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感觉到坐在沙滩上不舒服了，因为这是我们过去在假期时习惯于做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是在休假，而且一个支撑着自己家庭的男人并不是在沙滩上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时光。最后，我们又落入了我们各自的日常习惯中了。每天早晨，我会坐在一张桌子前喝咖啡，同时测览我曾经写给大学的一摞申请信；而科伦则召集孩子们带着他们的物品去做每日的祈祷。她会装起野地午餐（“我要给你做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吗？”科伦朝我问到。）然后她会再次认认真真地开始寻找杰克的游泳短裤。再过一会儿，我就站在小型面包车旁与她们挥手告别，望着她们，直到她们消失在视线之外。再后来，我会克制住一股忧伤的寒意，蹬上我的自行车，骑往小联盟运动场。它在城市的外沿，在那儿我把自己的一桶网球和一个35英寸的球棒存放在了运动员休息室。在接下来的2至3个小时的时间内，我会站在本垒，以自掷自打的方式击网球，把球打进空荡的外场。我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挥动球棒，一边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我已经提出申请教学工作以及我正在等待回音的大学学校的名单；并且当我停下来到外场拾网球时，我会梦想着把我们的孩子们搬回到那些天堂般的大学城中：那里的树木每逢秋天就会变黄、变红，并且在半空中形成圆拱型的树荫；那里有着电影院，我们在周末时可以去看沃尔特·迪斯尼厂出品的《老拉拉队员》；那里的杂货商店门前修建有苏打喷泉；在校园的一角是个花店，我可以在下课后回家的路上为科伦采摘玫瑰。
　　一天早晨，当我来到棒球运动场时，一个男人正在那里把高尔夫球打入外场。我在心中咒骂着他，转身返回了家。几天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运动场时，他也到了那里。
　　我们两人之间逐渐地形成了默契，就像男人之间经常出现的那样。他向我招了招手，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本来应该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四个小孩子一块呆在沙滩上。“我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正努力来解决这些事情。”我说，“我无法集中自己的精力，除非我一个人单独呆在一个地方。”
　　“嘿，”他和蔼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曾经在缅因州南部的房地产经济萧条时期，在两年的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中，那时他的发展公司倒闭了。他被国家俱乐部开除了，现在就只能在这块珍爱的小联盟运动场的外场内打高尔夫球。他戴着一顶鲜红的芝加哥公牛队队帽，穿着一件短袖的马德拉斯狭条衬衫。我注意到他的手看上去就像孩子那样的柔软，并且没有皱纹，但是我猜想他大概有60岁了。他已经设好了一个想象中的三个高尔夫球的标准练习，而且他相信自己正在恢复以往的挥杆技巧。“我现在不能回去工作了，即使我有一个机会的话。”他告诉我，“我已经减去了那么多的体重，我的工作服都不再适合我穿了。”
　　我很敬佩他那优雅的性格，于是每天想着见到他。到了第四天，他来的时候为我另外带了一支高尔夫球棒，我就陪着他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偶然间提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到波士顿参加我的最好朋友的聚会。但是我却感到有点儿紧张，因为面对他们时，我仍然没有任何工作的希望。“我知道这种事情，”他说，“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感的男人也不会有一分钟的轻松感。”
　　他一语点中了我的情感深处，这使我受到了鼓励。我就继续说下去，告诉他我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奇异感觉——我总是向后仰去，就好像我要栽跟头似的。
　　“我也有这样的体验。”他说，“你应该记住那不是你的错。你并没有强暴过大学院长的妻子，不是吗？不。现在这都是整个该死的国家造成的。一个男人不能得到任何的休闲，至少对于白种男人就是这样。记住这一点——无论何时，你感到要来责骂自己，那么就看一下周围的世界。那不是你的错，那是该死的社会的错。文明正在堕落，我的朋友。这是噩运当道的时期，所以这不是你的错。”
　　多么悦耳的音乐啊！这让我感到轻松。它把我内心的疑虑责难于社会体制上，然后让我抛开了任何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责任。但是我仍然害怕去面对我的朋友。在聚会的前三天，我告诉科伦我决定不去了。“我确实无法想象，我到了那里，却得夹着尾巴做人。”一天晚上，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科伦正在长沙发上叠洗过的衣服，我就对她这样说。
　　她无法理解。“他们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好的朋友。”她说。我看着她的手，她正将孩子的袜子配成对，并且叠起她们的衣服和衬衫。她把每个孩子的衣服归成一堆，而且她知道哪件衣服属于谁。这使我感到有点惊讶，我思考着她在买这些衣服时，我在哪儿；当她教会了我们的孩子如何自己穿衣时，我又在做些什么事情。在过去几年的某个时间，我好像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像科伦了解孩子们那样地来了解我们的孩子，而且我将永远不能说明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阶段内家庭中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走到了一旁，并且告诉了她所有的工作拒绝信的情况。“你从来就没有问过我，”我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拒绝信已经有21封了。”
　　“这有什么关系。”她说，“你将找到一份工作，我知道，同样你的朋友也知道。”
　　我看着一摞一摞的衣服。“每个衣衫仍然是如此的小。”我说道，并且拿起了一件白色的T恤衫来叠。
　　“并不像过去那样小了。”她说。
　　“啊，但是，她们仍然需要走一段漫长的人生路。”我说道。我把脸贴在了一小件毛绒绒的衣服上，呼吸着上面的婴儿香粉的气息。我把那件衣服递给她。“闻一闻。”我说。
　　她笑了，并且问我是不是记得，当我们住在依阿华州时，爱琳曾穿过这件衣服。
　　“当然。”我说，但是我并没有记起。我已经忘了。
　　她说：“我猜想，当卡勒长大了，不再需要这些婴儿的衣服时，我将不得不把它们送给别人。”
　　我看着她，而且可以肯定她正在等着我来拒绝这个事情。“我们难道不再生育孩子了吗？”我问到。
　　她盯着我的眼睛，笑了笑，然后耸了耸她的肩膀。“我不知道。”她说道，“如果我们不能生孩子了，那么，请你不要告诉我，好吗？”
　　“好吧。”我说。
　　“而且当你去波斯顿看你的朋友时，你没有必要假装自己并不惶恐。”
　　“惶恐什么呢？”我问到，“我的意思是我确实惶恐了。”
　　她听了这句话，流露出内心极大的不安。最后她对我说：“照看好你自己，这就是我想说的。”
　　在去波士顿的路上，我坐着格雷霍德公共汽车，一直考虑着这些事情。同一时刻，我的朋友也在赶着他们的路来聚会。吉姆·罗宾森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当律师，他要乘飞机前往波士顿。约翰尼·伍德库科也是一位辩护律师，约翰·布雷弗德则是一位整形医生，二人要从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缅因州的班格尔——驾车前往波士顿。吉姆·怀特在圣弗兰西斯科市是一所大学的院长，他要从那里乘飞机前来。在8年级时，布雷弗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圆胖的男孩，有着一张圆圆的脸庞和红色的头发。他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他会对每一位女服务员微笑，就好像他已经坠入了她的情网；或者就像他认为自己只有赢得她的芳心，她才会把菜单送给他。罗宾森是一个士兵，有着灵敏的机智和坚实的拳头。伍德库科是一个思想家，他在家里的7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吉姆·怀特总是迈着大大的有目的的步伐，这种步伐很符合他的性格。
　　我曾经从贫穷的城市边缘走入他们的世界。我的方式是取得他们的亲密感。我很是幸运，有一次观看到他们的豪华生活——女佣人清理他们的房子、他们厨房里的食品橱装满了食物、他们的院子宽广得足以进行足球比赛、他们在海边拥有敞篷车和避暑营地，他们的父亲是律师和医生——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一部分。布雷弗德的房子连着一个仓库，而且仓库的阁楼内有一个篮球场，它大得足以进行全场的篮球比赛。在走到通往仓库的后楼梯时，你要穿过一间小书斋，在那里有一个钟形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硬硬的糖果。如果没有旁人在场时，我经常会停下来，用糖装满我的口袋。令人惊异的是那个罐子里的糖会不断地被人更换，并且再次装满。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点燃了我的欲望。我要来证明自己也值得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在那里成年人拥有着额外的金钱和美好的事物。
　　当我长到17岁时，那个欲望驱使我来到玛莎韦尼雅德岛。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里的避暑旅馆当一名洗碗工。到了我20岁的时候，我已经被提升得足够高了，完全可以帮助我的朋友找取工作。所以在妻子和孩子以及工作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以前，我们可以度过在一起的最后的夏日。那年夏天，我们一起住在旅馆四楼的雇员寓所，隔了几个门住着一群漂亮的女服务员、酒吧女招待和鸡尾酒会女侍者，她们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女孩子。这是一个梦，并且它使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相信，我有能力拥有它，并且创造出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证据，它证明我必须相信我的生活命中注定是非同凡响的。
　　那就是我，我想，我是一个经常穿梭四处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一直是的人物，而且那就是我仍然是的人物。
　　在我步人帕克宾馆时，一些旧日的自信正是我想要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一些旧日的自信！
　　一个门口接待员装扮成了使罗，穿着一件滑稽的黑色披风。但是当我把我的旅行包递给他时，我想我看到他狞笑了我，这使我感到头晕目旋。
　　当布雷弗德和伍德库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走进门厅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望着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终日梦想中的男孩子了，好像突然间成了两个男人。他们像男人那样进入了一个城市，掏出了他们的信誉卡，出示了他们的证件。
　　我们就一块去罗根机场迎接罗宾森。当时我正好从他身边走过，他叫住了我。他的头发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我刚刚能够认出他来。
　　第一天晚上，夜深时，罗宾森告诉我们，他正在失去他的妻子。他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天啊，”他说，“我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婚姻就像自然环境，它可以承受一个巨大的、直接的打击，例如艾克森的灾难，但是正是缓慢的、持续的、一日复一日的生命的枯竭最终把它给扼杀了。”
　　我听着他的话，并且想知道我会不会失去科伦。如果我们将来面临那种时刻，当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当她能够对他们解释究竟什么事情导致我们婚姻的崩溃……“当你们的父亲失去了在科尔格特大学的工作时，崩溃就开始了，我们卖掉了我们的房子，而我却多么地喜爱那所房子。于是我们搬迁，远离了我们所有的朋友。然而你的父亲从那以后就不再和我们共度时光。他每天闲荡于一个小联盟运动场，和某个男人一起打高尔夫球；而且他并不承担所发生事情的责任，他只是四下游走，责骂这个世界，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是某个重要人物，他值得过一种特殊的生活。”
　　在旅馆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起我被解雇的那天晚上，曾手拿一个打火机在房子中徘徊，盘算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哪些可以卖掉。我又想象着，某一天我将在一个不熟悉的房子中拜访我的家庭。我看到我自己已停在门前，举手敲门。
　　我曾认为我们将会在整个周末欢笑不已，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却是静静地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就像保罗·西蒙昔日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而且我无法摆脱那种头晕目旋的状态。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夏日的事情。当我侧耳听着我的朋友们描述那段日子时，我回想起了旧时的房客和他们的奇特之处。褒曼夫人已经90多岁了，但是不管大海是多么汹涌，她仍然每天早晨在海水中游上一英里。沃尔德先生和夫人每个星期天晚上会到音乐室弹奏他们的乐器，他拉他的大提琴，而她弹她的钢琴。他们曾经到过奥地利。每当他们结束演奏时，旅馆的客人就会鼓掌，并且聚集到他们的周围，于是沃尔德先生就会忧伤地摇着他的头，说道：“并不十分完美，演奏的并不十分完美，对不起。”
　　我说起了一个年长的妇女，她是艾伦夫人，在25年以来我没有想起过她。我在连续的两个夏日，每天早晨为她送去同样的早餐：3个小小的熟鸡蛋，一个5盎司杯子的不加糖的葡萄汁饮料、不加奶油的整块烤面包以及一份《纽约时报》。她年已九旬，而且喜欢和我谈话。在那些早晨。我会骑着一辆侍者的自行车，用一只手托着上面放有她的早餐的银盘子，前往她的农舍。一天，她告诉我她将和一些朋友参加一个日落航海活动，问我能不能给她送来可靠的天气预报，这样她会不胜感激。那天下午，我到了海滩上，一个救生员告诉我雷雨警告已经张贴出来了。我一路上快速返回城市，去告诉艾伦夫人，尽力想着让她避开这个海上的灾难。我发现她正坐在旅馆游泳池的旁边，和一群女士们在玩扑克牌。我走到她的桌前，她背朝着我，但是一个女士做了个手式，示意我的到来。当她转向我时，我急切地说道：“我听到了天气预报。”她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一片苍白。她的下巴尊了下来，而且她摇晃着她的脑袋。“不，不，”她用责备的口吻说道，“我现在正在享乐呢。”
　　“当她这样说时，我想要勃然大怒。”我告诉我的朋友。
　　“你把它看得有点太认真了。”布雷弗德说，“一旦你被提升为夜班经理，或者不管当时你是什么职务，你几乎和我们这些其它的人们连话都不说了。我们在你的注意之外。”
　　“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听着，”他说道，“你必定记得，你曾经在餐厅拥有你自己的私人专用桌子。你穿过那些红色的裤子。”
　　每个人都笑出了声，只有我除外。于是他开始讲述当时他曾经提醒我记住自己是谁的那段事情。有一次，我在餐厅开始和客人们一起进餐。他的职责是给我送一小块正方形的黄油，并且给我的水晶杯中倒满水。一天晚上吃饭时，客人们身穿礼服和晚餐甲克从我的桌前经过，我就向他们表示问候，而他就一直向我的杯子中倒水，直到水溢了出来，洒了一桌子，而且弄湿了我的胯部。“先生，请好好用餐。”他说道，然后把他的脸扭了回去，推着车穿过餐厅走开了。
　　猛然间，我想起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讨好旅馆的客人们和主雇们啊！由于当时时逢夏季，这竟使我处于了极其难堪的境界，站回到了其它工人们中间。在当时的美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挤向紧闭的权威之门，这是每一代年轻人都会做的事情。于是，轰地一声，门从折页上裂开了。我们并不是用图书馆来定义我们自己，而是用我们所受的限制定义我们自己。而且当你年轻时，你知道要依据设置在你周围的边界来认识你是谁。那年夏天，当边界都突然消失了，我只是感到些许的迷们。二十多个旅馆的青年工人藏在佩恩街道旁的玫瑰花丛中，拿着熟透的西红柿扔向7月14日引导游行队伍的彩衣警卫，一个夏日的警察用真枪实弹开了火。事后，他表示了歉意，并且说那是一个意外事故。当时我就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小子50岁的相信他的人。旅馆的厨师也像我那样热衷于讨好富有的客人，他每星期要用两或三天的时间来为餐厅的头等桌制作漂亮的冰雕。他会像外科医生那样地进行工作，从冰块中雕刻出一条美洲青鱼或者一艘捕鲸船。我没有加入那伙人中，他们闯进了可以步行进入的冷藏室，并且把他的一件杰作放到了指示灯下，于是到早晨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雪球。那年夏天，在客人和工人之间一直维持的脆弱的休战终于瓦解了。金·扎菲是一个80岁的客人，他企图拉起一个女服务员的短裙。这个女服务员是史密斯大学的俄罗斯历史专业的一位羞怯的学生，而且每个人都喜欢她。于是一些工作人员报复了扎菲先生的贪婪好色，在他睡觉的床上洒满了软壳的蛤蚌。
　　我记得自己也想加入到这些恶作剧中，但是我更希望自己被夏日的人们所喜爱，因为我知道正是他们代表了工作和特权的赏赐。如果他们喜欢我，他们将使我免遭噩运；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使我免于退回到我正极尽全力抛在身后的那个世界。我坚定了一个罗曼蒂克的信念，如果我小心认真地按照制度做事，那么我将一直能够为我的家庭和朋友带回美好的事物。
　　在波士顿的那个夜晚，我感觉到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我以前的恐惧阴影，完全没有长大成人。当其它人都已经睡着觉以后，布雷弗德就和我一直谈话。我试着解释我在夏日旅馆时的所作所为。“我比你更渴望得到他们的金钱。”我说。
　　“去你的，”他笑着说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他伸出了他的手，并且告诉我扔给他一些东西。“任何事物，”他轻声说到，“把房间钥匙扔给我。”
　　我那样做了，可是钥匙却掉在了地上。
　　“你根本就接不着它。”我告诉他。
　　他对我说，这个星期他刚刚得到医院的诊断，他准备到早晨时告诉我们大家。
　　“我患有多种硬化症。”他说。
　　他继续说道，有时候他全天都在幻想他周围的所有事物都被毁掉了。他说，一个灾难降临了，突然间所有赌博都结束了。他带着某种寓意详细地描述着：成群的武装暴徒袭击了城市和乡镇，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我们预先定好了在某一天全体撤退；我将带着我的家庭，伍德库科、罗宾森和大吉姆将带着他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沿着缅因州的公路返回汕蒂角，到布雷弗德家的宏伟的避暑营地。我们将保卫那块土地，种植我们自己的食物，为儿童讲解日常的课程；并且如果事情变得无可救药，我们将登上他那大得足以装下我们全部人员的游艇，横渡大西洋。我们在分开那么长时间后，又将再次生活在一起。
　　“有时我希望有机会来让我自己反抗所有这些事情。”他说。
　　他忧伤地说：当拿破仑的军队增大得使他无法知道每一个军官时，拿破仑就在那些适于提升的军官名字后面写上一个问题一“他是不是幸运呢？”然后他就派他的人去调查那个人是不是个幸运者。
　　“我们都是幸运的人。”他说，“我们身体健康、招人爱。你知道——受到赏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自由的。”
　　他告诉我说，我一直都是最幸运的人，可我的内心深处却感到隐隐作痛。因为我开始认识到：我一生都在努力前往一个地方，如果到了那里，我在朋友的眼睛中就会成为某种类型的英雄；但是现在我却正好绊倒在自己的脚下，而此时我的朋友却需要依靠着我。
　　快要睡着的时候，布雷弗德问我，下一年事情将会怎样。我对他说了假话。我告诉他我有着某种美好的前景，我期待着哪天将听到好的消息，他竟然完全把这些话当了真。
　　在宾馆里面，如果你起床起得太早了，那么你会破坏所有的乐趣。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整个晚上，我都在过道中徘徊。我看到了美丽的餐厅女侍者，她竟来不及画上她的睫毛油戴上她那加了衬垫的乳罩。在门厅中，树上的叶子看上去是那么真实，而事实上，它们是用塑料油刷的；在靠近电话房的桌子上，有一个香烟头，上面印着一对红唇的印迹，它被人丢在了半杯姜汁浓啤酒中，流出了血一样的红丝。这正是破晓前的时刻，这正是幻觉消失前的时刻。橡树家具、闪烁的镀过铬的器皿和海上的绿藻宣布到：你是一个贵族，有着惊人的成功，我的朋友，于是这里是你的私人俱乐部。那个门口接待员小心地看着我。他正在幕间休息，而且没有穿上他的佐罗长袍。他看上去有些迷惘，而且有些屈材。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等候我，等着护送我返回房间，并向我说明：我曾经一直相信的那些关于我自己的真实事情仅仅是某种骗人的戏法。我无法看懂他的表情，无法说清他是不是准备朝我尖叫——嘿，先生，你他妈的还在期待什么呢？或者我无法说清他是不是想要警告我——不，不，不，回去，回去睡觉吧，先生，你是不允许看到这边的全部事情的，回去，我求你了。
　　我坐上了夜班车返回家。当每个人都离开后，我站在我们房子的窗户前，低头看着城市里狭窄泛灰的街道。我记得大学期间曾和一对兄弟会的哥们儿来过一次波士顿。我们到了哈佛广场。当时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狂热分子动用了暴力。警察就骑着马践踏学生。我们在东北大学的一幢女生公寓门口停下来。那天夜深的时候，我站在一个窗户前，看到一个小伙子从侧面的街道走过来，他打碎了小汽车的挡风玻璃板，这些车子是靠着栏杆停放的。他摔得是那么用劲，以致于他的双脚跳离了地面。我记得自己被吓坏了，并且想着我自己不希望处于美国生活的边缘。我情愿去做任何事情来让局内人接纳自己。因为我们都相信那里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安全，并且人们多么地渴望涉入其中。
　　当我站在窗户前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情愿做任何事情，来讨好人们，努力让别人喜欢自己。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感到为自己而恶心，并且确信我在科尔格特大学的上级和校长已经在我的身上看到了这个缺点。可能为了取悦于我的学生，我曾经做得太过分了，给出了太多的高分，或者远远跨越了那条必须把教授从他们的学生中隔离开的分界线。
　　在结帐时，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于是我坐在门厅内看着另外一个门口服务员，他正在用不同的鞠躬和点头的方式向那些他期望会给他小费的客人们问候。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我开始觉到自己越来越相信，我将再也不会被聘用为一个教授了；我越来越相信，尽管我是坐在帕克宾馆内，但是关于我缺点的传闻已经传送到了我所申请的6个剩下的大学。
　　如果我没有一份工作，没有支撑我自己的方式，如果我的朋友们正好需要我，我又将怎么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呢？我想起了开车回家的布雷弗德，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变得僵硬了；我想起他身上寂静无声而致命的疾病，当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经常陪在我的身边。
　　我只是坐在那里，感觉到越来越对我自己感到恶心。后来，我转换了自己的思绪，开始考虑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极力克制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平静。我看到宾馆的客人们都穿着他们那可爱的工作套服，于是我想起了一系列我所认识的人物，也许他们能够帮我找到一份新工作。虽然我有着一个装满拒绝信的高尔夫球袋，虽然我再也不想去大学教书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做其它的工作。
　　最后我记起来一个人。大约二十多年以前，正好是我结束大学生活时，他曾经和我一起在寄宿学校教书。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知道后来他离开了教育界，到波士顿的一家出版社担任一项职务。现在他已经被公司提升了，成为某个部门的副总裁。在我还没有想好问他些什么事情前，我就先给他拨通了电话。
　　“天呀，你好吗？”他欢叫着，“你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情况好吗？”
　　“很好，”我告诉他，“情况很好，但是我只是在这个城市中，并且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去看你。”
　　“当然可以。”他说。于是他邀请我去吃午饭。
　　他也是穿着一件漂亮的工作套服。于是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大楼的自助食堂内排队，等待着共进午餐。此时，他的BP机响了。“真糟糕，”他说道，“我会立刻回来。”
　　“你想让我为你点些什么东西呢？”我问到。但是他已经转身离去了。我跟着队列向前移动。也许我曾经说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使得厨房工人认为我已经定好了炸童子鸡。当她把这道菜递给我时，它看上去糟透了，但是我并不具有勇气来拒绝它。
　　我坐到了餐桌前，周围都是身穿工作眼的人们，他们正在谈论业务方面的事情。当我等待着我的朋友时，我一直极力控制着我的呼吸，我感觉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夏日旅馆，想着要发火。
　　最后他回来了，啃着一个红红的苹果。“吃午饭，”他说，“我刚才得知我有一个会议，我很抱歉。”
　　我开始站起身来，但是他说：“不，不，我仍然有几分钟的时间。这真是太棒了，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用了很大一会儿的时间才向他说明想找一份工作，我极其认真地斟酌着自己的话语，使这听起来就像我确实并不需要一份工作，而是想着涉入一些其它工作的可能性。我记得自己告诉他我现在有着四个孩子，而我又需要更多的钱。
　　“绝对没问题，”他说。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时间等到他的会议结束。“会议大约是一个小时，顶天了。”他说。
　　会议结束时，大约又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整个自助餐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塑料椅中。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上小学的小男孩儿。当他最后回来时，我们谈了好大一会儿。他非常和蔼，但是我可以看出，对于他来说是很难开口告诉我他将不能够帮助我。“我真的不认为你是想在这里工作。”他说。
　　“也许你能够把我安排到公路旁，去卖书，”我说：“这不是一个我会不会卖书的问题，不是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卖书，因为我把文学卖给了没有阅读过它的学生们。”
　　他看上去像是感兴趣了，但是最后他说：“事实上我们这里所雇佣的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刚刚离开大学或商业学校。如果我要推荐你的话，那看上去就太愚蠢了。人们会想我这做的是什么事情。人们将无法理解。”
　　“是的，”我说：“我理解。”
　　但是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时，我为自己而感到羞耻，我无法设想我将如何面对科伦。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所发生的事情，我不断修改这件事情，并且极力想要摆脱一种我已经体验的情感：这个人完全了解我的事，可是我却没有自知之明。
　　随后的几个月，时间看上去非常充裕。我已经不再试图去现实世界中寻找一份常规的工作了，因为我深深地记得，当我和那个朋友一起等待电梯时，他感到了不舒服。当时我已经告诉他我不再是科尔格特大学的教师了，同时说明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再去教书。每当我说出下一句话时，他的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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