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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多德一直张罗着对阿尔贝特·斯佩尔的盘问，这时斯佩尔提出是否能在会客室里见见他这位副检察官。斯佩尔告诉多德，戈林是他在争取被告人心方面的主要对手。戈林主张予以断然藐视，斯佩尔则主张供认纳粹的罪行。戈林是由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盘问的，而斯佩尔却由他的下属来质问。尽管对多德敬重有加，可是其他被告难道不会注意到这种差别？在他们看来，这难道不是把斯佩尔置于比戈林低一等的地位，从而把被告争取到他这一边变得更加困难吗？多德对斯佩尔衡量社会地位的独特做法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他还是同杰克逊商量了此事，并建议首席检察官将盘问斯佩尔的工作接过来。如果这样使那个家伙觉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使他成为更持合作态度的有用的证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多德说，他对这项任务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杰克逊表示同意。
　　这一变化的消息传出去后，检察官群里有人变得疑虑重重。斯佩尔每天都出庭，他不能不知道多德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高明而险恶的检察官。杰克逊在敌对舞台上的表现则属另一种智能，斯佩尔是知道这一点的。
　　随着斯佩尔出庭作证的日子日益临近，人们的疑虑与日俱增。这家伙不同寻常——作为一名受到指控的战犯，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径直离开被告席，与法官们在大饭店里共进晚餐。斯佩尔在试探法庭的客观性。在这个有才华的、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和流氓无产者弗里兹·绍克尔之流之间那种细微的过失线，他们能有所辨识吗？或者说，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在运输劳役的途中，女人生下的婴儿给扔出火车窗外，谁是主要的负责人？是强行征募女人的绍克尔，还是需要她们做工的斯佩尔？
　　前不久，斯佩尔向吉尔伯特透露，他的律师汉斯·弗拉奇斯纳试图劝说他不要供认那些可能招致极刑的战争罪行。斯佩尔告诉吉尔伯特，他不想仅为骗取终生监禁而隐瞒真相，“在悔恨中了此残生”。他注意到，吉尔伯特对此印象非常好。
　　斯佩尔在出庭辩护前夕，6月20日，最后一次在心里温习自己手里的王牌。在别人借口说战争还有望获胜时，他将什么严酷的真相告诉希特勒？当希特勒在毫无意义的大决战中下令毁掉德国时，他又有何举措？当别人还在希特勒面前吓得发抖时，他又策划堪称大胆的解决办法。弗拉奇斯纳和他经历了这一切，复述了一遍将引导出最为有利的回答的问题。
　　6月21日晨用早餐的时候，弗鲁克大夫递给斯佩尔一颗镇静剂，以便他在作证需要时服用。斯佩尔把药丸放进新近烫过的深灰色西服的衣袋里。他换了摸刚刮过的面颊，拉正领带，站起来等看守开门。
　　斯佩尔指示弗拉奇斯纳迅速摆脱掉绍克尔那堆纷繁的事儿。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背的时间越短越好。他绝不能给人以推卸征募劳工的罪责的印象。似乎回避责任往往会使他比绍克尔更加黯然失色。因此，弗拉奇斯纳在直接讯问刚开始不久，便问斯佩尔他是否反对绍克尔征募劳工。斯佩尔答，相反，“我很感激绍克尔给我提供的每一个劳工。由于缺乏工人而没能达到军备配额时，我总是怪罪于绍克尔”。他说话时平静如初，镇定自若，他已经吞服了弗鲁克大夫给他的药丸。
　　弗拉奇斯纳指出，绍克尔宣称他警斯佩尔干过事。证人对此有何评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斯佩尔犹豫了一下，仿佛注视着冰冷的湖水，随后一头扎了进去。“毫无疑问，我希望绍克尔首先要满足军需生产的要求。”他说，但是他管不了绍克尔，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劳工这一事实，即为明证。
　　绍克尔急得直跺脚，想给他的律师塞瓦琉斯打个手势。几个月前他就告诉过审问人员，斯佩尔实际上把劳工储备了起来，囤积的劳工比他可能投入使用的多。塞瓦琉斯小声对绍克尔说，要他耐着性子。
　　弗拉奇斯纳问斯佩尔，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是否被邀出席人力问题的会议。斯佩尔答：“我对他派不了什么用场。毕竟，我们手里都有具体工作要做。”
　　上午的开庭到此为止。在旁听席的人中，有一位西尔维亚女士。她就是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夫人。午餐时间，她在丈夫的办公室里碰见英国的初级检察官默文·格里菲思一琼斯。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格里菲思一琼斯打开壁柜，取出一根十英尺长的电话线，让西尔维亚察看上面的血污。他说，这是用来鞭策克虏伯军工厂的征募劳工的，该厂是斯佩尔军火王国的一个厂房。
　　斯佩尔把整个下午的开庭时间节省下来，以施展他的才华。弗拉奇斯纳问道，既然他掌管一个“技术”部，“你是否希望把你的职责限于你的工作范围？”斯佩尔答：“不。这场战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德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负有毋庸置疑的部分责任……我作为帝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分担这一集体责任。”这一讲话，与里宾特洛甫之流、卡尔登勃鲁纳之辈、绍克尔之流的嘀咕、自文自传以及歇斯底里的道义盲从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使法庭感到中意。
　　斯佩尔继续讲下去。他说，到1945年3月，“希特勒蓄意打算破坏自己同胞的生存之道，如果输掉战争的话。我无意利用战争那一阶段的行动帮我进行个人辩护”。但是，他希望那些坐在法官席上对他作出判决的人理解那个阶段。斯佩尔解释说，尽管希特勒下令毁灭德国工业，他仍冒险作出阻挠元首的决定，决心保存一个战败的民族重建家园的基础。他确信，法庭了解这种抗命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斯佩尔指出，当时希特勒已经枪毙八名未能炸毁雷马根市莱茵河大桥的军官。
　　斯佩尔决定自己而非他的律师宣读1945年3月他致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工厂、矿山、电站和其他设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们没有权利进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坏活动。”其他证人谴责希特勒——弗兰克的谴责充满激情，席拉赫的谴责带有卑下的歉意，但斯佩尔断然而镇定自若地进行了谴责。
　　在审判的早些时候，1月份奥托·奥伦道夫作证时，斯佩尔的律师曾扼要提到他谋杀希特勒的计划。斯佩尔说，现在他想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件事。这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人物，只是为了表明当时他对希特勒疯狂的破坏活动何等的了然心间。“我最不愿意深谈此事，因为这种事总是令人恶心的。”他就这么开头，然后说，“如果法庭希望他这样做”，他才会这样做的。劳伦斯爵士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急切之情，道：“本庭愿意悉听其详。”
　　斯佩尔解释说，据他所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里，有一口用于地底下元首地堡通风的换气井。在地面井口上，盖着一块铁栅栏，掩藏在灌木丛中。1945年2月，他悄悄地对手下的军需部头头迪特尔·施塔尔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战争。他要施塔尔弄到毒气，打算把毒气往通风系统灌。3月间斯佩尔重返现场时，发现竖起了一根十二英尺高的烟囱，保护换气井。从此，他便放弃了谋杀希特勒的任何其他念头。
　　斯佩尔以演说辞那种激昂亢奋作结尾。他说：“1945年1月以后双方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时期的死者倘若地下有灵，必将控诉使那场战斗继续下去的那个人。”此人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吉尔伯特上尉为这一天斯佩尔的悔罪而深为感动。那天夜里，他驻足斯佩尔的牢房，发现他面色苍白，躺在帆布床上，双手捂着肚子。斯佩尔解释说，他已筋疲力尽，肚子疼得厉害。“气氛相当紧张，”他说，“不过，我很高兴我挣脱掉我这个系统。我说明了事实真相，情况就是如此。”
　　6月对日，星期五下午，审判室里人头攒动，拥满了前来观看罗伯特·杰克逊盘问斯佩尔的观众。俄国的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溜达到法官席后的窗户边，伸手拉开重重的窗帘，望着窗外阳光普照的大街。他转身回到俄国检察官席，大声说：“我要扯下这些窗帘，我要打开这些窗户，让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让市井的喧闹透进来，让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让他们知道，尽管他们做了一切努力，生活的脉搏仍在跳动。”
　　“注意！全体起立！”司仪官喊道，“本庭现在开庭。”杰克逊在检察官席落座。“你能否告诉我，”他问斯佩尔，“你参加了党卫军吗？“斯佩尔回答：“没有。我不是党卫军。”杰克逊又说：“我认为，你曾经填写过一份申请表，或者说有一份是替你境的，而又根本没有填完，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杰克逊的话音渐渐低了下来，检察官席的人好生诧异。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容置疑地证明，斯佩尔是党卫军。然而，杰克逊没有追究此事。
　　杰克逊向斯佩尔讯问德国的毒气生产情况。斯佩尔解释说，不错，有三家工厂一直在生产一种特别的致命性气体。可是当他得知希特勒可能真要使用这种气体时，他就下令停止生产。杰克逊还问到德国实验原子弹的情况。斯佩尔回答：“我们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因为我们在原子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已移民美国。”毋需告诉任何人，这些科学家大都是谁，他们为什么逃出德国。
　　杰克逊又问：“在希特勒的周围，除你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他，已经输掉那场战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听到这里，几个英国检察官都蔫了。斯佩尔谦逊地答道：“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好的，现在我要向你提供一点克虏伯劳工营的情况，并就此问你几个问题。”杰克逊说，“我并不想说你对这些情况负有个人责任。”接着，他开始宣读克虏伯征募劳工的口供，描述7他们的悲惨遭遇。这一证据似乎是而未定，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检察官已事先免除了证人的任何责任。随后杰克逊又宣读了一份有关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遭受钢鞭抽打的文件，就是刚才向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夫人出示的那种钢鞭。“因此监工们可能就是用的这类东西……”杰克逊没有就钢鞭问题继续质问下去，而是转到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问道：“你希望德国有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难道不是吗？而希特勒则采取如下立场，即：如果他不能活下去，他就不在乎德国能否生存下来，是这样吗？”斯佩尔没有理由表示异议。
　　庭问转到斯佩尔对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探望。斯佩尔知道，杰克逊正对他编制的辩护词进行无力的修补。他在早些时候说过，自己曾策划暗杀希特勒。可是在那之后，他却冒着极大的危险飞到四面楚歌的柏林，走到地堡看望元首。这又如何解释呢？杰克逊请问道。斯佩尔回答：“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像懦夫那样逃之夭夭，而是有义务再次顶撞他的。”
　　那是一个新的转折。斯佩尔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向他的领袖做最后的告别。当时，希特勒伤了他的心，元首无力地跟他握手，便把他辞退了，没有表示感激或友谊之情。
　　杰克逊接受了目前这一回答，又转到另一领域。“这一驱使战争失败后德国灭亡的政策，终于使你感到沉重，以至于你参加了几个密谋集团，难道不是吗？”斯佩尔压根儿没参加过什么密谋集团，不过他又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同意杰克逊。检察官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这一时期政府的一员和领导人，你对其宏观政策而不是这些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具体政策负有责任。这是对你的立场的公正阐述吗？”斯佩尔答：“是的，确实如此。”连他本人也不能用更有力的措词来表达。
　　俄国副检察官M·Y·拉金斯基加速对斯佩尔进行盘问。但是人们期待苏联人将抱有持续的敌意和报复之心。当斯佩尔结束辩护离开证人席时，他的肚皮也不疼了。
　　艾雷·尼夫离开审判室时情绪十分沮丧。他曾期待绍克尔一斯佩尔之争转到社会阶级上，一个被告以暴力相威胁，另一个被告则是内硬外软。他认为，他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斯佩尔表现得很出色。没有人指控此人摧毁或者拯救德国的工业基础，也没有人指控此人试图谋杀或是谋杀希特勒未遂。可他却设法使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答辩的核心所在。至于说谋杀希特勒之事，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早在被解押到纽伦堡之前，斯佩尔就对许多盟国审讯人员提到过，总是往自己脸上抹油，可是他对于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对谁也没有吭过一声。
　　不过，尼夫是个很能干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把他个人心中的疑虑同斯佩尔在法庭前表现的积极影响区分开来。斯佩尔承担了他奴役劳工的部分责任，他宣称希特勒是有罪的，疯狂地继续进行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战死沙场。确实，斯佩尔认为希特勒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但断言他本人对于这场“灾难”也必须承担部分个人罪责。而且，他试图阻挠实施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并声称曾计划暗杀那个家伙。
　　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这位美国检察官并未试图质问斯佩尔是否知道灭绝犹太人之事，而希姆莱则在斯佩尔出席过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此事。他也没有提到斯佩尔光临毛特豪森集中营一事。斯佩尔被允许谈及他所完成的生产奇迹，这一证词几乎强烈呼吁要求对奴役劳工在这些业绩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盘问。他没有被问及此事。
　　因此，在斯佩尔的辩护结束后，尼夫对海口电讯报社发表的这条报导几乎不感到惊讶。这家伦敦报纸的立场，反映了纽伦堡之外多数舆论的观点。斯佩尔发表了“一项可能充分代表德国人民及其后代的非同小可的控告书，这是审判中最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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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6月底的时候，记者们可以轻易地在斯坦因城堡宿舍弄到一间房。纽伦堡的消息已退而刊登在报刊不显著的版面上。剩下的最后两名作证的被告的大名并不令人生畏。在被告席的边远角落里，康斯坦丁·冯·诺伊拉和汉斯·弗里奇并肩而坐，这在好奇的观众中是罕见的。诺伊拉特以七十三岁之躯，开始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他在里宾特洛甫之前出任外交部长，跟巴本和沙赫特一样，给希特勒政权增添一份尊荣。
　　正如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在盘问中所言，诺伊拉特的罪孽是在德国“一次只废除一项条约”时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希特勒提名他为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摄政者，名分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之上。但是这些机构根本没把这位旧派绅士放在眼里，于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记者席上的几个记者耐着性子，听诺伊拉特磷酸叨叨散乱无章的自我开脱，而后结束。
　　汉斯·弗里奇是俄国人提供的第二个被告。跟雷德尔的情况一样，检方被置于被动工作的境地，即先有被告，然后拼命弄到证据来控告他。弗里奇在纳粹宣传部领导电台司，他本人则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评论员。过去几个月，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应用他那人所周知的旺盛精力投入工作，试图证明弗里奇利用广播“倡导、鼓励和煽动”战争罪行，尤其是反犹暴行。但斯普雷彻在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中承认，证据“绝对不充分，…证实弗里奇与在法庭上提及的第三款和第四款有任何密切关系”。
　　审判进行到第一百六十六天，弗里奇离开了证人席。被告席上的最后一人完成了自己的辩护。
　　傍晚时分，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偕太太到离他寓所不远的一座公园悠然漫步，心里很是惬意。今晚尤其令人心旷神信，在被人遗忘的花坛里，芙蓉红和牡丹花开得正旺。苏联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和助理检察官列夫·舍宁，碰巧也看中这个公园，在此散步。波尔托拉克看到法官夫妇走近了，便对同伴说，不妨借此良机问问劳伦斯爵士，地是否打算重新审理卡廷大屠杀一案。舍宁面露惊恐之色。难道波尔托拉克不知道国际军事法庭的基本规则之一吗？法庭之外，人们不得跟劳伦斯爵士谈工作。那别人都跟他谈些啥呢？波尔托拉克问。谈谈他的马啦，他的狗啦，他的乳牛啦，舍宁回答。
　　西方法官认为，苏联政府坚持要在起诉阶段提出卡廷大屠杀一案，是愚蠢之举。现在，在辩护阶段结束之时，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让德国反驳指控。基本事实乃一目了然。波兰败北后的某个时候，大约有一万一千名波兰军人，包括八千三百名军官，突然失踪。1943年2月，一个德国通讯团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无意中发现这批人中的四千八百人的荒坟野家。争论之点是，究竟是哪一方，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杀害了这些人。
　　7月1日和2日这两天中，法律专家在六OO号房间交锋。何方之罪取决于这些波兰人被害日期的确定。俄国人声称，死亡事件发生在1941年秋天，即在苏联遭受侵略之后，德国人占领卡延森林之时。而德国人则指出，这些波兰人死得更早一些，即在1940年俄国人依然握有这一领土之时。
　　最后，德国人占了上风。他们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1940年4月俄国人控制这片森林之后，这些波兰人再也没有寄出任何信件。对这个问题的出现，除了尼基钦科外，所有的法官莫不感到震惊。得出俄国人自己枪杀了数千波兰人的结论，会冲淡了纳粹分子的恐怖罪行。法庭如何处置这个道义上的困境呢？法官们认定，他们的责任不是归咎于上述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是确定对德国战犯的某一指控是否得到证实。他们干脆采取如下立场，即俄国人对德国人的指控证据不足，从而把卡廷大屠杀一案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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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的那天上午，当杰克逊法官前往法官室时，感觉比数月以来任何时候都舒服一些。下一次他在审判室讲话时，他将在由他主宰的地方发表美国检方的闭庭讲演。前一天晚上，他带着钢笔和法律便笺，独自关进自己的房间，着手形成他自己的思路。但是，此时他不得不决定对给被告律师规定多长时间作判决前的最后辩护进行议论。他十分熟悉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哗哗不休的讲话，而德国人则要求不限制时间。他担心，如果审判不很快结束，其道义力量将消磨殆尽。杰克逊征求过检察官同僚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被告方作最后总结有三天时间就足够了。这天上午，他把这个建议交给法官们。
　　弗朗西斯·比德尔疏离冷淡，劳伦斯爵士面露烦意，而法国法官则面无表情。唯有两个俄国人对杰克逊公开表示同情。最后，劳伦斯爵士作出裁决。迄今为止，他没有授人以柄，让被告有任何理由攻击本次审判的公正性，现在他也不打算给他们这种机会并终止其辩论。比德尔闻言点头。劳伦斯爵士又说，奥托·斯塔马尔作为被告的发言人，要求给予每个被告一天时间。如果这意味着最后辩论将持续三个星期，那就让它三个星期吧。
　　7月4日，被告方的最后辩论开始的那一天，杰克逊硬着头皮出庭，但他最为担忧的事情发生了。被告律师带着各种需要翻译的文件拥向语言处，其中许多文件与案子有无关联令人生疑，其翻译规模之大为开审以来所未有。这天上午，当斯塔马尔在解释赫尔曼·戈林河以无辜时，几个目光呆滞的记者仔细地看着天花板和地板。“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临的时候，”斯塔马尔以单调的声音继续说，“中世纪秩序的思想基础被打破了，迈向普遍的世界和平这一发展趋势被颠倒过来。过去的生活倾向于停滞与宁静……”杰克逊实在忍受不了，起身离去。斯塔马尔在开始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时，追溯到了十六世纪。
　　许久以来，海报褪色而支离破碎，大约有二十万张海报。马丁·鲍曼的画像贴在墙上，挂在树上，电话桩上，糊在火车车厢上，遍及整个德国。鲍曼是一名通缉犯。他作为元首的秘书，只有借用的权力，但他独创性和刻毒地运用这一权力。他在传达处死被俘的盟军飞行员的命令时，特别起劲。他近在元首之侧，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充满仇恨之情，这意味着他十分了解希特勒政权的罪恶滔天的罪行。鲍曼这桩案子的问题是，那家伙在战争的最后几天突然失踪。尽管如此，检方还是要求对鲍曼判罪，法庭也表示同意。7月6日，被告的最后辩护中断了，这样法庭可以对鲍曼进行缺庭审判。
　　戈林把寻找鲍曼的问题说成非常重要。他告诉西奥多·芬斯特马赫尔（在会客室里对他严加盘问的检察官）说，鲍曼是“一个左翼纳粹分子，已逃往苏联”。“请注意我的话，”戈林说，“他以苏联控制下的傀儡政府的首脑身分出现在世人面前。”海军上尉小托马斯·F·兰伯特担任起诉鲍曼这一差不多超现实的任务，并就失踪的被告的下落问题审问过戈林。戈林以傲慢而肯定的语气说，鲍曼在阿根廷，受到胡安·庇隆总统的保护。戈林后来受到质问时，又向芬斯特马赫尔透露，鲍曼在西班牙与佛朗哥大元帅在一起。芬斯特马赫尔向安德勒斯谈到这些矛盾的说法，安德勒斯解释道：“难道你不知道那家伙为了摆脱铁窗之苦什么都干得出来吗？”
　　汉斯·弗里奇声称，1945年5月1日鲍曼失踪那一天，鲍曼与他一起逃出元首地堡。他们与其他出逃的纳粹分子跟在一辆坦克后面行动，可能是因为被炮火击中，坦克发生爆炸。弗里奇认为，鲍曼当场被炸身亡，但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在1月份的起诉阶段，兰伯特上尉就已提出证据，展示鲍曼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他签署或发布命令，将数百万欧洲犹太人赶出家门；不准用棺材掩埋苏联战俘的尸首。7月6日，德国律师弗雷德里希·伯戈尔德受命为鲍曼辩护时，实际上采取留给他的唯一办法：宣布他的当事人已经死亡。
　　经过鲍曼之案的延宕后，被告的最后辩护重新恢复，审判室里除了能抓住听众的法官和被告外，几乎空寂无人。只是在沙赫特的律师鲁道夫·迪克斯发表评论时，法庭才恢复了生机。迪克斯朝前帝国中央保安局头头卡尔登勃鲁纳打个手势，然后又冲一度在达豪为阶下囚的沙赫特做个手势。迪克斯指出：“被告席上监狱看守和囚徒比肩而坐，确实是一幅罕见而古怪的画面。”军事法庭从播映人民法庭的电影里，已经亲眼看到了罗兰·法赖斯勒法官令人震惊的行为。迪克斯解释说，在纳粹当政的年代里，他在法赖斯勒面前为沙赫特辩护，沙赫特被控与当局为敌；如今，他在盟国面前为作为战犯的沙赫特辩护。关于他当事人的辩护，还需要他说些什么呢？迪克斯说，沙赫特的境遇使塞尼卡的事为之一振——尼禄因叛国罪而把塞尼卡送上法庭，而尼禄死后有谁将因“与尼禄的管理不当和凶残有同谋关系”而受到审判？
　　安德勒斯上校利用一年中最得热难捱的日子，在纽伦堡安顿好刚到达的妻子凯塞琳和女儿基蒂。基蒂在上校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么，刚刚毕业于美国高中，不久就受到实际的欧洲教育。基蒂同安德勒斯家的女仆赫达很要好，而赫达则急切地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两人同岁，基蒂·安德勒斯十分兴奋地听赫达讲她过去的生活。这位德国小姐曾在一家部队医院截肢科病房当护士。她的未婚夫是飞行员，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就中弹身亡。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最猛烈的空袭战时，她从一家医院的窗户边，亲眼目睹她心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只有一次，这个女仆的英语支支吾吾的，那就是当基蒂问赫达在庆祝党的生日期间是否参加过齐柏林田径场的大会时。赫达说，她没有听明白，就转身干活儿去了。
　　大理石厅里，两个健谈的人且饮且叙。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告诉美军管房子的军官约翰·沃内特斯上尉说，他同那一帮被告相处得很好。惠利斯称，赫尔曼·戈林是他的朋友。帝国元帅赠给他一只表，上面有他的签名，少尉说着把金表在沃内特斯面前闪了一下。他还有一枝勃朗山牌自来水笔，笔帽上刻着戈林的名字，还有他亲笔题辞的帝国元帅的照片。惠利斯神秘兮兮地说，在纽伦堡的大字里只有一件事不对劲。什么事不对劲？沃内特斯很想知道。“就是我为他干活的那个家伙。”惠利斯回答。他说，沃内特斯认识安德勒斯上校，但没有说别的。
　　罗伯特·杰克逊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就好像天生此才，只为此用。7月份的日子一天天逝去，卡尔登勃鲁纳、绍克尔、弗里克、丰克等等所有被告的律师，为被告犯下的罪孽辩解和解释，但他没去听他们的说词。相反，他留在自家的书房里研究，撰写他的闭庭演讲词。在眼下粗略的草稿里，他几乎在每一页都攻击戈林。他谴责德国的工业家们，从而在他本人离去之后为特尔福德·泰勒随后对他们的起诉打下基础。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这次演讲昭告世人：纳粹分子实行征服、剥削和种族灭绝的阴谋已得到证实。
　　这些段落构成他讲演词的主要支柱。但是他也十分喜欢玩弄词藻，不停地修改，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放声试读诗一般的谴责之词：“里宾特洛甫，蒙骗术的兜售者”；“罗森堡，纳粹的理智的高级牧师”；“卡尔登勃鲁纳，大调查官”；“狂热的弗兰克”；“施特赖歇尔，恶毒的大老粗”；“席拉赫，年轻人的毒害者”；“绍克尔，自法老以来最残暴的奴隶主”2“辛克，满口金牙的银行家，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担保品”。他要求文尔丝给他找一卷莎翁的作品。他想要用《理查三世》里格洛斯特和安妮小姐对话的台词，使他的结语永放光芒。
　　被告方的辩论总结持续了三个星期。弗洛膛里希特·克兰茨比勒把一份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枯燥无味的摘要扔给翻译部门，题目是“被告邓尼茨的最后辩护”。7月25日，阿尔弗雷德·塞德尔为鲁道夫·赫斯作完最后一名被告的总结发言。随后，检方将作最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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