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扣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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