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火车正慢慢离开奥斯坦德开往西伯利亚。我由于服用了巴比上酸盐片仍感到头昏眼花，但模模糊糊看到有别的旅客，听见他们在说外国话。有人把那只曾放过百万英镑的空箱子用绳子捆在了我身上。
　　我像战争电影里演的那样跳下火车，摔下来打着滚最后停在了月台中央，一动也不能动了。我又把头给撞了，鼻子流血。当我终于坐起来时，看见胸口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过你，但是我不得不回家去了。”
　　汉雷洛蕾刚刚结束了一门连经过专门训练的突击队员都无法通过的生存课。在过去的四天里她几乎没吃没睡，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到了能够承受的边缘。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活下去，她不得不跳下这疯狂的螺旋式滑道。
　　我半瘫痪着、浑身是血、脏兮兮地坐在那儿，旅客们感到难以置信地从我身边迈过去。汉雷洛蕾，我重回人间的入场券，走了。我再一次孤身一人，但是这一回是在一个陌生的比利时城市里，头和心都碎裂了。在人们匆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海鸥在天空中飞翔，看上去就像等着吃我的肉的秃驾。我用一只眼睛还能看见街对面商店的模糊轮廓。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不行，便只能像只狗一样爬出了车站。雪下得很大，我腰上捆着文件箱，用膝盖和两只手在半融的雪水中爬行，看上去有点像只瑞士的雪山救人犬。
　　为了避雪我躲进了一家商店的门道里，一辆运啤酒的货车正在我面前卸货。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在那两个卸货的人没在的时候，我偷了一整箱啤酒，拽着拐过了弯。我在尺码以外找到了一个小地下停车场的人口。我坐在啤酒箱上，像坐在平底雪橇上一样滑了下去。在下面我至少不必受冰冷的雪的煎熬。我打开了头几瓶啤酒，大口地喝了下去。酒精为我体内的兴奋剂加了油，尽管我浑身是伤，但很快我就感到畅快起来。我再一次成了国王。
　　后来的两个小时中，在那个潮湿的比利时停车场里，一切都棒极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天刚破晓。我仰面躺着，又冷又僵，起初一点也动不了，就好像我已经化为了尸僵似的。就连动一动头都会引起眩晕，仿佛有一个巨人便提着我使劲甩动。我推一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打开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空空的胃里。更为可怜又可鄙的是，啤酒瓶破口划破了我的嘴唇，我现在咽下去的是和着血的啤酒。酒精逐渐使我激动起来，我醉醒醒地决定追随汉雷洛营到慕尼黑去。不久我就坐在了一列温暖的火车里向德国南部驶去，至少我希望是开往那个方向去的火车。
　　在德国火车上像我这样旅行的困难是，查票员比英国的要严厉得多。没票，滚下车去！是一条严格执行的规矩。推一好的是每次他们都等到火车停下以后才赶我下车。他们不听你的哭诉，特别是外语的哭诉。我在每一个该死的车站都被赶下车来，随着旅程的无限延长，我越来越虚弱脱水。在每一个车站，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找食物和水，只能坐在那里等着上下一趟车。
　　终于，铁路警察以典型的德国式效率打电话给前面的车站，警告化们有一个外国吉卜赛正在企图免费穿越德国。我的铁路旅行在科布伦茨结束了，一个头戴大帽子身穿长大衣的严厉的警官在那儿等着我。“你得跟我来。”他说着把我带到了一辆绿色的大汽车前。我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在一间牢房里关了大约五个小时。
　　在那间牢房里，我奇迹般地发现了十马克硬币整整齐齐地像在一起。门终于开了，询问开始。对比之下，英国警察简直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德国警察十分生气，警告我欺骗国家铁路会受到什么样的严厉惩罚。他们说得就像会判死刑似的。但是他们并不想给自己加上一个负担，去逮捕我，以及为把我送回到英国公园的长凳上去做所必需的大量旷日持久的文案工作。那个戴着大帽子的警官这时开口了：“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坐船、坐汽车、坐飞机都可以，就是不要，我重复一遍，不要坐火车。你听清楚了吗？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他看上去非常生气。我想回答说：“希特勒万岁。”不过考虑考虑没有说。我点了点头，默默地离开了警察局，走上科布伦茨积雪的大街。
　　在一个过路人的帮助之下我用硬币给汉雷洛曹家打了个电话。她心烦意乱，就让她的父亲和我说话，现在他已经完全了解了女儿在英国噩梦般的遭遇。他用德语和我讲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关切和同情。他不断提到我的名字，好像在向我表示良好的祝愿和对我的宽恕。我想象他在自己回响着钢琴的乐声和闪烁着圣诞树灯光的温暖的客厅里。硬币用光后我离开了电话亭，发现冬雪下得更大了。
　　我一定不能放弃，我对自己说着并开始唱起歌来：“也许因为我是个伦敦佬。”歌声似乎激励了我，我向高速公路艰难地走去。我被铁路警察吓坏了，又不知道科布伦茨到慕尼黑之间的距离是四百多公里，就开始在公路边搭便车。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开过去的寥寥几辆汽车上的人可能根本连看都没有看见我，因为我身上盖满了雪，看去就像个活雪人。我意识到不会有人停车，就决定步行。我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迫切需要手术治疗，又加上正处于一生中最严重的毒品突然中断的状态下，这个决定对自己实在是提出了相当大的要求。沿公路走了大约一公里我跌进沟里，陷在了积雪之中。我爬不出来，仰面在那里躺了很久很久，雪不断落在我的脸上。地狱应该是个热的地方，我心里想。最后我终于从沟里爬了上来，但是爬丢了一只鞋。我冷得要命，身体冻木了。我只有一只鞋了，便走下了公路回到科布伦茨。我在雪地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火车站附近，就好像有人给我引路似的，我找到了一个干干的地下室。我倒在了里面。但是根本不可能睡在地上，石头地上的冷气钻透了我全身。我解下那只曾经放过找不到的百万英镑的箱子做枕头，准备就这样死去。
　　当我和上帝说话的时候，我开始又哭又笑。
　　我既未吸毒又未喝醉。我现在非常平静神志非常正常。我需要帮助，科布伦茨的人仍在梦乡之中，上帝是惟一醒着会听我讲话的人。“啊，上帝，”我呼喊道，“你，现在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了。只有你能给我力量，让我停止吸毒！”
　　我终于承认了失败，承认自己可怕的毒瘤，以及从小的时候起这毒德就是多么的不可控制。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毁掉了，现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腐君子，第一次祈求上帝救救我。我把自己的意志和命运都交给了我的遗物主，躺在那里，上帝来到了地下室和我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并没有在天使的包围下闪着巨光来到。他只是和我在一起而已。
　　一个疲乏的、厌倦了斗争的、经历了二十年噩梦后的癌君子迫使自己跪在那儿，在漆黑的地下室里一遍遍地祈求上帝的帮助。
　　上帝真的帮助了我。
　　我此生再也没有吸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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