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和我坐在皇家河上的桥头，看着卡斯科口湾上空7月4日的焰火，她告诉我，我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说话注意一点儿。我表示了道歉。她说：“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话变得很不文明了。”
　　“我说了对不起。”
　　孩子们躺在我们的臂弯里，他们穿着条形夏日睡衣裤，脸蛋是炙黑色的，他们金黄色的头发由于晚上洗了澡现在还湿着。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弯下身亲亲杰克的额头。对于孩子，我原先一无所知，直到科伦教我。我正在想那次科伦向我解释爱琳头上软软的地方，那里是正在形成的头骨。
　　“如果我告诉你国内收入署的事，你会骂我吗？”她问。
　　我立刻感觉到我们下边的桥开始摇晃。“怎么了？”我问她。
　　“你没有算对那个税。”
　　“什么税？”
　　“你年金中的税钱。国内收入署写的。我不想让你看到那封信。”
　　“为什么不呢？他们还想要多少？”
　　“我已经付给他们了。”
　　“多少？”
　　“3000美元。”
　　我的嘴唇压在杰克的头上，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想，那群讨厌的家伙！
　　科伦说，“我希望我们同样会幸福，不需要任何我们不曾有过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我愁苦地说。
　　“例如在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或任何其它的工作。”
　　“如果我得不到那份工作，我们还会有什么幸福呢？”
　　她没有回答。我注视着她，她把孩子拉近了一些。
　　七月份的第一周，邮筒里仅有一封从另外一所大学送来的一封公文信，告诉我他们读完我的申请材料是多么荣幸，但他们已经选择了另一位候选人。这份拒绝信不同于其它拒绝信的地方是这个学校位于北密执安远郊，那个地方，有人猜测，冬天的主要运动是钓鱼。我原以为我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份工作，而且脑子里依然记着这件事。我把它作为一处得到工作的地方，如果为了一份比它好得多的工作，我会轻易地拒绝它。
　　一天早晨我决定打个电话，问问为什么我没有被批准面试。我听到的仅是电话录音，让我上午8点以后再打。我又打了一次，结果同前。“现在是9点30分了，你们这些蠢物！”我冲着电话录音喊。
　　“什么？”爱琳从我身边路过，问我。
　　我原来忘了那天是星期日。
　　第二天，当我终于打通了电话时，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我的电话被接到了英语系主任那里。他找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详细地介绍了我曾经在这个国家两所最好的私立学校里教过7年书，并且我还出版过三本书，获得了有名气的基金补助。我希望他说：你太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了，甚至绰绰有余。然而他说：“当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登广告时，从没想象过会吸引到一位有您这样水平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收到了三百多封申请信，有9个候选人的资历超过了你。有一个人曾被提名为普利策奖。有3个人原先是系里的主任。这太难以让人选择了，我对你感到十分抱歉和遗憾。”
　　我正坐着，凝视着自己的空间，电话机还在我膝盖上，这时爱琳走进屋来。
　　“爸爸，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她说。
　　“问吧。”我说。
　　“为什么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我被解雇了？天啊！”我说道，此时我还没有静下心来。我看着我7岁的女儿，在那些零散的时间里，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而这次，我看到她由于她父亲的失败和无能而受到了伤害。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像她祖母的眼睛一样，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绿色。我看着她和一只小猫睡在一起，有时她会坐在窗户旁边，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注视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在笑着，这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高兴。在她记忆深处，她想起她上学的第一年终，那时她从她的小学校转到了长期的倦怠、永远不能完全赶走的倦怠之中。她还是个小孩，手还是幼儿时那样，胖胖的以致于五个手指头伸展开时就像个海星。
　　“嗯，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小家伙。”我告诉她。她正在埋头把一根毛线捆在手上，然后再解开。我想有了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容易。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六年半的时间里，毫不费力气。他们每一个在产房里就非常漂亮。粉色的皮肤，明亮的蓝色或绿色的眼睛，一听到科伦的声音它们就睁得大大的。他们中的每一个就这样出现在这个世上，仿佛受到了召唤一样。所有这些孩子直到出生的时候才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而在产房里科伦甜蜜地，受着痛苦，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人站在那里，我刚才还在街上游荡现在却来到一位冷静、自信的年青女人床边。
　　“你知道，我对爱琳说，我们应该拿上你的一本书，躺在树下读完它，读一天，你说怎么样？”
　　她有其它的想法。我承认我被解脱了。我永远也当不了一个坐在孩子身边的父亲。从那天我们第一次带他们回家起，我就把他们包裹起来，进行徒步旅行、骑自行车、越野赛跑、滑雪、滑冰。我总是让他们忙起来，因为一闲下来想到我一整天只是和孩子们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就像科伦七年来一直和孩子那样，我就感到不自在，不知道为什么。当爱琳首先出生的时候，我就匆匆做了一个悬带，这样我可以打网球或是软式网球，而把她系到我前胸，任何事都可以继续做。
　　“你为我们担心，因为我被解雇了？”我问她。
　　“是的，”她说，“因为我们会变穷。”
　　“我们不会穷的。”我说。
　　“我们没有房子。”
　　“看看四周，这就是一个房子。”
　　“我的意思是一个我们不必再搬走的房子。”
　　“我们会找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住，比这里更漂亮。你喜欢这里了，是吗？你能每天跟妈妈去海滩。你还能看见你的表妹和南尼、巴巴？”
　　当我看见她忧伤的脸庞时，我意识到我不会使她相信什么了。她所感到的事情已经深扎于心底，她已经对这个社会有了适当的评价。
　　“我很快就会成为那位羽毛球先生了。”我对她说。
　　她笑：“谁？”
　　“羽毛球先生。我将会每天早晨去工作，像羽毛球先生那样，我们又会像那个羽毛球家庭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妈妈将成为羽毛球夫人，你就是羽毛球女儿，大家将会注视我们，认为我们是多么幸运，组成了一个羽毛球家庭，住在羽毛球房子里。”
　　她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小心谨慎的神情，她说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家庭。我把她举到我的胳膊上，带她到了仓库，让她看看那个木纸板箱，上面还有我踢破的那个洞。“发生了什么事？”爱琳吃惊地问。
　　“他们出了这一点小事故，”我说，“生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对于羽毛球家庭。”我找到一个电子带，当我修理完那个箱子的时候，我把它钉到工作凳上方的墙上。“那会给我一个目标。”我说。
　　“你面向他们射击吗？”爱琳说着，更吃惊了。
　　“不，不，”我说，“来，我们去买根冰激凌火炬！”
　　我们去了镇里又回来，我想给她讲一些对她或许有意义的话。在山顶上，我告诉她抬头看天空。“我们不知道天会有多么高远，”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们假装知道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曾从某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就像你从你妈妈肚子里蹦出来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尽力生活并且活得幸福。有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被人解雇了，我们从朋友身边离开了，于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高兴、不幸福，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总会好起来的。贫穷和破产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破产？”她问，“你是说像箱子上的羽毛球家庭那样破了吗？”
　　我笑了，告诉她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你是说像汽车坏了一样吗？”
　　“汽车没有坏，亲爱的。”
　　“今天早晨，妈妈还在用它。只不过冒了很多烟雨已。”
　　戴伍，那位机械师估计要花费120美元来换后轮和车轮的轴承。当他发现散热器也漏了，闸也失灵时，他认为这种车如果行程在11.3万英里以上就不值得修理了。
　　我想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信心，认为我还能有希望得到普林斯顿那份工作的话，我都不会给我俄亥俄州的一位从前的学生打电话了，她的父亲拥有福特领导权。电话里我告诉她，我需要她的帮助，因为没有工作我将不能借到银行的贷款。她安慰我说她会资助我的，她说她很乐意帮助我。
　　我希望从俄亥俄州开着我的新货车回来（这种新货车叫福特·金牛，后边有第三把椅子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由于往返机票比两张单程机票要便宜得多，所以我还是订了往返票。
　　我不是一个觉得结识女人是很容易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结交女人的男人。唯一的一次一个女人向我提建议是在好莱坞，我刚写过的一本书被卖到巴拉蒙特电影公司。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白哇雷危尔郡旅馆的一间套房里，连续四天和一家小制作公司的头目在一起，那家公司和巴拉蒙特有合作项目。那几天他们用豪华大轿车接我，然后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宴会。那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在后边座位上。但是我后来不久就遇到了科伦并坠入了爱河，对我来说，这感觉上就像背叛。几年以后那家生产公司的另一位职员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再享受十分钟，电影项目就不会倒台了。
　　所以，这次我跟科伦撒了个谎，告诉她我受到俄亥俄州一所不存在的小学校邀请，我给这个学校起了个名字：朗顿学院。
　　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在我们习惯于变化的方式之中，我偶尔也发现一些东西仍旧保持了它们的老样子。、坐在星期三从波士顿飞俄亥俄的飞机上，几乎我所有的旅途伙伴都是白人（很白或者灰白脸）。当时我们都把盘，碟子丢出等待有人送饭。我们看起来就像坐在大椅子上早熟的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们。我们中的一些甚至打开餐巾，把它们塞在领口和袖口里，这样餐巾就可以垂在下巴下，正像我们第一次上了饭桌，我们的妈妈教我们的那样。一些人还穿着吊裤带，就像我孩童时被命令要做的那样。我们中大多数人受女人照顾，由女人来教我们最基本的技能。这些女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呢？在疗养院？那些在佛罗里达的幸运儿们或许正渐渐地学会了高尔夫球，或是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如果她们发现她们所有的奉献、努力、宠爱、教育付出之后，这些孩子们已经长成了大男人，一个只会解开裤子爬到不是他们妻子的女人身上的男人，她们会说些什么？我仔细地端详着每个人，想知道我的这些同盟中有多少染了头发、上了假牙、戴着假发。一个女人的虚荣，对于我来说，是实在的，因为它和女人需要有吸引力总是联系在一起，而男人的虚荣心和野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永远也不值得人去信任。
　　我想飞机上的我们这些人中，有谁白天梦到“性”的事情，仍在想着他的妻子。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子科伦，当我第一次认识科伦时，当我向她示爱时，我是怎样地盯着她的眼睛。我崇拜她，对她心存感激。所以，我想，如果我欺骗了她，我还能像原来那样看着她的眼睛吗？哎……或许如果我欺骗了她，我对她更会感激不尽，为她长期的忍受。我旁边的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来，向远处看去，仿佛在飞机压缩舱所发出的宠大的嘶嘶声之外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仔细、清楚地听那个声音，像他母亲的声音从露天的园子里传来，叫他回家吃晚饭。它又像是一种暗示，叫他不要再淘气了！
　　黄昏时分我已经坐在她的客厅里了。她正在为我配饮料，就像在一部老电影里一样。自从1980年初期兄弟聚会之后，我就没有沾过一滴烈性酒，但苏格兰酒加水我还能喝。“你们还有壁炉。”我兴奋地喊起来，就像一觉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恶梦而已。她在厨房里告诉我来生火。“前面的柜子里有木头。”她冲我说。但是在那儿我所发现的只是大约五十根桔色人造圆木。
　　整个闲谈过程中，我都在说着自己在科尔格特学校的情形，站在教室前面，随心而又自信地（至少我自以为是这样的）讲着，直到我被解雇了。
　　我要更多地说下边的事情了——苏格兰酒一下肚，我很快感觉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她，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没有在尽力地得到她的同情，正如我在尽力劝阻她不要把这次她和我或许曾经该有的这次约会变成一次罗曼蒂克式的见面，因为我认为自己和维也纳男歌唱团里的男高音一样，不是那方面理想的人选。我想大概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停在说，偶而会偷偷看她几眼，她始终是一副令人安慰的笑容，我又低下头来看面前的鸡尾酒杯边沿上所画的游艇俱乐部的小旗子。唯一一件她直接反应的事就是我欺骗保险公司一事，我想，这可能让她生气了。“你不应该那样做，”她断然地说，“如果你死了，他们可能会拒绝赔偿你的妻子。那太不现实了。”她说。
　　不现实，我自言自语道，确实有这种感觉。
　　当我不说话了，她开始以一种轻蔑的口气说起她大学时曾经约会过的那些男孩子，他们都希望被人竭力侍候。她穿着鱼网型黑色长筒袜，类似于我给科伦买的那种。每一次她去厨房拿苏格兰酒，她的大腿都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我发现这种声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眠作用，这时她脱掉高跟鞋，把它们摆在地板上脚的旁边。
　　“你想过要一辆汽车吗？”她最后问。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一辆新车，”我说，“行程略少于7万里的车对我们来说就足够好了。”
　　“真的，可是，”她说，“即使后排有一个座位，你也会感到很挤，因为你要带上四个孩子、一条狗和你的妻子。”
　　我从浴室回到客厅时，她正冲我笑，显得很有智慧的样子，好像她已经想出关于我的一些事，而我还不知道。
　　“最近你重新读过《推销员之死》这本书吗？”她问。
　　“没有，”我坦白地说。在科尔格特8个学期里我教了12遍米勒剧本。每一个想主修英语的学生都必须选一门叫早期美国文学的课。授课资料是令人吃惊地乏味和晦涩，因此除了最不会堕落的学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了沉睡中。在我来到学校之前，这门课一直被大家普遍憎恨，被学生骂来骂去。我拿起了《推销员之死》这本书，把它安排到所有老的课本中，从美国梦想的当今破灭追踪到美国梦想把班的规模从二十人扩大到三十人。当我被通知解雇以后，我还完整无缺地装好那些老课本，把大半部分学期用于研究，洛曼家庭。
　　我向她透露最近我没能面对威利洛曼。“它现在有点儿太近了，你知道？”
　　她知道，她的表情转为某种纯粹的同情。“可是我把你想成比夫。”她边说边举起一杯盛有苏格兰酒的酒杯。
　　噢，上帝，我想。
　　“那个受人喜欢的男孩迷路了。”她说。
　　“为什么他迷路了？”我问。
　　“因为他相信威利告诉给他的全部感情方面的观点。”
　　我喝了一大口酒，她笑了，又说：“我的祖父也是那样。他把钱都攒起来，不是送我父亲去读大学，而是把钱都给了教堂。他很傻，就像威利。我总是记得那一幕：威利被解雇了，他去了他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查理那里借钱。威利只是不理解郝尔得怎么会解雇他。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我立刻回答：“他说，‘郝尔得怎么会解雇我？他刚出生时还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呢？’”
　　她笑了。“不错。然后查理说‘什么时候你会意识到那些对你是毫无意义的事？你给他取名字，但你不能把它拿去卖。唯一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就是你能去卖的东西。有趣的是你还是个推销员，连这个都不知道。’”
　　“很美丽，是吗？我祖父想受到大家的喜欢，他想去相信诸如友谊，忠贞等感情。”家的欢迎。记得吗？他以为如果大家喜欢他，他会有一个好的结束。他就不会破产或者失去儿子的尊敬。”
　　突然我发现她比我当初对她的印象要聪明许多。我感觉到她正在专注于什么事情上。
　　“威利开始告诉查理，他总是认为：如果一个人给予别人深刻的印象并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就不会遭遇任何不幸的事情。查理说——我也知道整个故事情节；你记得，在我们期末考试中你把这部分说得很重要？他对威利说：‘为什么必须人人要喜欢你？谁喜欢摩根？他给人的印象不深刻吗？在土耳其澡堂里他看起来就像个屠夫。但是只要他腰里挂着钱袋子，他就会受到人们非常的欢迎。’”
　　“我喜欢那句话，‘他腰里挂着钱袋子’。”
　　她把我安置在她不用的一间卧室里。在她的柜子里我刚刚数到第五件带褶的网球衫时，便像死人似的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驾驶一辆福特布狼口牌轿车带着我飞快地穿过繁华的城市，其间她不断给我指出不同的大楼和商厦，那些都是她父亲在她成长的这些年中所拥有的和卖掉的。她眼睛里有一种光芒，过去常常让我在上早晨八点半的文学课时感到兴奋，我斜靠在后座椅上，只是让她开车。她向我指示她在哪儿上的高中，以及她打网球的场地，还有亚瑟爱师曾经和她击球的地方。“他是我教练的一个朋友。”她说。我想象着她穿着那些漂亮的网球衫的样子。
　　我们路过那块墓地，她的祖父就埋在那里。她放慢了车速，开始给我讲关于她祖父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做了一名砖瓦制造工。我正在想着那些为她卖掉汽车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夜里睡觉时还梦见娶她做妻子呢。
　　我认为出现在眼前的会是一片巨大的汽车厂房和林荫路。可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座高高的大楼后面的小停车场，乘电梯来到一间玻璃和铬钢包成的办公室套房。
　　“你不是在汽车厂工作吗？”我愚蠢地问。
　　“我办公室在这儿，”她说，“但是我一周要去那几次。”
　　一个脸上有粉刺的穿着很朴素的小姐给我们拿来用大玻璃杯盛的肉桂味的咖啡，还有热的十字形小圆面包，它尝起来很好吃，我决定没有人看的时候把剩在盘子里的四块吃掉。
　　她在机场告诉我，她曾经非常迷恋我，我很清楚她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属于遥远过去的人了。“说实话，”她说，“经过四年的预备学校生活，然后又在科尔格特上学，我有点讨厌像比福劳曼那样的男孩子。我父亲说他们是虚伪的人。你知道，这些人认为他们有资格去过某种特殊的生活，他们不必每天去上班，干某种固定的工作，像其余我们这样为生活忙碌的人。自从我在这儿工作，我已经解雇了好几个那样的人。”
　　当她说她不想帮我弄辆车时，这使我感到很吃惊，我在尽力使呼吸平稳。“你确信你想要个货车吗？”她问，“每月的支付会很高的。”
　　“我原以为这车会免费的，”我自嘲地说。我疑惑了，以上帝的名义，在三十六小时前我怎么会相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她又笑了，说她知道我太傲气了，以致于不会接受施舍。“正像威利。”她说。
　　我们这样处理这件事，作为对那辆车的交换，我为她的工商管理学硕士申请计划写篇文章。她的全部要求仅仅是列个草案和提纲。她给我一本平装的书，名叫《普林斯评论》是关于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它包括样文，关于告诉你如何写好你的申请书等），封皮是一张照片，画着一个小型公文包，一台计算机和一本杂志。
　　我都无法面对回家这个事了。在机场我租了辆车，开到班格尔去看望布雷弗德。天正在下雨，城市仍如我童年时的样子，像一个老女人尽力却不再能拿稳她的唇膏，松松的带子总是从她肩膀上滑落，在聚会中当她坐着时，总忘记合拢双膝。
　　西百老汇大街上高耸的枫树在风中摇摆着，街上的汽车偶尔停下来以方便人们去拍摄斯蒂文国王别墅的照片。布雷弗德住在下一个门栋。今天晚上是他打网球的时间。我们在室内玩。比赛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注视着他，看是否多种硬化症影响了他的运动。当我坐上他开的车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秋天我可能不会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了，这意味着再过一年我才可能找到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因为要等到下一学年，才可能有学校要人。”
　　“噢，但是那以前你早就破产了。你不得不找点事做。”他告诉我去尽力找份工作，度过难关，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做。“科伦也该找份工作了。”他说。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致于快把我吓跑了。
　　“看，”我说，“你不会愿意为1小时5美元的报酬去工作吧！”
　　“我会的，如果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他说。
　　我没理会。他撕开一袋奶酪面条，过了一会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岁，我们坐在他父亲的车里，吃着我们从他母亲的食品柜里偷来的东西。我让他想起只要他父母一出城，我就会设法进入他家。他家人一离开高速公路，我就会出现。有一次他们忘记了什么东西，我到了之后几分钟他们又回来，约翰把我从床上推到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顶部是斜的，我太高几乎都站不直。我弓着腰直等到他的父母又开车走了。几小时过去了，最后我冒险出来。在楼下我发现布雷弗德正躺在他父母的床上睡觉呢。
　　他笑得很厉害，甚至把奶酪面喷到他汽车的仪表盘上。
　　“为什么这么高兴？”我说，“我还想尽力得到你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
　　很快我们又坐在他车里，我冲他喊叫。从停车场再往前几百米是一条小路，我们七年级时每天从这里去学校。在小吃店我们会把买中午饭的钱用在买冰激凌甜饼和饮料上。我也看到那个小店了。山下有一个老电影院，在那儿我们看过《研究生和博士瓦高》。感觉自己真是在以某种方式变化了。看我们，我们穿着网球服坐在这里，汽车电话的光亮照着我们的脸。“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穷人。”我说。
　　“那就谈谈你吧！”经过几分钟沉默后，他说，“谈谈你如何不面对现实。”
　　“那可不叫不面对现实。”我告诉他。
　　“不叫？在我看来那就是。你或许明年必须干两到三份不好的工作来支付你的帐单。天啊，你或许不得不住在移动房子里——很多体面的人也这样。我记得你一直希望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为了科伦，为了孩子，你不得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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