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詹尼弗是在星期三领受学位的。远远近近的各门亲戚纷纷从克兰斯顿和福耳河城来了（有一位姑妈还是从克利夫兰赶来的呢），大家都会集坎布里奇，参加她的毕业盛典。根据事先商定，介绍的时候我不算她的未婚夫，詹尼也不戴订婚戒指：这样，回头参加不上我们的婚礼，大家就是生气，这气至少也可以迟生几天了。
　　“克拉拉姑妈，这是我的男朋友奥利弗，”詹尼就这样说。往往还要补上一句：“他大学还没有毕业。”
　　亲戚们当然都要你捅捅我，我推推你，交头接耳，甚至公然猜测，但是他们从我们两人嘴里可掏不出一点明确的消息——从菲尔那里也探听不到。菲尔也可以省得去谈论无神论者的爱情问题了，我看这是他挺乐意的。
　　到星期四，我得到了哈佛的学位，跟詹尼学历相等了——而且跟她一样，也是“成绩优异”。我还是班司仪，凭这个资格，我要率领全班毕业同学就座。这就是说，连那些超等生，那些“超超天才”，也都要跟在我的背后。我激动得真想跟这些才子们说，我今天做了你们的领队，这就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在狄龙体育馆练一小时功，抵得上在威登纳图书馆看两小时书。不过我还是忍住了。高兴，还是大家一起高兴吧。
　　我不知道奥利弗·巴雷特第三有没有来。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上午，哈佛园里有一万七千多来宾，我总不见得拿望远镜一排排去找吧。发给我的两张家长入场券，不用说，我给了菲尔和詹尼。不过，老石面人是校友，他自然也可以进来跟二六届校友坐在一起。可是他有什么必要来呢？我是说，银行不是还要开门营业吗？
　　婚礼就是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举行的。我们所以不请詹尼的亲戚来参加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实在感到担心：我们的婚礼上取消了圣父、圣子和圣灵，那些一贯虔诚的天主教徒恐怕要受不了。结婚的地点是在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楼，那是哈佛园内靠北边的一座古老的建筑。大学里唯一神教派牧师蒂莫西·布劳维尔特主持婚礼。雷·斯特拉顿当然也来了。我还请了埃克塞特中学时代的一位好朋友杰里米·内厄姆，他情愿不进哈佛而进了阿默斯特学院①。詹尼请了布里格斯堂的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出于怀旧之情吧，她还请了“保留书”借书处的那个缺少点灵气的高个儿同事。当然还有菲尔。
　　①马塞诸塞州内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
　　我请雷·斯特拉顿照看菲尔。我是说，要尽量设法不让他感到紧张。可斯特拉顿自己也不是那么沉得住气的！他们俩站在那儿，都显得不自在极了，见了对方倒只有暗暗加深了自己原有的忧虑，担心这场“自己来办的婚礼”（按照菲尔的说法）会像斯特拉顿一再预言的那样，“出个要命的大洋相”。原因只为詹尼和我要当面相对说几句话！其实那年春天詹尼的一个乐友玛丽娅·兰德尔同一个叫埃里克·利文森的美术设计学生结婚时，我们已经见到过这种仪式了。这种仪式确实挺美的，实际上我们当时就已经决心要仿效了。
　　“你们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布劳维尔特先生问。
　　“都好了，”我代表我们两人说。
　　“朋友们，”布劳维尔特先生向来宾们说，“我们今天来为一对男女结为夫妇作个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想要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念些什么诗句。”
　　新娘先来。詹尼面对我站着，朗诵了她选的诗。那真是感人，特别是对我，因为那是伊丽莎白·巴雷特①写的一首十四行诗：
　　①即詹尼跟奥利弗第一次见面时提到的那位英国女诗人勃朗宁夫人。
　　　　我们俩的灵魂昂然站起，挺然而立，
　　　　面面相对，默默无语，愈靠愈近，
　　　　直到伸长的翅膀爆出了火花……
　　我从眼角里瞟见菲尔·卡维累里脸色发白，嘴巴也没有闭拢，眼睛睁得大大的，又是惊讶又是崇敬。我们听詹尼念到最后两句，那简直就是一，篇极有特色的祷告，她祈求
　　　　有个地方可以容身并且相爱，哪怕一天也罢，
　　　　哪怕一天之后便是黑暗一片，到了死期。
　　接下来轮到我了。要找一首能让我念着而不感到脸红的诗，那是很难的。我是说，我不能站在那里念那些姑娘气十足的诗句。不过惠特曼①的《大路之歌》里有一节，虽然好像短了点，却替我把话都说了：
　　①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我的爱情给你，那比金钱还珍贵，
　　　　我把我自己给你，请教理或法律为我作证，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你肯和我携手同行吗？
　　　　我们能不能彼此相守不移，终身不渝？
　　我念完了，房间里是一片奇异的寂静。接着，雷·斯特拉顿把戒指递给了我，于是詹尼和我就自己念了婚誓，保证从今以后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蒂莫西·布劳维尔特先生根据马萨诸塞州授予他的权力，宣告我们结为夫妇。
　　回想起来，我们的“庆功宴”（照斯特拉顿的叫法）真是简单得太“不简单”了。詹尼和我坚决主张不搞香槟宴会之类，而且我们人又不多，在小酒店里找上个雅座就都能坐下了，因此我们就到克罗宁店里去喝啤酒。我记得，老板吉姆·克罗宁也请我们喝了一杯，算是献给“克利里兄弟以后最伟大的哈佛冰球选手”。
　　“胡说，”菲尔·卡维累里拳头往桌子上一捶，不服气了。“他比克利里兄弟统统加在一起还棒。”菲利普从来没有看过哈佛的冰球比赛，我相信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博比·克利里或比利·克利里不管冰上本领有多大，反正都不配娶他可爱的女儿。其实那时我们都已经喝醉了，也左不过是找个借口，想再多喝点儿罢了。
　　我让菲尔付了账。由于我作出了这个决定，难得夸奖我的詹尼后来还夸奖我知趣（“你将来一定很会做人，预科生。”）。不过，到最后我们开车送菲尔去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就有点不愉快了。我是说，难免有些抹眼泪的事。他，詹尼，都哭了，说不定还有我；我已经记不得很多了，只记得那会儿是有点泪汪汪的。
　　总之，说了各种各样的祝福话以后，菲尔就上了公共汽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直到车子开得无影无踪。到那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
　　“詹尼，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啦！”
　　“是啊，现在我可以做个凶婆娘了。”
　　　　　　　　　　　　　　　　　十二
　　如果说有一个词儿可以概括我们头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这个词儿就是“弄钱”。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用足了脑筋，在考虑怎样才能凑得足够的钱，把一切少不了的开支应付过去。通常也只能勉强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可言。还记得奥马尔·哈亚姆①那段有名的诗吗？什么树荫下诗一卷，面包一块，美酒一壶，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论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诗集，你说我还会有多少诗意，去过那田园诗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树荫下，我要考虑的是买那本书要多少钱（我们能不能买到旧的？）以及我们在哪儿（如果还有那么个地方的话）可以挂个账，弄到那份面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凑足一笔钱，把债务彻底料理清楚。
　　①奥马尔·哈亚姆（约1040—1123）：波斯诗人和天文学家，著有四行诗集《柔巴依集》（旧译《鲁拜集》。）
　　生活改变了。连最小的开支，也要经过脑子里那个经常保持着警惕的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才能作出决定。
　　“嗨，奥利弗，咱们今天晚上去看看贝克特的戏①吧。”
　　①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出生在爱尔兰、居住在法国的当代荒诞派剧作家。他写的剧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为著名。
　　“我说，得三块钱。”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一块半，我也一块半。”
　　“你到底算同意还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说要三块钱。”
　　我们的蜜月是在一条游艇上同二十一个孩子一起度过的。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从七点起，就驾驶一条三十六英尺长的“罗兹’型游艇出游，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够了才算结束。詹尼则给孩子们带队。那个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乐部，地点在丹尼斯港①（离海尼斯不远），俱乐部有一个大旅馆，一个游艇码头，还有几十所专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较小的平房里，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块牌子：“奥利弗和詹尼不谈情说爱之时，即安睡于此”。用和和气气的态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顾客（因为我们的收入主要靠他们的小账），詹尼和我还能这样彼此和和气气，我看我们俩都应该受到表扬。我只是说“和和气气”，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个形容词来形容跟詹尼弗·卡维累里相爱到底是怎么个滋味。哦，对不起，应该说詹尼弗·巴雷特了。
　　①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们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实严格说来，这个地方是在萨默维尔镇的范围之内。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说法，已是“年久失修”。本来是一幢房子给两户人家住的，现在却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虽然“便宜”，其实也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办法？住房紧张啊！
　　“嗨，奥尔，你说消防部门为什么还不把这幢房子宣布为危险房屋？”她问。
　　“大概他们怕走进去，”我说。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来你可没怕呀，”我说。
　　（这段对话是九月里我们回校以后讲的。）
　　“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结了婚了，我认为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办呢？”
　　“跟我丈夫说去，”她回答说。“他会想办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吗？”我说。
　　“真的？拿出证明来。”
　　“怎么个证明法？”我问，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这么闹怎么行？
　　“抱我进门，”她说。
　　“你总不见得会相信这一套胡闹吧？”
　　“抱我进去，信不信以后再说。”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来，托着她走了五级台阶，到了门廊上。
　　“干吗停下？”她问。
　　“不是到门口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
　　“我连电铃边上咱们的名字都看见了。”
　　“该死！这不是我们法定的门口。快上楼去，你这个窝囊废！”
　　到我们“法定”的家门有二十四级楼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了。
　　“你怎么这样沉？”我问她。
　　“你难道就没想到许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这下子我就更喘不过气来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两个字。
　　“哈！吓了你了吧？”
　　“没有。”
　　“别骗我了，预科生。”
　　“对。刚才，是紧张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楼上。
　　这就是我能记得的同“弄钱”这个词儿毫无关系的绝无仅有的时刻之一。
　　多亏了我那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才能在一家本来不肯赊账给学生的食品杂货店里开了个记账户头。然而我的名字却又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们吃了亏，那就是詹尼要去教书的那所学校：荫巷小学。
　　“当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学校比的，”校长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对我妻子说，接下来她又说了好些话，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是不会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长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讲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两分钟之久的一连串“呵呵呵”了。詹尼说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别人一样付房租，惠特曼女士还觉得詹尼真会说俏皮话哩。
　　詹尼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发挥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设想惠特曼女士凭她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该可以捞到多多少少好处。但是接下来詹尼却问我肯不肯退了学来养她，让她进修教育学课程，好进公立学校任教。我通观全局，郑重其事地考虑了大约两秒钟，得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
　　“扯淡。”
　　“看你多会说话，”我妻子说。
　　“那我该说什么好呢，詹厄——也来一个‘呵呵呵’？”
　　“算了吧。还是跟我学吃意大利面条吧！”
　　我学了。我学会了吃意大利面条。而詹尼的烹调手法也确实变化无穷，做出来的面条总是别具风味。靠我们暑期里挣下的钱，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诞节邮局的忙季我还打算去做一阵夜工，赚些外快，这样几下一凑，我们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自然，我们有不少电影没能去看（她还有不少音乐会没能去听），不过我们的收支总算碰头了。
　　收支总算碰了头，可是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也处处都走到了头。我是说，我们两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还是在坎布里奇，从道理上说，詹尼也可以跟她音乐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还得把晚饭做起来（在外边吃饭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从不来打搅我们。我是说，他们都不来邀请我们，免得我们也非回请他们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也不看了。
　　我是校队俱乐部会员，本来有资格坐在会员坐的五十码线处的特座里。可是一张票要六块钱，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对，”詹尼跟我争，“是六块钱。你别带我，一个人去好啦。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就听观众嚷嚷‘加油呀’，可你却欢喜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我往往就这样回答她，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再说，这个时间我也可以用来学习。”不过，一到星期六下午，我还是会把半导体收音机贴着耳朵，把球迷们的助威呐喊听上个半天，从地理上说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鲁比赛的时候，我利用校队俱乐部会员的特殊权利，给法学院的一位同学罗比·沃尔德弄到了座位。罗比感激涕零地离开我们的住处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给她讲一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校队俱乐部会员专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给她解释：不管是老是少，个大个小，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运动场上给堂堂哈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样？”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说，“地上水里都一样。”
　　“就是你不一样，奥利弗，”她说。“你是个‘冰冻了的’。”
　　我没有接她这个话茬。我以为这无非还是詹尼弗嘴利，说句俏皮话顶顶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问哈佛大学的体育传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含义。譬如说，隐隐约约可能就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军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四万五千观众，可只要是当年的运动员，就会全部去坐在那个特座区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还有“冰冻了的”。那些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运动场，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省六块钱？
　　算了，她心里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说了。
　　　　　　　　　　　　　　　　　十三
　　　　谨订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庆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寿辰
　　敬备菲酌恭请光临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妇鞠躬
　　席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多弗庄
　　请赐回示
　　“怎么样？”詹尼弗问。
　　“这还用问？”我回答。我正忙于摘录刑法上一个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尔公诉案”的要点。詹尼拿着请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奥利弗，我看是时候了，”她说。
　　“什么是时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难道你非要他连跪带爬到这儿来吗？”
　　我继续干我的事，任凭她编派我。
　　“奥利，他主动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亲写的。”
　　“你还说你连看也没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过一眼。也许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专心准备“珀西瓦尔公诉案”的提要啊，考试快要到啦。问题是她不该向我唠叨个没完。
　　“奥利，你想一想，”她说，现在她的语调像是在恳求了。“老爷子毕竞六十岁了。到你终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谁能担保他还在世上呢？”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詹尼，和解是绝对办不到的，能不能请让我继续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来，缩在我搁脚的软垫的一角。虽然她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我还是马上就意识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着我瞧。我抬起头来。
　　“有朝一日，”她说，“要是你儿子奥利弗第五跟你怄气——”
　　“他的名字不会叫奥利弗，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对她大喝一声。通常，我提高嗓门时，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这回她没有这样做。
　　“听我说，奥尔，即使咱们给他取名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样会怨恨你的，因为你是当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当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对她讲，我们的儿子决计不会怨恨我。于是她问我：凭什么这样自信？我拿不出证据。反正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决不会怨恨我。至于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而詹尼却由此推断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她说：
　　“你爸爸也爱你，奥利弗。他爱你，就像你将来爱博佐一样。但是你们巴雷特家的人个个傲慢、好胜得要命，总觉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辈子都解不开。”
　　“有你就不会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说。
　　“对，”她说。
　　“本案到此结束！”我说，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詹尼也站起身来，但这时她想起了：
　　“‘请赐回示’的事儿还没了结呢。”
　　我表示这样的意见：一个专攻音乐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高材生写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谢绝，大概无需专家指导吧！
　　“你听着，奥利弗，”她说，“我这辈子可能撒过谎，或者骗过谁。但是有心要弄得谁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于不了。”
　　说实在的，在这当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请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请喝回示”，只要这回音的内容实质是我们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狱上冻。说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
　　“号码是多少？”我听见她声音很轻地问。她已经拿起了电话。
　　“你就不能写个便条吗？”
　　“再过一分钟我就没勇气了。到底多少号码？”
　　我告诉了她，随即就去专心研究珀西瓦尔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事了。我没去听詹尼打电话。确切地说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毕竟就在这间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见她在说。是王八蛋接的电话？平日他不是该在华盛顿吗？《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人物侧记明明这样说的。该死的新闻报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一声“不”到底要多少时间？
　　詹尼弗这个电话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说一个“不”字总用不到这么多时间吧。
　　“奥利？”
　　她一只手捂住话筒。
　　“奥利，难道一定得回绝？”
　　我点点头表示一定得回绝，挥挥手催她把这劳什子赶快了结。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电话里说。“我是说，我们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们！难道她一定要把我扯进去？她为什么不能单刀直入把话讲完就挂断电话？
　　“奥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话筒，却又说得很响。
　　“他伤心极了，奥利弗！眼看你父亲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吗？”
　　要不是她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会再一次向她解释石头是无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错误观念搬到拉什莫尔山的巉崖上去。可她现在心烦意乱。而且搞得我心也乱了。
　　“奥利弗，”她向我恳求，“你随便说两句行吗？”
　　跟他说话？詹尼准是发疯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说声‘哈罗’也行，啊？”
　　她把话筒向我递过来，一边竭力忍住眼泪。
　　“我决不跟他说话。永远不，”我说时毫不动容。
　　这下她哭了。完全没有声音，就只见眼泪顺着她的脸庞直淌。接着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奥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求过你什么。这一回我求求你。”
　　我们一共三个人。三个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办。
　　詹尼难道不明白她的请求是办不到的？若是任何别的事情，我都愿意照办，决无二话，就是这一件不行，这她难道还不明白？我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乱到了极点，只顾摇头表示坚决拒绝，可这时却只听见詹尼压低了嗓门但按捺不住怒火冲我直骂，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样的声气说话：
　　“你是个没心肝的杂种！”说罢，她才又提起话筒跟我父亲把话说x：
　　“巴雷特先生，奥利弗希望你了解，尽管他的表现方式有点特别……”
　　她停下来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说话很费劲。我简直呆若木鸡，只得由着她把说是我“委托转告”的话讲完。
　　“其实奥利弗还是非常爱你的，”说完，她匆匆挂断电话。
　　对于我在随后一瞬间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只能说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不，我毫无理由为自己辩护。我的行为是永远不可宽恕的。
　　我从她手中夺下电话，拔出插座，使劲一扔——把电话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你简直该死，詹尼！你怎么不给我滚！”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野兽，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转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见了。
　　我是说，她已影踪全无，因为我连她下楼梯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天哪，她准是在我抢电话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围巾都还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这更甚，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我到处寻找。
　　在法学院图书馆里，我在一排排坐着用功的学生之间东张西望，到处寻找，转来转去至少有五六回。尽管我一声不响，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样紧张，脸色是那样吓人，那个鬼地方整个都被我惊动了。还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没有。我到处奔走，恨不得两条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频率。
　　佩因堂？（可诅咒的名字①，简直是讽刺！）楼下是练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时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该死的琴键。可不是吗？但是，在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①“佩因”（Paine）与英语“痛苦”（pain）同音。
　　长廊两旁部是练琴室，走过这地方真能叫人发疯。莫扎特和巴尔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各个琴室的门里漏出来，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这里！
　　从一间琴室里传来狠命弹奏（是因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站住，犹豫了一会儿。那曲子弹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开始，开始又停下，错误百出。在一次停顿时，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嘀咕：“扯淡！”这一定是詹尼。我把门撞开。
　　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在弹钢琴。她抬起头来。原来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皮士，她见我闯进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美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处处都找遍了。连她的影子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浓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吗？”他紧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随和的语调，仿佛根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头，”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出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头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身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子，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道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种花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点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处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①。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①指制成注射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门口几码处，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大惊小怪；同时又如释重负，所以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圆头棍棒什么的，来揍我一顿。
　　“詹？”
　　“奥利？”
　　我们俩说得相当安详，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对方的语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带钥匙，”詹尼说。
　　我站在台阶下，不敢问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识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对不起——”
　　“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赔礼词，接着心平气和地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登上台阶走到她坐着的地方。
　　“我想睡觉了。行吗？”她说。
　　“行。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们脱衣服时，她以抚慰的目光望着我说：
　　“奥利弗，刚才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十四
　　那封信是七月份来的。
　　由于信是从坎布里奇转到丹尼斯港来的，所以我猜想我得到消息大约晚了一两天。我就一口气直跑到詹尼那儿，当时她正带领一群小学生在玩儿童足球之类的游戏，我极力学着鲍嘉①的腔调，说：
　　①指美国硬派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1899—1957）。他主演的《卡萨布兰卡》等影片已成了经典名作，他在银幕上的语调动作为好几代美国人所模仿。
　　“咱们走。”
　　“嗯？”
　　“咱们走，”我又说了一遍，一副不由分说的神气是那么明显，她只得跟着我向海边走去。
　　“奥利弗，到底什么事？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继续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上浮码头。
　　“詹尼弗，上船，”我命令说，一边伸出拿信的那只手指着船，但她根本没注意我手里的信。
　　“奥利弗，我得照看孩子们哪，”她嘴上这样说，可还是乖乖地上了船。
　　“奥利弗，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还打算不打算解释？”
　　这时我们已离岸几百码远了。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我说。
　　“你就不能在岸上说吗？”她喊道。
　　“不行，就是不行！”我也叫喊。我们谁也没生气，只是因为风大，不大声嚷嚷就听不见。
　　“我要在没人的地方跟你讲。你瞧，这是什么？”
　　我冲她扬扬那信封。她立刻认出了上面所印的发信单位名称。
　　“嗬，哈佛法学院！是不是把你开除啦？”
　　“再猜一次，你这个乐天派婆娘，”我喊道。
　　“你得了全班第一！”她猜道。
　　这下子我反而不好意思告诉她了。
　　“还差一点。是第三。”
　　“哦，”她说。“才第三？”
　　“要知道这仍然意味着我有资格去编《法学评论》，”我直着嗓子叫喊。
　　她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半点表情也没有。
　　“天哪，詹尼，”我简直要哭了，“你说话呀！”
　　“在我见到第一、第二名以前，我不发表意见，”她说。
　　我瞧着她，希望她忍不住露出笑容来，我知道她是故意绷着脸的。
　　“说两句嘛，詹尼！”我求她了。
　　“我走啦。再见，”她说完马上纵身跳入水中。我紧随在她后面也跳了下去。等到我回过神来，我们俩都已攀住船舷，在吃吃地笑了。
　　“嗨，”我说了一句比较得意的俏皮话，“你是为我跳水的。①”
　　①原文这句话一语双关，它的另一层意思是：“你也太爱我了。”
　　“尾巴别翘得太高，”她回答。“不就是得了个第三嘛。”
　　“嗨，听我说，你这个鬼婆娘，”我说。
　　“什么事，你这个狗杂种？”她回答。
　　“我真是多亏了你，”我真心诚意地说。
　　“不对，你这个狗杂种，不对，”她答道。
　　“不对？”我倒有点儿给愣住了。
　　“是全亏了我，”她说。
　　这天晚上，我们花了二十三块钱，在雅茅斯一家高级馆子里吃了一餐龙虾。詹尼仍不表态，在弄清楚那两位“击败了我”（用她的说法）的先生是何等样人之前，她是不会发表意见的。
　　说也可笑，我因为实在太爱她了，所以我们一回到坎布里奇，我马上就去打听那前两名是什么人。摸清了底细，我才放了心，原来第一名叫欧文·布莱斯班德，纽约市立学院六四届毕业，是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不属于詹欣赏的那种类型；第二名叫贝拉·兰多，布林·玛尔学院①六四届毕业，是个女的。这不能再好啦，尤其因为贝拉·兰多长得相当秀气（就学法律的女学生而言），我就可以编些“情节”逗一下詹尼，就说那些个深夜里，《法学评论》编辑部所在的甘尼特楼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说真的，那一阵子老是搞到深更半夜，常常要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到家里。你想，六门课程，加上编《法学评论》，此外，我居然还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向都市贫民提供法律援助——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区研究》，载《哈佛法学评论》一九六六年三月号第861—908页）。
　　①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女子大学。
　　“这篇东西写得不错。的确不错。”
　　这是一位老编辑乔尔·弗莱希曼的话，不过他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么两句。坦白说，我指望从这个明年即将为道格拉斯①大法官当秘书的家伙那里听到的是具体些的好评，然而他审阅了我的定稿后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两句。天哪，连詹尼都能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泼辣、有才气、确实精彩”，难道弗莱希曼就说不出这样的话？
　　①威廉·奥维尔·道格拉斯（1898—1980），美国法学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弗莱希曼说这篇东西写得不错，詹。”
　　“天哪，难道我不睡觉一直等到这么晚，就为了听这么句话？”她说。“他有没有对你的研究或你的文笔之类发表些什么看法？”
　　“没有，詹。他只说这篇东西‘不错’。”
　　“那你这么多时间在干什么？”
　　我故意向她眨眨眼睛。
　　“我有些事儿要跟贝拉·兰多研究，”我说。
　　“哦？”她说。
　　我猜不透这语调的含义。
　　“你吃醋了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才不呢；我的大腿美妙得多！”她说。
　　“你能写案情摘要吗？”
　　“她会做意大利式卤汁面条吗？”
　　“会，”我回答。“事实上今晚她还带了好些到甘尼特楼来。大伙都说可以跟你的大腿媲美。”
　　“那当然，”詹尼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话讲？”我说。
　　“贝拉·兰多替你付房租吗？”她问道。
　　“妈的，”我回答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占了上风就趁势收场？”
　　“我告诉你，预科生，”我那一片柔情的妻子说，“那是因为你永远占不了上风。”
　　　　　　　　　　　　　　　　　十五
　　我们毕业时的名次也正是这样。
　　我是说，欧文、贝拉和我取得了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班的前三名。灿烂的前景就在眼前。洽谈、延请、礼聘、花言巧语的游说劝驾，纷至沓来。无论转向哪里，我好像总能看到有人在挥舞一面彩旗，上面写着：“巴雷特，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吧！”
　　但我只跟绿旗走①。当然，我还没有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但是为了得到一个肥缺，好把‘弄钱”这个讨厌的词儿从我们该死的语汇中抹去，我就不考虑名气好听的位置（如给法官当秘书），也不考虑担任公职（如进司法部）。
　　①意即“向钱看”，因为美元纸币是绿色的。
　　虽然我是第三名，但在猎取法律界头等美差的角逐中，我却具有那么一种无可估量的优越条件。前十名中只有我一个不是犹太人。（谁说这无所谓，准是十足的糊涂蛋。）妈的，一个“白英新”①，只要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不知有多少家法律事务所会视为至宝。请衡量鄙人的条件：《法学评论》编辑，全艾维联明星队员，哈佛大学出身，还有也用不着我说了。抢着把我的姓名连同“第四”二字印上公笺的可谓大有人在。我简直成了天之骄子，只觉得那时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可爱。
　　①指英国血统的白人新教徒。通常，在美国这种人社会地位最高。
　　洛杉矶有一家事务所提供的待遇特别令人动心。负责物色人才的某先生（姑隐其名，何苦冒打官司的风险？）一再对我说：
　　“巴雷特老弟，在我们的地盘上，那玩意儿随时都有。日夜服务。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送到事务所去！”
　　我们对加利福尼亚并不感兴趣，可我还是很想知道某先生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詹尼和我作了种种大胆的猜测，有些假想委实野得可以，然而洛杉矶那个地方之野，恐怕非我们始料所能及。（最后我不得不向某先生表示我对“那玩意儿”根本不感兴趣，这才摆脱他的纠缠。他大失所望。）
　　其实，我们早已拿定主意要留在东海岸。后来的事实表明，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还有很多待遇优渥的职位可供选择。詹尼一度认为哥伦比亚特区挺不错（“奥尔，你可以去白宫好好看一看了”），但我倾向于纽约。就这样，在我妻子的同意下，我终于接受了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的聘请。这是一家老牌子的法律事务所（马什曾任司法部长），其方针非常强调公民自由权：“你可以同时既做好事，又得好处，”詹尼说）。而且，他们简直使我受宠若惊。你想一想，乔纳斯老头亲自来波士顿，请我们到皮尔福吃饭，第二天还派人给詹尼送花来。
　　此后足有个把星期，詹尼到东到西听去好像总在哼一支小曲，哼来哼去就是“乔纳斯、马什与巴雷特”①这样一句。我对她说别太性急了，她叫我滚蛋，还说我心中八成也在哼同样的调子。不消说，她这话果然一语中的。
　　①这是詹尼想象中那个事务所要改的名称。
　　还有，请容许我捎带一笔，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付给奥利弗·巴雷特第四的年薪为一万一千八百美元。在我们整个研究生毕业班中，这是遥遥领先的最高薪俸。
　　你瞧，我这个第三，只不过是学校里的名次。
　　　　　　　　　　　　　　　　　十六
　　　　　　　　　　　　更改住址启事
　　　　　　　　　　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夫妇
　　　　　　　自1967年7月1日起迁居纽约州纽约市
　　　　　　　东六十三街263号邮政编码10021
　　　　　　　　　　　　　　　　　此启
　　“这太像暴发户了，”詹尼抱怨道。
　　“咱们是暴发户嘛！”我坚持说。
　　有件事儿还可以为我的春风得意之感锦上添花，那就是：如今我每个月光是租汽车间的费用就几乎相当于我们在坎布里奇时全套公寓的租金！其实，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便步（或者阔步——我比较喜欢后一种步态）只消十分钟，像邦威特公司之类的豪华商店也近在咫尺（我坚持要我的婆娘立刻在那些销金窟里开户头放手花钱）。
　　“奥利弗，这是干什么？”
　　“詹尼，我就是要做冤大头，妈的！”
　　我加入了纽约的哈佛俱乐部，是由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推荐的。他到印支去也算开过几枪，打过几名越共，新近退伍回来（他说：“其实，我也不能肯定那是越共。反正我听到了响声，就朝丛林中开火。”）。雷和我每星期至少要打三次壁球①，我立志要在三年之内成为俱乐部的冠军。不知是我在哈佛圈于里重新露脸马上就有偌大的吸引力呢，还是我在法学院取得成功的消息已经传开（天地良心，我没有吹嘘过薪俸的事），反正我的“朋友们”又都认得我了。我们是在盛夏时节乔迁的（因为我还得先为应付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突击准备一番），最初接到的多半是度周末的邀请。
　　①一种类似网球的运动，在三面有墙壁的场地内进行。
　　“奥利弗，去他们的。我不想浪费两天时间去跟一帮无聊的预科生扯淡。”
　　“好吧，詹，可我怎么去跟他们说呢？”
　　“就说我怀孕了，奥利弗。”
　　“是不是真的？”我问。
　　“不，但要是这个周末咱们呆在家里，我也许会的。”
　　我们已经给孩子挑了个名字。应该说是我挑的，不过最后总得詹尼同意才行。
　　“喂，你不会笑话我吧？”我第一次跟她提起此事时是这样说的。当时她正在厨房里（灶台上一排奶黄色键钮，连洗碟机都有了）。
　　“什么事？”她问，一边仍在切西红柿。
　　“我还真喜欢上博住这名字了，”我说。
　　“你不是说着玩儿的吧？”她问道。
　　“哪儿能呢！我是真心喜欢。”
　　“你真要给咱们的孩子取名博佐？”她再问一遍。
　　“对。是真的。说实在的，詹，这才是一位超级体育明星的名字。”
　　“博佐·巴雷特。”她念一遍试试，看这名字是否好听。
　　“嗬，他将来准是个吓人的彪形大汉，”我越往下说，就越相信自己的话。“‘博佐·巴雷特，哈佛入选全艾维明星队的巨人跑锋。’”
　　“好虽好，不过，奥利弗，”她问道，“万——我这仅仅是假定——万一那小子身手不够矫捷，怎么办？”
　　“不可能，詹，他的基因太好了。真的。”我这话是认真说的。每当我高视阔步去上班的时候，有关博佐的这一整套设想，早已成了我习以为常的白日梦。
　　吃晚饭的时候我继续谈这个题目。现在我们用的瓷器餐具都是上等的丹麦货了。
　　“博佐将来准是一个身手矫捷的大汉，”我对詹尼说。“说实在的，要是他的手像你那样，咱们可以把他放到卫线上去①。”
　　①橄榄球比赛中防守一方卫线队员的主要任务是抱住带球奔跑的对方队员。
　　她只是对我傻笑，无疑在想鬼点子，巴不得找几句杀风景的话，对我这番美妙的幻想泼上一盆冷水。但是由于使不出真正的杀手铜，她只好把蛋糕切开，递给我一块。结果她还是听我说完。
　　“詹尼，你想想，”我继续说，尽管蛋糕塞满了我的嘴，“一个二百四十磅的机灵大汉。”
　　“二百四十磅？”她说。“奥利弗，咱们的基因里哪一点都保证不了二百四十磅啊。”
　　“詹，咱们可以把他喂肥嘛。高蛋白、营养品，所有补身体的好东西一起用上。”
　　“哦，是吗？要是他不肯吃呢，奥利弗？”
　　“他非吃不可，妈的，”我说。想到那个即将坐在我们餐桌旁的小子，居然不肯配合我把他造就成体育明星的计划，我早已连气都有点上来了。“他不吃我就叫他脸上开花。”
　　听到这里，詹尼直瞅着我，微微一笑。
　　“要是他有二百四的话，你休想揍他，休想！”
　　“哦，”我一时语塞，但随即就回味了过来，“可他不会一下子长到二百四的！”
　　“对，对，”这时詹尼把手里的汤匙对我一扬，一副警告的架势，“不过一旦他真的长到了二百四，预科生，那时你还是逃之夭夭吧！”说完，她笑得前仰后合。
　　说来实在滑稽，在她放声大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二百四十磅的小子里着尿布在中央公园里一边追我，一边喊：“不许你欺负我妈妈，预科生！”我的天，但愿詹尼能管住博佐，免得他把我揍扁。
　　　　　　　　　　　　　　　　　十七
　　要生个孩子可不那么简单。
　　我说这里头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有些人在他们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还正时兴），后来却又完全改变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实会变得像着了魔一样。而且这还会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浑朴。我是说，那就得把自己的念头加以调节（“调节”这个倒霉的词儿总叫人联想到机器）——就得把鱼水之欢的念头调节到使之合乎各种规定、日程安排、以至战略部署（“奥尔，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这，也就会引起苦恼、厌烦，最终造成恐怖。
　　当你发现你的皮毛知识以及你自以为既正规又卫生的种种努力在传宗接代问题上不见效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极度可怕的胡思乱想。
　　詹尼和我终于决定请专家诊断一下。在第一次谈话中，莫蒂默·谢泼德医生对我说：“奥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两码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虽然我从未提起过，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们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对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语气不是还隐约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吗？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现象，她但愿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过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作好万一的准备，然后又说，很可能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不久便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父母。当然，我们俩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检查。整套体检，一应俱全。（我也不想把这类全面检查一个个项目的可借名称再在这里说一遍。）
　　星期一我们做了检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经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谢泼德医生打电话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说是他的护士出了点差错，有几个项目他要重新检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诉我时，我就怀疑医生已经发现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这一层。所谓护士出了差错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词。
　　当谢泼德医生打电话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来找我时，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时顺便到他的诊所去一下。一听这不是三边谈话（“今天早些时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谈过了，”他说），我就确信无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虽然如此，奥利弗，先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记得谢泼德提到过好像有矫正手术之类的办法。但我心里乱得要命，要这样硬捱到五点钟可不是办法。我回了个电话给谢泼德，问能不能让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说可以。
　　“你弄清楚我们的事责任在谁了吗？”我见面劈头就问。
　　“用‘责任’两字实在不妥当，奥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们俩中间是谁的功能有问题？”
　　“知道。是詹尼。”
　　对此我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医生说这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个态。
　　“好吧，那么我们就领养孩子。我看，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好，你说对吗？”
　　这时他才告诉我实情。
　　“奥利弗，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詹厄已经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请你讲明确一点好不好？”
　　“她已经为日无多了。”
　　“这不可能吧，”我说。
　　我就巴不得医生对我说这是他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奥利弗，这是真的，”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认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他那个白痴一样的护士又拆了烂污，把别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检查报告拿给他了。可是他怀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说，詹尼的血样已经重复验过三次。诊断上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他恐怕还得介绍我们——我——詹尼——去请教一位血液病专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一定要安静下来理一理那一团乱麻。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她相信吗？”
　　“我想该相信吧。”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医生解释道，对于詹尼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种种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点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点点头，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詹尼的年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十八
　　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说，“那咱0］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干吗？”她问。
　　“你问‘干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道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子去吃顿饭？”
　　“她是谁，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你说什么？”
　　“你听我说，”她解释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带老婆下馆子，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OK。”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许神人，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是奥利弗吗？”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骚乱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子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点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哈！）。
　　“我希望这案子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
　　“就我一个？”我问。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的信息：奥利弗，尽管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谢谢你，先生，”我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芝加哥？”他问。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压，决定由我独个儿承担。所以我向乔纳斯老头支支吾吾胡诌了几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说我觉得这阵子我不能离开纽约，希望他谅解。但我知道，对于这个显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应，当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乔纳斯先生啊，乔纳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个怪现象：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逛第五街看橱窗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尽望着那些讨人喜欢却又贵得吓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装模作样保持……“常态”的话，我早就给詹尼弗买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个星期，现在她终于渐渐开始消瘦了。我是说，尽管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儿，她自己也许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底细的我觉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橱窗，看看班机广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烦恼撇在一旁，飞往阳光灿烂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环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却是淡季中的欧洲：伦敦的“购物游”，巴黎的“恋人游”……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你要跟我结婚？”
　　“对。”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个赊帐对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张“就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记单的虚线上把名字一签，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两张去恋人天堂的飞机票（还是头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脸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个绝妙的主意能使她的双颊添上些许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说。
　　“准是你给炒了鱿鱼，”我的乐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变鱼，是化成鸟上天，”我说着抽出两张票。
　　“上了天一直飞，”我说。“明天晚上飞巴黎。”
　　“扯淡，奥利弗，”她说。但态度平和，一点没有往常那种虚张声势的神气。照她现在的口气，好像还有点儿亲昵的味道：“扯淡，奥利弗。”
　　“喂，能不能请你把‘扯淡’的含义说得明确些？”
　　“嗳，奥利，”她柔声说，“咱们可不能这样胡来了。”
　　“胡来什么呀？”我问。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断她的话头，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强颜欢笑。
　　“我还需要时间，”她继续说，“这是你不可能给我的。”
　　我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细看去。那双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状的忧郁。不过这种忧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她心里难受。是为我难受。
　　我们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让我们俩一道哭吧。不过最好还是谁也不哭。
　　接着詹尼就都告诉了我，她说她一直觉得“浑身不带劲儿”，所以又去找了谢泼德医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摊牌：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说了。
　　由于自己没有尽到向她吐露真情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内疚之感。这点她理会到了，就故意说几句无聊话。
　　“奥尔，他是个耶鲁货。”
　　“你说谁，詹？”
　　“阿克曼。那个血液病专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本科和医学院都在那里毕的业。”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这段苦难的历程中注入若干轻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读能写吧？”我问。
　　“那还要看，”奥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届毕业生堆着笑脸说，“不过我看得出他能谈。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谈谈。”
　　“这么说那个耶鲁货医生还很不错咯，”我说。
　　“不错，”她说。
　　　　　　　　　　　　　　　　　十九
　　现在我至少不再把回家视为畏途了。我不必再战战兢兢地注意“保持常态’了。我们又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哪怕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也不回避了。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商量，这些问题由一对才二十四岁的夫妇提出来，未免异乎寻常。
　　“我相信你会坚强起来的，你这个冰球明星，”她说。
　　“我一定坚强，一定，”我回答说。其实，冰球大明星已经害怕了，不知素来洞察幽微的詹尼弗是否看得出来。
　　“我是说，你得为菲尔坚强起来，”她继续往下说。“将来最不好受的是他。你反正可以做个快乐的鳏夫①。”
　　①这里套用的是一部维也纳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又译《风流寡妇》的剧名。
　　“我不会快乐的，”我把她的话打断。
　　“你会快乐的，混蛋。我要你快乐。OK？”
　　“OK。”
　　“OK。”
　　过了大约一个月，一天，刚吃过晚饭。由于她的坚持，她还管烹饪。我劝之再三，她总算同意把收拾打扫的工作交给了我（不过她还是剋了我一顿，说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当时我正收拾杯盘，她在弹肖邦的曲子。我听到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弹到中途戛然而止，便立刻走进起居室。只见她坐在钢琴前发呆。
　　“詹，你没事儿吧？”我问她，意思当然是指比较而言。
　　她却反问一句：“雇车的钱你身边总还有吧？”
　　“当然有，”我答道。“你要上哪儿？”
　　“大概——要上医院了，”她说。
　　在随后出现的一阵忙乱中，我意识到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詹尼就要走出我们的公寓，一去不复返了。当她于坐在那里等我为她收拾几件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是说，对这套公寓不知她是否有所留恋？她想看一看这儿的什么留个纪念？
　　什么也不看。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没有停留在任何物体上。
　　“喂，”我说，“你另外还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要带吗？”
　　“唔，唔，”她摇摇头表示没有，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加以补正：“就是你。”
　　到了楼下，找一辆出租汽车可费了不少劲，因为那正是人们上剧场看戏什么的时候。看门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挥手臂，活像个金刚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干脆雇不到汽车，好让她一直这样靠着我。但我们最后还是雇到了一辆。也不知我们交的是什么运，那司机是个爱说笑的家伙。一听我说目的地是西奈山医院，而且要快，他把讨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来了。
　　“放心吧，年轻人，你们碰上的不是个生手。这匹麒麟跟我干这一行有年月了。”
　　在后座上，詹尼紧紧依偎着我。我吻着她的头发。
　　“你们这大概是头胎吧？”我们那位爱说笑的司机问道。
　　詹尼大概觉察到我快要忍不住骂那个家伙了，所以就悄悄对我说：
　　“奥利弗，友好点儿。他是想对咱们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说。“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请你尽量抢绿灯？”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们送到了西奈山医院。他确实很友好，待地下车为我们开了车门，诸如此类无不周到之至。在把车开走以前，他祝愿我们万事如意，快乐幸福。詹尼谢了他。
　　詹尼好像连站着都有点晃悠，我想抱她进去，但她不肯，“这儿不用你抱我进门，预科生。”于是我们走进医院，去办那一连串麻烦得要死的住院手续。
　　“你们买过‘蓝盾’或其他医疗保险没有？”
　　“没有。”
　　（谁会想到这些芝麻绿豆事儿？我们买碗碟瓷器还忙不过来呢。）
　　当然，詹尼进医院也是意料中事。医学博士伯纳德·阿克曼事先已经预见到了，现在治疗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说的那样，他人挺好的，尽管是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
　　“现在就设法让她增加白细胞和血小板，”阿克曼医生对我说。“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说什么也不要用抗代谢药。”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一种减慢血细胞破坏的治疗手段，”他解释道，“但是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副作用，这詹尼是知道的。”
　　“我说，大夫，”我知道对他讲这番道理其实是多余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么说就怎么办。你们只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受到痛苦就行。”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说。
　　“费用我不计较，大夫。”我大概把嗓门都提高了。
　　“是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这就很难说了，”他说。
　　“费用的事管他娘，”我说。其实他对我很耐心，倒是我对他气势汹汹。
　　“我的意思只是说，”阿克曼解释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时间是长是短，实在无从知道。”
　　“请记住，大夫，”我简直是命令他了，“请记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别看护。一应俱全。请照办。钱我有。”
　　　　　　　　　　　　　　　　　二十
　　从曼哈顿的东六十三街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汽车至少要开三小时二十分钟。真的，这条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试过，我相信，任何汽车，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尔①一类人物驾驶，也不可能开得再快了。当时在马萨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车时速达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①格雷厄姆·希尔（1929—），英国赛车运动员，1962年的世界冠军。
　　我带着电动剃须刀，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在走进州府大街那神圣的办公大楼之前，我已经细心地剃过了胡子，并且在汽车里换了衬衫。时间才上午八点，那里就已经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顿名流等着要见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书认识我，她连眼睛也没多眨一下便向对讲电话里通报了我的名字。
　　我父亲并没有说“领他进来”。
　　倒是他的办公室门开了，他亲自走出来，招呼说：“奥利弗。”
　　察言观色已成习惯的我，注意到他脸色似乎有点苍白，这三年来他的头发都变花白了（也许还稀疏了些）。
　　“进来，孩子，”他说。我一时也摸不透他的语气，只管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们相对看了一眼，接着就都把视线移开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一堆摆设里：装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亲好几年前照的一张相片。还有我的一张（在埃克塞特中学毕业时照的）。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他问。
　　“很好，爸爸，”我回答说。
　　“詹尼弗好吗？”他问。
　　为了不对他撒谎，我避开了这个问题（虽然那正是问题的中心所在），就开门见山说出了我突然又来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块钱。有正当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还点了点头。
　　“哦？”他说。
　　“可以吗？”我问。
　　“能不能让我知道理由？”他问。
　　“我不能告诉你，爸爸。请你借给我这笔钱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个人真能从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获得什么感觉的话——他是打算给我这笔钱的。我还意识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顿。但是他很想……谈谈。
　　“你在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不是有薪水吗？”他问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诉他数字，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纪录，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书吗？”他问。
　　哦，可见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说。
　　“詹尼弗不是在教书吗？”他改口客客气气地问。
　　“请不要把她跟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边撒下了风流种子？”他问道，但语气中没有任何非难的意思。
　　“嗯，”我说，“是的，爸爸。是这样。这笔钱请你一定要给我。”
　　我看他根本没有相信我说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问，就像我刚才说的，无非是为了我们可以……谈谈。
　　他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样的科尔多瓦牛皮①。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好找些话说。找一些不会引起摩擦的话说。
　　①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出产的高级牛皮。
　　他填好支票，从簿子上撕下，向我递过来。我可能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应当伸手去接，因此他有点儿尴尬（这是我的感觉），于是把手义缩了回去，将支票放在办公桌边上，这才朝我看看，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是说：“拿去吧，孩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点了点头，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开，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伤脾胃的话说。我们总不能这样干坐着，我们俩心里都想谈谈，却义连正眼相视都难以做到。
　　我探身过去拿了支票。不错，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奥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签字。墨迹已干。我一边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进衬衫的口袋，一边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其实当时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话。表示一下我知道，为了我的缘故，让波士顿的（也许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几位要人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久等了；“可要是我们再找点话儿谈谈的话，爸爸，我还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连你原订的午餐约会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门开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着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爸爸。”
　　　　　　　　　　　　　　　　 二十一
　　通知菲尔·卡维累里的任务落在我身上。不是我，还有谁呢？我真担心他会垮下，可是他倒没垮：他平静地锁上了克兰斯顿的房子，住到我们的公寓里来了。我们各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克制悲痛。菲尔的办法就是做清洁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实在摸不清，不过，算了，就让他去干吧。
　　他莫非还在梦想詹尼会回来？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可不是吗？可怜的菲尔！这就是他做清洁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当然，他是不会向我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心里也这样想啊。
　　詹尼弗一进医院，我就打电话给乔纳斯老头，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诉了他。我装作还有事，得赶紧挂断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但想说的话又说不出来。自此以后，我每天的时间就不外乎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探病，二是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所谓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不用说其实也就是啥都于不了。吃饭没有滋味；菲尔打扫屋子（又打扫了！）我只能看着；甚至服了阿克曼给我开的药，也睡不着觉。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菲尔喃喃自语：“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当时他正在隔壁房间里洗我们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机器）。我虽然没有搭话，心里却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导演这出戏，最高主宰先生，你尽管让它演下去吧，我可以无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为詹尼总还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赶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亲“爷儿俩掏心窝”谈谈。
　　“这场会谈只有意大利裔美国人可以参加，”她说，脸色像她的枕头一样煞白，“所以，你给我出去，巴雷特。”
　　“好吧，”我说。
　　“但是别走得太远，”我走到门口时，她又说。
　　我坐在休息室里。不久，菲尔就出来了。
　　“她叫你给她滚进去，”他的嗓子哑了，几乎没有声音，好像全部内脏都给掏空了。“我去买包香烟。”
　　我走进病房，她命令道：“把那该死的门关起来！”我服从了命令，轻轻地把门关上，回过身来到她床边坐下，这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模样。我是说，我这才看到她老是藏在被子底下的那条右臂上原来还插着几支管子。我平时总喜欢紧挨着她坐，盯着她的脸看。她脸色虽然苍白，一对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因此我照例赶快紧挨着她坐下。
　　“奥利，我不骗你，我倒不觉得痛，”她说。“我就觉得像从悬崖上慢慢地往下掉，跟慢镜头似的，你明白吗？”
　　我五脏深处仿佛有件东西在搅动，这无形的东西直往我的嗓子眼里冒，要我哭出来。但我不能哭。我从来不哭。我是条硬汉子，明白吗？我不能哭。
　　但是，我要不哭，就开不了口。我只能点头示意。所以，我就点点头表示明白。
　　“扯淡，”她说。
　　“嗯？”要说这是一句话，还不如说是一声呻吟。
　　“你不明白从悬崖上往下掉是怎么回事，预科生，”她说，“你这辈子又不曾有过这种体验。”
　　“我有过，”我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就在我遇见你的时候。”
　　“对，”说话间，一丝微笑掠过她的脸庞。“‘哦，那是多么彻底的堕落啊。’这是谁的话？”
　　“我说不准，”我回答说，“是莎士比亚吧。”
　　“这我知道，但到底是哪个人物的话……”她的口气显得有些哀伤。“甚至出自哪个剧本我都记不起来了。①我进过拉德克利夫学院，有些东西应当记得。我本来连克歇尔编的莫扎特全部作品目录都背得出来。”②
　　①这句话见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鬼魂向哈姆雷特述说他的母亲新寡即与他的叔父结合，所以也有人译为：“那是一个多么卑鄙无耻的背叛”。
　　②路德维希·冯·克歇尔（1800—1877），奥地利音乐学家。他编的莫扎特作品目录有六百多号。
　　“了不起，”我说。
　　“是不含糊，”她说，接着皱起了眉头问道：“他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是作品第几号？”
　　“我去查一下，”我说。
　　我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查。就在我们公寓里，钢琴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我回去查一下，明天第一件事就是来把作品号码告诉她。
　　“我本来都背得出来，”詹尼说，“真的。我本来都背得出来。”
　　“听我说，”我模仿鲍嘉的口吻说，“你真想要谈音乐？”
　　“难道你宁可谈葬礼？”她问。
　　“不，”我后悔打断了她的话头。
　　“我跟菲尔商量过了。奥利，你在听吗？”
　　因为我的脸早已背了过去。
　　“是的，我在听，詹尼。”
　　“我告诉他可以按天主教教规举行仪式，相信你也会说OK的。OK？”
　　“OK，”我说。
　　“OK，”她应道。
　　这时我稍稍松了口气，因为我们接下去无论谈什么，总不会再这样难受了吧。
　　然而我想错了。
　　“听着，奥利弗，”她说，声调尽管温和，但含着嗔怒，“奥利弗，收起你那副讨厌的样子！”
　　“我？”
　　“你脸上那副问心有愧的德性，奥利弗，真叫人讨厌。”
　　说实在的，我也想换个表情，可是我面部的肌肉都僵硬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你这个不开窍的预科生，”她说。“请不要再责备自己了，好不好？”
　　我真想一直看着她，因为我怎么也不愿意让我的目光离开她，但我还是禁不住垂下了眼皮。我惭愧到了极点，因为直至此时此刻詹尼还能把我的心思看得这样一清二楚。
　　“听着，奥利，我求你的就这么屁事儿一桩。除此以外，我对你完全放心。”
　　我五脏里的那件东西又搅动起来了，因此我连一声OK也不敢说。我只是像个哑巴似的看着她。
　　“巴黎算得啥？”她忽然说。
　　“嗯？”
　　“巴黎算得啥？音乐算得啥？你以为我为你作出了许多牺牲，这些都算得了啥？我才不在乎呢，你这个狗崽子。你相信不？”
　　“不，”我老实回答。
　　“那就滚你的蛋，”她说。“我可不要你守在我临终的床边。”
　　她说的是真心话。詹尼什么时候说话算话，动了真情，我都听得出来。为了可以留在她身边，我只得撒了个谎：
　　“我相信你，”我说。
　　“那才像话，”她说。“现在你能为我做件事吗？”五内深处的那件东西向我发动了毁灭性的冲击，非要逼我哭出来不可。但我硬是顶住了我坚决不哭。我只想向詹尼弗表示——正经点一点头向她表示——为了她，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心甘情愿。
　　“请你紧紧抱着我，好吗？”她问道。
　　我伸出一只手按住她的前臂——天哪，都瘦成这样了！——还轻轻地捏了捏。
　　“不是这样，奥利弗，”她说，“得像像样样抱着我。跟我贴得紧紧的。”
　　生怕碰掉那些管子什么的，我战战兢兢爬上床去，紧挨在她身旁，把她搂在怀里。
　　“谢谢啦，奥利。”
　　这就是她最后的话了。
　　　　　　　　　　　　　　　　 二十二
　　我从病房里出来，只见菲尔·卡维累里在日光浴室里，不知在抽第几支香烟了。
　　“菲尔？”我轻轻说。
　　“啊？”他抬头一看，心里大概就已经全有数了。
　　事情明摆着，给他一些言语的安慰是不管用的。我走过去，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会哭出来。我拿得准自己不会哭。我哭不出。我是说，我心头的滋味已经不是这些所能表达的了。
　　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只怪，”他喃喃道，“只怪我已经……”他说到这里顿住了，我就耐心等着。反正，现在还有什么可急的呢？
　　“只怪我已经答应了詹尼，要为了你坚强起来。”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十分体贴地轻轻抚了抚我的手。
　　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人独处。得去吸几口新鲜空气。最好出去走走。
　　楼底下，医院的前厅里一片死寂。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自己走在油地毡上卡嗒卡嗒的脚步声。
　　“奥利弗。”
　　我停下脚步。
　　那是我父亲。除了问讯处那个女人以外，此时此地就我们两个人。事实上，在这般时分，像我们这样还没睡下的人，全纽约也不多。
　　面对着他我受不了。我就径直向转门走去。但一转眼他也出来了，就在我身边站着。
　　“奥利弗，”他说，“你早就该告诉我了。”
　　外边冷得很，这样也好，因为我已经麻木不仁，需要有点知觉。父亲还在跟我说话，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任寒风拍打我的脸。
　　“我一了解情况，就跳上汽车来了。”
　　我忘了穿外套；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刺得我都疼起来了。疼得好。疼得好。
　　“奥利弗，”父亲急着说，“我愿意帮忙。”
　　“詹尼已经死了，”我告诉他。
　　“哦，对不起，”他一惊之下，轻轻吐出了这么一声。
　　不知为什么，我却把刚刚去世的那位美丽姑娘早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搬了出来：
　　“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接着我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这样的事我在他面前都从来没有干过，更不必说在他的怀里了。我哭了。
　　　　　　　　　　　　　　　　 译后记
　　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页的小书，写的是很难标新立异的爱情故事，连书名也平淡无奇（更像个副题），作者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然而书一出版，却赢得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其中颇有一些读者还为男女上人公生离死别一掬同情之泪，甚至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也感动得向社会各界大力推荐。这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连续七个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计印数已超过两千万册的小说，后来由派拉蒙公司改编摄制成电影（其实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现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从银幕上飘出的主题音乐又是那样荡气回肠，优美的旋律不胫而走，竟至被填词成为流行歌曲，风靡了全世界。——这便是中篇小说《爱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运。
　　名门子弟奥利弗和糕点师之女詹尼，由言语冲突而交上朋友，进而冲破门第观念的阻挠结为伉俪，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可是，小两口刚过上向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当他们陶醉在如何生个大胖小子的美梦中时，医生告诉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几，白血病便夺走了才二十五岁的詹尼的生命。在这样屡见不鲜的俗套情节基础上，居然能产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说纯属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笔墨着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他的文笔简洁、率直，但粗中有细、疏处见密。他的幽默带有清晰的现代标记，迥异于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风格。这些都已成为现代美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课题。
　　小说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国。在彼时彼地，一些青年为了发泄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故意追求颓废的生活方式，纷纷争当“嬉皮士”（蓄长发和奇装异服只是其最表层的特征），甚至堕入吸毒的魔道。这种现象曾引起美国上层“正统派”人士的忧虑。本书男主人公奥利弗·巴雷特第四虽则同代表“正统”的父亲决裂，但他反抗的仅仅是父亲硬要给他套上的“笼头”（“强我所难”、“做应该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对他的婚姻的干涉。他还是抱着“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的家庭传统观念，在考试名次、体育运动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惯于无往而不利。显然，奥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不赞成过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奥利弗学成以后，延聘者纷至沓来，但是，面对太“野”的诱饵，这对年轻夫妇还是理智和冷静的。尽管巴雷特第四认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没有心肝”，不过，儿子的行为对社会来说完全无伤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后还是扑在他父亲的怀里哭了，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作者这句画龙点睛的话，触动了许许多多处于寂寞和迷惘中的读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层“正统派”放心和告慰的吧。
　　作者埃里奇·西格尔生于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学毕业，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后在耶鲁大学教过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艇》，还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除《爱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创作还有剧本《奥德赛》（一九七五）以及小说《奥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级友》（一九八四）等。
　　　　　　　　　　　　　　　　　　　　　　　　　　　 舒心、鄂以迪
　　　　　　　　　　　　　　　　　　　　　　　　　　　　1996年9月
招商银行股票走势和K线图分析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