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从马耳他传来的消息压倒了我。罗丝安娜，卡米拉的大妹妹当时正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照着几天特莎。卡米拉和我在震惊中驱车到了伦敦机场，想尽可能搭下一班到马耳他去的飞机。我们得照料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们。
　　在希思罗机场我把卡米拉留在酒吧里，自己去安排机票。机场拥挤不堪，我在售票处排队时，突然在机场的喧闹声之中听到了卡米拉在叫我，声音里充满了惊慌。“妈妈死了，斯蒂芬，斯蒂芬，帮帮我／我抬头张望，但是在人群中看不到她。我又一次听到了这尖叫声：“妈妈已经死了！”
　　我已经有三整天处于毒品引起的亢奋之中，现在感到浑身麻木。售票员转向我，说：“下一位。”可是我只是尖叫着：“现在他妈的太晚了。伊莎贝拉已经乘上了去天堂的航班！”我回转身，推开拿着箱子的人群，又听到了卡米拉的叫喊声。我跑到大厅的另一侧，看见地趴在二层的玻璃栏杆上失声大哭。
　　啊，上帝啊，真的发生了。伊莎贝拉死了！
　　麻醉兴奋剂控制住了我的眼泪，在极度亢奋中我哭不出来。我很爱那个女人，但是现在我得帮助伤心欲绝的卡米拉。在悲痛的打击下，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去拯救在马耳他某地的三个孤零零的孤儿。
　　我集中起兴奋剂浸泡下仅有的一点理智来处理目前的局面。我对卡米拉说，我去马耳他把她的妹妹接到英国来和我们同住，她则留在家里。我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毒瘤已经很深，自己也需要帮助，肯定不适合做孩子们的监护人。
　　我定好了晚些时候的班机，把卡米技扶上了汽车。她伤心之极，在我们驱车回家的路上哭得非常厉害，使我对她的安全很不放心。我拼命想让她平静下来，便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在上帝感召下的独白。脑袋里有了兴奋剂给这出戏加油，我向她解释说死亡是种无比奇妙的旅行，是去到我们在天国的家园的最终放行。“你母亲的心在你父亲死后就已死亡。从那时起她只是为了孩子们活着。”我对她说。我指着天空说：“看呀，你妈妈就在那里拥抱着你的父亲。上帝正在向他们把手，让他们进去，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快乐。”我对天国至福的描绘一直继续到我们在家门口停下车子。这些活起了作用，卡米拉似乎平静多了。罗丝安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沉默无语。幸运的是，一位邻居主动提出陪伴她们，因此很快我就再度离家到机场去了。
　　怀着在兴奋剂之海中浮游的感情，我驱车离去时高喊道：“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一定要拯救那几个女孩子！”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更为糟糕的状态下乘飞机到马耳他去完成“救世主使命”。在卢卡的机场下飞机后，我在吸毒后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坐出租车穿过全岛到斯利马伊莎贝拉的新家去。公寓的门锁着，谁都不在家。当时已是正午，我站在街上，在火辣辣的阳光照晒下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头昏。便坐在了马路边上。这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用马耳他语和我说话。他认出我以前来过马耳他，便把我领到一家拥挤的酒吧中，他和那儿的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看我。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听到他们几次提到“伊莎贝拉”这个名字。有人递了一杯东西给我喝，但我非常恼火，就大叫道：“这不是什么该死的庆祝活动。那几个孩子在哪儿？”我跑回大街上，一个女人站在阳台上喊住我：‘“英国人先生，等一等，我来告诉你。”她走下楼来，解释说女孩子们在一个街区外，有人在照顾她们。她把我带到一条很窄的、坡度很陡的小街的头上，又长又平的台阶一直通到山下。“姑娘们在下面喷泉旁。”她指着下面说，然后回过身子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伊莎贝拉前一天晚上刚刚去世，还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她们。命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高高的建筑物之间晾着洗过的衣服，好几家商店外面堆放着水果。我走过一个在清洁门外台阶的女人，正在我感到似乎已经走了很久之际，突然停下了脚步。那三个女孩在前面一个小广场上玩耍，还没有看见我。我不能哭，我心想，一面练习上帝感召下的第二个独白。“你们的妈妈在天堂里了，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呢。有鸡蛋，好多好多鸡蛋。”见鬼，听上去得真实才行，我走近她们时自己在想。我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就含着眼泪躲进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我要付钱，但是老板只是摆摆手，意思是他不要钱。他知道我为什么到了那儿，他又给了我一杯酒，拥抱了我，把我送上了一生所走的最漫长的路。这时，村民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个为伊莎贝拉的孩子们而来到此地的英国人。我步履蹒跚，但高昂着头慢慢向她们走去。
　　广场突然就空了。人们让我和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姑娘们坐在喷泉的台阶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她们看见我时抬起头来齐声问道：“妈妈在哪儿？”我摇摇头在她们身旁坐下。太阳仍旧火辣辣地照晒在我们身上，我开始了我的故事：“妈妈现在在天堂里了。”孩子们怀疑地瞪着我，但专注地听着一切细节。在兴奋剂产生的虚幻境界中，我像个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开始用她们的粉笔画图。“这就是你们在天堂里的爸爸妈妈。”我指着图说，“这就是他们有鸡蛋的早餐。”“那么多的鸡蛋！”路易莎说道。约瑟菲娜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她和劳拉一把抓住我，痛哭起来。我抬起头，发现路易莎穿过空旷的广场走了开去。“你为什么今天到天堂去？你不能以后再去吗？”她望着天空喊道，一面向我转过身来，“她为什么今天走？”“我也不知道！”我生气地答道。“那该死的时间表在上帝手里！”路易莎缓缓地走了回来，在我身旁坐下。她始终没有哭。
　　我们坐在喷泉分的地上，拉着手围成一圈，就这样坐了很久。村民们都不来打搅我们。时间停止了，兴奋剂、酒精和烈日开始对我产生作用。我往后一靠，闭上眼睛，短暂地睡着了。醒来时我看见酒吧老板和别的村民全都围着我们站在那里。好几个女人在哭。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兰地，拉我站了起来。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吻了吻孩子们，然后把伊莎贝拉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我。
　　我谢过众人，和三个悲伤的小姑娘一起向公寓走去。伊莎贝拉就是在这里卧床多日，整个公寓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床单摸上去还是湿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不能在这儿？我想道，很想大叫几声。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公寓里空落落的，这么多东西都不见了。后来有个邻居来告诉我，孩子们伯父家的人那天早上来把东西都弄走了。“那帮杂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大喊道。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伊莎贝拉的遗体在哪里？谁来埋葬她？
　　我坐在那儿，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使我不知所措。这时我听见从下面街上传来了叫喊声。我从阳台上往下看，认出是伊莎贝拉的父亲，便下楼去迎接他。他是个大约八十岁的结实的老人，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两手抓着我的肩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用马耳他语说着什么。突然他撒开了手，捏紧拳头，倒在我的脚下死了。“啊，见鬼，不！”我尖叫起来。怎么啦？为什么人人都在死去？村民们很快集合起来帮助我，把孩子们带开不让她们看到这情景。后来，为了平静下来，我把她们带到海边，往水里扔小石子儿，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谁也没有多说话。
　　现在我应该集中力量带孩子们离开岛子，但在我神智错乱的脑子里，觉得首先要和她们已故父亲的哥哥，她们的伯父托尼算账。以前伊莎贝拉曾写信说过托尼如何骗去了他父母遗嘱中属于她的那一份。她丈夫去世后，她悲伤过度，没有和他去争。我在吸毒后的亢奋状态下，要去为她报仇。要是有一支枪，我就会像约翰·韦恩电影里的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把他打死。幸亏我没有枪，那晚，我带着三个脑子里一片糊涂的女孩穿过小岛去到她们伯父的酒吧里。
　　出租车停在村子的广场上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让女孩们在我前面光着脚走进酒吧，我跟在后面像个喝醉了的亡命徒，叫嚷着：“这些是你弟弟的孩子吗？看，她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你这个杂种！你骗走了她们应该继承的遗产！”我不断怒骂着。“我要炸烂你的酒吧。炸烂整个该死的村子。”我本意是好的，可我是个有病的痛君子，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增加了刚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小姑娘们的惶惑，没有能为她们争到钱。她们本应在床上睡觉的。最后，在进一步说7许多威胁的话以后，我把孩子们带回了公寓。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埋葬伊莎贝拉的事，我要给她最好的一切，给她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葬礼用了六匹黑马拉的马车，钱都是我付的。到安葬的那天，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人简直不像个样子。我独自到殡仪馆去看伊莎贝拉的遗体，要和这个爱过我的女人告别。她脸色苍白，好像编在了一起，但神情平静，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照顾好我的小女儿们。”一个神甫走了进来，默默地握住我的手，一起祈祷。
　　一小时后我和孩子们一起站在殡仪馆门外，看着伊莎贝拉的棺材抬上了马车。太阳更热了。我听见有声音在天上喊道：“斯蒂芬，斯蒂芬，照顾好我的孩子！”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昏倒在了大街上。
　　一天后我在一个邻居的家里醒了过来，看到小姑娘们脸朝下看着我的脸。“我们要去找卡米拉。”她们都大声说道。这时我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她们没有护照，以前都是依靠母亲的护照旅行。由于我不是她们的法定监护人，不会允许我把她们带出岛去。以后的三天里我几次到所有的官方机构去，徒劳地想搞到她们的护照。我甚至去见了马耳他的总督明托夫。他解释说他没有力量帮助我们，事情要到法庭上去解决。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的“将来某一天”的作风，下次开庭是在三周以后。在兴奋剂的亢奋中，加上心烦意乱，我一把抓住了明托夫，开始对他进行威胁。马上有两个官员把我拉开，叫来了警察，警察把尖叫着的我拖了出去。他们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被打败了。这一回，一切的虚张声势都帮不了我。我剩下的只有上帝了。我跪了下来，闭上眼睛开始祷告。一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祷告已经应验了。
　　一个女人带着那三个小姑娘站在牢房门口。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斯皮图娜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我来帮助你，”她隔着铁栏和我握手时说，“我帮你搞个护照。我有亲戚在移民局工作。”
　　警察拒绝放我，但是允许孩子们进到牢房里来。她们头一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非常疲倦，不久我们就都在牢房的地上睡着了。几小时后一个微笑着的斯皮图娜小姐叫醒了我们。她向我们挥舞着的护照上面，三个孩子的脸照在一张相片上。“严格地说这是无效的，但是它能使你们离开这个岛。”她解释说。我付了罚金，钱直接落进了警察的腰包，牢房的门开了。我们放下心来，走出牢房，来到阳光之下。
　　在离开马耳他去英国之前，我想让孩子们的外婆最后再见她们一次。她现在又老又病，可能不会活着再见到她们了。
　　我们到瓦莱塔一家大商场里去购物，给女孩们从头到脚穿上了新衣服，黄色的裙衣、黑色的漆皮鞋和白短袜。最后我给她们买了鲜红的大衣和与之相配的贝雷帽。伊莎贝拉的女儿们看去就和公主一样。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小村子去看老太太的时候，领着她们的却是个吸毒亢奋的王子。
　　到她家时，另一个老年妇女开门让我们进去了。老外婆坐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的床上和我们打招呼。她拥抱了每一个孩子。村子里别的孩子从窗户外向里面张望。最后老太太招手让我过去，他吻了吻我，用马耳他语说了句什么。
　　在飞机上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劳拉无法理解死亡是永恒的事，她转向我，问妈妈是不是已经在英国和卡米拉在一起了。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拥抱着她，又吞下更多的药丸，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坚持住，别哭，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我对自己说。在英国护照检查处我们碰到了我预见中的问题。那位官员看了一眼护照就离开去找来了他的上司。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我许多问题，但鉴于这种悲惨的境况，他终于睁一眼闭一眼地让我们进了关。最后我总算取出汽车，把三个疲累不堪的孩子带回家中卡米拉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卡米拉就要像母亲一样把她ffJ抚养成人。
　　对于卡米拉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她自己才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值得永远赞扬的是，她干得很出色。
　　伊莎贝拉的女儿们总算安全了。她们一起长大，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里。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中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结了婚，看着彼此的子女长大。这一定会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
　　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床上安稳地熟睡以后，我独自来到花园里，仰望苍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该轮到我哭了，我等得够久的了。
　　我曾爱过那个女人，伊莎贝拉曾爱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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