水多……”
　　如此等等。
　　末了，他照例称赞道：
　　“你们的水果真好。役话说。”
　　“您既然喜欢，请再吃一点吧！”
　　“够了。”
　　然而母亲却拣出几个桃子和杏子放到一个盘子里，送到外祖父卧室去，留给老头子夜里吃。
　　“我们每个人才给一个桃子，一个杏子！”斯杰班哥哥用羡慕的口吻小声说。“哼，不给我，我会输的。”
　　说罢，他满不在乎地走到桌前，拿起一个桃子，装进衣袋里。外祖父困惑莫解地望着他，却不做声。
　　五点过一点儿，上茶了。如果天气晴朗，外祖父就在露台上喝茶。客厅坐东朝西，老头子喜欢在阳光下舒展舒展身子。但是，据我记忆所及，他一次也没有到花园里去过，甚至从不坐车出去散心。总之，象在莫斯科一样，他足不出户地蹲在家里。
　　晚茶和晚饭之间的时间过得最无聊。母亲手脚不停地忙了一整天，显然已经累了。因此，为了应付老头子，她便举办一种类似家庭音乐会的玩艺儿。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坐在旧钢琴后面，弹奏切尔尼①的变奏曲。大家要格利沙唱《我去割草……》。外祖父很赏识地听着，露出满意的表情。
　　①卡尔·切尔尼（1791—1857），钢琴家和作曲家，原籍捷克，作过八百多首钢琴练习曲。
　　“唱得不错，”他称赞格利沙，“不过，你为什么使这么大的劲儿，噘起嘴唇？”
　　“唔，爸爸，他年纪还小。不能太怪他，”母亲为她的宠儿辩护。“格利沙！再唱一遍……那叫什么来着……《在筵席上》，是吗？……记得吗？”
　　格利沙唱道：
　　　　朋友们，别奇怪，
　　　　不止一次
　　　　在你们当中
　　　　在欢快的筵席上
　　　　我陷入沉思冥想……
　　“好，”外祖父鼓励道，“只要学会了，就能唱得很好。我年青的时候认识一个会唱歌的主教——他就唱过这支歌……嗯，唱过！开头，他轻轻地、轻轻地唱，声音好象有两俄里远，随后，渐渐快起来、快起来——突然之间，那低音向四方滚去，大家听得甚至坐了下去。”
　　“那是他天份高。”
　　“对，干他们那一行，没有天份不行。不管怎样努力，不管怎样用功，若是没有天份——干不出名堂来。”
　　家庭娱乐节目很快就演完了。母亲愈来愈焦急地看钟，但这时只有七点。离开晚饭时间整整还有一个半钟头。
　　“爸爸！打杜拉克吧？”母亲提议。
　　“打杜拉克，好吧。”
　　外祖父和格利沙打牌；他是最得宠的孩子，而且他最能领会母亲的指示：应当怎样陪老头子打牌。
　　盼望了很久的晚餐时间终于到来。父亲也来到大厅里，但他不同大家一起吃晚饭，只喝点茶了事。晚餐和午餐的内容一样，以汤菜开始，以点心告终。吃的是回过锅的剩菜；不过给外祖父另外做了一份新鲜菜。人们没精打采地交谈着；大家感到无聊，大家都累了，大家都腻味了。连我们孩子们也觉得，白天里一大堆琐事弄得我们怪不舒服。
　　“别人喜欢吃晚饭，”父亲开口说，“我可是吃不下。”
　　“唔……”外祖父答道，望了对方一眼，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似的。
　　“我是说：有的人喜欢吃晚饭……”父亲正要解释。
　　“有的人喜欢……”外祖父接过口，心不在焉地重复父亲的话。
　　时钟敲了九点，大功告成，外祖父的一天结束了。
　　母亲等人们安顿老头子睡下，并且同娜斯塔霞道过晚安后，便急忙跑进自己卧室。她迅速地脱了衣服，困乏不堪地倒在床上。她的昏昏沉沉的脑子里闪着“一百万”三个字；她的嘴唇无意识地嘟哝着：“上帝保佑，大卫王大慈大悲，”……
　　为了让读者对我外祖父的家庭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我认为有必要看看他每年冬天时常召请亲戚和他共同度过的晚会。
　　通常由娜斯塔霞坐着车，花一两天时间，跑遍亲戚家，通知他们，巴维尔·波利西奇老爹请他们某日某时去他家喝茶。自然不会有人拒绝。应邀参加晚会的不仅有家长，还有孩子们，在约定的那一天，六点光景，外祖父家的大门前已经停了一长串马车。
　　各处房间里生起炉子，烧得暖暖的，窗户没有装气窗，窗板也关得严严实实，因此，一点也着不出要让屋子里通通空气的意思。此外，为了接待客人，屋子里用一种什么药粉熏过，使空气变得更加间人。外祖父已经来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等候客人。他穿着“英国呢”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沙发前面的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沙发后面，穿衣镜两边各有一只烛台，每只烛台上点着两支蜡烛；大厅的墙上燃着一盏添过素油的神灯。侍役帕洪在沙发前的桌子上摆设点心甜食：软果糕、果冻、葡萄干、糖渍苹果，等等。
　　所有的客人几乎同时到达。全是自己人：我们、费杜里雅耶夫姨父家的人、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刘布亚金将军。参加这种晚会的外人只有官吏克留克文一人。晚会开始时，除了父亲和刘布亚金，亲戚们都走到老头子身边，吻他的手。然后，长辈们在桌子两边的圈椅里彬彬有礼地坐下来。两位已经定了亲的姑娘：娜杰日达大姐和萨莎·费杜里雅耶娃表姐，被安顿在窗边，小家伙们却不声不响地呆在厅屋里。那里特备了一些甜品，孩子们几乎眨眼工夫就把它们消灭光了。只有格利果里二舅，象个钟摆似地在房里来回踱着；克国克文倚在门框上，他一直保持着微微倾斜的姿势站在那里，仿佛随时都在听候差遣。
　　我想趁这个机会给读者介绍一下几个参加晚会的人，关于他们，在这以前我还只顺便提过一提。
　　刘布亚金是所谓典型的军界代表人物。这老头子六十五岁上下，精力充沛，举止灵活，结实得好象他永远不会衰老似的。很早就认识他的人们，从没有发现他的外表有丝毫的改变。他留着短发；他的头发，他的牙齿都一点也没有脱落，双颊红润，只是眼睛显出几分老态罢了。他是最接近外祖父的人，也是外祖父始终不渝的谈话对手。他们两人用心地阅读《莫斯科新闻》，并且互相交换读报心得。他们两人的兴趣相同，联系他们两人的是同样的一些往事。刘布亚金对外祖父的财产没有丝毫的私心，这也许是他博得外祖父好感的另一原因。刘布亚金自己有一笔为数不多的资金，他很满足于这笔资金的收益，把省下的每一个戈比给他的独生儿子存着。这个儿子已经成了家，在官场中混得挺不错，在一个边远省份里率领一个卫戍营，不仅不需要父亲的接济，他自己也在攒钱。而且他的孩子们将来也会象他一样地攒钱——这是绝对无可怀疑的，因此刘布亚金老头子可以死而无憾了。攒钱是最要紧的事，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了——这便是支配着全家人、也为刘布亚金所信守不渝的一条明智的信条。
　　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在她家里以迟钝出名。她的智力的确非常低下，但这并没有使她不象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外祖父的财产。在这种事情上，聪明人也罢，笨人也罢，心眼儿全是一模一样的。她比我母亲小几岁，但外表却老得多；她是个虚弱而且胖得不象样儿的女人，生着一张呆板的圆脸，两只愚钝无神的眼睛。她老是张着嘴巴，因此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无礼地管她叫“开口笨蛋”。但她也有美德：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准备为他们去干最冒险的事。有一次她居然鼓起勇气，咕咚一声跪倒在外祖父膝前，说：“爸爸！您干嘛拖延着不安排后事呢？难道您要委屈您的外孙们吗？”因为这次轻举妄动，老头子整整有一年时间不愿见她。
　　最后谈谈费多特·加甫利内奇·克留克文。他是个典型的小官吏，年纪不大，看上去却已经是个老头儿：他的面孔干瘪、枯黄，经常露出乞求的神情；他的眼睛浑浊，老泪汪汪；他的头发稀稀拉拉，露出一块块象被蛾子蛀空的头皮。他说起话来，声音高而颤抖，仿佛嘤嘤吸泣；他走路不是一步步的走，而是在房里轻声地滑行。他为外祖父保守秘密，但看来并非忠心不贰。至少，母亲在看见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打得火热的时候，她就不无根据地疑心二舅已经知道了不仅是她、就是外祖父的“美女”也一无所知的许多内情。外祖父显然也疑心他不忠实，但老头子对此并不在意。在大节日里，母亲虽然多方诱请他，他也很少上我们家来做客。他为外祖父效劳，外祖父对他是否有所酬劳，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亲戚中许多人认为，在他们的交往中隐藏着某种谁也役法揭晓的秘密。
　　大家就座后，上茶、开始交谈。第一个话题是天气，大家抱怨天冷。已经是一月中了，可是冬季里从十一月一日算起，就没有一天暖和过，一天比一天更加寒冷。
　　“这我早看出来了，”外祖父说道，“要是在库兹马一杰米扬节①可以坐雪橇出门，冬天准会冷得要命。”
　　①即纪念库兹马和杰米扬两个圣徒的节日，在十一月一日，按旧俄农村里的习惯，这一天是各种契约和佣工的期满日。
　　“今天早上我把寒暑表放在阳光下试了试，是零下二十五度，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说。“他们从乡下运干草来，一个庄稼汉冻僵了，好容易才使他暖过来。”
　　“这么冷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那时法国伦在莫斯科大吃大喝，闹得天昏地黑。”
　　“那时候，爸爸，上帝知道，需要严寒，可是现在这样冷，就毫无道理了，”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说。
　　“你最好是去劝劝上帝，就说：不需要这样严寒。”
　　“难道不该担心吗，爸爸！外头冷得要命，可是雪下得少。乡下来信说：秋播作物都快冻死了！”
　　“那你就告诉上帝；我的秋播作物快冻死了。他听了你的话恐怕是会觉悟过来的。”
　　大家笑了。
　　“可是我儿子写信给我，”刘布亚金开口说，“说他们那边冬天很暖和。”
　　“总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寒冷，有的地方暖和。你儿子怎么样？身体好吗？工作顺心吗？”
　　“上帝保佑。检查官每年秋天上他们那儿去，总算没出什么岔子。”
　　“上帝保佑——这就再好不过了。那些检查官少不了让他破点小费吧！”
　　“有那么点儿毛病。我带兵的那阵，就常常碰到这种事。检查官来了，又吃又喝，全归我开账。至于送礼，更是不在话下。”
　　“还要训你一顿才走。”
　　“文官衙门可没有这种事，”二舅说。
　　“文官衙门更坏。军人办事至少是不声不响的。长官一下来，四处瞧瞧，拿走他要拿的东西，从此就不再来了。文官却不然，钦差大臣一下来，拿了要拿的东西不算，事后还要说你的坏话。费多特·加甫利内奇，你对钦差大臣的看法怎样？”
　　这话勾起了克留克文的不快；他亲身吃过钦差大臣的苦头。有一回，承钦差大臣的情，他险些儿丢了差事，要不是上帝保佑，他准给撤了职。
　　“那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人，”他把身子向前探探，答道。
　　“那一次你总算懂得什么叫做‘给点厉害你瞧瞧’吧！”外祖父笑了，在场的人也一齐跟着笑了。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贿赂问题上。
　　“我们那阵，委员会里的委员们全受贿——要得可多啦！”外祖父说。“法国佬眼看要打来了，军队没有靴子穿，他们却满不当回事。什么破烂玩意都要。”
　　“他们从前受贿，现在仍然受贿，”刘布亚金强调说。
　　“而且将来还要受贿。”
　　“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圣贤。”
　　“有的人本来是不高兴受贿的，可是他的儿女要吃要喝呀。”
　　“这话有理！”
　　“在下级机关里，陪审员、县警察局长、法官受贿，——贿赂这些人倒花费不大。在中级机关里，厅长、省长受贿，——对这些人，给少了拿不出手。在中央级机关里，枢密官受贿，——对他们，得孝敬大笔款子。这种事不是我们开的头，也不该由我们收尾。有些人认为，贿赂之风总有一天会中止，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轻率之论。”
　　谈完这段话后，外祖父大声地唤鼻烟，叹息。第二次上茶了。二舅停在我大姐娜杰日达面前，逗弄她。
　　“小蜻蜓，你怎么还不出嫁呀？”
　　“哎哟，好二舅！”大姐羞答答地叫道。
　　“‘哎哟，好二舅’，用不着这样！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不好，”外祖父解释说。
　　“我的萨申卡好象也该出嫁了！该出嫁了！该出嫁了！”费杜里雅耶娃姨母天真地嚷道。
　　“干嘛这样急着要找男人？”二舅粗鲁地戏谑道。
　　“不是急，是……”
　　“没关系，来得及的。你们等着吧，过两天我亲自来办这件事，一眨眼就给你们两个找到女婿。给你，娜杰日达，找个强壮点的，因为你自己就长得这样壮实；给你，亚历山德拉①，找个不强不弱、中不溜儿的。安娜，你怎么还不给女儿张罗个人儿呀？”
　　①即萨申卡。
　　“姻缘自有天命，她还没碰到合适的机缘，”母亲答道，她担心这样谈下去，什么污秽的话都会说出来，便赶紧把话头岔开。
　　“在别人家里，我从来没喝过象您家里这样好的茶呢，爸爸！”她转身对老头子说。“您这茶叶是在哪一家买的？”
　　“不清楚，是伊帕特在狩猎市场买的。这种茶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喝罢了。”
　　“贵吗？”
　　“十卢布一封特，茶花在内。”
　　“听说当主教的爱喝茶，而且很在行。”
　　“老实说，他们百事不干，从早到晚净喝茶。”
　　“我们军区里有一位将军，有一次向我吹牛，”刘布亚金说，“说是有个营长孝敬他一箱茶叶。打开一看，全是灰白色的！”
　　“上面是灰白色的，下面许是黑色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应当搅合搅合。”
　　“‘事怕行家’，这句话到处用得着。要是不搅合，光泡茶花喝，会把脑子喝傻。要是光泡黑叶子，就喝不出真正的味道。舌头发酸，牙床发涩，象喝金丝桃酒似的。”
　　“还有一种柳兰茶①。”
　　①一种用狭叶柳制成的茶叶代用品。
　　“有是有这种柳兰茶，不过它不是真正的茶。真正的茶叶出在中国。这个中国在西伯利亚南边。”
　　“我儿子在靠近那个国家的一个边疆城市里做事，”刘布亚金说，“据他说，中国人是个非常奇怪的民族。男人留辫子，有我们的大姑娘的辫子那么长。”
　　“这是他们的风尚。”
　　“他们在整个边界上修了一道长城①。他们不去惹别人，也不准别人惹他们。”
　　①作者以为长城是我国的边界，是不对的。
　　“他们希望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过日子。这也许比什么都可靠。我们倒是挺灵巧：老是跳来跳去，可就是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茶喝完了。孩子们纷纷离开大厅，并到外祖父跟前，向他道谢。
　　“给你们甜品没有？”他问。
　　“给了，爹爹。”
　　“好，快去吃吧。你们怎么啦？”他转身问在场的大人，“怎么不吃甜品？”
　　母亲第一个走到桌前，拿了一个渍苹果，放在盘子里，递给外祖父。
　　“爸爸，您吃渍苹果吗？”
　　“吃。”
　　“除了莫斯科，什么地方也没有这种渍苹果。在这儿才吃得上这种美味。我费了好大的劲，弄到渍苹果的单方，可是怎么也做不好。”
　　“把苹果泡在克瓦斯里，再加些香料就行了。”
　　“爸爸，买现成的要多少钱？”
　　“很贵。四十戈比买十个。”
　　“贵是贵，东西好呀！”
　　母亲想大谈莫斯科的高手们制作的克瓦斯、蜜酒和其它种种食品，可是二舅忽然想起了一件别的事，便急转直下地把话头岔开了。
　　“头些日子，我在叶戈罗夫的铺子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法国伦又杀了他们的国王①，”他说。
　　①指法王路易·腓利普（1773—1850），于一八三○年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拥上王位，一八四八年革命时逃走，死于流亡中。
　　“我也听说过，”克留克文证实说。
　　“我不知道，我今天还看过报，报上一点儿没登。”
　　“上头不许登，连私下谈谈都严格禁止。绝对不准谈论。可是你看，统领家的管事却对叶戈罗夫说了。这些法国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们原本有一个真正的国王，却换了另外一个。现在又不要这一个了。”
　　“这是那些老粗干的，全是理发匠、裁缝之流。”
　　“这些理发匠想要共和政体。什么叫共和政体？你问问他们吧，——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手痒罢了。聚众闹事。简直象我们驿站上的那些马车夫一样，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该谁出车。可是，天下哪有不要长官还能活下去的事！”
　　“你瞧我们的曾斯基①（警察局长）刚病了一个月，大学生差点儿闹翻了莫斯科。大街上、戏院子里，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上挖了好些坑，准备栽菩提树，可是夜里又用泥土填平了那些坑。你看，这就是共和政体！如果是有头脑的人，决不闹事。可是这些鬼东西和捣乱分子……”
　　①曾斯基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和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市警察总局局长。
　　“不过法国的良民并不赞成这样干。我从叶戈罗夫家跑到西赫勒什①那里，老板娘可是坦白地说：‘信不信由您，我甚至因为被人叫做法国女人感到羞耻呢！’她说，‘我若是早一点改了自己的信仰就好了，现在只好等等再说。’”
　　①当时一家著名的时装店。——作者
　　“得啦吧！有什么好等！”
　　“爸爸，信仰怎样改变法呢？”费杜里雅耶娃姨母追问，“难道把她……”
　　“这很简单，叫人把她衣裳脱光，象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时一样，用水浸一浸，”外祖父笑道。
　　“那不难为情吗？”
　　“管它难为情不难为情，既然叫做蘑菇，就得任人采食。”
　　诸如此类的闲话一直扯到八点半。最后，男人们开始看表，接着，在场的人们开始活动。大家同时起身告退。
　　关于外祖父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这些往事，正如他在世时的生活本身一样，既单调乏味又毫无意义。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看来对于他倒是有益无害的。贫乏的生活内容，加上肉体上的精心保养、智力上的停滞和精神上的宁静，收到了延年益寿的效果：外祖父活了九十岁才死。他最后当然没有立下遗嘱，这样，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便毫无阻碍地占有了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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