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经四年了。对于以摆脱城市喧嚣、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旅行来说，总会在心头留几枚风景，即便事过一年也令人怀念。但我的天草下岛之旅却与之不同，三个多星期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给我的是愈加强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知道，我关于海外日本妓女的报告是非写不可的。然而，四年来我却什么也没写下。
　　在这期间我曾发表过其它文章，只是对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这除了担心文章发表会给阿崎婆等人带来麻烦，还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反省自己：这颗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无声控诉给紧紧地抓住了吗？除了经济的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问题，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后的今天，我决心动手写天草之行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所剩下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区？我将海外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认为追寻它出现与存在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底层女性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谓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贫困，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天草农民的赤贫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时代，她和一家人“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艰难度日。她的母亲再婚后兄妹三人的日子就过得更难了。寒冬腊月，装红薯的桶里空无一物，仅靠一点点麦皮芋汁维持生命。住房从大到小，小的房子里边蹋蹋咪也没有，只好拾点枯枝败叶来烧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满脑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显然，不但阿崎兄妹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艰难，甚至连村冈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贫穷。那么，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贫困只是由于天草自然条件的恶劣吗？还有什么重要原由吗？
　　众所周知，作为岛的天草，从总面积来看是足以独立经营的巨岛。但岛内山连山，虽然并非高峰，却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开垦梯田，故有“在天边耕种”的说法。天草的土壤受对岸岛原的云仙岳火山爆发后降灰的影响，自古贫瘠，因而生产力极低。
　　既然土地条件不好，那就应该利用四周的海洋资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于潮汐的关系，鱼群极少南下，渔业难以发展。
　　确实，谁也无法否认，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天草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无视天草的社会条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实际起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天草古时候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略去不讲。不得不说明的是，据记载，德川时代的天草曾经因收成好而税率极高。
　　据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谱》、山口修著《天草》等书记载，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时，曾将天草两岛作为关原合战战功奖，赏给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泽志摩广高。当时全岛农业收成高达三万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计有五千石，实际农业耕地有四万二千石。众所周知，德川时代的租税是以米麦等现物为纳贡品。税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计算，天草的普通农民每年要交年贡一万八千万石。
　　如果土地的生产率高，耕种面积广的话，这样的纳税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条件极差，农民纳完税后维持再生产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粮极少。据传教士说，天草的农民现实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宽永十四年因贫困，岛原、天草的群雄暴乱迭起。
　　岛原、天草之乱后的代官铃木三郎重城就任时最大的业绩就是力图修正税率，向幕府要求将一万二千石的征粮数减半。重城最后的手段是递交请求书的同时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诚。因为天领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体现者，重城的提诉和切腹是由于他作为代官认为，不适当的高租税是天草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税过重，天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激增。
　　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和幕府内部文书的记录，征伐岛原、天草之乱虐杀者无数，以致使当时的人口减半，特别是岛原半岛村村人烟稀少，处处可见飞鸟行走。于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领及九州话藩施行强制性移民政策，持续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外国人岛者增多，江户、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离岛相当困难，于是天草人口剧增，据统计，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间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当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上升，反之则人口增加只能导致岛民的贫苦。明治维新使社会产生大变革，天草岛的农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来，但最终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将租税形式由纳贡的现物改为纳金而已，税率并不曾减低。
　　当然，天草的农民们已经改变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状况。但如果说明治改变了什么，只有一点，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压，出岛与归岛自由了。
　　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德川时代相比，随意出岛与归岛确实获得了一大自由。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贫困，自然争取出岛，以求自家的脱贫。
　　天草农民的男性到九州出卖劳动力，女性干什么呢？有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的，有从事非技术劳动的。但多数天草女性因家庭极贫，需要多额金钱，只好出卖肉体。
　　适逢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为对长期锁国的政策之反动，出现向海外打工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是到海外赚钱胜于内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离中国大陆、东南亚距离近，不像本州人那样对海外抱有隔绝感，所以卖身的天草女性拥向中国大陆、西班牙及东南亚。所谓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岛出身的海外卖春妇诞生了。
　　这些海外卖春妇的产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由于德川封建时代及近代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不但是天草的问题也是农村的女性问题。进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体女性、近代日本社会中女性存在的问题。
　　举例来看，如东北地区产生的制造业纺织业女工。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盖期，生产力低下，租税高，自古蔓延弃儿的恶习。现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当时残留下的痕迹。进入明治时代，制造业纺织业兴盛，需要大量女工，随之出现女工劝诱人。工场和女子学校、茶道、花道场所的条件相反，“工场像地狱，主人像鬼，周围汽车乱转”，在那里生活“比笼中鸟比下监狱还要苦”。
　　又如北陆地区农民的贫困原因，除了积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加上在大地主间隙扩张起来的布教，即净土真宗的信仰。于是，这一带的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
　　天草的海外卖春妇的出现及制造业纺织业女工、越后艺妓等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出现，不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出自社会原因，国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于未然。社会、国家本来是因为人类经济性精神性的生产行为方式的需要，个体需要生活保障才产生的。救济受苦人本是它的职责。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国家都没有解决底层女性及农民穷困的根本问题。相反，近代日本国家为了自己的强大，甚至侵略诸国，彻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锁国政策维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产业革命终结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在货币价值高的明治、大正期，这笔外币对富国强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看来、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国家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这个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种苛酷的政策。日本国家于大正期决定废娼，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使日本国家外汇获得濒于危机。于是，日本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这是日本国家给她们的礼物——海外废娼令的实质。如此看来，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我们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倾听日本底层女性的呻吟，对她们寄予真挚的同情，必然对不考虑民众、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国家质疑。
　　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时，向它献媚的卖春妇如雨后春笋。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签订对日和约的日本作为独立国之后，冲绳却还是美军基地，而在基地周围依然活动着许多“特殊女性”。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服务对象同样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卖肉体这一点，与所有妓女一样。现在的特殊女性不再远渡海外，但对象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像这样的现代妓女，没有人生理想。她们因恋爱失败自暴自弃，理由往往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而对人生绝望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理由，但从根底上看，很少是个人因素而大半是社会原因。社会原因的后面潜藏着贫困问题。读读目前为止出版的几本妓女手记集——大河内昌子编《吉原（妓馆区）》、五岛勉编《日本的贞操》等，对此问题便会有所了解。
　　那么，她们的贫困原因是什么所造成的？是因为她们及其家族的怠惰吗？不，主要是因为现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数垄断资本家而鄙薄农民的政策所致。解决现代的妓女问题，必须解决民众不得不卖身的贫困问题，必须改组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进一步而言，必须变革现行的国家社会体制，建设真正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贫困，现代妓女——活动在冲绳及日本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妓女们就会消失，日本的民众及女性全体才可能获得解放。《女性主义》一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原理指出：“包括卖春问题的女性问题现已成为人们头疼的、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并非将女性问题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后已经四年岁月的流逝，这四年间想写却为什么没写呢？执笔到此，闭目沉思，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图景。高耸出平坦的民家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镜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坛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农妇……
　　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及，那位老农妇的长久的深深祈祷的真意是：消灭人间的原罪，将人们救出贫困。海外妓女和老农妇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杆枝条。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让她们享受常人的幸福呢？为了这一天的实现，我写“天草”，谈“妓女”，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眼前不能不出现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祷的老农妇的身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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