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一命呜呼，我非常害怕。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我迫切希望得到上帝的党总，便重又开始整夜到火车站去送钱给流浪者。我不再把自己看成耶稣，而是一个当代罗宾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教掉的越多，每天流进公司的钱也越多，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反正已经成有了巨大的财富，怎么着都没什么关系。
　　在非洲的比夫拉发生了大饥荒，我感情上受到很大震动，决定单枪匹马去拯救世界。我捐了一千英镑给救灾基金，中止了正常的经营事务，让全部工作人员不干别的，只去组织大规模的筹措资金的邮寄宣传品工作。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加上英国广播公司的捐款，我们筹措到了很大一笔钱。遗憾的是，对待我这一切善行的回报却是说不出门的轻慢和钻心的痛。当我把筹措所得交给“儿童救迹基金会”的总部对，那个职员仅仅说了一声“谢谢你”，给了我一张收据。一张该死的收据？对于我这样一个感情饥渴的人来说，这根本没有用！我需要奉承，荣耀，而不是该死的收据！在这次失望之后，我把以后所有罗宾汉式的工作局限在了酒鬼们身上。流浪者不写收据，他们当而赞美我。
　　大约这个时候，我和克拉拉的恋爱开始了。她是一个有名的体育评论员的女儿。我是在几个月前她为杰克工作时认识她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她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有趣的姑娘。她和我认识的别的女人很不一样，极其聪明，很自信，和她在一起很有意思，床上床下都如此。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爱上了她。她是第一个我确实喜欢与之相处的人。我总是叫她“乔治”，不知怎的这使我感到更安全，能使我克服对女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克拉拉是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她在外形上甚至都和我以前深色头发的女朋友不同。她出身于一个上层家庭，母亲定期参加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游园聚会。对于接受过私立学校教育、结交的都是彬彬有礼的朋友的克拉拉来说，有我这样一个“银行劫匪’精人具有一种全新的吸引力。比起和有闲的上层社会年轻的名流一起打打壁球来，与我及我的团伙朋友一起的夜生活对于她可就有着天壤之别了。
　　如果说我是罗宾汉，克拉拉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使女玛丽安。我们彼此真有好感，很多时间都在一起，或在我的公寓，或在她家位于汉密尔顿台地的五层楼的宅子里。许多个周末我被邀请到她父母的周末乡村别墅去过夜，尽管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克拉拉的父母对我总是很和气。这是两个爱护子女的爸爸妈妈，我看着克拉拉的兄弟们，羡慕地想，他们不必用论提包的办法来获得父母的注意。克拉拉是我找到的最接近于真正的爱的人，事实上，如果我没有毒瘤，她很可能会成为我真正的爱。可悲的是，尽管她对我有着极好的影响，我的毒瘤注定了我这段半理智时期不会延续很久，很快狂野的阶段又开始了。
　　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才会愿意和一个危险的心理变态，而且又是吸毒成癌的、像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我遇见布赖恩·克利福德的那一天就像是一头吸毒的公牛遇着了一块举起的红布。我并不需要钱，而且我甚至也不需要和他说话，但是我说了。通过他我被迫参与了更多的犯罪，招来了一大堆麻烦事。我整个的生活像疯了一样。我的公寓里全是一车车偷来的香水、香烟、红酒等等，简直就像是（雾都孤儿）里费金的贼窟。
　　布赖恩·克利福德在黑社会犯罪圈里被称做“小短腿”，因为他是个有两条小胖短腿的矮个子。他波浪形的黑头发梳成大背头，长得其实挺俊的。但布赖恩是个危险人物，正是他的心理变态的行为吸引了我。他那狂暴的脾气使得龙尼·克雷在对比之下像个女童子军。克雷兄弟遵循的是伦敦下层社会的行为准则，只攻击其他流氓，而小短腿却没有任何准则，他会眼睛都不眨地杀死一汽车的修女或当地教堂的唱诗班成员。他不但是个恶棍，而且在情绪不对劲的时候够得上是个确诊的疯子。我是通过原来认识的一个撬门入室贼“猫约翰”在杰明街的土耳其蒸汽浴室里结识他的，第一次见面以后，布赖恩开始每天来接我到惠勒饭店吃午饭。马丁在一旁看着我坐上布赖恩的罗尔斯·罗伊斯，总是会说：“哦，阔朋友，宝贝儿。”
　　随后的几个月中，小短腿和我每晚带着女朋友一起交际。克拉拉并不知道真情和存在的危险，觉得一切都特别刺激好玩。有一次吃过晚饭以后布赖恩在沃尔沃思路他的办公室外面停住车，让克拉拉在车里等着，把我和他的女朋友琼带上楼去打了个私人电话。他叫我们坐在高背皮椅子里，我和琼说话的时候布赖恩离开了房间。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回来，他毫无警告地突然攻击起这可怜的女人来，给了她脸上一拳。他像恶魔般尖叫道：“你这母牛，屎罐子。”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后拽，割掉了她金色的长发，让她像个战俘营里的受害者的样子。我坐在那儿呆住了，一动也不能动。“咱们回家去，斯蒂芬。”布赖恩说着把刀子扔在了地上。他把我拽出房间，留下那姑娘吓得呆呆地看着撒得满地的自己的头发。几分钟后汽车经过巴特西发电站的时候克拉拉傻乎乎地问道：“琼在哪儿？”“洗头发呢。”小短腿答道，一面在后视镜里冲我怪笑。克拉拉在汉密尔顿台地下车后布赖恩把我带到摄政公园，停好了车。在头昏眼花中我听着布赖思陈述他最新的一包诡计。
　　小短腿很清楚他要干什么，在疯狂的表面下他有一个极会算计、非常聪明的脑袋。为了吓唬我，他开始详细描绘人死前一刹那脸上的神情。他列举了他进行过的谋杀，我恐怖地坐在那里听着。“现在说说我最高的一招，”他说着递给我一大叠百元美钞。“这些是假钞，但很容易能在银行换成真钞票，”他解释道，“特别是在国外的大银行中。”显然英国的银行已经意识到这批假钞的存在。“你的作用就在此，”他拍拍我的膝盖说，“明天早上我们到瑞士去，而你，我的朋友，要和我们一起去换钱。”如果出了事，我是他们献出来让人抓住的替罪羊。我惊愕得回答不出来，而且和平时一样，我处于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同意和布赖恩及他的帮手一起搭早班飞机赴苏黎世。
　　一小时后当我回到公寓时，恐惧感攫住了我。我十分惊慌，因为我相信一旦我们换掉假钞，小短腿和他的疯子伙伴肯定会把我杀掉。这些贪婪的杂种决不可能把他们的收益分给我。我吞服了更多的兴奋剂好想得清楚一些。有安非他明在我脑子里流动，我不久就找到了如何从瑞士活着回来的办法。我要带一个我认识的末流恶棍和我一起去。我的计划是通过在最后一家银行把一模一样的两个公事皮包换一下，把钱转到我的同伙手里，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带回英国。这样一来，布赖恩为了弄到那笔钱，就不得不至少让我活着回伦敦。打了几个电话后，我雇好了我要的小流氓，秘密地替他订好了我们去苏黎世的那班飞机的机票。
　　吸足了毒以后，整个事情突然变得像小说里那种紧张激动的间谍玩意。第二天早上，就像在活生生的詹姆土·邦德的电影里似的，我和布赖恩及其帮手坐在一起，我的同伙隔着两个位子坐在后面，拿着一只一模一样的公事皮包。着陆后，他的出租车跟在我们后面直到苏黎世市中心，我到几家银行把假钞换成了英镑，不久我的公事皮包就鼓鼓地装满了英国纸币。那天下午当我们离开最后一家银行时，我的小流氓居然奇迹般地仍跟在后面。
　　这时，布赖恩把我带到最高级的饭店之一，我相信他就是想在这里杀掉我。在繁忙的接待处我放下了公事皮包，朝这时正戴着一顶可怜巴巴的浅顶花呢帽和一副墨镜的同伙挤了挤眼。他拿起我的皮包，搭下一次航班回到了伦敦。
　　一切都像是场幼稚的玩笑，我兴奋地欣赏着这一出戏——就是说，在我们到达房间以前。布赖恩听我说完所干的事后并没有叫喊，他变得十分沉默，但他眼睛里的神情说明了一切。他喘着粗气，不理睬我，转向他恶狠狠的同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调换了皮包，调换了皮包。”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鼻翼一动一动，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终于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微笑着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干的。让我们回英国去，把钱分成四份。”他想只把我应得的部分中的一小点给我，骗我说钱的一半得给制作假钞的团伙。我们在瑞士不声不响地过了一晚，然后搭清早的航班回到了希思罗机场。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感到非常得意，转向布赖恩说：“木，我的小个子朋友，分成两份。我们对半分。”早晨的安非他明劲头正大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特别是在波音707的安全环境之中，我心里想：“现在我说了算。”是我身体里的安非他明在说了算。
　　抵达希思罗后，我傲慢地叫布赖恩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到我的公寓去拿他那份钱。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安排好让摩西和另外五个牙买加看管人员到我的公寓来给我以精神和体力上的支持。那天晚上我从小无赖徒弟那儿把钱取来，回到西摩街，在和小短腿斗最后一个回合之前好好睡上一个晚上的觉。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真正的麻烦开始了。西摩街的公寓很小，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卧室里挤着六个默默警戒着的大个子牙买加人。我已经吸足了毒，但当我走在过道里时，最后还是又吞下了一把药丸以增加勇气。我把门打开，准备着布赖恩拿枪比着我，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是卡米拉。
　　她更漂亮了，具有难以抗拒的勉力。正像一袋海洛因对于一个吸毒的人那样。我很快把她领进客厅，关上了门，说：“在这里等一等，有个重要的客人要来。”在惊慌失措中我把两个门全锁上了，结果牙买加人和卡米拉都出不来了。顷刻间门铃又响了，这回是我的小布赖恩，样子挺和蔼，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狠毒。在我给他的钱数问题上我们吵了起来，他开始威胁我，于是我打开了卧室的门，放出了挥舞着刀子的牙买加人。布赖恩站在那里，毫不在乎，争吵着要更多的钱。我心里琢磨，要不要把卡米拉放出来试试？
　　古怪的是，这时候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卡米拉对这一切的反应。这时她已经在颐门了，在房间里大叫：“马上把门打开。”“你最好赶快走，”我对布赖恩说，一面冲锁着卡米拉的门点头，“你先把这钱拿去，我们再找一天谈这事。”他摇摇头，大叫道：“我简直没法相信这一切。”但奇怪的是，说完后他居然就走了。卡米拉的砸门声越来越响。我给了摩西一千英镑，把他和他的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打发回诺丁希尔门。关上大门后我松了一口气，开了客厅的门，发现卡米拉非常生气。我们谈了一会儿，但我怕克拉拉会来，就带卡米拉到炊伯兰饭店去喝点饮料。按着我痛君子的本性，我邀请她下周和我一起到爱尔兰去。
　　几天以后，卡米拉和我在菲什加德上了渡船。我要去见一个有名的撬保险箱的贼，我姑且称他为奥格雷迪。我新近购得了一座楼房，打算从那里挖条地道通到附近的银行去。
　　到达栋拉雷后我们住进了埃尔芬饭店。我把卡米拉留在饭店里，没有立即进行和解的谈话，只身去到都柏林。
　　我想再访格雷舍姆饭店。这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的同性恋珠宝贼朋友绅士乔治把我独自扔下的那家饭店。我站在奥康奈尔街上，呆呆地看着这巨大的旅馆，当思想从过去转到将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脑子里开始出现了未来几年中在我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幻象。这种预感令人恐怖。
　　那晚我想要停止吸毒列车，赶快下车，但是却做不到。现在车速已经太快了。我已被毒瘤锁定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消失在车窗外面。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奥格雷迪，在他的游艇上度过了一天，为的是能私下里讨论些事情。卡米拉在顶层甲板上作日光浴，我们在下面船舱里谈话。我们坐在那里，阳光从舷窗照射进来，当时我已经能够看到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两个悲惨的罪犯：一个无法停止吸食兴奋剂，另一个不歇气地喝威士忌。总之，我们不是可靠的一对，但尽管如此我们讨论结束时，两个人对一切都晕乎乎地表示了同意。在开回岸边去时，快艇正在全速前进之际，烂醉的奥格雷迪在驾驶盘前失去了知觉。只差二十码就要迎头撞上港口护堤了，我扑到他身上，设法把小船调转了头。
　　回到旅馆后，卡米拉和我仍惊魂未定，决定多住上两天。就在那晚，我们同意再给我们俩的关系一次机会。这是愚蠢的，注定会失败。我知道这事肯定木会成功，就尽可能拖延搬回去的时间。浪漫的梦想比生活的现实要容易相处得多。
　　第二天早餐时，我们遇见了鲁浪特·克罗夫特一库克，他是个有名的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刚看过一本他写的书（从门进来的狼）。我发现这个老人及他和有名的罪犯一起的经历非常有趣。我们一直聊到半夜，第二天鲁四特宣布说他想和我一起回伦敦去写我的故事。我晕乎乎地同意了。那天下午我和我那撬保险柜的窃贼朋友安排好几个月后再见，告了别，就和卡米拉及鲁用特上了渡船。
　　回到英格兰后，卡米拉坐出租车回家，我把鲁拍特带到我的公寓，公司里的两个高级职员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他们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巴克利银行宣布结束我们公司的账户。这事很奇怪，因为我们在银行一直有结存，而银行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结束盈利的账户的。也许他们听到了我和犯罪界有联系的风声，怀疑我在洗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公司已经有了未来十二个月的长期定单，从中可以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将使我成为一个合法的百万富翁。我那份在兴奋剂作用下制订的、长达七百三十页的总计划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我严重的毒瘤也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可怕的吸毒已是止不住的了。
　　鲁用特和我一起呆了几天。但是我实在太忙，不得不取消给他讲述我生平故事的计划。“等我把一生过完了再来吧。”我驱车送他到希思罗机场搭飞机回都柏林时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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