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车很快就停下了。从坦弗兰开出后，汽车仅仅行驶了半个小时。卫兵将他们赶下车。弘子猜不出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卫兵告诉她提着箱子和其他妇女一起下车。
　　下车后，她才发现他们被送到圣布鲁诺车站，那儿停着一列火车。很多人在卫兵的枪口下被从其他车上赶下。人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敬语、没有解释，气氛压抑，卫兵们的脸上露出仇视的神色。她和几十名妇女一起被推上火车，没人看她一眼。列车上男女隔离，分乘在不同的车厢。她坐在木制的座位上，紧抱着箱子，双手颤抖。她敢肯定，他们将被送回圣弗朗西斯科，然后被驱逐出境。
　　火车很破旧，毫无舒适可言，车窗已被木板钉死，人们看不到前进方向。车厢里响起了耳语和小声的哭泣。车里没有孩子，多数妇女都认为她们将会被送进监狱或刑场，执行枪决。弘子坐在那儿，紧闭着双眼，心里想着彼得，尽可能不去想死亡。她不怕死，但为不能见到他、不能再投入他的怀抱、不能坦诉她对他的爱而感到心碎。火车启动得很突然，有些妇女跌倒在地。也许，她想，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也许死了更好些。她又想起她小时候外祖母教给她的一些人生道理，那是“义理”，即维护家庭荣誉的义务。这是她欠她父亲的荣誉，她应该成为具有自尊、坚强和智慧的人，带着骄傲和坦然走向死亡。她也想到“恩德”，那是对父母和祖国的义务。她默默地起誓，不管她有多么害怕，多么悲伤，她决不玷污家族的荣誉。
　　车厢里很拥挤。不久，温度开始升高。她后来才听说，由于客车车厢不够，军方便使用了一些货车来装运他们。几个女人呕吐起来，但弘子对这一切已经木然，她坐在那儿，仅仅感到悲伤。
　　夜幕降临后，温度降了下来。火车没有停，她想他们也许不是在圣弗朗西斯科被赶下海去，而是被从华盛顿州或洛杉矶驱逐出去。她知道，在战前，开往日本的海船还可以从这两个地方驶出。也许别人说得对，他们可能直接被送往刑场，死刑比驱逐更加简单。挨着她坐的妇女一夜都在为丈夫和孩子哭泣不停。她和弘子一样，都是日本国籍。她刚到美国，仅仅六个月，她和丈夫到美国投靠表亲。她丈夫从事建筑行业，是个工程师，他和武雄一样，在昨天被送走。她的两个孩子和亲戚一起，更早一天离开。她的亲戚和礼子一样，是第二代日本移民。
　　弘子一整天都没去卫生间。火车终于在半夜停下时，她有些憋不住了。车外很黑，四周没有房屋。他们在枪口下被驱赶下车，让他们去解手。附近没有卫生间，没有树，没有遮挡，还有男人看着。要是在一个月前，考虑到个人的尊严，她死也不会去的，但现在，她顾不得了，像别人一样，她不得不解手。她极为害羞地回到车上，团坐在角落里，仍然抱着自己的箱子。此时，她几乎想到这箱子还有什么可保留的价值。如果她被处决，她根本就不需要礼子放在她箱子里的那条裤子，或者她带着的厚毛衣，或她父母的照片。她还有一张彼得的照片，这是在武雄将照相机上交之前给她和彼得拍的。他站在她的身边，她那时还穿着和服，很害羞的样子。这似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她很难相信他们才认识三个月，更难相信过去的生活多么平静。他们在家里生活，开着汽车到处游玩。他们有朋友，有工作，有计划，有梦想。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
　　她昏昏欲睡，列车又停了下来。这时，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色，她不知道是几点钟。卫兵打开车门，车外冰冷的空气涌进车厢。她一下清醒过来，大家也都挣扎着站起。外面有人大喊大叫，他们看到更多的卫兵，他们在用枪指挥人们下车，人们赶紧照办。弘子在跳下车时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有个妇女微笑着扶了她一把。她的笑容就好像是在黑暗中闪出的一束阳光，弘子感到她并非孤独一人。
　　“上帝保信你。”那个妇女用标准的英语说。
　　“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有人在附近加了一句。这时，刺刀指向了她们。她们赶紧按照要求跑向指定地点。
　　弘子又看到同来的男人们，在远处，她还看到有房子，但很难说出他们现在的地点，她听到一个男人说这是座兵营。之后，他们提着自己的行李，在士兵的看押下走了两英里。一路上没有其他人，都是士兵。在寒冷的空气中，人人嘴里都呼出哈气。虽然才进九月，但他们感到像是严冬。
　　“你还好吧？”弘子问一个老太太，她好像是病了。说完后，弘子才从她的目光中发觉她听不懂英语。她又用日语问她，老太太点点头，有些呼吸急促，她告诉弘子说她有两个儿子加入了日本军队，在美国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她儿子已在一周前被迁往曼滋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带她一起去那儿。她似乎病了，但她一点也不抱怨。弘子好心地拿过她的箱子，帮她提着。
　　他们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一幢大楼。有些妇女很愚蠢地穿着高跟鞋，有些人上了岁数，走不快。男人们已经早到了，他们排着长队，在青年士兵的押解下快步如飞，而上了岁数的老人就只能勉强地跟在后面，但刺刀不会让他们掉队。
　　进入大楼后，弘子就看不到那些男人了。她们被告知要在这儿等待审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们都被认为是“高度危险”的人。她们将在这里一直等到自己的身份被重新确认。上尉的讲话简短、严厉。之后，她们被送进牢房。她们带来的有标签的行李被没收。当卫兵递给她犯人的号服并告诉她换衣服时，弘子感到十分吃惊。
　　她们再一次失去隐私，不得不在士兵的目光监视下换衣服。她蹲下身子，换上发给她的难看的号服，她极力控制自己难堪的感情。号服太大了，她和其他两人一起走向牢房时，就像是个小女孩。
　　牢房里有三张铁床，上面铺着草垫，在角落处有一个无遮挡的便池，窗户上装有铁条。太阳升起时，弘子站在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她不相信还有自己的生活，或再拥有自由，不相信还能再看到彼得。她转过身时，发现另外两人都在哭泣。她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目光凝视着窗外的群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还会被送到哪儿。这是她的归宿。
　　以后的三周里，她们每日三餐，伙食很差，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她们中没有人再出现在坦弗兰时的肚子痛。弘子感到好多了，她睡得很多，她下意识地将床上的垫子编成日本式的草垫。她还将能找到的一些小纸片折成纸鹤。同室的另一个妇女找到一些线，她们将弘子的纸鹤挂在窗前。
　　已经进入十月份，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谁也不知道自己或别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弘子听说男人中有人自杀，但妇女们似乎更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多数人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终于，一天，弘子被提审。
　　他们想了解她弟弟在日本的情况，想知道弘子是否有他的消息，她弟弟是否在战争开始后寄过信来，她是否知道他在日本空军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唯一的消息是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通过领事馆转给她的。她父亲说裕二参加了空军，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告诉他们裕二的名字、年龄，还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他。但她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做到不伤害他，两国在交战，他在日本空军服役，很难和他有接触。
　　他们问她父亲的情况，想知道他在大学教什么，他是否有激进的想法，或是否参与任何政府事务。她微笑着回答他们，他是个梦想者，他的想法有时甚至比他的许多同事都更加超前。但他不是激进分子，不介入政治。她将他描述为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对古代和现代史都非常感兴趣的人。她父亲的确如此。
　　他们又强迫她谈谈武雄的情况，以及弘子对他的行为、他的朋友、他的政治思想的了解。她说，据她所知，他只是个教师，是个好人，忠于家庭，她没有听到过武雄有任何反对美国的思想和话语。她强调说他一直想成为美国公民，他自己实际上认为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经过几天的审讯后，终于有一天，她早已想到他们会的，他们问起了彼得。她唯一担心的是怕他们听说或发现在坦弗兰那个小小的婚礼。她知道即便是那个象征性的、没有经过这个州批准的仪式也会给他造成麻烦。
　　她说他们是朋友，因为他是武雄的助手，常到武雄家来，她和彼得是这样相识的。她没有过多介绍，他们也没问。他们想知道她是否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们知道他来过信，并将他的每一封信都做了记录。她回答说收到过，但所有的信都被审查过。她说他的最后一次来信是在他离开新泽西的迪克斯要塞时写的，他说他将被派往英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服役，但从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将她的回答都做了记录。审问她的是两个年轻军官，他们不止一次点头，肯定她的回答。她讲的都是实话，无虚假内容，神情镇静。
　　“你想回日本吗？”
　　“我父亲希望我留在美国。”她轻轻地，十分小心地回答问题。此时，她已经不再害怕是否会被遣返，或被处决，她只想不玷污家庭的名誉，不伤害彼得。
　　“他为什么要你留在美国？”他们对她的回答突然很感兴趣，问到了事情的实质，不兜圈子，直截了当。
　　“他给我表叔来信，认为我在这儿更安全，希望我能完成学业。”
　　“你在哪儿学习？”他们看上去有些惊奇。他们以为她是个佣人，或是个农民，但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看法。
　　“我在圣安德鲁学院学习。”
　　他们马上记了下来。
　　“那么，你想回日本吗？”他们的口气似乎是说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他们就会送她回日本一样。但她不想回去。他们曾提出过将那些愿意返回的人送回日本，还允许那些已经加入国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送他们回到从未到过的日本。战时重新安置局也提出要给他们在战时军工厂安置工作，但多数人不接受，他们害怕被送往陌生的地区，害怕在那些工厂工作，怕会受到折磨。在集中营生活似乎好些，他们在那儿有熟人或亲属。
　　“我希望能留在美国，”她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我不想回日本。”
　　“为什么？”他们追问。虽然他们在互相开玩笑时说过她多么漂亮，但仍怀疑她。她有着十分吸引人的气质，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凡的举止。
　　“如果可能，我想帮助住在美国的亲戚。”她还想说她留在这儿的目的也是因为她有了彼得，但她没有说。她说她热爱美国，这是真心话，尽管她们被重新安置，她还是有许多理由认为她的确热爱这个国家。她还提到，她留在美国是她父亲的愿望，她要服从他的意愿。
　　后来，他们又回到彼得的问题上来。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彼得这么频繁地到坦弗兰来看他们，他们已将他到坦弗兰的事实记录在案，去过几次，每次多长时间。幸运的是，他们不知道每次彼得和弘子在一起时都干什么。联邦调查局已经在集中营那儿，在彼得去参军时，问过他好多问题，他们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弘子和彼得的回答完全一样。
　　“彼得要在参军前和我叔叔一起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批改很多论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完成。彼得曾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主任，我的叔叔以前是他的上司，”他们知道这些，点点头。“所以，他有很多东西要教给彼得。”
　　“他到那儿也是为了看你吗？”她没有否认，但也没有给他们多余的信息。
　　“可能，但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他和我叔叔的工作很多。”
　　他们点点头。在一周里，他们反复向她提出这些问题，问她是否忠诚于美国，或忠诚于日本。她说她没有政治观点，她仅为两国开战而伤心。对她来说，她没有明显忠诚于哪个国家的界限。她热爱她的国家，也热爱她的家庭，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加入任何军队。
　　她回答问题时镇静、自如、简洁、直接。一周后，他们将她的衣服、箱子和标签都还给她。她不知道将会被送到哪儿去，她的回答是否过关，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这是否意味着再次迁移或被处决。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自由。她会离开这个地方，被送往另一个地方。她和同牢房的人简单地告别，祝她们好运，然后被叫到外面去换衣服。她十分消瘦，但比来这儿时的一个月前要好多了。在监狱的一个月期间，她没有得到表亲的任何消息。
　　她和六名妇女、很多男人一起被送到大门外，她听到有人将他们说成是“忠诚者”。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过一条狭窄、长长的路，来到一座破旧不堪的兵营。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集中营，也可能是她曾经住过的同一个地方。他们进入铁丝网围着的区域时，她看到站在塔楼上执行警戒任务的卫兵，也看到四处活动的人们和玩耍的孩子，看到人们在楼间的土道上手拉手散步，到处都有生机和活力，人们在微笑，孩子们在快活地玩耍。这儿很像坦弗兰，但人数比那儿多一倍，而且一切井然有序。弘子环顾四周，松了口气。一个卫兵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号码，还有一个表明她住房的号码。她被安排在14C，她不知道将和谁住在一起。
　　“房子在你右边第三排，在学校附近。”卫兵自愿给她指路。
　　突然间，她感到自己已经通过了某种测试，已经进入到另一个层次。大概不会被遣返，不会被枪决。男人们对这种变化很认真，他们交头接耳，互相询问着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这儿一切都很神秘，就像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被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
　　她离开大家，沿着指定的路线走着。没有卫兵，没有同伴。这是她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独自一人，但感觉却好极了，用不着和别人讲话，不用回答任何问题，只有一个人走在路上。她知道卫兵在塔楼上监视着她，到处都是铁丝围栏，但和他们过去的六个月相比，这是自由的感觉。
　　她看到学校之后，很容易地找到了住房。那儿有一长排破旧的房子，上面标着人们称之为“公寓”的楼号。这儿住着很多大小不同的家庭，每家门前都有标记，还有人挂上了风铃。他们都住在封闭的房子里，不像在坦弗兰时住的马棚。她走着，看到一块写有“图尔湖欢迎你”的标语。一个月来，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在那儿，但也毫无意义。不过，还不能说一点没有意义，因为她感受到了自由。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手里抱着一个娃娃。她戴着一顶线帽，穿着一件厚毛衣，情绪低落，孤独地哼着歌，四处张望。她那伤心的样子令弘子难过。但是，当孩子抬起头来时，弘子马上吸了一口气，是苔米。
　　“弘子！”她大喊起来，投进她姐姐的怀里。弘子一下子泪如泉涌。“弘子！妈妈！”她大叫着。礼子快速跑了出来，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和一条围裙。现在已是吃午饭的时间，她在利用医院的午休打扫房间。
　　“啊，天哪！”礼子跑着，大叫。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由于抱得太紧，她俩都感到痛了。然后，她们又很快推开对方，目光中充满担心。“你见到武雄了吗？你去了哪儿？”
　　“我就在附近的监狱。”她指着她来的方向说，然后又摇头，她不知道武雄在哪儿。礼子听说过在附近有一个专为“极不安全的人”准备的集中营，人们在那里受到审问。她没想到弘子会在那儿，也不知道武雄是否也在那儿。
　　“你好吗？他们怎么处置你的？”礼子焦虑地问。
　　“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没见过武雄。”弘子肯定地说，“他也是乘坐和我们一样的车走的，他可能也在那儿。”有很多种可能，她们都知道。他可能到了曼滋那，或在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明尼道克集中营，或被送到其他州的集中营，可能是毒蜥河，亚利桑那州的波士顿，科罗拉多州的格林那达，怀俄明州的哈特山，犹他州的托巴茨；他也可能被送到更远的阿肯色州的罗瓦。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五个集中营相继开放。他们还在阿肯色州又建立了一个叫杰鲁姆的集中营，随时准备接纳被迁居人员。集中营之间有一些通讯往来，但必须经过检查。礼子不知道找谁去打听武雄的消息。毫无疑问，人们分住在不同的集中营，无法知道谁在哪儿，无法取得联系，在图尔湖，每天都能惊奇地看到有新人来。
　　看到自己的号码，弘子知道她将和礼子、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们进了屋，看到这儿只有两个小房间。礼子和苔米、萨莉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床上。另一个房间是客厅，晚上肯睡在这里。如果武雄也能回来，他会和肯住在一起，几乎没有弘子住的地方。但有的家庭人口更多，也都想办法住下了。人们不得不这样随遇而安，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被安排住在这里。
　　弘子发现她婶婶的目光里饱含着忧虑，她很消瘦，一直想急于得到武雄的消息，也挂念着弘子。
　　“萨莉和肯怎么样？”弘子着急地问。
　　“他们还好。肯到地里干活，这个季节没什么可干的。这儿有个商店，他帮着整理货物，我想让他有事可做。他本可以上学的，”她叹了口气，“但他不愿意去。”肯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极为愤怒，总是在说这是违反宪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其他的孩子，还有成人也这么认为。有些第二代移民要放弃公民权，返回他们从来没有回去过的日本。如果他们不想被关在集中营，他们只能要求返回日本，或者到战时重新安置局提供的、在很遥远的工厂工作，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他们不愿意回日本，但在集中营里，所受到的对人格的屈辱太过分了。他们宁可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冒险。
　　但礼子从未想过回日本，她知道武雄也不会回去，他们已经是真正的美国人，只能等待战争结束。“萨莉上学去了，她交了很多朋友。”这儿有好几个女生俱乐部，一个友谊俱乐部，还有音乐小组，艺术班，园艺俱乐部。他们已经在计划将弦乐队和管乐队合在一起，为圣诞节做演出的准备。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人们已决心不去抱怨，高扬起自己的头，使自己快乐，这令人难以置信。
　　礼子跟弘子讲述这儿的情况时，弘子流下泪来。他们是勇敢的人，所以她也无权抱怨，也不应该为彼得哭泣。她们相互看着，又拥抱。礼子又有了找回女儿的感觉，苔米怀里抱着娃娃，也和她俩拥抱在一起。苔米很高兴，弘子又和他们在一起了。
　　“现在就做娃娃屋，好吗？”她问弘子，那神情又像个九岁的孩子了，已不像几分钟前弘子看到的那么成熟和伤心。
　　“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材料。”弘子微笑着，低下头看她，紧紧握住她那双小手。
　　礼子又仔细地看着弘子，她比在坦弗兰时的气色好多了。那时她的胃病很重，还拉肚，她担心地问：“你的胃好点了吗？”礼子仍然像个护士，弘子感到有点意外。
　　“好多了。”她腼腆地笑了。几个月来没人问过她的身体情况，她感到孤独和易受伤害。她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怀，而不是被审问和回答问题。“你好吗，礼子婶婶？”
　　“很好。”但她在夜里常常因想念丈夫而失眠，除此之外，她从自己多年的护理经验中知道自己得了胃溃疡。她在设法克服困难。现在，条件还算说得过去，卫兵对人们友好，住在这个集中营的多数人还都比较出色，虽然有时有个别人抱怨，但多数和礼子岁数相仿的人，尤其是妇女，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条件。有些男人仍然不能适应，他们因不能保护好家人，失去工作，因对目前的情况无能为力而感到有罪；他们干体力活，削土豆皮，在冰冻的土地上挖沟，感到自己已失去应有的作用。这些工作与那些曾经是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教授、甚至农民的工作极不相符。他们感到耻辱。
　　老人们四处散坐着，回忆着过去的时光，用自己不灵活的手去触摸过去，但无法爱抚未来。唯有孩子们未受多大影响，除了那些患病和弱小的之外，多数孩子都已令人羡慕地调整到现实中来了，礼子有时认为十几岁的孩子们开始甚至喜欢这里了。孩子很多，总是在一起玩耍。他们在一起唱歌，演奏音乐或聊天，开心地笑，这使岁数大的人感到有些受不了。
　　“我在医院工作，”礼子解释道，“这很自然，这儿有很多患儿，有可恶的流感，近几周麻疹开始流行。”麻疹极大地危害着孩子的生命。孩子们病得很厉害，成人也不例外，不时有老人病倒。他们一旦病倒后，命运多半是死亡。在图尔湖的短短的一个月里，已有一些人死去。要是在别处，这些人的疾病可能不会危及生命。她极不情愿帮助做手术，这儿的条件极差，药品短缺，连乙醚都不够用。
　　“生活很艰难。不过，我们还得设法坚持。”她苦笑一下。如果和武雄在一起，生活会快乐一些。在整个战争期间，要是武雄一直不在身边，日子会是怎么样，她不敢再往下想。现在，谁也无可奈何。她希望他还活着，能活到他们见面。武雄不喜欢坦弗兰，她也有同感，但那时大家至少还在一起，可此时，除了祈祷和担心外，她想不出任何办法。
　　“自己帮自己吧，别在这儿生病，”她对弘子说，“别冻着，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离生病的孩子远一点。我每个月在医院挣十二块钱。”她微笑着帮助弘子打开行李，不满地看着她的衣服。在图尔湖，这点衣服根本不够用。“你最好参加一个编织俱乐部，自己织几件毛衣。”很难找到毛线，有些人拆旧毛衣，用拆出的旧线给孩子或怀孕的妇女织衣服。礼子建立了一个“妇科病房”，但他们不愿在妇女身上浪费乙醚或药品，要留给做大手术的病人，这很像原始治疗方法。
　　收拾停当后，她们来到室外冬日的阳光下。苔米告诉她，他们正在学校里为万圣节做准备。礼子和弘子在午饭后去医院上班，路上，她们顺便将她送到学校。虽然礼子提醒过她，弘子还是主动要求和她一起去医院工作。弘子认为那儿的工作比在厨房做饭更有趣，更有用。
　　礼子将弘子介绍给一起工作的医生，医生们很高兴，他们又多了一个帮手。他们发给弘子一件围裙和一顶护士帽。她的工作是整理病房，清洗染上血的床单和纱布，倾倒病人呕吐用的痰盂。快到下班时，礼子微笑着看着弘子。这时，弘子正站在病房外面，一副要呕吐的样子。
　　“对不起，这儿的工作不怎么好。”
　　“没关系。”弘子的声音有些沙哑，能出狱就已经很幸运了，她必须做力所能及的事。
　　几周以后，弘子开始习惯了，她帮助做令自己都感到可伯的工作，也渐渐能和病人谈话了。她是个热心的女孩，每个人都喜欢她。她流利的日语对住院的老年病人的帮助尤为突出，他们还特别欣赏她对日本传统的了解。
　　肯对弘子的归来表示高兴，因为他可以和她讲自己的烦恼。弘子每次都认真听他讲话。他跟她偷偷说他听到有些第二代日本移民要放弃美国国籍，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集中营，返回日本。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样做会伤他母亲的心，但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充满了仇恨，因为和他一样的美国人正在为自己的国家战斗，可自己却被关押在集中营。弘子劝他不要放弃国籍，也不要将他的想法告诉他母亲。肯最大的愿望是加入美国军队，但这似乎已经不可能。那些在他们被迁居前参军的人，已在军营中做了炊事员，有些还能在全国各地值勤。最近，立法部门已将第二代日本移民归为“不能服役的外国人”。因此，肯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不能参军。
　　弘子为能多次和他进行讨论而感到庆幸。肯只是在和别的男孩一起谈论他们被人利用时，才对弘子沉默不语。他的女友佩姬住在曼滋那，他曾得到过一两次她的消息，但两个集中营之间的通讯联系很困难，他们好像都生活在相互渐渐漂离的孤岛上。每个集中营都有各自的麻烦。
　　萨莉有时也有烦心的事。她已经十五岁了，自认为已经长大，渴望自由。她想和年轻人一起出去，但很多的同龄人却没有良好的家教，所以礼子不得不担心地经常检查她的交友情况，却很难收到成效。弘子和她谈过几次，谈到守规矩，听母亲的话，等等。但每次谈到这些，萨莉都极不高兴。她不喜欢弘子来做她姐姐，她用不着别人来开导。
　　“你才比我大四岁，”她抱怨说，“可你怎么这么傻！”
　　“我们不想让你遇到麻烦。”弘子语气坚定，她要求萨莉参加一个女生俱乐部，但萨莉认为俱乐部没意思。弘子参加了交响乐队，有时演奏钢琴，有时拉提琴。有空时，她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主要是折纸。她还答应，在春暖花开时和礼子的妇女俱乐部一起插花。
　　传来的战况也使人们极感兴趣。有些人设法弄到了一些旧报纸，弘子听说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战士们已与英军一起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法国在北非的维希政府已经投降。这是一次重大战役，弘子祈祷，希望彼得在战斗中安然无恙。
　　四天后，德国军队进入已占领的法国，意图十分明显，他们想镇压法国的反抗，但除此之外，在感恩节前再无其他消息。
　　那年的感恩节晚餐很简单。谁家也没有买到火鸡，有些人收到朋友的礼品包，有些人开始用工资按商品目录购物。目录是卫兵送来的，但很难买到足够的东西来做一顿真正的感恩节晚餐。他们仅弄到鸡、汉堡包和一点香肠，然而，他们仍然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感谢上帝。在放假前一天的夜里，孩子们都很兴奋。那天，又有一列车人被从曾是监狱的集中营送到图尔湖来，越来越多的人被从那里释放过来，他们被审讯过，没有发现忠诚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住到这儿。
　　感恩节的前一天是星期三。这天下午，礼子刚下班回家，正在帮苔米做作业。有人敲门。萨莉去开门，但却站在门前愣住了。礼子也看见了他，她大叫一声，飞一般投入他的怀抱。是武雄。他疲惫不堪，特别消瘦，头发比以前白了许多。他同样也被认为是“忠诚”的，除了两个月的小号牢房监禁外，他没有受到虐待。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礼子在吻他时一遍遍地真诚感谢。武雄将所有的孩子都抱在怀里。弘子看着这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分离，他还能有幸回来。
　　礼子像检查孩子一样仔细地看着他，将他搂在怀里，抚摸着他的面颊和头发，跟自己说这是真的，不是做梦。但当他和大家坐在一起时，礼子发现他已被发生的事情弄得精神崩溃了，其原因并非是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他们没有折磨他，而是他们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严和自由，甚至没有将他看成是美国人，也没有将他看成一个有权为国家做事的人。两个月来，他想的很多，和有些人一样，他也想到过回日本去，但他知道不可能。他不想回去，他已不再是日本人，而是完全被接纳的美国人。当他发现接纳他的国家不再需要他时，他感到心碎。
　　但他和礼子坐在一起，或和她一起去集体食堂吃饭时，武雄没有和她谈到这些。他缓慢的步履使礼子更加担心，她想知道他是不是病了，他只是说很累，她发现他呼吸困难，到了食堂时，他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过后，他好像又恢复了原样。那天夜里，肯到女孩的房间里去睡觉，武雄和礼子单独住在一间房里。他们挤在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干草尖扎着他们的身子，但他们感到兴奋不已，他们终于团聚了！
　　第二天的感恩节是真正的庆祝日。他们和别的家庭一起在食堂吃过饭后，回到家里打扑克，吃礼子设法弄到的曲奇饼。大家兴致很高，武雄又是原来的武雄，他和大家一起大笑，在房间里四处走动，逗妻子，说他们的房子是个垃圾仓库。他已和一些会做家具的人说过要参加他们的小组，那些人用木材碎块或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做家具。武雄想给家里添些东西。
　　武雄不相信他还能重建一个真正的家，让里面摆上家具和好东西，如古玩和漂亮的窗帘，而不是几件破旧衣服，但是，他答应礼子，他要尽全力将家弄得像个样。当武雄想到他可以用力所能及的方式照看家人时，他感到好受多了。这时，礼子看不出他有呼吸困难的迹象。尽管如此，她还是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变化，他不像肯那样愤怒，但却十分悲伤。她想劝他戒烟。
　　“家里没剩什么了吧，对吗？”武雄向抱怨自己吸烟的妻子做出回答。
　　“不对，还有，”她温柔地说，“还剩下我们，还有孩子。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家的。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
　　“家在哪儿？房子已经没了，我岁数也太大了，不可能找回我原来的工作。”
　　“你会的，”礼子的目光中露出坚定的信心。她不能被现实打败。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和许多人一样，她下定决心，她不允许被击败。“我们会再买一座房子，买更好的。我们的钱存在彼得的户头上。我们离开这儿时，还年轻，还能多挣钱。”她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他。他为她骄傲，几乎流出眼泪。他感到自己的想法是种耻辱。“我们不会被打垮的。”
　　“我也不会。”他保证。
　　第二天，他和一些人讨论了他们将要在集中营举行管理会选举事宜。礼子听到后很高兴。每个十八岁以上的人都有选举权，这对武雄来说也是第一回。在他们移居美国期间，第一代移民有权进行选举，这是第一次。他们生在日本，但直到现在才有一次参加选举的权利。但当他听集中营管理人员说当选者必须在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中产生时，武雄感到十分气愤。他觉得，在美国没有人喜欢出生在日本的移民，这种人还不是美国人，美国没有他们的地位。
　　“别那么认真，”礼子说，“也该轮到年轻人了。”
　　可是，如同在他身上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他感到失去了自尊。礼子这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弥补他精神上的创伤，他比以前更加沉默，经常丧失信心。
　　礼子和弘子一起在医院工作时，没有对弘子讲武雄现在的心态。
　　弘子学会了很多东西。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一，她笑容满面，情绪很好，因为她终于收到了彼得的来信。信在路上走了几周后才到达，信的上下两边都被检查时涂黑。她不知道他信中说些什么，只知道他写信时还在奥兰，正在和隆美尔作战，他说他很想她，说一直在给她写信。他的信先被送到坦弗兰，然后转送到图尔湖。她已经按新地址给他写过信，他肯定没有收到。这几天，弘子整天都快乐无比，干活时比礼子更卖力气。
　　十二月来临后，重感冒开始在集中营流行。这时，气温已降至零下。
　　这儿也出现了几例肺炎症，两个老人已经死去，弘子很难过。她曾努力想使他们活下来，给他们用日语读书，为他们洗澡，给他们保暖，给他们讲故事，但这一切收效甚微。苔米的一个小朋友被送进医院，病得很重。这时，她更加难过。
　　医生们认为她活不到明天，可弘子却拒绝回家休息，毫无倦意地陪着她，对弘子来说，这个孩子好像就是苔米。礼子理解她为什么要尽全力挽救孩子的生命。弘子连续三天不停地工作，孩子的母亲一直坐在她身边哭泣。终于，孩子的热退了。医生说她会康复。
　　听到这个消息，弘子才感到自己已经再也支撑不住了，她太疲劳了，几乎站不起来。几天来，她几乎一步不离这孩子，不去食堂吃饭，每次都是礼子将饭从食堂为她买来。可她终于救了这个孩子。在没有药品和医生的情况下，她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她是用爱和决心做到的。孩子的母亲感激不尽，不停地道谢。
　　弘子带着微笑离开了医院。她走下医院的两个台阶，手臂上搭着围裙，抬头看着冬日的天空时，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昏了过去。
　　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她倒下，她停住脚步看着弘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弘子倒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太太赶紧跑到跟前，看了看她，之后，又跑进去叫医生。礼子还没有下班，马上赶到门口看看发生了什么。她看到弘子躺在门前，脸色惨白，毫无知觉。
　　礼子叫了起来。这时，一名医生和两个护士赶到。医生摸了一下她的脉搏，扒开她的眼皮检查瞳孔，她毫无反应。她被抬进医院，仍一动不动。苔米的朋友看到她，大哭起来。
　　“她死了吗？她死了吗？”小女孩哭着问，她虽然很虚弱，但是已经开始活泼起来。小女孩的妈妈告诉她说弘子没有事的，她只不过是睡着了。
　　医生亲自将她抬到一个用毯子隔开的小病房，然后检查她的脉搏。他不情愿地承认，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什么病？”礼子喘不过气来，此时，她不像个护士，更像弘子的母亲。
　　“还不敢确诊，”医生用英语坦白地说。他是第二代移民，曾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本可以在政府要求自愿迁居时去东部的亲属那儿，但他没去。后来，他决定留下来在医院工作。“她的血压很低，几乎没有呼吸。”他转过头来看着礼子问：“她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据我所知，没有。”
　　她的脸色很吓人。他们用闻盐测试，也毫无结果。她的病可能还会恶化，礼子怀疑是某种流感，或是猩红热……她不发烧，身体冰凉。她的血液似乎已经停滞。
　　医生拍打她的脸，轻轻地摇晃她，然后看了他身边的护士一眼，立即下令：“解开她的衣服！”他要检查她的胸部和腹部，想知道为什么她不能呼吸。礼子和两个护士一起赶快解开她的厚毛裙。毛裙很长，松软，前面缝着一长排似乎永远解不完的纽扣。医生也连拉带撕，将弘子的衣服快快弄开，然后，他又赶紧将内衣撩开。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弘子用绷带把自己从乳房到腹部紧紧地缠了起来。由于缠得太紧，绷带阻碍了她的血液循环。“天哪，她这是干什么？”他不知道这些绷带是做什么用的，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医生快速将绷带剪开，几乎在同时，她的皮肤又恢复了生气，开始露出血色。绷带缠得太紧，不仅阻碍了血流，也阻止了呼吸。
　　弘子仍然一动不动。当医生将一层层厚厚的绷带拿开时，她的身体缓缓地鼓了起来。医生这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怜的孩子，”他说着，抬起头，看了看礼子，又低下头看着弘子。她将自己和她腹中的孩子紧紧地缠住了。绷带被撕开后，他们知道她怀孕了，而且月份已经很大。这是愚蠢的行为，弘子从祖母那儿听到日本女人怀孕时应该怎么做，她母亲怀她和裕二时就是这样做的。她不想让人知道她怀孕了，她甚至不想让彼得知道，她没有告诉他。她是在六月份离开坦弗兰时发现自己怀孕的，到了七月份，她才敢肯定，她估计孩子会在二月末或三月初出生。她已经怀孕六个月。
　　足足有五分钟，弘子才稍稍动了一下。礼子和护士一直在按摩她的皮肤，感到她腹中的婴儿有反应地蹬了一下脚。婴儿可能是在解除了母亲缠在身上的绷带后感到自由和高兴。但礼子的思想在快速思考，她想不出弘子是在什么时候怀孕的。他们在四月份被关进坦弗兰集中营，她唯一常见的人是彼得，他肯定不会那么愚蠢，那么又会是谁呢？弘子肯定是怀了什么人的孩子！
　　又过了几分钟，弘子睁开了眼睛，看着大家，感到自己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些头昏眼花。她还没有发现他们解开了她的衣服，将她的绷带撕开，礼子已将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身上。医生用否定但温柔的目光看着她。
　　“这样做很不聪明。”他拉着她的手说。
　　“我知道，”弘子微笑着说，“但我不想离开这个孩子，我想这样才能帮助她。”她还以为医生是指她照顾了三天的那个小病人。
　　“我不是指她，我是指你。你这样做对你腹中的婴儿不利。我很惊奇，婴儿怎么会允许你这样做，你差点把你们俩人都扼杀了。”她已经好久没有解开绷带了。医生怀疑自从她回来后孩子是否在发育，这是造成她昏过去的原因，他不知道她怎么忍受得了。
　　“你绝不能再这样做了。”医生的态度十分坚决。弘子将脸转向侧面，露出害羞的红晕。医生向礼子点点头说：“好吧，我现在将你交给你的婶婶，但一段时间内，你不能那么辛苦地工作了。你得想想别人，弘子。”他拍拍她的胳膊，然后又对礼子轻轻地说：“让她今天和明天卧床休息，然后再上班。她会好的。”他微笑着和两个护士离开了这个小小的“病房”。现在，这儿只有弘子和礼子。弘子将脸慢慢转向礼子，哭了起来。
　　“对不起，礼子婶婶，”她不是指怀孕，而是指用了绷带。“真对不起。”她给他们所有人都丢了脸。但她要这样，现在也不后悔。不管多么丢人，她也要彼得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弘子有很多事情不能告诉她，她不想给彼得找麻烦。她怕如果告诉了他们，他们会不让彼得再来看她，或者更糟。如果有人发现，并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可能会被惩罚。她想到很多种可怕的事情。
　　礼子忧郁了一会才说：“这是彼得的孩子，对吗？”但出于同样的理由，弘子不能回答她。她替彼得担心，也替孩子担心，害怕孩子出生后被别人抢走。但当局用不着抢：一个日本女人生了个与白人混血的孩子，这在任何程度上说，都是被投进监狱的理由，孩子也会被关进监狱，就像她曾经被关进去一样。她绝不让任何人夺走她的孩子，孩子是她唯一的安慰。
　　“为什么不告诉我？”礼子又问了一句。
　　“我不能告诉你，礼子婶婶。”弘子小声地说，决心要以任何牺牲为代价来保护彼得，她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礼子，怕他们来找她的麻烦。礼子没有再追问，但她心里明白：孩子是彼得的。
　　礼子帮助弘子系好衣服，扶她下了床。弘子认为自己能站起来，但差点摔倒。礼子将她按坐在床上，取来一杯水，还把那些该死的绷带统统扔掉。
　　“不能再这样缠身子了！”她冷着脸批评她，“我的母亲是很保守的，但她都不缠身子。”礼子然后又微笑起来。在监狱里，独自一人还能保守这个秘密，她是多么难啊。她想即便彼得知道了，他也无能为力，毫无帮助。
　　礼子搀扶着弘子，慢慢走回家。礼子以安慰的口吻告诉她不要累着，要吃能找到的最好吃的东西，照顾好自己和腹中的婴儿。但当她再看弘子时，她突然惊奇地发现，弘子确实是怀孕的样子。在撕掉绷带后，她的肚子显得那么大，和她纤细的身材相比是那么明显。礼子也猛然想到她在生产时可能会出麻烦，在这儿没有足够的设备，不能处理复杂的情况。
　　她们慢慢地走进屋，弘子躺了下来。她们进来时，武雄刚好抬起头，他刚刚做完一件家具，正在高兴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那天下午，他打算再到食堂去，继续做其它的家具，他还计划要到学校去教书。但看到弘子后，他一下子张开嘴，直到几分钟后和礼子一起走出家门时，才开口说话。
　　“是不是我漏掉了什么事情？要不就是我粗心大意没有看见？”他好像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上次看见她是在两天前，那时，她还很正常。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怀孕六七个月的样子。要是我的判断正确，你们肯定在医院里做了些什么！制造奇迹？要不，就是我的大脑出了毛病。”
　　“不，不完全是。”礼子苦笑了一下，递给武雄一支香烟。不管他多么失望，礼子还是觉得他回来真好，他能和大家分享一切，她有了和自己说话的人。武雄是她爱着二十年的丈夫，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助手。她为弘子感到难过，因为她不能和孩子的父亲分享自己和武雄这样的幸福。“武雄，她一直在隐藏着她的秘密，”礼子说，“她把自己用绷带缠上，几乎将自己勒死。只有上帝知道这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她一点儿也不懂。我们也只是在脱掉她的衣服后才发现的。她几乎不能呼吸了。”然而，弘子所采用的方式仍然使礼子难以接受。
　　“可怜的孩子。我想我能猜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对吗？我太疏忽大意了。”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是别人，弘子很谨慎，很难发现。但礼子不这么想。
　　“虽然弘子不告诉我，我也敢肯定，是彼得。她一定很害怕说出来，也许怕对彼得不利，或害怕失去孩子，也可能她在保护我们。我猜不出来。”
　　“你认为他知道吗？”武雄抽着烟，思考着，但这仍然是使他高兴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可我想他不知道，即使她想写信告诉他，她也不敢。要不然她就会告诉我们了。”她这时又想到别的方面，现在的形势对任何人来说都很不好，弘子就更难了。“我们怎么跟孩子们说呢？”
　　“没有什么可说的。她怀孕了，我们爱她，我们也会喜欢她的孩子。就是这么回事。”他很现实。
　　礼子微笑地看着他，对他的简单想法有些不满。“这要是发生在萨莉身上怎么办？”
　　“那不一样。”武雄笑着，摇摇头，用欣赏和关心的目光看着妻子，她总能发现有趣的东西，这对他有帮助。他喜欢她的想法，她的一切，尤其是她的本性。“如果是萨莉，我会打死她。弘子不是我的女儿，可怜的孩子，她经历了这么多不幸，现在又成了这个样子。我猜想这是在坦弗兰时她总是肚子痛的原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也没想过。”礼子承认。“既然弘子已经怀孕，彼得会和她结婚吗？”
　　武雄立即给了妻子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一定会的，礼子。他对弘子爱得发狂，情况就是如此，很有趣。我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他们每天下午都长时间散步，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干蠢事。他们俩一直很亲密，谁也离不开谁，好像已经是夫妻了。彼得在参军之前没有和她结婚，我感到很奇怪。”
　　“我想她不会同意结婚的，她没有经过父亲的同意。”礼子猜得对。这时，弘子慢慢走出来，站在他们面前。
　　“对不起。”她低下头，因为感到给他们带来耻辱而难过。她天真地认为，她能永远瞒下去。
　　“我们爱你。”礼子说着，伸出手抱住弘子，然后又微笑着看她的肚子。她想起自己怀孕时的情形，那时，她和武雄多么幸福。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形势对弘子来说是那么艰难，她的丈夫不在身边。
　　“孩子几月份出生？”武雄轻轻地问，转过头看着弘子。弘子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她仍然没有摆脱害羞的习惯，但她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她怀着彼得的孩子。她轻轻地回答：“二月，也可能是三月。”
　　武雄点点头，抬起头，看着天空，想得很多，想他的生活，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也想到彼得。他然后又向弘子微笑，伸出一只胳膊抱住她：“是孩子出生的好时候，是春天……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生命……到那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新的世界。”
　　“谢谢，武雄叔叔。”她说着，吻了他的脸，然后又闭上眼睛，想着彼得，心中祈祷他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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