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和老板一起在第18号球道上驾驶着库什曼高尔夫球车向练习球座驶去，我们正实施一项改善排水的庞大挖掘计划。凯尔总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人，但我今早还没有看见他，我问老板他在哪里。“打电话来说病了，”老板讥讽地说，“狗屁，我每个该死的早晨都感到不舒服，但我还得来上班。”
　　凯尔忠实于这份工作、忠实于这个男人，这使我如此的愤怒。凯尔75岁了，高尔夫球场上每一项艰苦的工作他都抢在最前面，而这个人却在背后取笑他。那天，我为此而怒火中烧。我铲了7个小时的泥土，在离开回家前，我辞了工。我对那家伙撒谎说我要离开这个镇子了。
　　我回家时，科伦的父亲正好在我们家，我对他也撒了谎。“我在高尔夫球场的最后一天，”我不经意地说，“被解雇了。”这是一个容易的谎言，科伦也相信了。
　　我希望第二天早晨能起来去找别的工作，但整个夜晚我都没能入睡，我的脑海中翻腾着这样的话语一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我不该做这样糟糕的工作。我把我的钱给了一位将死的母亲。我把一个生病的学生带回家中。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我能感到一切重又开始了，愤怒和自以为是塞满了我起航的帆船。
　　几乎就在第二天，我新一轮申请的第一封拒信到了。然后是多于三封的拒信，它们使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这时，秋叶开始飘落了。
　　冬天来得很快。一天早晨，我醒来时看见了自己呼吸的气体。别墅的底楼已冻得不行了，所以，我走到海滩上用帆布包装了些浮木来生火。这成为我每夭做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我要在起居室里生上熊熊大火，这样，当孩子们起来时，能有一间温暖的房间给他们穿衣上学和吃早餐。
　　那天早晨，我们只有最后的50美元了，我外出进行我的浮木之旅，我看见了一个我初看时以为是海市蜃楼的地方，阳光在泥滩上闪闪发光、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热气带一样。它看起来像梯子，成百上千的梯子矗立在半英里外的悬崖上。我继续往前走，直到清楚地看见一个巨大建筑物的木架结构，它看起来太大了，都不像是一座房屋。我看了一会儿后就回家去了。
　　当科伦走进厨房抱起卡勒时，我正在看求助专栏，卡勒在她的胸前放声大哭。“我关门时夹着她的手指了，糟糕。”我听见科伦歉疚地说，她把卡勒放在台子上，脱下她的蓝色小手套。然后我听见她的惊呼声。“她的手指掉了！她的手指头掉了！给约翰·布雷弗德打电话，叫他来帮助我们！”
　　我拨911，沮丧地想着在我有医疗保险时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时，科伦和卡勒已不见了。
　　一个出色的手科医生给卡勒做了手术，保住了她的手指。付给他的钱比我预计的要多，这使我回到那座房子处找工作。我的全部记忆只是站在厨房里，恐惧地站着，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感受我的内疚和不安，而那时，科伦用洗碗毛巾包好了卡勒的手，把她放进她的毛大衣里，害怕救护车看不见她们，跑出通道，站在向着七英里外的医院的方向的大道上。
　　第二天早晨我走回到那房子处，去得很早，我想向管事的人证明他可以相信我工作是不会迟到的。寒冷而凛冽的寒风在隘口处卷起了大大的浪花。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到了海湾的尽头，然后爬过岩石到了一条小路上，这条路连接着海角，那座美丽的夏日别墅就矗立在那里。这是普鲁兹隘口中科伦最喜欢的地方。她把这条小路称为悬崖小径，她经常去那里捡拾南蛇藤和浮木。我在峡谷上的人行桥上停住了脚步。从这么近的地方来看，那房子大得像一个旅馆。地基上的木架有三层，每层有12或者14英尺高。我估计整个结构可能长100英尺宽40英尺，房顶离地面有50英尺。下部的10英尺高的混凝土地基墙上堆放着美丽的花岗岩石。我看见了三个男人在一面墙上做工。第一个人往下看着一堆砖头，然后拾起一块慢慢地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递给第三个人，那个人跪在墙上等着把砖头放在上面。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在靠近大西洋这么近的地方修建的任何东西最终都会被冲进大海里。
　　有四个木工正将胶板钉进木架里。他们在门窗上迅速地移动，像杂技演员一样爬上爬下，皮工具带围在腰间，身后拖着长长的是给他们的气锤提供空气的管子，那气锤向火炮似的冲向寂静的空中。我看见一个人用一只胳膊把一块胶合板举起来，用另一只胳膊把它放在架子上。我看着他们，就像比赛前你看你的对手在做准备工作一样。
　　在我走过去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前，我脱下了羊毛帽子和围巾，把它们塞进我的大衣口袋里，使我看起来像一个不被恶劣天气所困扰的人似的，但在我穿过沼泽地的那一刻，我冷得骨头都疼了，我真希望根本就没来这儿。
　　拉里是这儿的工头，他必须用一把长齿的电锯为每扇窗户锯出一块胶合板，电锯的振动使他的肩膀像机枪一样晃动。当他做完时，他轻蔑的扔下锯子，跳过窗户的四个脚，从架子上下来，他有着学生经过校长身旁时露出的那种笑容。他看起来快乐而强壮，自己就足以建好这个地方。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选择了极好的一天向他要工作做。我们在极其寒冷的冬天里站着交谈，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即使他巨大的能量也解决不了的方程：有一座房山等着去建造，而所剩的时间只有一串极端寒冷的冬天。
　　整个冬天都需要在户外做工。剩下的胶合板，然后是整个结构的包装，然后是窗户、门、屋顶、修饰、阳台和走廊。他平静地说着这一切。“也许光是盖房顶就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他说。“你盖过松木房顶吗？”
　　我对他撒了第一个谎。“这是一个大房子。”我说，抬头望着屋顶。
　　“这是一个梦想。”他说。他告诉我它占地近四百平方英尺，可能要花费150万美元才能完工。他以前曾建过两座别墅，但和这座相比只能算玩具。“但，事情都一样，”他说，“你建过一个房子，下一个就不神秘了。”
　　我立刻喜欢上了他，我为我将不得不向他隐瞒我背上的破碎的椎间盘以及关于木工活我所不懂的每件事而感到难过。我在脑袋里想着，如果我弄掉了像昂贵的窗户这些东西或者砍木板时多砍了半英寸，我该如何收场。我又抬头望着房顶，想知道怎么能在覆盖着雪和冰的陡峭房顶上工作而不掉下去。
　　他告诉我只要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我们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我将付给你1小时15美元。”他说。
　　“我明天早晨就开始。”我说。
　　“只要带上你的木工带就行了，”他边说边跳回到木架上往上攀登。他在我头顶上叫道，“你有木工带吧？”
　　我又撒了谎。
　　我走在温斯洛·荷马道上，脑袋里盘旋着数字。1小时15美元乘以一天10小时再乘以一周5天。够了。够了。在我到达电动门前闪身出去时，我想着我要带科伦出去吃饭，也许还该给她买套新衣服。
　　那天晚些时，我带着四个孩子到瓦尔一马特店去买木工带，我在他们面前试了试，给他们看装卷尺和刀的皮包、装钉子的袋子和夹锤子的夹子。我们让卡勒骑在机器马上。当我给爱琳一些25美分的硬币买胶球机时，我看见她的惊奇；几个月来，我都努力地想说服她我们并不穷，只是破产了，现在，我想让她看我花钱。我们一回家，我就到厨房里拿出放在壁橱里一个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当着爱琳的面把它们扔进壁炉里。她问我：“到底是谁替我们买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诉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买的。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挣钱，”我说，“他们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挣钱的人，这样才公平。”我看见她试图搞清这件事。我几乎可以看见15年以后，她在路上对她的丈夫重述这一情景，这个投资银行家嬉笑着对她说：“宝贝，毫无疑问，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这么穷。你的老父亲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这是对他——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的，我长时间的坚持着，试图让我的女儿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幸运的人帮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办法。
　　“反正，”她轻柔的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再使用它们了。”
　　“好的，”我说，“不过，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内尔饿了，而她又无法买食物，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你会给她买食物吗？”
　　她转了转眼珠说：“得了，你该一直有工作，就是这样。”
　　早晨六点，我沏了一壶热茶，做了两盘花生酱和两个果冻三明治，然后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内衣、长套头衫、两双羊毛袜、高领绒套衫、扣到脖子处的棉衬衣、牛仔裤、法兰呢衬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时间和我打冰球时穿衣服的时间一样长。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兰码头上工作时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双薄得可以抓锤子和钉子的鲜黄色棉手套看起来仍然相当暖和，它是我在商储店里花2.29美元买来的，6点30分，我的腰间挂着空木工带离开了家。外面的天气比昨天还冷。海滩上的沙地冻得和水泥地一样坚硬。我穿着我唯一的靴子，一双惠灵顿长靴，可当我走过沙滩到达大路上时，我感觉到我的脚趾都冻麻木了。
　　从海角的顶部来看，六英里北的蓝姆岛漂浮在暗红色的光亮中。在捕鱼通道外，一小队渔船驶向大海。
　　我从一个烟囱的窗挺开端处走进房子里。我好像站在有着拱顶、高墙和又长又宽的地板的倒塌的大教堂里。冲击的海浪和压迫着未完工的墙上的带锯齿的黑色岩石、敞开的屋顶上冻僵的天空，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正在发生战争的感觉。这房子本身正处于这样的舞台上，它看起来好像一座建筑中被推倒了的房子。
　　正当我用锯屑擦我的木工带试图使它看起来旧一点时，拉里到了。他下了红色福特卡车，一手拿着一壶咖啡，另一手拿着帆布提包。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卷蓝图。他叹息着这好天气，举了举咖啡壶给我了声招呼，他问我是否没有好一点的靴子。
　　“我想把这厚木板弄上去。”他说，把每样东西都放在胶合地板上。我看了一眼。300磅。从我弄碎了背上的一片椎间盘后，科伦的妈妈，一个护士，就给我上了关于伸展练习的一课，但我是一个未开化的老运动员，我相信，伸展运动是那些沿路边跑步的自以为是的长跑运动员或穿得像朝臣的自行车运动员们做的事。
　　我紧张地盯着木板。拉里解释着要把它弄到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如何一起把它举在头上，一次一头，它将是件容易事。他重复了他的计划，然后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木板。当我们各就各位时，他告诉我有关一本书的事，他每晚给他的女儿们读这本书。“全是讲伐木工的，你知道吗？”我们肩并肩地站着，一起弯下身，分三步举起木板，先到腰部，再到肩上。“推！他们过去是怎么在河上移动木头的，又是怎么切成木条的。很棒。”慢慢地，我们带着木板爬梯子。“放松，放松。每天晚上，我说：‘好吧，今晚你们希望我念哪本书，姑娘们？’她们还没回答，我就拿出了伐木工的书——‘这本怎么样，姑娘们？’好，现在数三下。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我们把一端放在了墙上，它将被钉进去，地板在它的上面。“在它把我们砸了以前，钉住它。”拉里呻吟道。他在我的上面，一脚踩在梯子上，用他的肩膀和头压着木板。我不知该干什么。最后，他看着我。“你带了钉子吗？”他吼道。
　　“我没有带任何工具。”我说。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见我空空的木工带。“我以为你只是要我带上我的腰带。”我说。
　　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告诉我不必带工具时，指的是电动工具，而当我撒谎说我有木工带时，他没想到我指的是如同我在演戏时拿的道具一样无用的空木工带。这个时刻，你会希望你能收回这件事，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领了一把卷尺、一把锤子、两个凿子、一把刀和一支铅笔。我把它们装到皮带里，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我把带子像枪手的枪套一样栓在臀部上。在那天结束时，我没有把它挂起来，而是让它保持在原处，套上外衣走回家中。当我走进厨房时，每个人都在吃晚餐，我把大衣扔到椅子上，随意地解开带子，好像我工作中一直戴着它似的，我看见他们的眼睛都睁大了。
　　我第一次去垃圾站，几个男人排队等着，抽着烟靠着他们的运货卡车，当我告诉他们我在普鲁兹隘口工作时，我了解到了这座别墅的历史。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脸长得像斧子一样坚硬的屋顶工，对我说他夏天时曾到那儿找工作，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一天早晨，他从1号公路的面包店里的两个木工处了解到，从一个年轻的律师买下一块地皮起，这别墅就给夏日的人们带来了麻烦，普鲁兹隘口的每个人都相信这是一块不能开发的为野兽保留的活动地区。整个夏天，这个购买者都走在狭窄的路上，努力想让他的房子建起来，以免永远遭到他邻居们的厌烦。
　　垃圾站旁的家伙们都笑起来。一个戴着红袜帽的灰头发漆工说，他春天时在普鲁兹隘口别墅的一处做工，每天早晨六点在电动大门处和老板相见，老板不把电门的密码告诉他。“我知道那号码是14—9—2，”他不屑地说，“但我并不介意把那家伙从床上拉起来。14—9—2，”他说，晃着脑袋，“好像是他们发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似的。”
　　我告诉他号码的新组合是6—6—4—4。
　　“预定开始日。”他马上说，又晃晃头。
　　我没有明白。
　　我和比利一起工作了三天，给别墅的后部涂上一些聚酯材料，代替温和得多的涂有焦油的防雨纸，给我的感觉正像我曾有的一条喇叭裤。产品的名字是TyPAR，每个字母有4英尺大，所以，在外墙还没覆盖上前，别墅的每间屋子就是聚酯制造商的大幅广告牌。一整卷重55磅。我们在两架梯子上彼此间来回传递着聚酯卷，把它用耐用钉钉在胶合板上，发出梆梆梆梆的声音，比利在我们工作的全部时间里都在模仿这声音。据介绍，他是拉里的合伙人，我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他不能肯定我是否值拉里许诺给我的1小时15美元。我从垃圾站的一个人那里听说，他成长于挨着肯尼邦克的海边，在那里，他和布什校长的女儿相遇并结婚。
　　比利是一个高中冰球队的教练，他周五时要去训练而不工作。在他爬下他的梯子以前，他叫我收工前在东墙上钉好最后一块胶合板。我自己？他离开时，我想。我拿着一块四乘八的胶合板爬梯子，试了三次才爬上去，但当我爬到顶部时，我的胳膊都麻了，我不得不扔下板子重新来。我花的时间太长了，当我终于把胶合板拿上梯于、到了脚手架上时，其他人都回家去了，天已快黑了。在我身下40英尺的地方，海浪猛击着花岗岩悬崖，含盐的浪花拍打着别墅。我脚下的木条已冻上了冰。就在我举起木条上的胶合板要把它放在恰当的地方时，风卷起了板子的一个角，使我转了个圈。我用左手抓住脚手架的铁条，紧紧地抓着。我在想，以上帝的名义，比利或其他任何一个真正的木工如何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血液流出我的胳膊，在我的背上有像冰冷的火花似的刺痛。我听着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感受着寒风的洗涤，我的心中充满了光亮。一年多了，我有种我在退缩的感觉，而现在，我觉得我已抵达了我想到达的地方。我想，我要做的就是向后轻轻地蹲在我的脚后跟上，让寒风包围我和胶合板，我将升到冬季的天空中，从所有事情中解脱出来。就是这样。我家现在就在这别墅里，它的后面有一条带屏风的走廊。我要让它面向海滩。我开始想象着，在夏天的晚上，我和科伦还有孩子们一起睡在像那个一样带屏风的走廊里，那是多么美好啊。我在脑海里建造着这条走廊，然后又造了一遍，直到我把胶合板钉好后爬下了脚手架。
　　我们有六个人在做工，但这房子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见对方，拉里坚持说，只要可能，我们15分钟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和1小时的午饭时间都要在一起。他常煮咖啡，发出里贝尔①似的喊叫：“咖啡诶诶诶诶诶诶诶！”这在轰隆的电动工具声、推土机声和反铲声中也能听见。我们是他的队员，他希望我们彼此尊重。有一次，我匆匆走过一个人身边回到我正反修的二楼阳台上。拉里看见了，他从三层楼上爬下来。“你不能只是走过别人身旁，”他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①里贝尔；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士兵的称号。——译者注
　　我们在地下室里一个木工们建造的临时代用房里休息，房间由有门窗挺和有黄色玻璃纤维隔热层的房顶构成，房顶上盖着透明塑料布。两溜四英尺长的电热板沿水泥地板挂放着，还有一个灯泡在天花板的中间晃来晃去。房间的大小大致和一间普通的厨房差不多，我们六个人呆在里面，再加上一张匆忙做成用来放工具的大桌子和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上面放着电话、对讲机和一卷图纸。门口有另一张透明塑料布，底部用木头压着。我们一进屋就脱下外衣，这样我们就不会出汗，返回室外时也会感到暖和。有时，我们坐在那儿像和尚一样沉默，低着头，我们每个人都冷得全身发木，不想说话。开始时当我的身体试图习惯寒冷时，我坐在那里强迫自己保持警醒的状态，努力默念着我还没有、但工作回家后可能会收到回信的47所大学的名字。
　　我把这个地方看作小型更衣室，属于那种男性避难所，在这种地方我们听到枪声还没有听到女人的声音那样吃惊。在这个房间里，我逐渐了解了他们，当他们就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彼此商量时，在水泥地板上用铅笔画图做解释时，或者聚集在蓝图周围时，我都仔细的听着。呆在更衣室的时间是八小时工作中唯一的停工时间，但他们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本能的知道工作是多么的庞杂，如果想按时完工时间是多么不能浪费。
　　罗博25岁，是一个强壮而出色的木工，他有着滑雪运动员般粗犷而漂亮的外型，他吃他岳母做的法国饭菜，把它装在容器里带来，用木头碎片垫着放在地板上的加热器上，这样，他的食物到中午时还是热的。他曾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他温柔地谈到很久以前和他父亲一起打猎和捕鱼的经历。他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应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在发薪日，从他打开他的支票看他交了多少税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就总是糟透了。
　　马克是一个虎背熊腰的高个子男人，也是二十几岁。在他结婚并自学建筑以前，他曾周游过全国并想上大学。他耐心而说话温柔，有着一个将在圣诞舞会上自愿担当圣诞老人的可爱性格。他的特长是精细地完成工作，比如说做橱柜和家具，而且，他有着如此真实和准确的眼睛，当我们做平衡和测量工作时，我们都依赖他。
　　卢克，正年届三十，把他在凯尼恩大学的文科教育都用来学习如何与铁、木头、混凝土、电、泵、引擎、爆炸物和重型建筑设备打交道了，他的知识为他在员工里赢来了唯一的头衔——项目负责人。更衣室里的书桌属于他，他所有的时间都呆在那儿，了解新的建筑材料和设备，那是我们其余的人都只能梦想的温暖之地。他有着电影明星般的好看的外表，穿着极其漂亮的服装，这有助于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划出界限。
　　盖伊，一个50出头的害羞的法国籍加拿大人，驾驶着一辆古老的淡蓝色敞篷车，上面塞满了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东西，包括他带来的午餐沙丁鱼。他是一个巡回木工，有一双灰白色的、思索的眼睛，他有着惊人的渊博的知识，别人就像请教乡村医生一样请教他。
　　比利三十好几了，有悲哀的眼睛，沉默寡言，像公牛一样强壮。70年代末，在波士顿大学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他在那里打冰球，然后，他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奥林匹克选拔赛，他所在的队击败了上界冠军俄国队而夺回了金牌。
　　拉里有着拉雪橇的狗的心脏，他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我们全都对他感到惊异。他34岁，除非他满头满脸都是汗和灰，他是不会真正地开心的，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十分渴望快点喝完咖啡，如果有人正好送给他适合的工具的话，他就像要出去做一个开膛手术似的。作为一个威克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他只有在被迫做图纸工作时才会失去对工程的耐心和感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出生在电发明之前的年代更让他满意的事了，那样，每项任务都会艰难些。
　　我是这儿的新手，在更衣室里，我因为是一个教授而被人们取笑。我一早都在做油漆的工作，干完后，我来到更衣室吃午饭。“你漆了什么？”马克问。
　　“车库门。”我说。
　　“你在门上得到什么了吗？”他说。
　　他们常常取笑我的靴子。他们把它称为骑马靴。“你今天把马留在哪里了，教授！……我打赌你需要一双那样的高筒靴去上课。”
　　我的靴子是凯尔那天停在我旁边问好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它们适合于高尔夫球场，但穿着这样的靴子你是无法过冬的。”他说。我在运木头，为了和他说话，我放慢了工作的速度。他告诉我他早晨去看医生了，因为他小便时有毛病。
　　“你老了，就得停止工作。”他笑着说。他知道拉里，相信他是那种将拯救美国的人。“他信任手下，”他告诉我，“他会付给你们他薪水一半的钱，夏天时他带着剩下的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这是对的，即使这会花掉他一些钱。”
　　一天，在更衣室里卢克对我说：“一旦你开始盖房顶，我们就必须在你进来喝咖啡前刮掉你身上的冰。”
　　比利听见后开始模仿钉木顶板的声音——“叮当、叮当。”有人说，“希望你找到好点的靴子。”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盼望那项工作。三星期后，我完全显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现在我大多数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扫成堆、把木屑堆放进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里的卡车上、然后驾驶卡车运到垃圾站。不管拉里多少次地告诉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让工作地点保持干净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个1小时15美元的垃圾工，偶尔会做一些运木头和把钉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冷、衣服和别人的一样脏，但当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总是看着比利，心里盘算着，他不和我说话是因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还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是多么讨厌。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风中读一本书，卡车呼啸而过，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试图在喧闹和寒冷中抓住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读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没有开始。我坚持寻找着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运动着的、将加到这座房屋里的东西。然而事与愿违，我数小时地砍切着我不钉的木板，在一天结束后，我把不要的木头堆成堆。我远没有处于整个运作的逻辑中，以至于我没有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造两座房屋。一天，我曾问过盖伊关于通道旁汽车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为那是邻居的房子。它已架构好并修饰过了，似乎除了门、窗户和侧板就要完工了。“那儿？”盖伊说，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门房。你知道，车库。——
　　麻烦在于，每当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都要出错。有四天，我在地下室里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规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块，它们必须用木条来加固。我总是锯得太长或太短。最后，我放弃了电锯，用手来做。每次，当地下室的门打开，光线从外面像长长的隧道尽头的光一样射进来时，我就丢掉手锯，装着像使用电锯似的。这工作应两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发木，潮气从我的脚底渗进骨头里，所以当我回家时，我觉得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证据就在我的眼前，为了完成拉里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在那里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但我正等待着我想象中意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时的那种意图和满足。这儿有三个我把他们看作是父亲、儿子和神圣的祖父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建造围绕地基的花岗岩墙。每天早晨，他们在一辆卡车上到来，最年轻的那个人在车后。老人先下来，直接走到大堆的石头处，他站在那儿，直到另两个人走到他后面。然后，好像他在睡梦中已梦见了石头的形状似的，他盯着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认为放在一起会适合他们当天将要工作的围墙部分的石头。较年轻的男人，他的儿子和孙子，把那些石头收集起来，慢慢地移到脚手架下，他们在那儿工作到黄昏。还有几桶水泥得升上去，每当我看他们时，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工作，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么的舒适。在早晨最初的几缕晨光中，当他们拿起他们的泥刀时，我看见圣徒圣克里斯托弗①的大奖章在闪烁光芒。我想知道，在他们一块一块地放石头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边工作边听着录音机上传出的好听的歌曲。汽车牌照上写着“麦克和麦瑟”，每天中午，我看见麦克驾车离开，一小时后又回来。
　　①圣克里斯托弗：生于三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教殉教者。——译者注
　　不久之后，我认识到，我如此仔细地观察麦克是因为他像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我害怕变成那样的人。但我怕的是什么？沉闷单调的工作？追求女人时竞争不过一个打着丝质领带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过一个搅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结婚？在我还是我父亲的小儿子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并肩靠着的相同的房子里，母亲们一头卷发。我们的父辈理着帕特·布恩似的发型、当他们在户外做着季节性的杂活，耙地、割草、油漆。铲雪时，他们的嘴里哼着大型乐队的摇滚乐旋律。他们首先是工作的人，这高于一切，所以，他们的夏季旅行，他们的新车，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东西，都尽可能地服从于工作。他们把工作作为生活，没有一个人谈论有关焦虑、家庭暴力或酗酒的问题。当然，这些肯定存在着，在街上，在隔壁，在过道，然而，那是一个隐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为娱乐卖给欧普拉的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们完工后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们的肌肉泛着光。
　　一天中午，看着麦克钻进卡车回家吃午饭，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纽约州北部的手指湖渡两周的假。总是八月里相同的两周，总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个船长，他每次旅行都记有日记，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离家，在库柏镇的棒球名誉会馆刚好停留二小时，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馆停留，并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样长的时间。他努力踩着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钟点来行事。我记得那是六年级时，我和他儿子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停下来往铁水塔里扔石子，当时他儿子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关于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摩尔斯先生的后院有一个池子（不是那种陷进地里的真池子，而是一张金属栅栏，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家具后，他便开始在晚上把脸涂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后。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拳击袋，有一次我们去侦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气将拳头击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们。“从这儿滚出去！”他对我们大声尖叫。亚瑟·克罗斯比的父亲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像火腿一样被绳子绑着的小个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边的一队美国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着内衣内裤，在他脸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惧。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车库的玻璃，她父亲用羽毛球拍打她的头，球拍都打烂了。我恨他们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觉到我比他们好、比他们机敏，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们的牧房里，他们小小的草坪里。牧房——还有什么房子不比这些可怜的、用钉子钉在一起的、可替换的盒子们更像牧房？这是一个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个人。傻瓜。我把他们看成傻瓜。他们到我们用砖围成的小学校来开家长晚会，参观防放射性的房间，他们是如此的无知，居然相信在核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孩子躲在教室里的课桌下就能幸免于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挖掘工人要挖一个巨大的洞，这洞深四英尺、宽八英尺，横穿房前的整个地基墙，但每天晚上洞里都装满了从沼泽地里过来的水，我的工作是一来上班就爬下洞里打开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边滑下去，把冰凿破，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打开水泵，然后回家换干衣服，我从高尔夫球场抄近道，以免被别的来、工作的人看见。
　　那天后来的时间我都在雨夹雪的风暴中搬运巨石。四分之一亩的地上几乎有一百块巨石，为了安装水管道，必须对它们进行清理，它们太沉了，搬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跪下来，用我的大腿一次推一二英寸。突然，天开始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我向上张望时，发现麦克正从脚手架上看着我。我停下来，低头看着下一块岩石。就像看见了真相，我一生都在观察像麦克这样的人，写下他们沉闷的生活，但现在，我想象着他正在写我，他今晚和他美丽的妻子躺在床上，也许突然点一支烟，在黑暗的房间里烟照亮她的脖子、她的胸部，然后告诉她关于那个整个下午都用膝盖推岩石的老家伙的事。“多么失败的人，你知道？在他那样的年龄。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上帝。”
　　我想他已说出了到现在为止我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所有那些我对像他、像我童年时代父辈们的人的评判，都要建立于成功的傲慢和特权的基础上才行。
　　我下班回家后和科伦、孩子们一起吃晚餐，鸡蛋面条和豌豆。内尔极力想说服我让我们的狗吃一罐狗食。我心不在焉，心思离开了那里，思考着我总是去取悦于那些我认为高于我的人。我在想，像麦克这样的人，一个石匠，一定不会在科尔格特的英语系或任何别的地方去取悦那些女权主义者。他不会花力气试图使他自己进入那些看起来好一点、轻松一点的别的生活中。我又开始想《推销员之死》。我努力想回忆出戏剧的结尾，他们在那儿埋葬了威利·洛曼。我为我已把这部戏剧的复印稿和我的书一起扔进了垃圾站而发疯。晚饭后，我驾车到波特兰，到图书馆去。我站在书架旁读最后的部分。在黑暗的过道的那一头，有一个穿着破烂的黄色大衣的男人，他坐在地板上，低着头。比夫在他父亲的葬礼上首先说话了。
　　比夫：曾有很多好时光。当他度假回家时；或在星期天建门前的台阶时；把酒放进地窖时；翻新门廊时；当他加盖另一间住房时；建造车库时。你知道一些事。查理，在台阶上的他比推销中的他内容更多。
　　查理：是的。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带着一批水泥……
　　比夫：他从不知道他是谁。
　　查理：没人会诅咒这个人。你不明白；威利是一个推销员。作为一个推销员，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他不会给螺栓套螺帽，不会讲法律或开药。他是一个穿着蓝色军服、行驶在微笑和擦亮的皮鞋中的男人。当他们不再微笑时——那是地震。然后，你的帽子上滴上两滴污渍，你就完了。
　　比夫：查理，这个男人不知道他是谁。
　　说道底，这对我很简单。就像我们这代中的那么多人一样，我一生都是个推销员，把我自己卖给每一个我认为可能会让我更成功的人。现在，就像威利，我的帽子上有了两滴污渍。
　　第二天，又下了雪。一场真正的风暴降临在缅因州的海岸线上。石工们一直在工作，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那天结束时，我看着麦克走向他的卡车。他知道他是谁，并喜欢所有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他在他的工作中融进了一种优雅。那天下午的雪给别墅带来了沉默，我感到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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