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本书中的弗洛拉，也就是本书的作者。自从西碧尔离开我公寓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今已七年有余。读者在阅读她给我的来信摘抄时，自会对新西碧尔的新时代有所了解。
　　1965年11月4日：“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我的房子。科妮（即威尔伯医生）说：租房子还不如买房子便宜。我必须现付一些钱，科妮把钱借给了我。我的客房相当大。这是供你、科妮医生和劳拉轮流住的。我为自己有了房子而神魂颠倒了。卡普里在这里。它最喜欢呆的地方是前窗台。有时想：它是否发现我只成了一个人……”
　　1966年1月20日：“在这冬天，我有时间读些书了。《友谊和自相残杀》、《寻找阿米莉亚·坎尔哈特》、《我的父亲海明威》、《陪审团重返》、《别人的钱》、，《堡垒中的国王》、《中国式镜子》以及布鲁斯·卡顿有关南北战争的三部书。这些书大多同我读过的报刊文章一样，都是讲当时的新闻人物和事件的，而我在当时有那么多化身，根本跟不上任何事态的轨迹。如今要跟上时代的东西太多啦。”
　　1966年9月25日：“我正在想：我在这儿已有一年了。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个延续而没有间断的一年。使我惊喜不已的是：多少天正好一星期，多少天恰好是一个月，一天也不少。迄今为止，我只有一天没有工作，因为当时耳朵痛。这是我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体验。人们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认为是理所当然。我却不那么看。
　　“一切都还不错。当然不是一切顺利，但还没有为难之处。工作了七个月以后，我还长了一次工资。我很惊奇，因为我签过一份合同，没有想到会长工资。但我还是想将来回去教书。
　　“你问我：我曾提到过的美术补习班到底是由我开办还是我去参加的。我以为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其实我没有讲过。你瞧，在我的心灵里，我同你经常见面，结果把这当真了。这个补习班讲授油画，学员都是成年人。我就在我家的画室教他们。请注意，在我家，而不是在我的房子里。玛丽和其余的人终于有个家了，但现在已经没有玛丽也没有其他化身了。只有我了。”
　　1967年1月8日：“一个健康的人能完成多少事啊，这一点至今还使我惊奇，我真是幸运。”
　　1967年1月14日：“你再也猜不到我最后完成的画是什么样子的。我这幅画准备挂在你那张坐卧两用的长沙发高处的墙上的。它并不是我为你和你母亲而已动笔画过的那张画。在你母亲逝世以后，我实在没有心思把它接着画下去。我受个了那种痛失亲人的感受，这一点，你肯定能理解。因此，我重新来，画了一张与前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它是一幅酪蛋白画，与油画类似，而且同样持久。我已经配了画框，准备去回纽约时带给你。我这纽约之行，恐怕科妮还没有对你提起过。我将把画带来（顺便说一句，这是一幅印象画，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并来看你和芳拉，再买一些东西，不久见面再谈……”
　　1967年8月11日：“今天上午不得不急着写两句给你，因为我必须首先让你和科妮知道我的一条特大新闻，至少对我来说是特大新闻吧。昨天我才知道，到9月1日我就成为一名讲师啦。我兴奋极了。他们面谈了其余十八个人。我想我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但主任告诉我，在跟我面谈以后，他们一致同意，毫无异议。这使我感到自负。我不是很幸运吗？详情后叙……”
　　1967年8月24日：“与科妮共度周末，她送我一个电烫发器。我给她做了一件白色尼龙的印花夏装。我们给我们的三只长卷毛狗洗澡打扮。它们很不喜欢。我的那只唔唔啊啊地直发牢骚。她的两只想咬我们。好玩的事还多着哩。她的彩电和立体声真妙，但我们仍找时间做游戏。象平常一样，每三盘中，她总要赢两盘。我忙于收拾我那小花园，但又自得其乐。希望你能来看看我的桑橙开花。各式各样的花朵，多极了……。”
　　1968年11月20日：“一切都很顺利，真妙呀。事过三年，我有时仍不能相信我竟如此幸运。每天的事，每一分钟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会明白我作为唯一的西碧尔是何等放心，因为在你认识我的时候，我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在1969年6月6日，西碧尔来信说她要代表她的学院来纽约开会。在她呆了十一年的纽约，她同我见了面，但她有时单独一人在城里溜达。1969年7月2日，她在来信中讲到这次来纽约的情况：“我在街上行走时，许多已近淡忘的记忆又想了起来，但都没有使我动感情。我只是回想往事，回想当时的感情。但当我重访那些旧地时，我觉得有些事情并不曾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那些化身的身上。这是佩吉·卢来过的服装店，那是马西娅和瓦妮莎住过一夜的旅馆。在大都会美术馆，我同玛丽安·勒德洛走了个面对面。她一直是维基的朋友。玛丽安立刻认出了我。我通过维基（如今是我的一部分）也想起了她。我同玛丽安聊了一会儿，并把她认作我的朋友了。
　　以后的来信，继续表达了一个正常人的欢乐情绪。过去的恐惧已经休止。
　　当然，偶尔也会有一种悲哀的遗憾。1970年5月28日的来信就表达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那些年的事，我的成就要比现在大得多。但我知道我别无其他道路可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曾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
　　“时间是多么美妙，因为它永远在这里，不会丢失。补习班上有一天发生一件事，你会感兴趣。我的一个学生（她是一位教员）生了病，缺了不少课。她算不出自己丢掉了多少时间。‘多塞特小姐，’她问道，‘你曾无法计算你的时间么？’我开始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是啊，呃，是啊，’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
　　这封来信使我想起我同那些偷窃西碧尔时间的贼直接见面的场合。有一天，我正在西碧尔公寓里同她一起吃午餐，佩吉·卢自动地现身了。还有那位金发女郎，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威尔伯医生给西碧尔催眠以后，把我介绍给所有的化身，问他们：如果我要写这部记实小说的话，他们是否愿意同我合作。我从来没有见过维基，但她彬彬有礼地说：“我认识弗洛拉已很久了。”鲁西抱怨：“西碧尔给我们吃的东西太少。”佩吉·卢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写一本讲西碧尔的书。”
　　当西碧尔在远方回忆自己曾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时，威尔伯医生却仍与多重人格患者天天见面，近在眼前。七年中，医生诊断和治疗了六例多重人格——五个女患者，一个男患者。全都没有进行心理分析，但全都受到心理分析性心理治疗和催眠治疗。结果，六例患者全都整合了。其中只有一例出现复发，需要第二次整合。
　　这六例患者的年龄（在威尔伯医生初诊时）小的只有十二岁，大的有三十三岁。两例是双重人格，三例是四重人格，一例是七重人格。除了十二岁的那个女孩以外，其他四例女性患者都受过大学教育。但是，其中没有一例象西碧尔·多塞特的才华那样出众，病情那么复杂。
　　每个病例都有一个醒着的自我，还有化身。醒着的自我都不知道有化身，也不具有化身的记忆和经历。而且每个病例都有一个象维基的人格，对所有的化身无所不知，起着记忆痕的作用。
　　但多重人格的病因仍然不明，尽管这些病例同西碧尔的情况一样，有迹象表明至少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因果关系：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幼稚而歇斯底里的最初环境。比如，一个有四个自我的中学教员，是威尔伯医生在肖塔基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她的父亲是一个言必及世界末日的人，跟西碧尔的祖父很象。他一到天黑就告诫他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因为他坚信魔鬼一待日落就在山区横行。
　　可以假设：歇斯底里的环境孕育出歇斯底里患者，然后，歇斯底里患者为了逃避这种环境的种种约束，便发展成多重人格。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仍然不明的是为什么在同一环境中，有人由此变成多重人格，而有人却不。
　　已经确切地证实的是：这种逃避环境约束的行动，出自无意识心灵的策划，是醒着的自我完全不曾知觉的。同样清楚的是：无意识的化身也是醒着的自我完全不曾察觉的，他们以独立的身份行动。
　　这些化身的独立自主性（见于西碧尔的化身，又由威尔伯医生及其同事通过对其余六例患者的直接观察而再次肯定）经过客观手段的仔细检查，其结果是：醒着的自我及其每一个化身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不象是同一个人的，完全象是几个人或好多人。
　　一位二十四岁患者有四个化身。分别给每一个化身一份单词和词组联想心理测验问卷。结果，每个化身的答卷都与其他化身大不相同。各个化身之间确实没有泄题和作弊。毫无疑问，四个化身都是独立自主的，就象四个人一样。
　　一组心理学和神经学试验施行于一位二十六岁患者（乔纳）本人和三个化身，其反应各不相同。甚至其脑电图也迥然相异。这项研究赢得了实验与临床催眠学会颁发的奖。题为“二例多重人格的客观研究”的论文刊登在1972年4月的《一般精神病学案卷》上。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学博士是五名作者之一。
　　尽管乔纳及其三个化身可以通过客观试验和临床观察而获证实，但却未能被军队的十三位精神病学家诊断出来。还是探索西碧尔·多塞特达十一年之久的威尔伯医生下了诊断。七年内，不仅有乔纳，还有其他五名患者，这一事实提示：多重人格这一疾病的发生率比一般医生所认为的要多。许多患记忆缺失的人，也可能就是多重人格患者。不管怎样，由于愈后良好（只要及时诊断，正确治疗），很有必要对这一很少探索而经常忽视的医学知识领域作更多的研究。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一书中说：
　　　　意识问题的复杂性只有通过癔病的思维过程的分析才能领会……。
　　一个想法怎能瞒过意识，又怎能在某种限制下强行闯入意识，其各种
　　各样的例证将在精神神经病现象的框架中被人发现。
　　如果你把“想法”换成“化身”，你就更能理解威尔伯医生所治疗的七名多重人格患者了。
　　1972年哥伦布日②的前夜，西碧尔、威尔伯医生和我欢聚一堂，庆祝本书接近完成。西碧尔真是了不起。她的情况如此之好，使人很难联想她过去会是另一种样子。她轻而易举地攀登着职业的阶梯。她的同事尊敬她，她的学生爱戴她。她有很多新朋友，有自己的家，驾驶自己的汽车，还定期付钱给威尔伯医生，偿还那显得似乎久远以前的心理分析的费用。几次西碧尔美术作品展览都反映了这位艺术家的统一风格，而在过去，她和化身的画是不同风格的大杂烩。简而言之，西碧尔在过着美好的生活。
　　在欢聚时，我对西碧尔提到为本书文稿打字的一个打字员对这个故事如此专注，竟在梦中变成了西碧尔。第二天吃早餐时，西碧尔顽皮地笑道：“我也梦见我是西碧尔了。”
　　那位打字员梦中的西碧尔，不象是我对面这位女人。那个梦（应该说是梦魇）已经远远地退隐到往昔之中，以致在餐桌旁坐着的，无疑只有我们三个人。西碧尔十分健康。作为她的朋友，我为她的故事的圆满结束而无比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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