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回去和卡米拉一起生活，几乎没有在公寓里留下什么衣服。在新住宅里共同生活的四个月结果成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时间。少年时代的恋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冷漠而专为自己打算的女人。假笑代替了歇斯底里的尖叫，我们的婚姻此时仅仅是一种摆设。我回到从来不曾在真正意义上存在过的婚姻中来简直是疯了，但像个名副其实的痛君子，回来是为了受到更多的惩罚，就像一只正在被挤干的柠檬。
　　新住宅坐落在离伦敦约五十英里的伯克郡，我们的女儿和卡米拉的现在已经长成漂亮少女的妹妹们同我们住在一起。在我吸毒以及与家庭很少联系的这些年里，她们和我疏远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我和卡米拉淮一真正的谈话都是关于装饰新房子和买家具要用钱的事。“早上好，你好吗？’被“我们还需要五百英镑买地毯”所代替。我电常感到，如果我们在过厅里放个文件盘子来留便条，对大家都要容易一些，省得她们看到我恼火。帕了顿车站后面的酒鬼跟我说的话比我全家人跟我说的话放在一起都要多。
　　克拉拉，一个我确实爱着、有可能一起生活得幸福的人，就住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我却摆脱不掉长期对卡米拉的依恋。我和所有的癌导干一样欺骗生活，指望着克拉拉能屈居一会等着我。其实我只要承认我的卡米拉梦想已经结束，重新开始生活就行一7。但是我却做不到。
　　使事情更糟的是，在伦敦我公司和团伙的麻烦越来越大了。在一次吸毒后大发脾气时我把剩下的办公室人员全解雇了，而且换掉了所有的锁，不让任何人进到公司里去。在这场感情大混乱的中间，我料定小短腿会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他仍然没有发现我搬到了什么地方去，但还在到处找我。我急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使这个疯子不要再来骚扰我，便去找内希兄弟。和克雷兄弟一样，内希兄弟是第一流的暴徒，在伦敦人见人怕。我们安排好在我西摩街的公寓里见面，内希兄弟中的两位来见了我。
　　我在伦敦时总是要和克拉拉会面，他们来的时候克拉拉正在厨房里。我们坐了下来，我听着内希兄弟解释说。克利福德可不是个傻子，因此要警告他木来骚扰我得花一大叠钱。为什么特德·希思首相不用这帮人来对付斯卡吉尔和矿工呢，我心里在想。内希们很快就能解决煤矿争端的。当我和伦敦最凶恶的暴徒们谈判时，克拉拉端着茶和黄瓜三明治走了进来。突然电灯灭了，矿工的罢工引起了又一次停电。感谢克拉拉，我们的会谈得以在烛光下继续。“挺温暖亲切的。”’她离开房间时说。
　　两个内希兄弟走后，想到要受惠于内希们，我突然感到这比和克利福德打交道要糟多了。现在我成了一部永远不会结束的恐怖电影中的主角，像人家换用汽车那样换用暴徒团伙。完成了这笔交易，我把一个疯狂的杀手换成了一个更为凶恶的暴徒。但是对于克拉拉来说，伦敦的匪徒头子问她“还有三明治吗，宝贝？”都只是女子中学里好玩的言行。那天晚上我看见她在记日记：“一天活动领繁。约翰打来电话要求教训不听话的布赖恩。”
　　布赖恩·克利福德受到了口头警告，由于惧怕内希们的权力，同意不再和我作对，算是一切扯平。这是好消息，但是很快一大堆新问题替代了小短腿。我唯一没有藏起来的巨额现金是大量的爱尔兰钞票，过了一天我用这笔钱来支付内希的第一笔账。我们在这是不是合法贯采的问题上吵了起来，嚷嚷了半天以后，我同意第二天自己去把它换成英镑。
　　这是使我垮下来的最后一击。内希兄弟走了以后我崩溃了。我受不了啦。我不想继续下去了。人们想从我这里得到的就是钱。妻子、父母、匪徒，他们要的只是钱。淮一不要我钱的人是克拉拉，可是那天晚上她对我说，不久她要离开英国到澳大利亚去生活了，她的父母担心女儿的安全，决定把她送得离我越远越好。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样做的。但是当时我伤心极了，这是针在我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
　　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公寓，再也不回来了。西摩衍的岁月就此结束。在我向牛津街走去时，我走过一个躺在一家商店门道里的流浪汉。我被他吸引了，站在那儿看着他喝烈酒，全然感觉不到世界的存在，全然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我能成为像他这样的流浪汉吗？那时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麻烦我了，我暗自笑着，心里想道。
　　那天下午稍晚我到帕了顿的时候，同性恋古玩南马丁正要关门。我给了他一个“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笑容后，说服他同意让我把一些文件存放在他空着没用的地下室里。他交给我地下室的钥匙后就坐出租车离开了，临走时流里流气地笑着说：“宝贝儿，你欠我一份情。”
　　我即将结束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了。那个流浪汉给了我如何获得宁静的提示。我首先要做的是使公司消失。我环顾那十间办公室，意识到如果自己一个人干，那就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因此我给一家提供办事员的机构打电话，他们派来了四个壮汉。在我的指点下，他们把整个四层办公大楼里所有的档案、分类账和支票本等一切文件全都搬到了从马丁的地下室岔出去的一条地道里。我梦想的事业、那个总计划的具体结果现在都被埋葬在马路下面了，但是我并不悲哀，我自由了。当大约三十只箱子的最后一只放好了以后，我封上了通到岔道去的洞口。在地下室里我留下了几只箱子，好让马丁以为这几只箱子就是所有的东西，不知道还有别的。这时那几个人把办公大楼的门面装饰拆了下来，拿到我付给他们的钱以后就走了。十五分钟后一个经营旧家具的小商人来把办公楼里所有的家具都请走了，只剩下了绿色的地毯。任务完成后我到马路对面的酒吧去庆祝我的帝国的消失。不到三个小时它就木复存在了。
　　没有公司可以榨取，匪徒们就木会来麻烦我了，我笑着坐上了从帕丁顿到梅登黑德去的火车。我因酒醉驾车被罚不能再开车了。我在火车上，心里考虑着我最后的问题，那就是卡米拉和她永无休止的要求。两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发现问题已自行解决。卡米拉已经给我打点好了一只箱子。现在柠檬不只看上去干了，而且已经过了销售期，于是她要在发霉之前把我扔出去。那晚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尖叫，也没有争吵，一切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只是提起箱子走出了大门，后来证明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这扇大门。
　　五个孩子都在前院和我告别。大家都很激动。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并不完全理解是怎么回事，但卡米拉的妹妹们看上去很难过。我一个个和她们吻别，然后带着伤心和解脱混在一起的感情高抬着头走了。不要回头看，我满含眼泪对自己说，不要让她们看见你哭。在街角处我放下箱子，回头看了最后一眼，看见她们仍旧远远地站在那儿。一时间我感到像回到了马耳他，我对三个小姑娘说她们的母亲正在天堂里和上帝一起吃有鸡蛋的早餐。
　　没有了家人，我做好了在吸毒岛上过独自囚禁的生活的准备。
　　在我拼命为寻求快感而不断将各种毒品混合使用时，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晚在梅登黑德火车站里我吸食的是什么样的混合品。在回伦敦的路上我情绪非常糟，一路哭着，当火车轰隆隆驶过伯克郡的乡村时，我回想起所有那些在毒品左右下的岁月。和同性恋的纽沃姆大夫第一次用兴奋剂，绅士乔治，艾伦，整船的毒品，成箱的金钱。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飞速旋转。我正经历着身心的全面崩溃。一切都出了故障，全部的螺丝都松了，现在我真的是只差一张牌就什么都齐了。
　　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打开了车窗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在了行驶着的火车的窗外，然后我从口袋里把钱掏了出来，开始脱衣服。我哭着说：“你们这些杂种不会得到这些了！”就把衣服一件件地扔到了窗外。火车到达帕丁顿的时候我身上一丝不挂，从空车厢里跑出来，经过惊愕的铁路工作人员，他们根本无法挨近我。没等有人明白出了什么事，我已经消失在车站后面醉鬼们坐着的地方中了。甚至我的醉醺醺的流浪汉们也对我赤裸裸地来到颇感惊奇。我用模在手里的钱从一个醉鬼那儿买了件大衣，他的朋友把剩下的钱拿去买了酒。突然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兴奋剂了，我把药丸和衣服一起扔到车窗外面去了。但是那晚我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知，很快就感到安全了。
　　当我们没有一丝牵挂地互相堆叠在一起睡着了的时候，我终于真正到家了。
　　次日早上醒来我感到一片糊涂，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尤为什么我只穿着一件臭烘烘的大衣？“啊，他妈的，昨晚出了什么事？”我大叫道，吵醒了一两个打着呼暖的朋友。
　　我惊慌失措地躺在那儿，迫切需要我的早间安非他明。突然我想起来，在教堂街空空的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还藏有毒品，离这里只有两英里远。只有一个小问题，钥匙也从车窗扔了出去。我泰然决定破门而入，这毕竟是我的楼房。大约清晨四点钟时，我穿过空无人迹的大街向那座大楼走去。帕丁顿警署外面的两个警察在光脚流浪汉拖着脚走过他们时几乎连头也没有抬。到了无人的办公大楼处，我发现从楼后面破门而入非常容易，我在地下室岔出去的一条小地道里找到了藏在那儿的钱和各种各样的药丸。
　　为了摆脱这一噩梦，我吞服了大量的镇静剂，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我混乱动荡生活的新的一页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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