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卡勒出生，她的的确确是个美女。于是我们全都沉浸在新生婴儿带给一个家庭的极乐恍惚状态中，世界上其它的事情不再具有片刻的重要性。她用纯洁和懂事的眼睛望着我们。我就像是某个打瞌睡的海军将领，恍惚中认为，刚刚把他军舰舰尾击裂的鱼雷是一群路过的金枪鱼。我对自己说，做为美国数百万被解雇的人们中的一个，尽管被人忽略、遭受裁员或者仅仅一般性地被剥夺掉了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逆境。“喔喔，四个七岁以下的孩子。”我的一个更加现实的同事对我说，我用自己常备的想法对此做出回答：“我们仍然希望再生一对双胞胎。”
　　我可以自鸣得意，因为科尔格特大学给我的时间还有一年。我有整个的夏天、秋天和冬天，之后又是另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到那时我将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确信这是一个极易处理的事情。
　　七月份，我开始变卖我们的房子，就好像它是我们曾经逗留过的一个汽车旅馆。同时我让科伦去劝说我们的孩子，离开他们当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所小学校和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已经长大了，可以失去这些，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做的事情。爱琳是我们的长女，到9月份就7岁了。我们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当每个人都回家后，科伦到楼上照看其它孩子们上床，我就和爱琳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向她描述我们以后要居住的城镇是多么多么的美丽，而且我们以后的房子也将是多么多么的大。
　　“但是，我喜欢这个房子，爸爸。”她伤感地说道。
　　“噢，是的，我知道你确实如此，宝贝。”我说，“那就只有等着，直到你看到下一个房子啦。”
　　她稍稍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
　　“噢，”我随口说道，“我不知道。”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你是怎么知道它要比我们现在的房子更舒适呢？”
　　“因为，”我说道，“爸爸在这里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一份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不像我将要从事的那项工作一样的伟大。”
　　当时，我已经开始申请新的工作。我必胜地相信，新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工作。大学教授的工作需求刊登在职业杂志上。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不用像我小时候父亲所做的那样，去看人行道上的招聘帮手的启示。到了那年的深秋时节，我的研究领域内一共公布了23个空缺的职位。我把它们全都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中，尽管我认为其中的三个或四个职位是低于我的标准。
　　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欢快地渡过了最后一年。就像所有曾经教过小孩子的教师一样，我每时每刻都体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当和一个学生一起工作时，某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曾经清理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纷繁的航程，因此，当学生的生命正需要一个启示才能通向实现时，于是我们的路径立刻在恰当的时间交叉在一起。这是一种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厨房椅子背上时，顺手将花盆中种植的植物挪向了阳光，这也许只是不经意的转动，也许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心中未做任何考虑，但是这却能够让植物繁荣茂盛。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联系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草丛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月，我将找到稳定和安逸。
　　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足球队员，有着比学习更美好的事情来做。在凌晨两点时，他从自助餐厅正后面的大学滑雪斜坡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铁制的滑雪电梯支柱上，破碎的像个裂开的西瓜。他并不希望活下来。但是当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并且说丹曾经问起过我的情况，看我是否能够去探望他，而且（这是令人惊诧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够把理查德·雅兹的小说《革命之路》带过去。这本书我曾经告诉他必须阅读。这是命运，我想。
　　保罗一天到晚就想着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厌恶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会成为他申请电影研究生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是我的辅导生。我劝说他不要灰心，而应该申请国内最好的电影学校——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我的学生从未被那里录取过。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给这个学生打了电话，并且询问推荐信的情况，然后用两个星期给他写了推荐信，用绝对的认真态度加工了每个段落。在他被录取之后，他的父母进城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吃了饭，当时他的父亲斜依着桌子，告诉我说科尔格特大学让我离开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当今世界，”他说，“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识金香玉，狗眼不识金香玉。”
　　真恰当，我告诉自己说，狗眼不识金香玉。我喜欢这个声音，我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喜欢这种方式。它将我从失去工作的绞架上释放了下来，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逊一筹。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一样。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于是我把自己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用于破坏和报复。一天下午的后晌，我停在了系主任办公室前面，向她声明：我们严重地迷失了航向，因为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学生时，认为他们长大后将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校园书虫，而不是居住在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们；因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并未使他们从生命的悲痛中获取洞察、舒适和赎罪。“这是谋杀啊！”我说，并且拉着她的胳膊走进过道中去看一则学生协会的布告。这个布告在最后一门考试开始前就已经挂在了楼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立即将你的书本卖还给旧书书店，然而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们应该起而反抗。”我确信地说道。
　　在大学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她正是其中之一。当我告诉她我们是文学谋杀案的帮凶时，她站在那里，接受了我的观点。
　　然后就是一个同事举办的圣瓦丁节舞会。当我正在打开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时，我听到一些教授谈论他们是如何地工作过度。“我知道一个护士比我挣的钱多，”其中一个人抱怨到。我无论如何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舞会的氛围中。就在头一天，我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学生给我看了他刚刚作完的一张考试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着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经使用相同的试卷超过了10年，“首先我摇了摇头，然后就笑出了声。”那个学生对我说：“然后我就开始想起我的父亲曾经多么辛苦的工作，从而将我送到这个地方。我几乎有点要发疯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从未知道哪一个教授能像护士那样地辛苦工作。”我说。其中一个人是很英俊的家伙，可是他的表情极为难看，像是刚从大炮中射出来的人。他极力告诉我他每星期投入80个工作时。“那是一大段时间了，”我说，“每星期你在课堂的时间是多少呢？”
　　“6个小时。”他说。
　　“6个小时，”我又问到，“办公时间呢？”
　　“3个小时。”他说。
　　“3个小时，”我说，“那就是9小时了。你还剩下71个小时。”我看着另外两个人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护士的工作时间。”我透过一层烟幕冲着他说，当时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为自己能使他难堪而高兴，但是当我望着他时，我又为他感到难过。“不要介意。”我说。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她柔声说道：“正是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你想证明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证明，根本不想证明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刚刚得到提升，而我却被解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真的。”
　　科伦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她说，“整个去年，自从你被学校辞退后，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发火，而我一直为你而担忧。”
　　我应当抛开这种事情。可是我已经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极难对其它人说些临行的话。“当我们刚才谈话时，”我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到缅因州以后，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邻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后，我们将返回家乡；并且我们曾经一直说要到科伦的家乡附近找一个房子。我们两人都曾愉快地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这样可以更靠近他们的祖父母。但是现在，突然间我甚至不敢想象在那里呆上一天了。
　　“为什么？”科伦问到。
　　我思索了几秒钟，然后告诉她，我想住得离大海近些。
　　“每一个来缅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这样想的。”她说，“那是非常昂贵的。”
　　“呀哈，喔，”我说，“我认为我们值得如此。”那一时刻，我的呼吸有些紧张。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邻里中，而我又没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邻居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这些邻居甚至我自己来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里有个后院的闹市，而人们在工作日突然登门拜访，正好看见我呆在家中，那又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又如何说服这些邻居，我仅仅是顺路在家里逗留片刻，而后又要去争取极其新鲜而闪光的机会呢？
　　在悲伤之余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几个学生在那年春天组织了一个请愿活动，要求学校重新聘用我。超过三百人数的学生在请愿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将请愿书呈交给大学校长。不久，学生活动中心和书店贴出了标语，后来学校的新闻报报道了一个研究生最近为了抗议我被解雇，竟然放弃了他那享有声誉的文学奖金。巨大的床单制成的旗帜从学生公寓窗口挂了出来。我假装没有注意。而且每当学生问我关于我的计划时，我就解释说我们很高兴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回到缅因州的故乡。”我会这样说。在一个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饥饿醒来，我为她调制了一瓶牛奶，并且用胳膊抱着她漫步于校园。当我们走过高大弯曲的柳树林时，她睁大了她的眼睛。人们有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举了起来，这样她就能够看到横挂在公寓侧面的床单上用那鲜艳颜色写成的我的名字。在二十世纪末尾的这些日子里，生命已经近似疯狂。我认为，能够确定自己正在失去自身平衡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开始把自己想象成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我从电视连续剧《根》中记住了这个史诗般的镜头：父亲把他的亲生婴儿高高举向星空，并且宣布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突然间，学生们为了维护我的权益而采取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回到了家里。当我把女儿放回到床上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出一些大事来表达我的感激。
　　我决定，最佳的方案是将文学作为礼物留给他们，我指的是文学的尊严，当文学不是被学者的文学理论和教授的录音讲座弄糟时，它所能传达的纯粹的力量。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让戏剧系的化妆师将我妆扮成沃尔特·惠特曼。化妆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当我的学生来上课时，我就倒在了椅子里，两腿夹着一瓶维士忌酒，我那悲惨的夜礼服的破烂的村里一拖到地。课堂上一片寂静，直到我开始介绍自己。“惠特曼是不是仍然活着？”我看到一个学生在问另一个学生。我已经熟记了这个诗人的一首伟诗《内战》，于是我站起身来，开始吟诵。我走到了教室的门口，一脚把它踢开；我停在了门槛处，然后大声喊到：“文学并不生长于像这样的地方！它生长在奄奄一息的战士的嘴唇上！它生长在青年男子和女子的激情中——”我无法记起剩下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我转回身来时，一个高大的足球运动员站了起来，而后开始为我欢呼。我停了一会儿。我想这有点疯狂，并想象着他是否曾经看过《死亡的社会》那部电影，其中学生们爬到了他们的课桌上来为他们将要离去的教师鼓掌欢送。其余的学生开始鼓掌，我就以优雅的鞠躬表示感谢。从那长长的胡须后面，我偷偷看着走廊，看是不是我的同事也听到了这些。三个同事正站在教师休息室的外面，朝我的方向看。我想，好好看看一个真正的教师吧！你可以在这一马横穿的小城市中坠落，但是我要云走四方。
　　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那年春天，我所申请的23所大学中有14所拒绝了我。我曾经给自己鼓足了劲儿，竟然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我稍微理解了点儿，因为每当一封回绝信寄过来时，我总是狂乱地处理掉它。我会读一遍来信，然后把它埋在厨房垃圾桶底部，再然后我就手提垃圾袋，将它丢在校园的创造艺术馆后面的垃圾堆中。那个学期我正好在创造艺术馆讲课。
　　在学生毕业前几天，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伙子。他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一条领带，就坐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卡车中，靠近垃圾堆。在丢下我的垃圾袋时，我向他招了招手。一小时后，学校保安部派了一个人来找我。“整个学期我们都在设法抓住那个人，”他说，“正是那些尿布使我们确信这不是学生的垃圾。”
　　我表示了歉意，并告诉他我将接受所规定的任何罚款。“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告诉他，“我在这里只能再呆三天，然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并且不冲撞任何人。”
　　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也必定感到奇怪，居然听到一个教授将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从我身前走开了。“不，不，”我告诉他，“我仅仅是在开玩笑。”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真是那样。我第一次对自己承认我的行为是低劣的。我的自我那部分总是渴望进入美好生活的圈子中，并且情愿做出任何让步以促使那里承认我的未来是作为一个被聘用的大学教授。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离开科尔格特大学时所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我应当优雅地离去，握手辞别并将世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把我解雇了的人们。
　　但是更新的自我部分却是一个气愤的局外人，它刚刚发现了向权威挑战可以获得醉人的乐趣。这个新的自我正是我开始认真排演的部分。一天晚上，当几个学生到我家中拜访并且告别时，我给他们讲述了垃圾堆的故事。当时夜已深，我们正站在房门外，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远处喧闹的兄弟会的舞会。我站在学生们中间，讲述了我那个小小的故事，并且为学生们表演得淋漓尽至。此时，谎言突然间产生了。“呀哈，”我说，“你们知道霍桑怎样评论做一个局外人吗？他说，当你是一个局外人时，你所用来努力进入局内的每个小时都应当是你用来学会如何在局外生存的一个小时。”
　　我编造了这个引语，并且将它做了更进一步的引申，语气深奥地说，也许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垃圾的方式将定义我们是局内人或是局外人。“我在街道大学认识了这个教授，他得到了这份装压缩罐头的小推车工作。”我轻蔑地说道，“你们会相信吗？”
　　“哈，”一个学生回答到，“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去郊区玩，富有的人们花钱雇佣我们来带走他们那些不允许放在人行道上的垃圾。这是三十美元，小家伙，处理掉这些东西，好吗？当然！我们带走了垃圾，并把它推到乡村绿地中，然后骑车返回城市，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他开始笑了，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在说：先生，你在你的象牙塔里呆得太久了。你并没有关于他妈的局外人的线索。于是我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我。
　　毕业日那天的早晨，我把自己锁在了楼下浴室的庇难所内，并且在10或12年之内第一次阅读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招聘启示。我发现，尽管我在象牙塔里，远离了尘世，但是打工世界仍然是精细地分门别类——在一端是计算机奇才，另一端是护士、推销员和监狱看守。“公园、监狱或者医院。”我咕哝着。我无论如何不再需要这类讨厌的招聘启示了。我必须从职业杂志上得到我的另一个伟大的工作。我把报纸揉成了一团，在淋浴隔间内以投篮球的姿势把它扔进了柳条编成的废物袋中。“简直像是社会系统分析家。”我叫到。
　　“你说什么呢？爸爸。”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一个女儿的声音。
　　我趴了下来，用手和膝盖着地，悄悄爬到了门口，然后，使劲推开了门。“呸！”
　　“爸爸！”内尔尖叫到。
　　我亲吻了她，说道：“爸爸将要当一位社会系统分析家，宝贝，爸将挣得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快乐，快乐。”
　　“那我们是否仍然需要搬家呢？”她问到。
　　就像每年那样，学位授予典礼的氛围是极其隆重的。在典礼快要结束时，我漫步在宽广的绿色草坪上，再一次完全沉浸于其中了。幼小的兄姊和年长的亲朋摆好姿势和毕业生合影留念。同时，父亲们则叠起他们的礼服外套，开始装载旅行客车和敞篷车，以备长途返回家乡或者口去工作。我上交了我的学位和服和礼帽，然后爬过小山，来到了劳伦斯馆，收拾我的最后一部分书籍。为了够着书架的顶层，我站到了我的写字台上。此时，一个年轻的声音从门口叫着我。“我只是想来跟您说声再见。”她说道。当我转过身看她时，她又加上了一句：“并且祝您好运。”
　　我和多数男性同事们共同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不和一个女生单独呆在关着房门的办公室内。“这里真是闷热。”我经常是一边这样说，一边将门打开。
　　我爬下了写字台。
　　“为什么你不把门开着呢？这里真的很闷热。”我说。
　　她正穿着一件迷人的黑色透明衬衫，脖子上戴着被我祖母过去叫作摇荡项链的东西。
　　“我可能满身酒味。”她说道，“有人把香槟酒洒了我一身。”
　　她一只手拿着她的学位礼帽，另一只手扭动着帽子上的丝穗。“噢，”我说，“这是一个隆重的日子，振作精神呀！”
　　我告诉她我仍然记得她曾经计划着要当一名医生。然而她像是为我能够记住这件事而感到由衷地惊诧和感动。她自嘲地笑了笑，说她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她说：“大学二年级那年，我没有通过有机化学课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呢？”我问她。
　　她告诉我她要到她父亲的公司工作。在过去的几年内，有许多学生把他们的个人简历交给了我，但她是第一个名片交给我的学生。卡片上用鲜明的绿色字母印着“福特销售部”的名字，下面还有她的名字。
　　“太好了。”我说。
　　她耸耸肩膀，然后说：“过奖了。”
　　“噢，我的意思是这种经历。”我说。
　　她说道：“任何工作都要比呆在家里强。我的母亲和我将一块去那里，然后，她就像高中那样将我留下。”
　　我冲着她笑了笑。
　　“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一辆小汽车的话……”
　　“好吧，那就太好了。”我告诉她。
　　她再次耸了耸她的肩膀，然后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办公室。我们的眼睛遇到了一起。“我希望事情对于你来说会有好的转机。”她说，并且看着我，眼神中满是宽慰之情。我立刻想象着我是不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小装饰品或者小的物件，这样我就可以赠送给她。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
　　我认为那时她该说再见了，而后永远走出我的生活。但是她却问我是不是要返回缅因州。
　　“我们是这样的。”我回答到。
　　“你会不会再次看到那个战士呢？”她问到。
　　开始，我没有明白。但是她使我记起我曾在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关于一个在班格尔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他当了兵。他和我7年级时是在一起的，并且在上科学课时因为相互做鬼脸而被老师抓住。老师严厉地惩罚了我俩，让我们站到了教室的前面，面向全班做鬼脸一直到下课。几年以后，我们上了高中，他转向了建筑行业，而我却到了大学预科班。我们不再说话，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每当我们在门廊中擦肩而过时，我们就互相做鬼脸。后来他前往越南参战，而我就上了大学。
　　“他后来怎么样了？”她问我。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但是，就在他赶赴军队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城市公园里的保罗·班扬像下，共饮了6罐啤酒。最后，他站在我的肩膀上爬到了雕像上，把6个啤酒罐的盖子放到保罗·班扬像的一只巨大的靴沿上。
　　房子里一片寂静，我几乎忘了她还在房里，直到她问我他是不是在战争中阵亡了。“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经多次在课堂上讲过这个故事，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停下来，思考他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当我告诉她我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时，我感到十分难堪。
　　“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我告诉她。然后，我笑了笑，再次感谢她的光临。她在门口停了下来，最后一次耸了耸她的肩膀，然后说：“不管怎样，那天你装扮成沃尔特·惠特曼来到了教室，不是吗？我将终生难忘那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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