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是父亲最小的妹妹(在写到她的这个时期,她刚五十出头),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然而,我记不起,在买后沼镇的庄地以前,我们曾否上她家去过,我也记不起,她曾否到我们家来过,因此我根本不认识她。她在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爷爷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大家便不喜欢她,管她叫野人。后来,她出了嫁,随心所欲地过日子,这个名声就更加大了。人们数落她在经营产业方面的种种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及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某些纯属虚构的行径。例如,人们说她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活活拧死过一个侍候她的贴身小丫环;又说她嫁的是个死人,等等。父亲避免谈论她,爱说刻薄话的母亲左一声恶霸右一声浪货的骂她。总之,无论是亲戚,还是邻近的地主,跟萨维里采夫(姑夫家的姓氏)家的人都不相往来,因此,他们过的完全是人所共弃的、孤单的生活。
人们当着儿童的面,虽不夸张,可也毫不隐讳地高声谈论着的这些故事,不消说,对孩子们的想象力起了强烈的作用。拿我来说,我出世以来没见过这位姑母一面,竟也将她设想成一个瘦猴精(我在书籍插图上见过这类女人),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袍,向前伸出两只手臂,手上长的不是指头而是尖利的爪子,脸上长的不是眼睛而是两个张得大大的窟窿,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蜷曲着的小蛇。
但是,在我们买下后沼镇的庄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这位姑母的领地燕麦村恰好在红果庄和后沼镇之间的半路上。因为马匹还不习惯拉着车一口气走四十多俄里路,那会累坏它们的,所以必须在半路上喂料一次。平常,我们在号陶河畔,燕麦村斜对面的一家骡马店里打尖;但是,母亲以她素常的精打细算的精神,盘算下来,认为与其在骡马店花冤枉钱①,不如到好妹妹家里歇两、三个钟头划算;至于好妹妹,她当然乐意恢复亲戚关系,竭诚款待贵客。
①这笔冤枉钱有多大数目,一看下列账单便知:一普特喂马的干草(燕麦是自己带去的)——二十戈比;马车夫和仆役的早饭——三十戈比;茶炊和一罐牛奶——三十戈比。主人吃的是自己家里做的食物,那包着烧鸡的蓝纸、那夹着煎蛋的圆饼和半只筛过的细面粉做的面包,现在还历历如在眼前。侍女吃主人剩下的残食。只有遇到阴雨天才需要花“旅馆”钱(约二十戈比);遇到晴天,母亲便吩咐在菜园里歇口气儿。总计:八十戈比,充其量也不过一卢布纸币。——作者
有一回——那是在夏天——母亲准备去后沼镇,并且带我一道去。这是我们第一次(然而也是最后一次)拜访萨维里采夫家。我现在还记得,好奇心曾使我兴奋得坐立不安。我发挥我的想象力,描绘着我早先已经创造出的泼妇形象,她将威严地出来迎接我们。母亲也一再踌躇,跟侍女阿加莎商量了好几次。
“去不去呢?”
“您看着办吧,太太。”
“她恐怕不会招待我们!”
“怎么会不招待……您别这样说!她连高兴还来不及呢!”
母亲犹犹豫豫,考虑了一阵,接着说道:
“她兴许会叫她的福木卡出来见见我吧!”
“也许她不好意思吧。不过听说,他总是跟姑太太一张桌子吃饭……”
“嗯,行,那我们去吧!”
可是,过了一阵,母亲又动摇了,于是谈话又开始,内容却相反。
“别去现丑吧,”她说,然后转身对车夫加上一句:“上骡马店!”
因此,当母亲改变主意对车夫高喊一声“上燕麦村!”,马车掉头向燕麦村驶去的时候,我的心不禁怦怦地乱跳起来。
马车离开大路,沿着软软的村道,向一座不大的地主宅子驶去;宅子耸立在院落深处,院子围着栅篱,四周还种了白桦树。
果然,等着我们的是一幅颇不寻常的景象。院子里空无人迹;栅栏门紧闭,栅篱里面没有一点声音。烈日如火,连拴在仓库旁的看家狗听到我们的响动,也不吠叫,只是懒洋洋地把头转向我们。
好象是忘却之神亲临此间,拿它的神幕盖住了一切有生之物。可是,过了两、三分钟,从屋角后面钻出一个穿着破礼服的人来,我们大声问:“阿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在家吗?”他停住脚步,用手掌在眼睛上方搭个凉棚,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随即消逝了。接着,一个穿着破旧的无袖衫的女人跑出女仆室的台阶,略站片刻也不见了。最后,透过栅栏门,我们看到宅子里开始奔跑、活动起来了。大门开处,一个穿黄土布上衣的赤脚少年从宅子里跑出来,给我们开了院门。
我们的车来到台阶前的时候,姑母已经站在那儿。她是个未老先衰的老太婆,瘦骨嶙峋,牙齿几乎掉光,满脸皱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蓬蓬松松。我仿佛觉得,在这蓬松的头发里蠕动着许多小蛇。此外,她身上穿着一件浅灰色印花布做的旧巴拉洪①,也跟图画上的一模一样。
①一种做工粗糙的肥大的长袍。
“唉呀呀,我的亲人们!唉呀呀,恩人们:到底想起我老婆子啦,太太!”她用颤抖的声音同我们寒暄,张开双臂,准备再一次拥抱母亲。“你们大概是上后沼镇去,半路上……毕竟比在骡马店吃饭省钱呀……我听说过了,好嫂子,我听说过了!你买了块宝地,发了财……喝,你真了不起!不简单,什么事你都单枪匹马,亲自动手,办得又快又好!请到屋里坐!谢谢,好嫂子,你总算想起我了。”
在姑母东扯西拉,而且不无讥诮意味地致她的欢迎词时,我惶恐地等待着她要向我说的话。
“你还带了一个小把戏……唔,我真高兴!这是老几呀?”她转身向我,抓住我的双肩,用她干瘪的薄嘴唇吻我。
“这是老八……家里还有个小的……”
“那是老九……咹,瓦西里哥哥也真有能耐:六十多的人,你瞧,还这么老不正经:不用多久,还有老十呐……唔,愿上帝保佑你,好嫂子,愿上帝保佑!等一等,等一等,小宝贝,让我瞧瞧你象谁!唔,正是这个样儿,活象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哥哥,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
她把我的身子扳过来转过去,就着光亮,前前后后地端详我。
应当说,我对这类粗俗的戏谑早已见怪不怪。在我们家里,或者邻里家里,人们对于妇女的名誉是不怎么维护的。男邻居们和女邻居们几乎是满不在乎地互相低毁着。谁也不想想这些流言蜚语是否有一星半点合乎情理。流言蜚语好象个连环套,把大家套在里边,同时它又是先生们、女士们,尤其是女士们,出门作客或者呆在家里,茶余饭后唯一谈得十分起劲的话题。我个人几乎不能理解,这种粗俗的戏谑究竟有何意义,但是,因为这种话听得太多,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母亲心里明白,她上了大当,在喂马的两、三个小时中,她不得不听一大堆下流的风言风语了。因此,在进房以前,她赶忙吩咐车夫不要卸马。但是姑母根本不愿听到尊贵的亲戚很快就走的话。
“唉呀呀,唉呀呀!嫂子,不管你怎样见怪我,你也别想走!”她惊呼道,“我不放!要知道,我的朋友,即使我说了什么不妥当的话,那也是无心的!……确是这样……我本是个无心的人,如今变得更无心了:有时候我心里啥事也没有,可是我老是一个劲儿说呀、说呀!请吧,请进房里去吧——不招待招待你,我决不放你走!”她转向我说,“你也别想走!小家伙,出去玩儿,到园子里去摘莓子吃,让我跟你妈妈谈谈家常。唉呀呀,我的亲人们!唉呀呀,恩人们!寒来暑往,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啊!”
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我自然很高兴,急忙利用这个空档,三脚两步跑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仍然空无一人。四周的概墙使这个庄园带有一种古代的尖桩城堡的风貌。院子一端,离正屋不远的地方,有几座杂用建筑物:马厩、牲口栏、仆人住房,等等,但是那儿却没有一点响动,因为牲畜赶到外面去放牧了,家奴下地为主人干活去了。只是在远处,在杂用建筑物后面,有一个小孩正向田野里撒腿跑去,大概是派到割草场叫仆人去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农业上的各种设备,所以这时我首先向那些杂用房屋走去。我要比较一下,这些建筑物是否象我们红果庄的那结实、坚固和宽敞;单间马房修得怎样;不靠放牧、单用干料喂养的种马多不多;牲口棚大不大;萨维里采夫家的厨娘象不象我们家的厨娘瓦西丽莎,等等。此外,我看见我们那辆撑着车篷的马车停在马厩门前,我们的车夫阿连皮坐在车旁吸旱烟管儿,吐着烟雾,跟一个穿一身褪了色、又重新染过的蓝礼服的驼背老人聊天。我想,他们准是在谈马,阿连皮一定在夸耀我们家那个我很喜欢的小养马场。但是,我越走近这些杂用房屋,越清楚地听见了一阵阵克制着的呻吟声,立即在我的脑海里唤起了一幕幕关于姑母折磨农奴的故事。不一会儿,我已经到了那儿。
呈现在我眼前的现实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我从小看惯了地主的种种横行霸道的行为,那在我们家里表现为辱骂、掌嘴、打耳光等等,因为看得太多,我几乎无动于衷了。但是我们家还没有达到残酷折磨的地步。在这儿我却看见了一幅令人发指的惨象,使我一下子愣怔地停住脚步,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两手绑在马厩旁一根木桩上,脚下是一堆大粪,她乱摇乱晃地挣扎着。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烈日烤着这不幸的女孩。成群的苍蝇从粪水里飞起来,在她头上盘旋着,然后落在她红肿的、满是眼泪和唾沫的脸上。脸上有好几个不大的伤口,流着黄水。小丫环受着痛苦的煎熬,可是离她两步路的地方却有两个老头子无动于心地聊天,仿佛他们并没有看见这非同寻常的事情。
我模糊地想到我若进行干预会不受欢迎,而且我要负责,我自己也犹豫地却步不前了——农奴制的纪律竟使儿童身上的人类热情克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悄悄地走近木桩,伸手去解绳子。
“别解……姑太太要骂的……那就更糟了!”小丫环阻止我说。“请你拿围裙给我擦擦脸……好……少爷!”
就在这时,我背后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别管闲事,小崽子!小心你姑妈把你也绑在木桩上去!”
这话是同阿连皮聊天的老头子说的。听到这话,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我顿时忘了小丫头,举起两只拳头,一边说“住口,不要脸的奴才!”一边向老头子扑过去。我不记得我以前是否生过这么大的气,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我的愤慨。这显然是农奴主的横行霸道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恶痛绝的印象,因此只要时机一到,我的愤怒就会爆发出来。
那老头子也向我挥舞拳头,要不是阿连皮出来保护我,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少爷!”他劝着我。“要知道,这位就是姑老爷……您妈妈她老人家会生气的……”
暴跳如雷的老头子同时叫道:
“我不是奴才,是你姑爹,我就是你姑爹!看我把你……”
我没听完下面的威胁话,便慌忙向屋里跑去。一路上,我好象觉得我面前有个鬼魂,钉住我不放。
大厅里摆好了饭桌;两位好亲戚在客房里亲热地叙家常。
我向母亲告状,把绑在柱子上的不幸的小丫头和那个仆人胆敢冒充我姑父的事讲给她听,我讲得很乱,我的话常常被我的眼泪打断,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母亲听我讲话时老是皱着眉头,姑母却十分冷漠地说:
“他大概是看见了我那个‘死鬼’!”说完,她转身向我,接着又说,“我的朋友,你也不该多事。到什么庙里念什么经。贱丫头犯了罪,我惩罚她。她是我的丫头,我高兴怎么治她就怎么治她。就是这话。”
母亲却接口说:
“这个自然。你在好姑妈家做客,就不该轻举妄动。你不该跑到马房去。你要是跟我们一起坐坐,或者在园里玩玩,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以后千万别这样。你姑妈心肠好,要是我,非罚你跪在小丫头那里不可。我才不替你说情呢,我只会说:活该!”
幸好,姑母非但没有要我罚跪,而且这一次她决定显显自己的仁慈,便叫来一个丫环,吩咐她去把受惩罚的小姑娘放掉。
“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忘了娜塔什卡,”她说。“对待丫头,本来不该姑息,不过,看贵客的情面,这次饶了她——让她为我内侄向上帝祈福把。唉,好嫂子,这些贱丫头真难对付!庄稼汉净胡来——于那种作孽的事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用不了多少时间!”母亲随声附和说。“唔,好妹妹,你那个‘死鬼’……身体还好吗?”
“不知饱足的饿狗,拿他没办法!又吃得又喝得,又喝得又吃得!为了他,我可没少贿赂官家……唉,可恶透了!就因为他,我得出钱养活整个地方法院……他偏又不死!要是死了,就可以了结这场官司!”
“他不闹事了吧?”
“不闹了,现在老实了。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不乱来了。不过,我亲爱的,我可不让他跟我多说话。他要是不老实,我马上叫人绑住他,送他去见警察局长……就说我家里来了个流浪汉,冒充是我的丈夫……您高兴怎么就怎么发落他吧,我可不要他!”
“你不怕追究责任吗?”
“追究责任?追究好了——反正也弄不清楚!我有时也想:没法儿!索性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要知道,人口调查①时,他是列在我的家权名册里的,因此,不管是县警察局长,还是省警察署长,都应当照我的意思处理他!当时我们家里出了一件事:波塔普卡木匠死了,我们用贵族萨维里采夫的名字葬了木匠,把我男人改名为家奴波塔普卡·谢苗诺夫,让他逃避了兵役。所以,现在我可以随意处理他!唉,我如今变得役头脑了,真没头脑了!我思前想后,非把他这个痞子流放出去不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转而一想我又可怜他了。官司难打啊!法院里那些文案师爷靠我养活了二十年,他们象一群苍蝇,老在我身边嗡嗡地叫……他们叫我完全破产了,弄得我要去讨饭了!我的光景很不好,因为我卖出去的,收进来的,全落到那些杀千刀的手里去了:你想看看我那个怪物吗?……”
①指俄国十九世纪初为计算人口税而作的一次人口调查。
“不,不必啦!基督保佑他……好妹妹,你的庄地很好,整整一大片……我们的车刚才走过秋播地……嗬,黑麦长得好极啦!你今年的粮食收成准不错!”
接着,话题转到可能会有些正经内容的庄地经营问题,但这时我突然跑进去,打断了她们的谈话。我已经打听出,姑母自己有四十名农奴,又设法把她丈夫的八十名农奴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她丈夫的庄地出息更大些,因为那里的农奴个个等于家奴,每天净给主人干活,可是姑母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农奴也变成家奴,因为贵族长从中作梗,威胁说要告发她。她的地相当多,还有一片树林;要不是那些文案师爷刁难,那就事事如意了。
“都是因为他,因为这个可恶的东西的原故!他把我弄得倾家荡产,这个下贱胚,死神又不把他领走;不过也长不了啦!”姑母喋喋不休地数落着,结束了她的故事。
约摸两点半的光景,仆人来请我们吃午饭。我们走进大厅,见到一个大块头后生,三十来岁,宽肩膀,大险盘上长满了粉刺,小眼睛细成一条线,一头马鬃似的浓发。他穿着浅绿色的棉毛上装,纽扣紧绷绷地扣着,纽孔外边露出一截银表链,他不时掏出表来看看。他那肥胖的脸上显出愚蠢的自满和无法形容的动物般的贪婪神态。他灵巧地两脚一并,向母亲行个礼,然后走上前去吻她的手。
“这是我的福木什卡!”姑母介绍他说,“现在只有他一人做我的帮手。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我怎样对付得了这里那帮放肆的家伙!”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但她并没有把手缩回来,甚至还按照当时的礼节,吻了吻福木什卡的额角。
“我嫂子夸我们的黑麦长得好,”姑母对福木什卡说,“谢谢她!”福木什卡又并拢双脚,行了个礼。“嫂子,你要是也找个象福木什卡这样的人才好呢!喝,多好的仆人啊!多好的仆人啊!好极了!”
我不记得这顿午饭是怎样吃完的;我只记得,食物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菜。因为萨维里采夫一家子为众人所不齿,从来不曾有客人来拜访他们,所以他们家的地窖里从不保存仆人的手抓过的菜,午餐的饭菜虽极平常,但是新鲜。
看得出,姑母为人并不吝啬,她不住地、甚至略带几分固执地给我们敬菜。
“吃呀!吃呀!”她催逼着我,“瞧你多瘦啊:在红果庄,大概不会让你养得太胖的。我知道你们家的规矩!随便吃吧!吃得越饱,功课做得越好……”
接着,她转身对母亲说:“嫂子,你怎么光是看着呀……吃吧!既然来了,不吃饱,我不放你走!我知道,你在家里怎样用前天的剩菜当佐料……我听人说过了!我虽然脚不离户,却能知天下大事:哪天有工夫我要到你们府上,看看你们……财主们怎样过日子!怎么?你害怕啦!”
母亲听说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以后要上我们家去,脸色果然有点变了。显然,她到这时才看出,这次到燕麦村来,犯了多么大的错误。
“唔,唔,……别害怕!我恐怕是不会去的!我这么个疯婆子哪能上大老爷家去……一个人过一辈子得啦!”姑母看到我母亲有点难为情,便开了个玩笑。“我跟福木什卡住在这个僻静地方,又安静又舒坦,什么人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不请客,自己也不出门拜客……没地方好去!要是善良的人们偶然想起我们,那就欢迎大驾光临!不过,装腔作势的女人,对不起,我是最不喜欢的。”
她特别起劲地敦促福木什卡:
“吃呀,福木什卡,吃呀!看你长得多么壮实!你吃得下:吃吧!”
不管她怎么劝,福木什卡却一直轻轻地抚摸着肚皮,答道;
“饱了;吃不下了!”
并且发出一阵神秘的咕噜咕噜声,证实自己的答话。
“吃吧,诸位,吃吧!”姑母还不肯停嘴。“好嫂子,你大概在骡马店吃过那种又干又硬的母鸡吧,这对你很有好处,至少,你晚上回到后沼镇的时候还不会饿,——咹,母鸡嘛,还是当晚饭吃的好!……”
姑母一直把我们留到四点多钟。母亲一再告辞,借口说马在门口已经等了好久,也该走了,但姑母不听;母亲一再指出地平线上出现的那块向我们迎面飘来的乌云,还是没用。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坚持自己的意见。菜上得出奇的慢,吃完饭,又喝咖啡;而后又得照好亲戚的方式交谈一阵。吃饱了,喝够了,现在该可以走了吧!不,还得静坐一阵①,而后祷告上帝,行亲吻礼……
①俄国人习惯:出远门前,家里人在一起静坐一会儿,以示惜别。
“你忙什么呀!”姑母劝说母亲,“有你的时间在你那百看不厌的后沼镇呆个够的!你听我说!要是这后沼镇是我的,我早就……我看都不要看那些穿蓝长袍的乡巴佬,那些穿花缎面子棉坎肩的娘们儿……要是我……你瞧,那边土地少,庄稼人没活儿干,——唔,要是是我,我会找活儿给他们干……嗨,我竟教训起你来,教训起大学者来了——简直叫人扫兴。这些你自己也想得到的。红果庄呢,在哥哥和好姐姐们经营的时候,挣不了几个铜板,现在呢,成了金容!你是个聪明人儿,人人都这样说!前几天,阿盖到这儿来收购鸡蛋、纱团、麻布,我问他:‘你还要上哪儿去呀?’他说上‘部长’那儿去。他这是管你叫部长呢。这话一点不假——你真抵得上一个部长。不简单!没花几个子儿就买了这么大一个镇子。你已经提高了代役金吧?”
“眼下还没有!”
“提高吧,好嫂子,提高吧:用不着理睬那些穿蓝袍子的乡由佬!他们身上的毛,你越剪得多,它就越长得厚!提高吧!”
我们总算勉强脱了身。车子走了两三俄里,母亲一直闷声不响,仿佛是怕姑母听见她的话似的。现在,她终于开口了。
“你看见福木什卡没有?”她问阿加莎。
“怎么没看见,太太!吃午饭前,他到女仆室去,还坐了一会儿呢。”
“不要股的浪货!她居然让我跟那奥小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哼,得寸进尺!……还说什么,你要是也找个象福木什卡这样的人……不,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一千个对不起!以后你休想引我上您家里去……”
“我还听到了一件事,太太。说是这个福木什卡同姑太太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要年老的姑老爷,就是那个‘死鬼’,端着盘子站在福木什卡的后面侍候。……”
“真的吗?”
“一点不假。好戏才开锣呢。她还逼着老姑爷跪在地上,唱《太太歌》。他就唱:‘太太,太太,请允许我吻您的手儿’,姑太太就唱:‘滚,滚,滚开,你不配吻我的手儿!’还给他一耳光……福木什卡坐在椅子上摇晃着,乐呵呵的哈哈大笑……”
“好阴险的东西!”
“他们实在不象话;连我这个做奴才的也觉得太可耻。这位福木什卡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净拿脏话骂人、吆喝人……太太,我听说,他好象是姑太太的儿子呢。”
“是儿子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弄不清楚。不过是个听话的奴仆吧!我宁可连夜赶到后沼镇,也不愿再看这个妖精。唔,你不是看见柱子上绑着个小丫头吗,讲讲吧!”母亲对我说。
我讲了,阿加莎从旁证实了我的话。
“小丫头跑回女仆室的时候,象个疯子似的,抓起一块面包皮就……她脸上找不出一块好肉!”
“天下竟有……”听完我说的,母亲说了半句话,便沉思起来。
她也许是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施展地主淫威方面的某件类似的事吧。这并不是说,她也严刑拷打过农奴,而是说她采用的粗暴方式往往同样也是惨无人道的。
母亲沉默了一阵,轻轻地打了个阿欠,在嘴上划了十字,便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了。想必是她想起了一句名言:不是我们开的头,也不由我们来收尾……于是也就心满意足,不在话下了。
我们在两堵墙壁似的高大的松林之间,在松软的沙地上整整走了六俄里。我们的笨重的马车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林子里问声闷气地传开去。马匹受到一大群牛虻的滋扰,费劲地拉着车子,一步步走着,因此这六俄里路走了一个多钟头。远方虽然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在夹道的树林顶上仍然看得见一线明亮的蓝天。尽管快到六点钟了,可是空气里还弥漫着难受的炎热和马蹄掀起的尘土。
我们走出树林的时候,景物完全改观了。乌云向四方扩散,黑沉沉的,威严地、缓缓地向我们飘来。空气新鲜;大路旁旋转着雷雨前常见的一股股小旋风。这时,离开后沼镇还有十二俄里多的路程。诚然,这是一段坚实的土路(除了两、三个小沼泽铺着破破烂烂的束柴之外),但是自古以来,地主们为了保护马匹,车总是驾得很慢,每小时不超过七俄里,因此这段路还得走上一个半钟头。母亲非常着急。
“快些赶呀!快些赶呀!”她向车夫吆喝道。
“反正躲不掉了,”车夫冷漠地答道。
“不,快些赶!快些赶!”
张起了车篷。马小步跑着。我们过了几个村子,母亲两次三;番想停下来,等雷雨过了再走。但是每一次她都被“也许不会下”的希望所鼓舞而作罢。这当儿,有多少辱骂落在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头上啊——简直是没法说,更没法写的了。
但是,不管阿连皮怎样卖力,我们终究没有躲过这场恶运。起初,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可怕的霹雳仿佛就打在我们头上,后来,在离后沼镇还有两俄里的光景,大雨瓢泼似地倾泻下来。
“快些赶呀!”母亲吆喝着,陷在本能的恐惧中。
这一次他们使劲催马,马飞奔起来,不出十分钟,我们已经来到后沼镇。小镇被雨幕笼罩着,黑糊糊的、杂乱无章的一片,出现在我们面前。
姑母的话应验了:烧鸡充当了我们的晚餐。我们饿极了;我甚至不知道,除了黑面包,还剩下什么吃的给阿加莎。
在这里,我想讲讲姑母的历史,借以揭示她一生中的种种哑谜,是合乎时宜的。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下面写到的一切发生在本世纪的头甘五年,甚至就在本世纪之初。
我上面说过,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是我祖父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和祖母纳杰日达·加甫利洛夫娜的小女儿。因为她凶恶异常,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管她叫“蛇妖①菲斯卡”。提起这个名儿,我们那一带地方没有人不知道。由于名声不好,她待字闺中,直到年满三十还没有出阁,虽然做父母的为了摆脱她,情愿拿出比别的女儿更多的陪嫁。这陪嫁就是我前面向读者介绍过的燕麦村的庄地。
①俄语中的“蛇”又有“阴险、奸刁的人”之意。
但是,她到了中年时,上帝通过陆军上尉尼古拉·阿布拉米奇·萨维里采夫赐给她一个机缘。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狗鱼湾,在号陶河边,和燕麦村隔河相望。庄地不大,总共才八十名农奴,由阿布兰·谢苗尼奇·萨维里采夫老头子管理,老人的独生儿子在军队里服务。老头子很吝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己不出去串门,也不接待客人。不能说他残暴,但在加重农民的负担方面,他却特别挖空心思,想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花样(据说他不是虐待农民,而是紧紧掐住他们)。他的土地不多,总共才五百俄亩①(包括树林、沼泽、沙地),可是他诡计多端,找出“活儿”来,所以他的农奴几乎没有一个不替他服劳役的。因此他的土地耕作得很精细,靠这八十名农奴,老头子过得不愁衣食,据传闻,他还攒了不少钱呢。
①一俄亩约等于我国十六亩多。
阿布兰·谢苗尼奇凭借无法无天的地主权势,“紧紧掐住”农民,又极爱占小便宜,好偷鸡摸狗。他常常摸黑到农民的菜园里偷蔬菜,偷农民的鸡,教唆他的助手偷剪农民的绵羊的羊毛、挤农民的奶牛的牛奶,等等。有时,农民当场捉住他,甚至趁着黑夜轻轻揍他一顿,他也满不在乎。有时,农民逼得紧,他只好退还赃物:“拿去!吃吧!别嚷出去!”可是第二天,他照样干。他一点一点地聚集钱财,不论好歹,什么都要,街坊邻里瞧不起他,他也无所谓。
他从占小便宜开始,一步一步发展,胃口越来越大。他利用一次人口调查的机会,把所有的农民登记成了家奴。然后,他夺取了他们的房屋、牲口和田地,在庄园旁盖了一座大营房,把这些新沦为家奴的农民迁移到营房里。这件事是背着人做的,而且来得那样突然,被害人连叫声哎哟也来不及。农民们本想控告他,甚至拒绝替他干活,但是警察当局略施伎俩,他们很快便屈服了。邻里们不知是讥讽他,还是羡慕他,说:了不起!真有两手!可是大家都袖手旁观,谁也不帮助农民,而且还推托说,法律并不禁止这种做法。
从这时起,狗鱼湾开始了不折不扣的苦役。家奴们从早到晚,全部时间为主人所独占。甚至逢年过节,老头子都要他们在庄园附近干活,他供他们吃饭穿衣,至于吃得怎样,穿得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强迫他们每礼拜天去做弥撒。他特别重视后面一点,非要他们去不可,因为他希望在政府当局的眼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徒,慈善为怀的地主。
萨维里采夫终于发家了。老头子吸尽农民的脂膏,种了相当多的地,他的收益年年增加。邻村的地主们看着他,也转起念头来,许多人甚至坐车来找他,表面上说是有事请教他,实际上是想向他借钱。尽管人家愿意出大利息,阿布兰·谢苗尼奇还是一概断然拒绝。
“老兄,一个穷叫化儿能有什么钱呀!”他不胜唏嘘地说道,“我自己还只能勉勉强强拯救自己的灵魂,您瞧,连儿子我都送到军队里去混饭吃了。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我的庄稼汉当家奴使唤,为什么呢?因为穷得没办法,只好凑合着混日子。难道我不明白,让他们这些穷哥儿呆在营房里不好受吗?没办法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我也有了一点儿黑麦,一点儿燕麦。卖掉它,才换点茶叶和砂糖……贵族嘛,没有茶喝也真羞死人啊!就是这样,老兄!”
萨维里采夫既贪财又好色,他家里养了一大群姘头,为首的是女管家乌丽塔,一个有夫之妇,是老头子跟他的一个农民打官司赢来的。她长得肥肥胖胖,皮色白里透红,还不满三十岁。
乌丽塔管理狗鱼湾庄园的家政,对主人有很大的影响。外面传说,老头子将钱化名存在当铺①里,票据全交给她了。不过,老头子不让她自由(因为他怕她抛弃他),只让她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获得自由,并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上学。
①旧俄时代,当铺兼营存款业务。
他跟自己亲生的儿子合不来,舍不得在儿子身上花钱。儿子对他也极冷淡,而且恨死了乌丽塔。
“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要喝她的血,抽她的筋!”他早就威胁着说。
尼古拉·萨维里采夫在军队里名声很坏。有种人,别人说到他们,总要骂一声:野兽!尼古拉便是这种人。他对待士兵极其残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的残酷无情没有丝毫“教育”意义,完全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乱搞。当时的军界,对待士兵残酷,算不得什么不道德的事:尽可以象下冰雹似地拳打脚踢、抡军棍、挥鞭于,但总要“事出有因”才采用这些惩罚性的教育手段。萨维里采夫却常常平白无故地把人打伤致残。此外,他不知军人的荣誉为何物。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大吵大闹;他掌管连队的军需,弄得弟兄们吃不饱穿不暖,因为他的手脚不干净。当然,别人也不会放弃捞一把的机会,但是人家毕竟干得漂亮,有个名堂(从前管这种行径叫做“惨淡经营”),不象萨维里采夫那样毫无道理。
有一年冬天,小萨维里采夫利用休假的机会回狗鱼湾省亲。呆了一个礼拜,后来从邻居口里打听到札特拉别兹雷家里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陪嫁是燕麦村庄园,他便到红果庄去了。
我的祖父、祖母尽管对这位年青乡邻的坏名声早有所闻,他们还是殷勤地接待了他。他们凭着自己的敏感,猜到他是来求婚的,不过,他们知道“蛇妖菲斯卡”决不会任人欺负自己,所以他们对于有关求婚者的狂暴脾气的传闻并不怎么介意。祖父甚至认为理应警告青年人一番。”
“你千万小心点!”他说,“听说你很厉害,我们这个可也是个人物呢!”
对此,萨维里采夫十分温厚地答道:
“您别担心!她以后会服帖的!”
祖母也用同样的口吻警告安菲莎道:
“当心点,菲斯卡!你厉害,可是你的尼古拉比你更厉害。他喝醉了酒,不宰掉你才怪呢!”
但是安菲莎也泰然答道:
“没关系,好妈妈,我自有办法!他慢慢会老实的!会服帖的!”
后来,老两口谈了谈谁比谁更凶,谁先骂倒谁,便给这一对青年人订了婚,约莫过了一个半月,又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萨维里采夫带着妻子回军队去,小两口便过起日子来了。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带着妻子在军队里混了四年光景,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无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本人的性情怎样凶恶,现在她可是破题儿第一遭知道,人类真正的残暴可以达到何等程度。说她丈夫是个虐待狂未兔太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从早晨起,他便灌得醉醺醺的,吹胡子瞪眼睛,杀人,用鞭子打死人,活埋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作为一个女性,她所期待的完全不是这个。她原以为,男人对女人充其量不过是拧拧、打打、骂骂罢了,对此,她自己也能回敬一番。没想到事情比这严重得多:随时都有被打成残废甚至丧命的危险。加上萨维里采夫已经听到传说:他妻子早在做姑娘的时候就闹过一段风流韵事,似乎还生过一个儿子。这件事成了决定他以后如何对待妻子的出发点。他对她一步也不放松,没有一天不打得她死去活来。他甚至常常把他的马弁谢苗——一个矮壮的、孔武有力的异族人叫来,命令他用皮鞭抽打半裸的妇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止一次鲜血淋漓的在半夜三更(大多在严刑拷打她的时候)跑上街叫巡逻队,但是,萨维里采夫统率的连部驻扎在僻静的村子里,谁也不理会她的喊叫。她觉得可怕极了。她既得不到帮助,也看不见苦难的尽头,前途茫茫;她屈服了。
自然,她表面上是屈服了,心里却牢牢地记住了自己受到的种种凌辱,并且模模糊糊地期待着什么。不管丈夫怎样虐待她,她一定要报仇雪恨的渴望,渐渐在她心里形成,终于使她坐卧不宁。一方面,她意识到她的希望很渺茫;另一方面,她的想象力又为她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情景:一旦解开她的手脚,她便要对丈夫施行种种拷打虐待,这使她忘却了阴森可怕的现实,整个儿沉浸在未来的向往中。谁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丈夫可能生病;酗酒可能使他得瘫痪症,把他钉在病榻上,叫他动弹不得,无能为力。可不是吗,他曾经发过好些次强直症似的癫痢,幸亏他身体结实挺过来了。但是,也许总有一天,癫痢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了那个时候……
萨维里采夫向我祖父保证过,他一定会教菲斯卡变得服服帖帖,不管怎样,这一点他说对了。她已经不再试图跟丈夫作对,只是尽量不在他跟前露面,大部分时间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呆在厨房里,偶尔遇到他时,她便千方百计讨他欢心。她用这个办法至少收到了这样的效果:丈夫开始渐渐忘掉她了。宅子里变得比较清静,全武行的场面也比较少了。然而,这也许是萨维里采夫自己胆怯了,因为他虐待妻子的事已经传到团长耳朵里,他害怕因此被撤掉连长职务,说不定还会开除公职。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随着处境的改善,仇恨之火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丈夫对面,定睛望着他,想着心事。
“你干嘛老瞪着我,死妖婆?”丈夫发现她莫测高深的目光,对她喝道。
“我要看看你这个百看不厌的人儿,”她回答说,嫣然一笑。
她不止一次下决心要用食物把丈夫“撑坏”,但是,象一切用心狠毒的人一样,她又害怕这样做会自食其果。可不是吗,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萨维里采夫猝然暴死,那么,怀疑自然会首先落到她头上。
“为了他,为了这可恶的东西,你也许还得去服苦役!”她自言自语说,“不,不:我总有一天时来运转的!非拿他狠狠地出口气不可,一鞭还他一鞭,一巴掌还他一巴掌!”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动荡不定的军队生活结束为止。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起初,老头子还稍许给儿子一点钱,最后,他借口说手头拮据,完全停止了对儿子的补贴。儿子呢,其实他并不怎么需要这种接济,因为连队里的差事非但保证了他富裕的生活,而且使他有可能攒了些钱。但他是个财迷,因此他很恼恨父亲。
“八十个农奴就有八十个脊背!”他说,“只要会用皮鞭抽他们,你尽管搂钱就是!可是你看他却不能分一点儿给亲生儿子!我知道,我应得的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乌丽塔·萨维什娜在老头子的床上下了功夫,他把钱给了她……哼,我的日子总有一大会来的。我要她全吐出来,短一分钱也不行!”
老头子终于死了,尼古拉·萨维里采夫的日子到了。乌丽塔立刻派人赶到驻扎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南方的一个省里去向尼古拉报丧。后来发现,她曾吩咐那个报丧的急使,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叫她的大儿子立即赶回狗鱼湾;那时她的大儿子已经十八、九岁了。
她的长子果然立时回到乡下,在母亲身边待了不到一昼夜又回莫斯科去了。不消说,这个情节证实了死者萨维里采夫似乎将钱财送给了乌丽塔的传闻。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也立刻请好假,带着他的心腹马弁谢苗,象一股飓风似的飞回了狗鱼湾。他跳下马车,吩咐在台阶上迎接他的乌丽塔烧茶炊,并且立刻命令传众家奴上堂。
“至于你,美人儿,我会跟你算账的!”他对父亲的女管家加上一句。
乌丽塔丧魂失魄地呆呆站着。她感觉出,大祸临头了。老主人去世以后,两个星期以来,她已经由肥胖、强壮的贵族式的妇人变成皮肉松弛的乡下女人。脸儿憔悴了,双颊深陷下去了,眼睛失神了,手脚打颤了。她显然是没有听懂烧茶炊的命令,所以没有动弹一下……
“干吗站着?茶炊!快!我来教你动作快点儿!”萨维里采夫咆哮着,吐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然后从马弁手里夺过皮鞭,照乌丽塔的胸部抽了一鞭。
“这是给你的一点小意思!”他追着她叫道。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喝茶渗甜酒,按他的说法这是根据特别的他们萨维里采夫家的规矩。起初,他往玻璃杯里倒进四分之三杯的茶水,再斟上四分之一杯甜酒,然后,每喝一口,他往杯子里斟一口酒,喝到临了,茶变成了纯粹的牙买加罗姆酒①。喝够了这样的茶,萨维里采夫照例完全陷入了疯狂状态。
①牙买加出产的罗姆酒最负盛名。
他叫来了家奴,要他们告诉他,死去的父亲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但是谁也不说。连那些毫不怀疑老头子的钱已经落到乌丽塔手里的人,也不肯指供她。他搜遍了整个宅子,翻遍了家奴们的箱筐,甚至还扒开了马厩的粪堆,但是,除了老头子放在一个特备的纸袋里(上面写着:“作超度亡魂之用”)的两百卢布之外,再没有找到一个子儿。
“快说,钱在哪儿?”盛怒的萨维里采夫咆哮着,举起皮鞭威胁大家。
家奴们站在他面前,一言不发,脸色象死人一般煞白。
“干吗不吭声?快说,死人——愿他早升天国,把钱藏在哪儿?”少东家不肯罢休。
家奴们仍旧不作声。乌丽塔心里明白,这只是个前奏曲,正在演出的这场悲剧的残酷结局,实际上将一古脑儿落在她身上,她仿佛失去了理智,身子摇摇晃晃的站在原地。
“你们不知道吗?……他把钱给了谁,你们也不知道吗?”萨维里采夫继续追问。“好,我自有办法叫你们开口,不过,我路上走累了,现在想休息一会儿。”
他踉踉跄跄穿过众家奴向台阶走去,一边走一边忽左忽右地挥舞皮鞭打人,最后,他站在台阶上,对乌丽塔说:
“骚货,你等着瞧吧。明天再收拾你,现在,滚到看守所里去!”
第二天一清早便开始折磨她。已经是深秋天气,乌丽塔在“看守所”里关了一夜,几乎冻僵了,人们把她带到台阶前,少东家坐在一级台阶上,这一次他还清醒,抽着烟斗。台阶下,潮湿的草地上铺着一张草席。
“我父亲的钱在哪儿?”萨维里采夫盘问乌丽塔。“说!我要你说!”
“我没看见钱!随您怎么办……我没看见!”乌丽塔冻得磕碰着牙齿,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地答道。
“真的没看见?给我拿皮鞭抽!抽两百鞭:三百鞭!”萨维里采夫怒不可遏,对马弁喊道。
他们扒光了乌丽塔的衣裳,当着家奴们的面,把赤身露体的女管家按倒在草席上。谢苗卷起袖子。响起了皮鞭的第一击的呼啸声,随即发出了揪心的惨叫。
矮壮的马牟挥动皮鞭,有节奏地、不紧不慢地一鞭一鞭打下去,一边数着:一、二……越打越狠。萨维里采夫无动于衷地不停地吸烟斗,不时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
“瞧你那一身肥肉!我要叫你粉身碎骨……你这个糖罐子!”
或者:
“画月牙儿,谢苗!给她画月牙儿!让伤痕一道道排起来……对,就是这样:要她说,烂货,要她说:不说打死她!”
但是,还役打到五十鞭,乌丽塔便不吭声了。
乌丽塔直挺挺地趴在草席上,皮鞭呼呼地抽在她脊背上,她的身子连抖也不再抖一下。
人群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孤单单的叹息。站在少东家近旁的村长害怕起来了。
“不要闹出什么事来才好,尼古拉·萨维里采夫:不要闹得为她吃官司才好啊!”他吓得结结巴巴地警告说。
“啊?什么?”萨维里采夫对他喝道。“你也想尝尝这个滋味吗?我惩罚人是决不拖延的!你也小心点……你们都小心点!谁还在那儿叫唤?……我要打死他!我用不着负什么责!老弟,我有我自己规定的刑法!我在军队里靠本事挣了不少钱……花几个钱——就可以封住大伙儿的嘴了!”
可是,当他正想再亲自数数打了几鞭的时候,他忽然改变了主意,问道:“多少啦?”
“七十,”刽子手马弁答道。
“唔,离三百还远着。不过,今天够她受的啦!我们军队里兴这样办:当士兵快受不住规定的军棍数的时候,就送他进医院去治一下。等他治得差不多了,背上的伤口开始长好的时候,再把他送到练马场……补足他应得的那一份!”
人们把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乌丽塔抬回贮藏室①,落了锁,少东家自己管钥匙。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又跑到“看守所”去,准备再审问乌丽塔,可是他发现她已经死了。当天夜里请了神甫来做完法事,便把这受尽折磨的女人用草席裹着,抬到墓地去埋了。
①即上面所说的“看守所”。
毫无疑问,萨维里采夫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但是,第二天喝早茶的时候,村长报告说,昨天一夜有一半家奴逃走了。
“你干吗不早告诉我?你是不是同他们串通一气的?啊?”少东家喝道。“拿棍子来!”
他一怒之下,冲到了营房,但是他发现,剩下的家奴仿佛大梦初醒似的,一个个愁眉苦脸。萨维里采夫象一只受伤的野兽,焦急地走来走去,然而他不得不打退堂鼓了。
“好,以后再跟你们算账!”他应许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立即吩咐下人套好马车,匆匆赶到城里去,以便拜谒地方当局,办理正式取得继承权的手续,同时,嗅一嗅昨天的血腥惩罚有什么气息散发到外面。
在城里,他得知逃亡的家奴已经抢在前头,告了他一状。不过,县警察局长还是亲切地接见了他,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加了两句二
“您未免太狠啦,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其实用一个别的办法,照样能达到目的……而且不露痕迹……”
话是这样说,但局长还是叫他不要失望,劝他去找法院检查官和法医,末了还说:
“不过,为了办理这件案子,我们不得不在府上叨扰几天!请您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想请还请不到呢,”萨维里采夫回答,一面向局长伸出手去,手心里夹带着一张大票面的钞票。
警察局长微微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收下了……
当时,这类案子在公仆们当中要算是很有油水的美差。县警察局长亲自率领地方法院的一个临时侦讯组到了狗鱼湾。侦讯开始了。他们从坟墓中掘出乌丽塔的尸体,验了她身上的伤痕,发现惩罚并未越出常规,没有被打断的骨头,也没有打成残疾的现象。
后来,因为“早餐时间”①已到,众官员便到地主家去用餐。在那里,所有的人,从首席官员到小录事,除了吃喝不算,还提出了他们各人所需要的东西。饭后,他们写了一张验尸单,大意说,上帝的奴隶乌丽塔确系死于中风,死者在临死之前虽曾受过体罚,但极为轻微,不过是慈父般的训诫而已。这之后,官员们整夜呆在主人宅予里,一面开怀畅饮,一面斟酌案情,竭力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萨维里采夫则不时离开餐桌,跑进房去,从存放他的血汗钱的钱袋里拿出钱来。他们安抚了逃亡的家奴,说服了这位新地主,不但宽恕他们的逃亡,而且还赏给全体家奴一桶白酒。
①彼得大帝时,海军人员举行的会议,在早上十一时结束,随即开饭,谓之“早餐时间”。后世人把吃喝的时间戏称做“早餐时间’。
结果,萨维里采夫花掉他在军队里攒的钱的一半,正式取得了继承权。不过,这件事他办得很完满。
可是,这个案子不仅在我们县里,而且在省里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了结得没有象萨维里采夫想象的那样快、那样顺当。四个月后,他不得不上省城去探听虚实。这之后不久,又有一批官员来到狗鱼湾。检查官也从省里赶来。又把乌丽塔的尸体掘出来,但已经腐烂了。仍然没有发现打断骨头、打成残废的痕迹,审讯结果确定死者临终之前喝醉了酒,以中风丧命。萨维里采夫这次仍然被判无罪,但是,为了应付这次复查,他从军队里带回来的钱袋很快便给掏空了。
整整四年在各种各样的波折中过去了。案子由一个审级机关转到另一个审级机关,并且成了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之间的争吵的祸根。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确认萨维里采夫的行为是一种超越地主权限的表现;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应由普通刑事法庭审理的罪案。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在这段时间里,萨维里采夫一直逍遥法外。但是不久他迫于情势,把狗鱼湾抵押出去,随后,得到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破格支持,他又把燕麦村的庄地也抵押了。他同妻子完全和解了,因为他明白:她的凶狠并不下于他,而且干得比他高明得多,有一套掩盖罪迹的本事。他甚至把他的残暴的马弁,那异族人交给她使唤。他对自己说:大的残暴行为——不是女性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事情,因为女人没有这样开阔的眼光,但是在虐待和折磨人方面,她们恐怕比男人更加高超。这个看法一经确立,他便不再改变。
他感到自已经常受着官吏们的监视,不得不尽力约束自己,但是,当妻子要侍女在身边陪她做祷告,并且念一句诗词拧一下侍女的时候,或者当妻子命令下人搔失身的“姑娘”的痒,搔到她口吐白沫,再不然就是给她套上调马索,用长鞭子赶着她象马似地跑圆场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反对。这一类虐待行为在燕麦村(夫妇俩由于恐惧,搬到这里来居住了)几乎天天重演,而且从来没有遭到制裁。看来,虐杀乌丽塔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以至于掩盖了随后发生的这些“小事”,使人忽略了它们。
然而,姑母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屈辱,她象从前一样,仍旧神秘莫测地望着丈夫,现在,她已经把握十足地预见到,她得势的日子不远了。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里变得比较清静了。家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细心地听着有关乌丽塔案件审理各个阶段的传闻,但只是默默地听着,忍受着新的压迫,不出一句怨言。他们大概已经体会到,如果老在长官面前碍眼,就只能使自己落个捣乱分子的恶名,授人以为类似的暴虐行为辩护的口实。
过了四、五年,案子终于了结,而且了结得十分出人意外。由于意见的分歧和行政机关的人事变迁,案子由一级审理机夫转到另一级,一直转到大理院。本省的终审法院决定将萨维里采夫训诫一番,着令他往后小心行事,但大理院对此案另有看法。彼得堡下来的批示是:查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辱没贵族门第,着即剥夺其官衡与贵族称号,发配边疆,终身服兵役。本判决不得上诉。
不消说,县府当局立即表现出特别关心的姿态。他们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判决,却私下关照被告,给了他谋求转圄的时间。
萨维里采夫和妻子整整商量了一夜,考虑他该怎样办。兵营生活的远景,象一个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使他丧魂失魄,惶恐万分。士兵的生涯和他自己在士兵身上的所作所为,历历如在眼前。一想到这些,他不禁象树叶似的索索发抖。
夹鞭刑,夹鞭刑,夹鞭刑……被司务长打成残废,被任何一个下级军官打成残废,被连长打成残废。作过了头,挨打;作得不够,挨打,这是规矩。此外还有:随着大批的犯人,挎着口袋,由解差押往西伯利亚某城堡去的漫漫长途……而且,也许还要戴上镣铐!不,他没有力量去过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快四十了;由于经常酗酒,他的身体几乎已经垮了——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罪?而最可怕的是在那些新的弟兄们当中,可能有亲眼见过他从前虐待士兵的人——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不,……还不如自杀的好。
但是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诡计多端,她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绝望的处境。
“你来装死吧!”她这样劝他,颤抖的声音居然装出亲热的口气。
他困惑莫解地望望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干吗望我!你装做死了——不就完啦!”她重说了一遍。“我们给警察一点好处,弄一口空棺材去葬掉——这样,你就可以不声不响地活下来,而且待在你的狗鱼湾。家务事我来管。”
“我的庄地怎么办呢?”
“庄地只好跟它永别啦。田契得换上我的名字……”
他惶恐地看着她,苦苦地思索着。
“你这是在要我的命!”他终于说道。
“这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我的朋友,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你对我有罪,有很大的罪——这是确实的;但是最近这些时候,谢天谢地,我们过得很和睦……你没有为难我,我也没为难你……我不是让你典押了燕麦村吗?……啊?你忘了吗?今后就这样过下去吧。往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吩咐一声,事情就办妥了。好吧,好吧,赶快考虑一下吧!”
“你是在要我的命,要我的命!”他无意识地连连地说道。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而且也没有旁的出路了。第二天清早,夫妻俩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去,迅速办完过户换契的手续,狗鱼湾从此永远成了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私产。回家后,黑夜刚刚降临,人们便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送往他从前的庄园去了。
事也凑巧,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死了,因此,那口棺材并没有让它空着。人们把波塔普装进给老爷预备的棺材,请来区里的副主教和几位邻村的神甫,并且顺便通知了县警察局长,而当后者来到燕麦村的时候,已经到了下葬的时刻。人们用隆重的、合乎世袭贵族身份的大礼殡葬了“尼古拉大老爷”。
地方当局向上峰呈报,说对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的判决未能执行,因为被告已遵从上帝意旨升了天。从此以后,已故的“大老爷”便留在自己祖传的家园里,顶着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的名字,开始度着可怜的生活。
第二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让他穿上波塔普死后留下的蓝色粗布衣,在营房里拨给他一角栖身之地,并且命人派他一份劳役,让他同别的家奴一样干活。而当下人禀告她,说老爷在门外,请求向太太报告自己的情况时,她疾言厉色地答道:
“不用了。让他干活去;上帝喜欢爱劳动的人。告诉那个恶棍,他的鞭子打得我的脊背到现在还酸痛。不准再叫他老爷。他是什么老爷!他是波塔普木匠,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件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真是咄咄怪事!——起先因为乌丽塔惨案叫喊过“罚这个恶棍服苦役太便宜了他”的邻里们,现在忽然替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叫屈了。
“若是为了每个女农奴都要罚去当兵——那怎么得了!”有些人说。
“不,您好好想想吧:眼下这桩事已经传开,哪乡哪府全知道了……每个庄稼汉都把这桩事记在心里……他们还会听话么!”另一些人接口道。
一句话,这一类自由言论蔓延开来,贵族长好不容易才使不满的呼声平息下去。
没过多久,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便完全进入了他自愿扮演的波塔普木匠的角色。他眼旁的家奴一块儿从事劳役,跟旁的家奴一块儿喝发酸的牛奶,吃掺麸皮的面包,喝清水汤。
然而,姑母脑子里编排的虐待节目,还只实现了一部分。
有一次,她忽然想到给丈夫套上调马索,赶着他象马似地跑圆场,但是首先,惩罚刚开始,这个半截入了土的人便显出他吃不了这份口粮;其次,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绝望之余,他跑到城里,把自己的事讲了出去。不消说,人家不听他的,结果、又把他送了回来;但接着贵族长把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叫去,警告她,要她让丈夫安安生生过日子,因为,如果她再这样虐待他,他便不得不呈请当局,将她强占的领地交由政府监护。
姑母让“波塔普”搬到燕麦村,叫他住在一间小厢房里,开始拿他当小丑耍弄。不久,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写信把福木什卡叫来燕麦村,让他恣意嘲弄自己的丈夫。
福木什卡好似天外飞来,突然降临到燕麦村。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这以前,谁也没听说过他。人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他是太太做姑娘时养的那个儿子,但也有人一口咬定,说他是太太的姘夫。但是,她对他在女仆室里干的风流事毫无醋意,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
他是一个十足的奴才,厚颜无耻、举止粗自、荒淫无度的下流胚子。他很讲究穿戴。他三番五次试图闯进地主家庭,但是每一次,甚至是在小地主的家庭里,他都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因此他感到很苦恼。他懒惰,对于经营产业的事一窍不通,他管理田庄,把事情弄得一塌胡涂。他游手好闲的过日子,常常拿“死鬼”开心,强迫他跳舞,唱歌,等等。姑母十分疼爱他,暗暗考虑用什么办法把产业传给他。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她遇到了没法克服的障碍(福木什卡在户籍登记簿里的身份是个小市民),因此,只得采取订立借贷文书的方式来保证她心爱的人的权益。果然,他们预先立好了文书,但她没有交给他,却藏在写字台里,只告诉他,文书放在哪个抽屉中。
“看好,文书放在这里!喏,钥匙在这个钱袋里,跟旁的钥匙分开摆的!等我死了——你可别弄错!”
“这哪儿成!到那个时候,大伙儿会眼睁睁地盯着我:好妈妈,您还是现在交给我吧。”
“不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文书一拿到你手里,你连‘万分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一句,就溜走了。不。照我的话办:天助自助者。怕什么!我大概不会忽然死的!”
这样过了许多年。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已经老迈不堪。他们不再派他干重活;偶尔,看福木什卡的情面,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甚至从主人的饭桌上拿一块食物和一杯白酒赏给他。这时,他便感到很幸福,管妻子叫“恩人”,千恩万谢地向她深深地鞠躬。他穿着那件从来没有换过的、好象永远穿不破的蓝色粗布衣眼,拄着拐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他监视着家奴们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太太的指示,而且时常向太太进谗言。但是人们发觉他渐渐糊涂起来,嘟嘟囔囔说些没有条理的话,连家人也认不清楚了。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一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照例给官吏们送过礼品后(她一直在担心他们会忽然揭她的老底),责备他说:“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还不死!”这时,他恭顺地答道:
“快啦,恩人,快啦!萨维里采夫早死了,波塔普也快死啦!”
邻里们渐渐忘了这件事,只是偶尔对来访的客人讲讲它,但那也象是在讲一件怪事,在当着政府官吏的面讲燕麦村一位已故地主的轶事罢了。尼古拉·阿布拉米奇有时也到附近的邻居家去走走,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人(这一带有许多小地主)。他来到邻居家,在院子里晃晃悠悠走着,看见窗户开着,便走到窗下,拿拐杖敲几下。邻居听见敲窗子的声音,走到窗前,同老头子交谈几句,有时还给他一杯酒和一块黑面包。但是他们从不放他进屋里去。
期待中的死神终于降临。死神圆满地解决了他们两口子的难题。萨维里采夫得了一种无名的病症,躺在炕上受了个把月的折磨,没有得到医治,因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断然拒绝延医诊治。他舒了一口长气,好象忽然卸下了生活的枷锁,感到非常高兴,便静静地死去了。姑母也没有悲伤:丈夫的死解除了她每年向官吏们纳贡的义务。
人们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埋在葬波塔普木匠的同一个墓地上。他的坟前立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上面写道:
“上帝的奴隶波塔普·马特维耶夫安息于此。”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结局很惨。一天夜里,她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所宠爱(不过这并不妨碍姑母象对待别人一样地折磨她)的女管家照例在旁侍候,推开卧室的门,大声叫道:
“你们干吗站着!来呀!”
一群使女应声冲进卧室里,一会儿工夫便用枕头把太太活活给闷死了。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夜里,福木什卡一点声音也没听到,所以他没来得及拿到藏在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书。
后来,姑母的燕麦村,连同她赚来的狗鱼湾,一并作为遗产归我父亲所有,因为他是礼特拉别兹雷家族男系方面的唯一的代表。
为了应付法庭的审讯,应酬办案的官吏,母亲在燕麦村住了好几天。
福木什卡向她说,死者给他立过几份文书,母亲却十分冷淡地答道:
“文书在哪儿?拿来看看!”
后来,她将他赶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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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谢洪尼耶遗风 08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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