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奥托·克兰获比勒第一次出现在司法大厦门口时，卫兵们大吃一惊。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这位辩护律师身穿战败敌军的全套海军制服。三十九岁，在着整齐的克兰萨比勒是德国海军的一名舰队法官。邓尼茨上将认为他像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进行海战，因此他断定，这样一位海军军官同事为他处理这个案子最为适当。
　　尼夫少校在德国一个海上扫雷部队的法律办公室找到了克兰茨比勒。该扫雷部队得到英国的允许继续工作，以清除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的水雷。在纽伦堡克兰获比勒坚持保留穿制服的权利，因为是盟军把他留在服现役的岗位上。他也希望通过身穿制服出庭，来说明大多数德国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而这正是他打算让他的委托人邓尼茨扮演的角色。
　　这个星期天下午，当克兰茨比勒走近他现已熟悉的会客室的铁丝网时，法庭内的过道上人已几乎走空。第二天，即三月14日，将开始对邓尼茨的起诉。克兰获比勒来此是为了讨论对付起诉的最后的策略。他的委托人已经在等着了。邓尼茨不是一个简单的委托人。一旦张开那薄薄的嘴唇，他那和蔼老祖父的影子马上就消失了。他的声音像牙科钻头的嗡鸣声。他保持着指挥若定的习惯，这点并未受到这几个月监禁的影响。克兰茨比勒完全了解德国海军中流传的有关邓尼茨的故事。邓尼茨有个叫彼得的儿子，二十一岁时牺牲在他父亲的猴群舰队的一艘潜艇上。在德国的四万名潜艇乘员中有二万五千人死亡，邓尼茨的儿子是其中之一。1944年5月，他的另一个儿子克劳斯，在英国沿岸侦察盟军进攻准备迹象的一艘侦察舰上被打死。当副官报告这一消息时，邓尼茨一言未发，继续伏案工作。他回家后告诉了他妻子，然后又通知要她陪他参加一个欢迎日本大使的午餐会。在午餐期间，他们丝毫没有提起儿子的事。午餐会一结束，邓尼茨的妻子就晕倒了。
　　克兰茨比勒前几天去档案室拿了检方预计将用来对付邓尼茨的几份证据的副本。在会客室里，他与这位海军元帅讨论了这几份证据材料。邓尼茨大声地提出了克兰茨比勒应该在法庭上摆出的反对意见。这位律师说，“拉扎尼亚命令”将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1942年德国海军的一艘潜舰击沉英国运输舰“拉孔尼亚号”后，邓尼茨发布了这项命令，该命令影响特别严重。邓尼茨禁止德国海军船只打救幸存者，甚至不许帮助他们爬上救生船或者供给他们食物和水。邓尼茨在命令的最后说：“要严酷些。记住，敌人在轰炸德国城市时是不顾我们的妇女儿童的。”
　　邓尼茨告诉克兰茨比勒，他发布这项命令的唯一原因是，德国艇上人员尽力抢救“拉孔尼亚号”幸存者时，美国飞机竟进攻了他的潜舰。他还知道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基本也像“拉孔尼亚命令”那样行事。克兰茨比勒说，元帅说得很对，他打算在反质时提出这点；但是元帅必须明白，不管对或不对，公正或不公正，法庭将不会接受“你也和我一样”作为辩护的理由。
　　检方也许会引用证据，说明邓尼茨不仅仅是一名职业海军人员，而且曾经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7月20日阴谋刺杀希特勒事件后的一天，邓尼茨发表广播讲话：“一个与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没有任何关系的疯狂的将军派系挑起了这次见不得人的暗杀活动……如果这些恶棍认为除去元首就会使我们停止艰苦不屈的战斗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邓尼茨说，他并不担心这次讲话。他又问，美国人有他作的与犹太人斗争的那个讲话吗？他在这个讲话中说过：“我即使吃屎，也不愿让我的子孙在犹太精神和信仰中成长。”这份讲稿共发出五十二份，其中五十一份已经销毁。邓尼茨问，检方是否得到了这最后一份？克兰茨比勒回答说，他们似乎拥有其他所有的资料，但是否得到了这份讲稿，他也不知道。
　　两人的谈话结束时，邓尼茨问他的律师是否知道他为什么被审判。在克兰茨比勒回答之前，这位元帅就解释说：他们不能审判克虏伯，因此就找到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因为他们不能审判希姆莱，所以就处置卡尔登勃普纳；他们不能审判戈培尔，因而就起诉弗里奇；他们没法审判希特勒，因此就清算作为元首继承人的邓尼茨。邓尼茨说，对他进行起诉是“一个美国特色幽默的例子”。
　　英国人始终觉得美国人在法庭上表现得过多，因此他们特别认为应该由他们来起诉德国海军，他们毕竟与德国海军进行了真正的交锋。1月14日是星期一，H·J·菲利莫尔律师于是开始了对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起诉案。邓尼茨被指控共谋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当菲利莫尔引证“拉孔尼亚命令”时，艾雷·尼夫少校听着，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他的一位朋友以及那人的妻子幼儿在他们来的船下沉时淹死。检察官接着转向邓尼茨在德国海军中执行凯特尔的“突击队命令”的结果。由于执行了这项命令，被俘的英国突击队员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到此刻为止，对这位海军元帅起诉的证据只涉及军事行为，也提出了战争中残酷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公正地进行战争的问题。但是，下一阶段的起诉将使邓尼茨进入一个更难得救的领域。他对审问人员曾坚持说他对集中营的恐怖活动一无所知。这位英国检察官引用文件证实，邓尼茨曾亲自要求让一万二千名集中营犯人到海军船坞去工作。
　　在反质时，克兰茨比勒只要有证据就对指控进行巧妙的反驳。不过，那天结束起诉他返回自己在纽伦堡的家中对，克兰茨比勒又面临着一种自我的反质。他从1934年起就是海军中的一名职业法律军官，他曾在纳粹军事法庭里担任法官，而且极力在法律范围内伸张正义。他为纽伦堡司法大厦六0O号房间揭露的事情感到羞辱。他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吗？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白痴。他参与其中了吗？如果他参与了，那他一定是个罪犯。他是否只了解内情，但并未亲自去干？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德夫。各种选择，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懦夫，都使克兰茨比勒沮丧不已。
　　38
　　无巧不成书。1月16日，罗伯特·肯普纳开始了对威廉·弗里克的起诉案。弗里克曾把希特勒的仇恨和邪恶变成了德国的法律。他领导过内政部，肯普纳这位前部长就是在那里被解职的。弗里克颁布了把肯普纳驱逐出德国的法令。要不是为了起诉弗里克，肯普纳不会在这天作为美国公民和弗里克的对手站在这个法庭上。把肯普纳拽出他在德国所过着的幸福生活的，只是由于被告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这个法庭上有什么人符合德国的老式标准——炫耀学识。作风粗朴而又喜欢说教的话，那么，这人就是罗伯特·肯普纳，他很重的口音使他的这种形象更臻完美。
　　精神病医生凯利少校发现六十九岁的弗里克是被告中最无特色的。弗里克每天坐在被告席中，而无表情，眼神发呆，身穿与周围不协调的运动上衣，像一个讲课极不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弗里克最引为自豪的成就是使希特勒成为一名德国人。希特勒在1925年已放弃奥地利国籍，以在德国寻求政治上的发展。他申请加入德国国籍最初曾被拒绝，因为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企图，即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被判处了叛国罪。弗里克尝试用另一种方法解决。德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被任命为德国官方职位就自动享有公民权。弗里克利用他的国会议员的影响，促成任命希特勒为希尔德堡豪森的小镇警察。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当场撕毁了任命状。其他的策略也先后失败，但弗里克仍然坚持不懈。1932年2月，他终于设法促成希特勒被任命为布伦瑞克州议会议员。不到一年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专制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中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伦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伦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伦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在盟国的一些人看来，肯普纳的起诉风格与他的德国对手们极其相似，有些过于教条死板。可是，英国方面的法律人士却低声表示欣赏；美国方面这次总算有一位律师表达了正确的历史观点。身穿黑长衣和条形裤的英国检察官们构成了一个人少精干的团体。他们专业娴熟，并且专心研究每个案子的历史内容。相比之下，正如霍华德·史密斯在一次广播报导中指出的：“最薄弱之处是杰克逊法官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法律辩论书是由助手们代写的，而且许多人在进入法庭之前似乎连这些辩论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也许对为莫须有的罪名辩护或对国内的歹徒进行起诉相当熟练。但除了少数特殊的例子外，他们表现出对纳粹的一无所知。”珍妮特·弗兰纳在她1月5日为《纽约客》写的一段报导中，记叙了英国检察官为他们的案子所做的细致而合理的工作。她写道，至于美国人，他们却使令人发指的战争罪变得让人听起来“单调无味又互不连贯”。一名为美国人工作的英国调查研究人员凯蒂·沃尔克，向他的一个英国同伴透露：“你知道，他们没有受过标准的教育。”
　　杰克逊庞大的工作班子与其规模相比显得缺乏效能。尽管这位首席检察官的其他部门工作无能，但行政管理方面是例外。他这些天几乎没有在法庭待过，而却乐于将起诉工作交给负责各方面的助手们。虽然为时已晚，但杰克逊也承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人数不多的英国检察官小组构成了一个法律精英组织。相反杰克逊是从军队中招用大批才能参差不齐的美国律师，他们大多数只是身穿制服的文联军人。他们将为退役获得必要的条件，而且在几天之内就回国，几乎连告诉后任者陆军消费合作社在哪儿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对进行中的案件复杂性进行交代了。杰克逊请求他下属的律师不要在诉讼未结束前离任。到一月份为止，原有的一百五十名律师只有十三人和他留在一起。杰克逊抱怨说，他的工作人员都被融化殆尽。
　　使杰克逊同样恼火的还有来自法庭上的关于比德尔法官表现的传闻。比德尔贬低他的同胞的工作，有意低声但又让人听见地说道：准备糟糕，组织零乱，审讯外行。杰克逊认为，几个月前侥幸谋得职位的比德尔，已越来越傲慢自大和目无旁人了。
　　在起诉弗里克的过程中，法官们有一阵子注意到被告席上在低声耳语，有一张便条在许多人手中传送。汉斯·弗里奇在这张便条上写着：格雷克少校就要回家，被告们应当想点办法。这位圣路易斯的牧师已两年多没见过妻子了。他的几个在军中服役的儿子都已回家，而上了年纪的格雷克在战争结束后八个月仍滞留国外。他的确决定要走了。
　　那天下午回牢房后，弗里奇写了一封寄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亨利·格雷克牧师夫人”的信。弗里奇在信的开头写道：“您的丈夫已经给了下面的签名者们半年多的宗教关怀。我们听说您希望他回家，因为我们也有妻室儿女，我们理解您的这一愿望。不过，我们恳求您延迟让您一家团圆的要求。我们不能失去您的丈夫。没有任何别人能穿过筑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高墙。我们将衷心感激您……”弗里奇写完信后，问执勤军官是否可以让他把信在信奉新教的被告中传阅。
　　当安德勒斯上校读到弗里奇的那封由全体被告签名的请求信时，他立刻作出反应。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件就是派来一个新牧师。他将这封信的一份复印件送给了格雷克。在读信时，这位牧师跪倒下去，祈祷上帝的帮助。他想，如果这些面临死亡的人们需要他的话，他的妻子当然应该理解。
　　39
　　1月19日星期六的下午晚些时候，吉尔伯特上尉目光呆滞地坐着，听影响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威廉·弗里克政治成长的那个人说话。他觉得探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对他是个折磨。但是，如果他想要了解纳粹精神的动因，他就必须了解纳粹思想的始作俑者之———这个坐在他对面小床上的矮胖、钩鼻、圆头、外表粗俗的人物。牢房地板上到处都是施特赖歇尔画的速写。他什么都画——一个看守的脸、他的餐具，甚至抽水马桶。在一天快过去时，他就把所有的画扔掉。吉尔伯特不得不承认此人画得很出色，他因而怀疑这个粗俗的人身上怎么会有这种艺术的敏感。
　　在吉尔伯特看来，与施特赖歇尔打交道最受不了的是必须作出屈尊俯就的样子。施特赖歇尔说道：“割礼是最令人惊奇的天才的一着。你可以放心，这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这是要保存种族意识。你知道诗人海涅对割礼是怎么说的吗？你可以消灭洗礼，但你不能消灭割礼。真可怕，是吧？”施特赖歇尔说话时，啪地吐出一块口香糖。他通过用他的亲笔签名和看守交换口香糖，来支撑他最近才养成的这个嗜好。在施特赖歇尔讲话时，吉尔伯特想起瓦尔特·丰克的抱怨。这个银行家说，他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因为每天在法庭上，他都不得不坐在嚼着口香糖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旁边。
　　弗里奇认为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员》是一份让读者脸红的报纸。吉尔伯特在阅读少数几期后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说。施特赖歇尔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同居中男人的精子部分或完全被女人吸收，于是进入了她的血管。一个犹太男人和一个亚利安女人仅仅一次姘居就足以永远败坏女子的血液……她再也不会生下纯种的亚利安孩子。”施特赖歇尔曾经向一群教授听众讲述了经他改进过的区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标准。他还搜集了一些十分露骨的色情画。他说他是从犹太人那里买来并保存着，为的是要说明，犹太人阅读的是多么肮脏的东西。
　　吉尔伯特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粗俗不堪的人曾经是纽伦堡最有权势的人物。施特赖歇尔担任过纽伦堡所在的巴伐利亚省的一个区弗兰科尼亚的大区领袖。他从一个学校教师起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入伍，由于多次自愿参加最危急的任务，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在战场上晋升为军官。施特赖歇尔向吉尔伯特谈起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织了自己的右翼党。1922年，他在慕尼黑听希特勒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地挤到讲台前，并把他的党的两千名党员“作为礼物”献给希特勒。
　　施特赖歇尔青云直上，然而他中伤戈林的男子汉气概，引发了对他肮脏事业和性生活的调查和谴责。戈林告诉其他被告说：“我们至少做过一件好事。我们把那个棘手的施特赖歇尔开除出公职。”施特赖歇尔1940年倒台后，的确失去了权力。《冲锋队员》不再是政府喉舌，而只是施特赖歇尔拥有的一份私人杂志，在战争期间发行量从一百多万份下降到一万五千份。
　　在与赫斯、罗森堡以及施特赖歇尔等人打交道时，吉尔伯特的问题之一是要找出真偏执狂和受思潮影响的假偏执狂之间的区分界线。简单说来就是，这些人是真疯狂还是被卷入了一个疯狂的世界。谈到施特赖歇尔论述犹太人精子问题时，吉尔伯特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个偏执狂的特例。主要的问题是，这次起诉的结果是否能给这个顽固不化的人的脖子套上绞索？一个病狂的人因发表种族监言而可以被处以绞刑吗？
　　40
　　1月26日，星期六，晚上寒冷刺骨，温度只有华氏十度。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在今晚举办晚会．在通往郊区英国人住地济恩多尔夫的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寓所的道路上，载着杰克逊法官工作人员的汽车颠簸前行。路边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景象：炸弹炸毁了一幢公寓楼的一侧2一间间浴室内的管道裸露着；一架英国飞机控挂在教堂的尖顶上，摇摇欲坠。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是为了庆贺罗伯特·伯恩斯的生日而举行的晚会。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的生命浸透着苏格兰的特色。他洋洋自得的事是，他在歌德大街七号的别墅位于他的一位苏格兰祖先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指挥过一个团的地区。到了星期天的日子，他经常和卫兵不辞而别，去追寻过去那场战斗的踪迹。虽然父亲是个穷教师，他自己也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男孩，但是对过去的偏好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逐渐养成了一种很深的保守主义。1935年他作为一名保守党党员被选进国会，至今仍担任这项职务。他的妻子西尔维亚是影星雷克斯·哈里逊的姊姊，因此他在纽伦堡的名声增色不少。
　　晚会的确非常成功。随着东道主的一个号令，穿着苏格兰节日盛装的苏格兰风笛手们齐步走出，接着上来的还有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专门在苏格兰订购的羊杂布丁。晚宴后，英国的起诉律师们组成一个四重奏组，挑出精力十足的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扮演滑稽嘲弄的对象。这种滑稽嘲弄已成为纽伦堡消遣的一个主要节目。
　　他们和着《老人河》的调子唱：
　　斯普雷彻老人，唤斯普雷彻老人，
　　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
　　他让我们不停地苦干，
　　他不停地叫喊，
　　我们不停地跟着他转，……
　　跟着他转！
　　诺曼·伯基特爵士违背纽伦堡社交生活的基本礼节，在晚会上把比德尔的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强行拉到一边，长谈工作上的问题。伯基特爵士告诉韦克斯勒，国际军事法庭的标准无法同英国最高法院相比。他又说，要是他担任庭长，纽伦堡的法官们将会得到更大的提高。韦克斯勒觉得很不自在。他想扭转伯基特的话题，反而被伯基特爵士秘密地询问，是否知道劳伦斯驾车带着年轻女士长途兜风？是否知道英国检察官把法庭上的美国法官叫做鬼混的人和乱叫的狗？韦克斯勒了解伯基特在英国法律界的声望。不过，他的行为表明他的品行并不稳定，缺乏良好家庭出身的人们应有的那种平静自信。过了一会儿，这位瘦高蓬头的伯茨特律师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并且高声朗诵了莎士比亚的一首诗，迷倒了一小群客人。韦克斯勒更喜欢的是这样的伯基特。
　　41
　　吉尔伯特上尉曾考虑逃避出去度周末。这位心理学家几个月来成天站在法庭上，夜间和周末还要巡视牢房，他的情绪都快崩溃了。可是，他很担心赫斯与里宾特洛甫的情绪是否稳定。他决定，不管是不是周末，应当去看看他们。
　　那个星期六下午，吉尔伯特走进赫斯的牢房时，他没有按要求站立起来。赫斯从不对任何人起立，包括安德勒斯上校。在上次的探访中，吉尔伯特已感觉到赫斯的精神状况在恶化。自从11月30日赫斯令人震惊地宣布他的记忆力已经恢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停止了在法庭上读小说；他在记忆数字测试中的表现有很大进步。但是现在他又开始在法庭上读书。最初看守们把书从他手中夺走，但是不久以后，劳伦斯法官告诉他们不要打扰赫斯。这位法官担心，假如除读书外没有其他办法分散赫斯的注意力，他也许会用更糟的滑稽行为打乱法庭审判。
　　这一天，吉尔伯特再次进行数字回忆测试。赫斯从上一次的前八个数字和后七个数字下降至今天的前五个数字和后四个数字。吉尔伯特离开牢房，去监狱办公室写评语，他写道：“此人表现冷漠并开始真正明显地丧失记忆，这是他对意识形态被最终粉碎的抗拒反应的一部分表现。这种意识曾支持着他的自我，而现在又使他面临承认他所犯的那一部分纳粹罪行，或者抛弃他的元首的那种不可容忍的选择。他也许会以再次拒绝承认现实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凯利少校出现在门口。他说他们需要谈谈，便领着吉尔伯特走到操场。凯利继续说，作为朋友和同事，他想提醒吉尔伯特，他对军事专家的轻视正在引起上校的注意。吉尔伯特答复说，他很难让自己的工作不断被外行在事后指指点点，但是他将尽量对别人更尊重些。凯利没对吉尔伯特说的是，安德勒斯曾提出把他调走。凯利已说服安德勒斯把吉尔伯特留下。这位精神病医生希望不久离开纽伦堡，而吉尔伯特将是他取得资料的唯一渠道，这些资料对他们计划撰写的那本书至关重要。
　　吉尔伯特走后不久，赫斯又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此人是法庭联络员、英国人艾雷·尼夫少校。尼夫到来时，赫斯那里一阵喧吵。赫斯刚把装满食物的餐具扔向一个胆敢窥视他的牢房的下级军官。他问尼夫，为什么让他一个星期都没有律师？这位少校像过去那样解释说，赫斯的辩护律师冈瑟·冯·罗尔施伊德在冰上摔断了腿。赫斯说，既然这样，他将为自己辩护。把尼夫派来正是为了防止赫斯这样做。法官们担心，赫斯作自我辩护将会使审判变成一场杂技表演。尼夫说，他和赫斯明天将再次讨论这事，企图以拖延的手法争取时间。
　　尼夫少校刚走，赫斯就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他说，他要给法庭成员写信。他对罗尔施伊德不信任，想把他解雇掉。
　　被告们给法庭的所有信件都必须经过安德勒斯上校。这位上校星期六上午也来到办公室，刚在读吉尔伯特最近对赫斯的评价：赫斯是个“易受外界影响、消极被动的家伙……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像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状那样，他不能面对现实，而且通过形成一种功能错乱，就他而言，即歇斯底里健忘症，来逃避挫折”。收到这个“易受外界影响、消极被动的家伙”写给国际军事法庭的信后，安德勒斯上校马上打开读起来。赫斯在信中写道：“我谨请法庭注意一个事实：我现在已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辩护律师了，而我又被剥夺了法律赋予我的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结果是，对这个阶段的证人，我甚至不能向他们中的一人提问，尽管法律赋予我权利可以这样做。”安德勒斯想，这几乎看不出来像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写的信。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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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月27日星期天，吉尔伯特在探访赫斯的第二天，去看另一位有问题的犯人，里宾特洛甫。绍克尔和卡尔登勃鲁纳在集邮，凯特尔在玩单人纸牌，戈林睡着了，里宾特洛甫则烦躁不安。吉尔伯特发现那人是架能量分散的风车。他在牢房来回踱步，在纸上乱涂乱画，纠缠着守、医生和他的律师，然后又忘了向他们要求的事情。他把他现在的律师弗里兹·索特弄得发疯。他们刚决定采取一种辩护策略，而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否认他曾同意这种策略。里宾特洛甫要求找来某个证人，而一旦索特安排好那个证人出场后，他又拒绝那个人。索特认为，“不可能管里宾特洛甫这个人辩护”。在吉尔伯特看来，反复无常的行为反映出一个已崩溃了的自我、一个失去了主心骨的人。
　　吉尔伯特尽量把现在的里宾特洛甫和一个证人所描写的个人联系起来。这位证人是这位前外交部长的一个部属，他在书面证词中写道：“他像朵云降落一般走进房间，然后突然大吃一惊地注意到其他的人——仅仅是人而已——也在屋里。他会要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机场上等上五六个小时，甚至冒着风雨，直到他的飞机抵达。他从飞机上出现，带着勉强的微笑招呼我们，举手致希特勒万岁的敬礼，然后驱车离开。此人完全像在演戏，我们都叫他电影演员。他对待我们像对待狗一样。”这就是现在躺在床上，向吉尔伯特抱怨说晚上又没睡好的这个遍遍苍白的人。
　　里宾特洛甫说他头疼，吉尔伯特想知道有多久了。里宾特洛甫说，一阵一阵的，有五年了。他能说出头痛开始的确切日期：1941年7月28日（德军入侵苏联是1941年6月22日——编者），即德国进攻俄国后的第六天。池的外交杰作是德国和苏联间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的战争行动把这个条约彻底撕毁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决定说出他的心里话。他告诉元首，他一直反对与苏联作战；这次进攻的后果现在已不能控制。希特勒勃然大怒，尖声喊叫起来，痛骂里宾特洛甫，直骂得这位外交部长不停地颤抖。希特勒尖叫道，里宾特港市给他意外打击，绝不允许在任何问题上反对他。那次挨骂后，里宾特洛甫在病床上躺了许多天，他的右胳膊和右腿出现了暂时性的瘫痪。他再也不敢反对希特勒了，就是从那时开始头痛的。
　　里宾特洛甫的到宫古斯塔夫·斯登格拉齐特＊冯·莫伊兰德男爵亲眼目睹了这一爆炸性的事件。在纽伦堡接受审问时，他解释说里宾特洛甫这次罕见的反对也使希特勒病倒了。这次事件使莫伊兰德瞥见到元首个性的阴暗一面。这位男爵告诉审讯者说：“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可能是缺乏信心。专家们和正派人士试图影响着特勒，可是却徒劳无益。而煽动采取极端措施的不负责任之辈，却发现他极易受影响。希特勒认为这些人强硬有力，无比较正常人的行为则被谴责是懦弱和失败主义。”在里宾特洛甫讲述五年前的事件时，吉尔伯特头脑中回响着莫伊兰德的这些话。由于理智地反对进攻俄国，里宾特洛甫离开了阿谀奉承者的合唱团而进入有理智的顾问角色。这一转变显然触动了希特勒自我怀疑的神经，而且使他大发雷霆。
　　吉尔伯特还需要探访一个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应当受到鼓励，以使他继续待在悔过者的阵营里。吉尔伯特进入席拉赫牢房时，提起他刚去看了里其特洛南。席拉赫冷冷一笑，又讲了里宾特洛甫无耻地获得贵族称号“冯”的故事。席拉赫问：“你知道戈培尔怎么说里宾特洛甫吗？“他说，“他是个无核的躯壳，他的名声是买来的，他结婚是为了钱，他靠连荣带骗走入宦途”。吉尔伯特看了看这个纨绔子弟，很想知道谁更应受谴责，是拚个钻营的野心家，还是堕落击事受纳粹果实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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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星期一上午，当劳伦斯爵士似乎快要昏迷时，法庭审判中止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法国检察官查理·杜博走上起诉席，用低沉单调的声音开始起诉。在战争中，社博白天是法官，晚上则是地下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善于炸毁列车和桥梁。现在，这人显出许多法国代表团成员身上都有的那到疲惫神态。法国首席法官是亨利·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此人十分健壮，身着中世纪服装，双肩宽大隆起，灰白长发，胡须下垂。但是他从不发言，也从不发问。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上街时乘坐一辆老式黑色雪铁龙。当司机在修理汽车故障时，人们常看到他闷闷不乐地站在车旁。敬重法国人的艾雷·尼夫认为，他们的这种情绪也许反映出他们国家筋疲力尽的状况。法庭里的法国工作人员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发薪水了。
　　下一个证人在陈述纳粹占领法国的五年中从该国劫走的几乎是全部的财产清单时，整个法官席似乎都快进入了梦乡。戈林用肘拐轻碰赫斯，说道：“我为我们从法国人那里拿走的每瓶白兰地和每支雪茄都感到高兴。”赫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曾拿走所有那些东西，你现在也许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戈林又说道：“听着，鲁道夫，你不抽烟，也不喝酒，可是你还是在这里，一样和我关在一起。”
　　杜博传一群居弱疲惫的集中营受害者出庭作证。劳伦斯爵士提了提神，问道：“社博先生，你打算传更多的集中营证人吗？”这位检察官局促不安地做了肯定的回答。
　　突然，法庭内的沉寂状态被打破了。一位身穿时髦深蓝套装的女人走上了证人席。有关她的一些事件吸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她叫玛丽·克劳德·韦兰一库图里埃，三十三岁，笔直站着，一头秀发往后梳得紧紧的，脸上没有化妆，不过却显出尊严。她是法国立宪议会议员，特地请假前来做证。社博请这位证人讲述她的经历。韦兰一库图里埃作证说，法国陷落时，她是个反法西斯的记者。1942年，她被逮捕并受到审讯，而且被命令在一份假坦白书上签字。她告诉法庭说：“我拒绝签字。德国军官就威胁我。我告诉他说我不怕被枪决。他说：我们有远比枪决更坏的方法来处置你。”此后不久，韦兰一库图里埃和其他二百三十名法国妇女一起被塞进一辆列车送往奥斯维辛。在整个旅途中，都没有给她们吃喝。
　　韦兰一库图里埃被分派到集中营的一个缝纫组。她说：“我们就住在火车停放的地方，这些火车实际上是开往毒气室的。因此，我们看见车厢打开，士兵们把男人、妇女和孩子赶了出来。我们看见老夫妻们被拆散，母亲们被迫抛弃幼小的孩子，所有这些人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为使他们的到来显得更热闹，身穿白色长裙和海军蓝短裙的漂亮姑娘们组成的一个乐队在人们分组时表演着《快乐寡妇》和《霍夫曼传奇》中的欢快曲调。那些送往毒气室的人，老人、母亲和小孩，立即被护送进一座红砖建筑中。”
　　这位证人继续说：“我终生都会记得安妮特·爱波。我看见她在一辆载着人到毒气室去的卡车上。她用手抱住另一位法国妇女。卡车开动时，她对我喊：如果你以后回法国的话，记住我的小男孩。他们接着开始唱《马赛进行曲》，法庭内一片沉寂，只有同步译员们在他们的玻璃室内重复着韦兰一库图里埃的话。
　　杜博彬彬有礼地催促她继续往下说时，这位妇女低下了头。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说：“一天晚上，我们被骇人的哭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听说纳粹分子的毒气用完了，孩子们活着就被扔进了焚尸炉。”杜博问她，列车上的二百三十名同行的法国妇女，在奥斯维辛最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韦兰一库图里埃回答说只有四十九人。
　　这位妇女讲完后，她走近被告席并在戈林几步之前停了下来。她知道，这是她今后绝不会再遇到的机会。正如她后来写的：“我想靠近看看他们，我想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我依次看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看起来都像有着正常、人性一面的普通人，这倒不使我吃惊。在奥斯维辛，一个党卫队员在毒死一个五岁的吉普赛男孩的母亲和姊姊后，又经常给这个男孩糖吃。”
　　在中午休息时间，奥托·克兰获比勒律师出人意外地出现在阁楼餐室的过道里，苍白的脸色和他的海军蓝制服反差强烈。他看着他的委托人邓尼茨元帅，问道：“难道没人知道这些事情吗？邓尼茨耸耸肩，继续吃饭。戈林抬起头向上看，说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一个营里，营长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你的职位越高，你知道下面发生的事就越少。”克兰获比勒摇摇头，然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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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休庭后，监狱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应斯佩尔的要求给他送来了一本《本维纽托·塞利尼自传》。但是斯佩尔很难专心读书。韦兰一库图里埃所作的证词再次震动了法庭。斯佩尔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在所有各方面的证据中，与集中营有关的证据是最讨厌的。他在罪行的擂场上择路前行，迄今为止他认为是成功的。他的律师已使用了两个对他最有力的辩护证据：试图暗杀希特勒和抵制元首的焦土命令。与绍克尔的关系性质即谁是谁的上级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证明他与集中营有关系这一点对斯佩尔将是致命性的。斯佩尔绞尽脑汁地想该怎么办。
　　1月29日上午出庭的证人是弗朗索瓦·包尔。瘦高的包尔是位职业摄影师，因此他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幸存下来。他的作证在前一天紧接着玛丽·韦兰一库图里埃之后就开始了。他曾证实，毛持家森的一名逃亡者被推上绞架时，一个乐团在下面演奏一支民谣。包尔今天再次出庭，意味着集中营生活的残酷记录将继续揭露。
　　查理·社博问包尔，他是否曾在毛特豪森见过被告席中的什么被告？这位证人回答说：“斯佩尔。”在审讯期间，斯佩尔承认到过毛特豪森，但只是在外围，其目的是考察铁路终点站的建设。杜博间包尔，他什么时间见过这位战争物资部部长？包尔回答说在1943年，又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他，而是人物识别部门的主管送来了他的莱卡相机，里面装有一卷刚照完的胶卷。我把胶卷冲洗出来，认出斯佩尔和一些党卫军领导人。”征博追问道：“你在你冲出的照片上看到了斯佩尔产包尔回答说：“是的，冲洗出来后，我必须在照片上写出其中人物的名字和日期。”包尔说，有一些照片是在毛特豪森采石场拍摄的。那里的犯人们搬运石头劳累至死，而且德国士兵把犯人“降落”，即推进坑底来取乐。包尔又说：“甚至还有斯佩尔与毛传豪森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握手并表示祝贺的照片。”他说，他总共在三十六张照片上看到过斯佩尔。
　　包尔出庭以后，检察官又引用文件证实，斯佩尔和希姆莱一道为武器生产而从集中营招用犯人。在中央规划局一次会议的记录上，有斯佩尔讲的如下的话：“党卫军采取严厉措施和把主要的怠工者投入集中营是无可指责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通过党卫军档案里的一份备忘录，可以加深对上述这段记述的理解。这份备忘录写道：“经我的命令，阿尔贝特·斯佩尔已录用为我下属的党卫军成员。”签署者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哈丽雅特·泽特堡自豪地站在起诉席上。斯佩尔参观毛特家森集中营以及他与希姆莱关系的证据正是她调查的成果。
　　法庭休庭后，斯佩尔承认这天对他来说是个灾难。他已被完全认定与毛特豪森有关，而且与该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这个以亲自杀人为乐的虐待狂有来往；和希姆莱联系在一起也同样是个不可清除的污点。斯佩尔第一次感觉到死神的翼梢拂过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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