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住在普鲁兹隘口的全部时间里，每当科伦叫我和她一起到危崖小径时，我都要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她后来就不叫我了。
　　当我拜访完父亲回家后，我问她我们是否可以一起走一趟。那是凌晨时分，在我们外出时，我告诉她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走过大房子时，我指着铜色的光亮和窗扉，给她讲房沿抓住房顶板的方法。
　　我从工作中学会的小事情。“总有一天，我要为你建一座房子。”我告诉她。
　　“那一定很棒。”她说。
　　阳光明亮而呈红色。它正好挂在大型夏日旅馆的房顶上方。
　　“天这么冷，”科伦说，“我不知道你在这样寒冷的气候里怎么能站在室外工作。”
　　我拉着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这寒冷的工作，重新挣钱的感觉是多么好，我是多么担心拉里不会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担心房子完工后我不能再找到工作。
　　我想告诉她所有这一切，但突然，我是如此的厌烦谈我自己，我们走在沙滩上，我保持着沉默。
　　突然，科伦停住脚步，用胳膊围绕着我。“我冷。”她说。
　　我提醒她当我们最初开始约会时，她一冷我就叫她跳舞，找借口把胳膊放到她的肩上。
　　“那么，”我说，“你想跳舞吗？”
　　“没有音乐，”她羞答答地说，“而且你讨厌跳舞。”
　　她看着我。“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感到万分抱歉，”我告诉她，“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年，我申请了23个工作。我们回到缅因州的第一个夏天是6所以上的学校。在我算帐的去年是334个。今年秋天是33个。我试过了，科伦，但我觉得事情很清楚，我不会再当教授了。”
　　一会儿后，她说：“也许是的。”
　　“无论如何，和我跳一曲。”我说。
　　我哼着“月亮河”，假装踩着了她的脚，然后，我抱紧她。
　　拉里说的话是真的。在窗户运到的那天，他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们必须抢在一场将要席卷海岸的暴风雪之前安好79扇窗户。当我走在海滩上时，天是黑的。在海的那边，有船只正驶进隘口，它们前行的灯光就像低空上挂着的星星。我们不停歇地工作着，当雪花开始刮过沼泽地，意大利人做完烟囱时，我正好在别墅的南端。那是一根漂亮的石烟囱，他们站在那儿抬头看了一会儿，把雪花从他们的眼前拂开。我告诉那个老人这烟囱很好，我站在他的旁边。他看了最后一眼说：“行啦。”然后他转身拿起他的午饭盒，向他的卡车走去。
　　那天早晨，我们开始11个小时后做完了最后一扇窗户。拉里的脸在一颗钉子上划了一道口子，他的脸颊上有干的血迹。他很高兴。“让它下雪吧，”他说，“下一个月，这地方将关闭了。真的关闭。”
　　我那天最后的工作是爬到所有的脚手架上把木板翻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被雪埋住了，然后把所有的梯子从房子边取开。我够到了所有的木板，除了在我头上40英尺高处的那块，在漂浮的白雪中，我几乎看不见它。
　　当我开始走回家时，风已刮到了海岸上。我敢肯定风速超过每小时50海里。我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中。科伦带着孩子们到她母亲家去了，我生了火，然后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梦见雪堆在我没有移动的那块木板上。
　　雪越堆越多，然后，它的重量使木板裂成两半，裂开的两块木板都漂在风中，正好穿过漂亮的三倍窗。
　　我重又穿好衣服，走向海滩。我爬上了脚手架，系了根绳子在那块木板的一头，然后把它拉下来。
　　风暴在夜间过去了，我是早晨第一个去工作的人。起居室，一间86英尺长的大厅，有3个壁炉，20扇窗户，和9扇双层门，每扇门高10英尺，门上有8块1平方英尺的玻璃，沉浸在阳光中。
　　那不仅仅是光。窗户和门使这儿看起来像是房间里打开了音乐，我发现我自己从一扇门走到下一扇门，只是看着这景观，想象着住在这光中的人一早就拉一把椅子到一扇窗前，看海上的船只。
　　我听见拉里的声音在我下面，在楼梯上。然后比利说：“你想要那个名叫什么的和我一起工作来着？”
　　我们默默地肩并肩工作了一天，只是在冰动的风中在房顶板上钉钉子。他从他的每列末端开始，我从我的这头开始。我们在中间的某个地方相遇，取下我们用作直边的板子，移动五英寸，在上面放上四脚水平仪，钉到墙上，开始做下一列。
　　我怎么也无法开始和他对话，我太专心了，生怕出错，生怕赶不上他。
　　唯一一次比利对我说的是：“我想你喜欢比尔·克林顿那人。”
　　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每次，你开车倒完垃圾回来后，我走进那车里，收音机都在NPR频道上。我喜欢听我的偶像，拉什，”他说，“拉什不在公共节目上。”
　　我想他并不想听我的回答，所以我只是继续工作着。天变得越来越冷。我们都在心里诅咒着这鬼天气，我们的脸颊上冻结着鼻涕，我想比利正努力地把我描绘为一个大学教授，而我则试图把他描绘为白房子圣诞卡片上的人物。
　　我想，是鸟儿打破了我们间的沉默。整个下午，比利都不停地问我是否听见了铃声。我没有。“又来了。”他会说，突然停下来。他最后决定这是一部小型电话发出的铃声，那电话是一个转包人的，放在通道上停着的卡车里。
　　然后，那天结束时，我在雪里捡拾房顶板时发现了一只死了的蓝色鸣鸟。它还是热的，我把它拿给比利看。
　　“上帝，”他说，“我还以为是汽车上的电话呢。”
　　“也许它叫是为了向我们求救。”我说。
　　“上帝。”他又说，我们最后一致同意这鸟儿说明了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些事，说明了人们正改变成了什么。
　　在车库房上工作的最后一天，比利把铺最后的房顶板的机会让给我。我站在梯子上，处在整个建筑的最高点，视线经过主屋的房顶向外远望，看见船道上的船只正沿着地平线慢慢地向北方驶去。我看见四五英里外的希金斯海滨上玻璃板的最后一丝闪光。
　　我爬下梯子，向上望着我们已做好的工作，觉得很幸运。当我拿起我的工具时，我激动得忘记了戴上我的手套，等我走到更衣室时，我的短刨都冻在手心上了。
　　幸运的感觉在那个月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工作完成的时候。天气越冷、越是难以忍受，我越认识到我将失去这份工作。
　　我向比利承认说我的孩子们都认为我是这儿的垃圾工以后，他就去做清洁的工作，有两次，我叫科伦开车从这里经过，我站在梯子上手里拿着锤子向他们挥舞致意。
　　一天早晨，在阳光下做工，比利说，“别的任何地方我都不想去，别的任何工作我都不想做，我就想在这里。”
　　我知道他的意思。
　　在最后那几天，到处都是转包人。管子工，电工，用传感器围绕墙壁的保卫人员。在管道里工作的电焊工。我走过这座别墅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景象：科伦正在生杰克，当他不能正常地出生时，医生来帮她，一会儿后，到处都是人，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工作。
　　接近尾声时，拉里把我放到了主屋的前面，这是别墅的第一部分，主人一回来就看得见，我在那儿一直工作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希望这儿能完全让主人满意，而原因却和我从前所想的没有丝毫关系。当我最后一次从脚手架上爬下来向上仰望时，别墅沐浴在月光中。
　　这使我感到这房子是多么的美啊。拉里走到我身后。
　　“太迷人了，”他说，“有人画了一个地方的图，然后突然，它就在那儿，和图完全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住了近一年，总不是一个整体，分成很多片段。他每天要对片段作出上百个决定，晚上醒着躺在床上想自己是否作了正确的决定，是否漏掉了什么。但站在那儿，回头看着房子，这梦是完整的，所有的片段都组合在了一起。
　　如果我对拉里了解得多一点，我会向他承认，在这整个冬天里，我都对拥有这别墅的人感到愤恨。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但我把他看成是比我幸运的人，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
　　我也想告诉拉里，直到这个冬天前，我都相信在高处有我的一席之地，远高于那些脸上涂着泥浆的人，而我也真的总是认为我比这些家伙要强一点、应该过一种更体面和更轻松的生活。
　　我们道别。拉里正为他一个女儿的生日宴会赶着完成一个玩具炉子。他没找到他的螺丝刀，正在用凿子凑合著拧炉门上的饺链。我谢谢他给我的工作。
　　“嘿，”他说，握着我的手，“谢谢你所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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