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特别难受，发现自己躺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身上仍旧穿着破烂衣服。用了不少安非他明我才清醒到能够回到自己的公寓去。
　　在以后的数周里我变得越来越糊涂。持续滥用安非他明的危害暴露了出来，我精神错乱了，开始认为全世界都和我过不去。严重的受迫害感越来越强烈，直至我想象着所有的人都想骗我，哪怕在某天是星期几这种小事上。一天早晨九点半，我等在银行门外，对一个过路人大喊：“他们为什么他妈的不开门？”“今天是星期日，老兄。”’他答道。我不信他的话，气呼呼地买了好几张报纸查看。没错，都是星期目的报纸，可是我还是不信，怀疑卖报纸的人和他勾结一气，于是开始间街上的陌生人。听到他们都说是星期日，我更糊涂了，愈加感到痛苦。我回家去时心里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
　　我老觉得，不是警察要抓我，就是坏人要开枪打死我，于是我继续执行从地球表面消失踪迹的计划。我的表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纳粹战犯。首先我把十辆二手车停放在伦敦各处，里面藏好衣服、毒品和现金。在一个小红本子上我用暗码记下了这些车辆停放之处。在逃离的第一步实现后，我决定把大部分钱藏在尽量多的地方，琢磨着这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我所有的钱。在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我订购了一百只防火的箱子，差不多塞满了我西摩街公寓里的两间屋子。好几天的工夫我把钱从原来的藏放地拿出来，把巨额财富带回到我在大理石拱形牌楼处的“柏林地下防弹室’法。
　　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我在每个箱子里放了一千英镑面额为十英镑的钞票和战时生存所必需的医药用品。每个箱子里还有三种不同成分的兴奋剂各五十粒，及五支卷好了的大麻香烟。锁好每只箱子，编好号，最后我落下了庞大的一串钥匙。当战争在我紧锁的门外和遮黑了的窗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我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了这一庞大的任务。在我昼夜忙碌的时候，惟一缺少的就是防空警报的尖啸声。
　　和一个神经完全错乱的疯子一样，我开始把这些箱子成在伦敦各处的房子里。这件事用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的神智进一步崩溃。为了藏放这些装了钱的箱子，我租房子，住到朋友或任何让我去住的人的家里，只要能够进入阁楼或闲置的地下室就行。在我吸毒后晕晕乎乎的脑子里，我想的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我总可以有办法把钱弄回来。就在我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伦敦肯定还有许多房子的阁楼上藏着钱和毒品。
　　我把头发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用假名在银行里开了十几个新账户以藏匿更多的钱。我已接近永久性精神错乱，比起我来，在地下防弹室里的希特勒一定感到很安全。当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以后，我把自己锁在了公寓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一连几天我独自坐在位于四楼的黑黑的“柏林地下防弹室”里，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小短腿来的，他威胁说，要是我不给他更多的钱，他就要把我的老婆。孩子、克拉拉和艾伦都杀掉。我害怕他们出危险，把一半的牙买加大汉安排在汉密尔顿台地克拉拉家、格洛斯特路艾伦的公寓和布莱克希斯卡米拉家外面进行二十四小时守卫。整夜的时间，在吸足了专以后我驱车经过他们的房子，检查坐满了黑人守卫的汽车。我脑子里一片糊涂，只有吸食更多的毒品，如果还有可能再增加的话。
　　由于担心孩子们的安全，第二天的上午我决定把她们迅速而秘密地搬出伦敦。两周后我在梅登黑德附近的布雷买下了一所六个卧室的住宅，一家人在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情况下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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