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 第一章 审判序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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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弗兰克被一阵颤栗惊醒,他感到射出什么,然后是新乎乎的潮湿。他刚刚又在梦里遗精了。在四十五岁的年纪遇到这种事令人尴尬。在弗兰克的一些梦里,出现过他的女儿,这使他醒来后感到自己堕落了。他觉得他的这些半夜里的冲动是自从地开始重读《圣经》,以及反省地天主教的儿童时代以来,他一直体验的激情所致。
  那天晚上,他告诉凯利医生和新来的吉尔伯特医生,他相信自己正经历着一场道德的再生。他说:“我告诉你,上帝的轻蔑的笑声比人类的任何一种复仇都更可怕。我们这些想要成为德国统治者的人,在这个只有四堵墙和一个便池的单人牢房里,作为普通犯人等待着受审。这难道不能证明这是上帝对追求权力的人开的玩笑吗?”
  吉尔伯特问弗兰克现在怎样看待希特勒?弗兰克说:“如果我们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勇气枪杀他,世界上的苦难就会少许多。”弗兰克现在相信,希特勒能对人施以催眠术的目光,只不过是精神变态者的神色。希特勒是一个未开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蔑视人类公认准则的人。弗兰克接着说:“那是为什么,他仇视一切法律、外交和宗教组织,以及束缚他的冲动的利己主义的社会价值。”在牢房外,两个美国人一致认为,弗兰克对希特勒内。动世界的剖析对他们的专业有价值。
  10月20日,星期六的下午,弗兰克打定了主意。他哀求牢卫把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唤来。士兵答道,非常不幸,美国神父在外面的士兵田径场上观看第八十师与那个战无不胜的“大红一师”橄榄球队进行比赛。
  奥康纳神父确实去观看他所喜爱的橄榄球比赛了。这位来自纽约州牛津的天主教神父,战前是慕尼黑大学一名出色的学生,就在德国人侵波兰的两天前,他离开了慕尼黑大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钟爱体育——这样的经历使他受到安德勒斯上校手下的看守们的喜爱。奥康纳神父一直为六名信仰天主教的被告服务,
  他担心半疯癫的施特赖歇尔恐怕没有什么希望了。奥康纳每次走进他的牢房,施特赖歇尔都会告诉他,他不是“临近死亡的基督徒”,并且讲述他的反犹太人的哀史。然而,施特赖歇尔却一直向神父要口香糖,这成了他最新的嗜好。
  当奥康纳从球场返回后,他发现汉斯·弗兰克留下的一张便条,
  那天早晨,安德勒斯几乎还没有脱下他的迷彩头盔,奥康纳神父就冲进他的办公室。奥康纳叫道:“上校!汉斯·弗兰克得救了!他已经重新皈依了信仰!”弗兰克请求神父在天主教堂重新为地进行洗礼。上校问,那同人的精神稳定有什么关系?奥康纳茫然了、安德勒斯想要知道,这意味着他有些想自杀吗?神父笑了。他向上校保证,天主教教徒谴责自杀,自杀意味着迅速走向毁灭。
  几天后,弗兰克跪在十五号牢房的五头地板上,威利·克鲁格端着一个盛着圣水的锡制脸盆,奥康纳神父重新为汉斯·弗兰克施行洗礼。神父还催促弗兰克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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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吉尔伯特和凯利巡视了前德国劳工阵线主席、矮胖的、因酗酒而红脸的罗伯特·莱博士的牢房。当初被捕时,菜还抱有获救的希望。他写信给亨利·福特,提出要和福特分享地制造福斯牌汽车产品的经验。但是他现在看起来像是生活在永远痛苦的状态下。
  吉尔伯特努力以其职业的客观性来对待所有的犯人。但是,莱在早些时候提出来的要求几乎使他慌了神。莱告诉他,他要找一个犹太人律师为他辩护。他还记得科隆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犹太人。吉尔伯特担心,寻找留在科隆的犹太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找到一个著名的犹太人律师的可能性就更少了。这天下午,他和凯利发现莱异乎寻常地骚动。他把起诉书扔在地板上,莱嚷道:“我难道应该为我自己根本不知道的罪行辩护吗?”他把自己的身体贴在牢房墙上,摊开他的双臂。他说:“让我们站在墙前,枪毙我们,但是为什么让我出庭时像个犯、犯、犯……”吉尔伯特替他把话说完:“犯人?”“是的”,莱说着垂下他的胳膊,“我连犯人这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来,吉尔伯特来到监狱办公室,这是一间内设一张桌子,用来记录谈话的空牢房。他相信在犯人们面前记笔记会妨碍犯人们坦言相对。他总是把他的谈话记录向凯利提供一份副本,凯利对他肯定地说,这份材料对他们的专著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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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二十五号牢房前的守卫呻吟道:“耶稣基督!你看看他。”他正透过门洞向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窥视。早些时候,守卫厌恶地看着施特赖歇尔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例行项目,剧烈的裸体柔软体操,施特赖歇尔浑身上下都在颤动。现在,施特赖歇尔大汗淋漓,他正在盥洗盆内洗脸。施特赖歇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弃儿,他受到逮捕者的辱骂,同他一样的犯人也躲着他。施特赖歇尔确信,他遭受排斥的根源位于走廊的另一边,赫尔曼·戈林所住的五号牢房。
  战前,施特赖歇尔由于他的庸俗性小报《冲锋队员》发迹,小报上充斥着犹太人奸污亚利安少女的故事,以及有关犹太人精子质量的伪科学的专题论文。作为弗兰科尼亚的令人生畏的纳粹党地方长官,他还拥有政治权力。一个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纽伦堡的学校教员因侮辱了施特赖歇尔而被抓进监狱。这位地方长官用马鞭把那名教师抽打得昏了过去。后来,施特赖歇尔离开监狱时说:“我需要那样,现在我觉得轻松多了。”
  施特赖歇尔因为滥用他的职权而臭名昭著,就是用纳粹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施特赖歇尔强迫犹太人把他们的财产一折卖给他,然后再以市场价售出。他曾经命令他的下属上缴他们的结婚金戒指,以便为元首买一件合适的生日礼物。然而,施特赖歇尔却用这些金子为他当时的女朋友精心打制厂一故胸针。
  施特赖歇尔愤恨地听说戈林的当演员的妻子埃米与犹太人结伴,于是他就在《冲锋队员》上刊登了一张她在犹太人商店购物的照片。最后,他走得太远了。1940年,他发表了一则报导,称戈林是一个阳康患者,他的女儿埃达是人工授精产下的。此后,戈林策划任命由地方长官组成的六人法庭来调查施特赖歇尔主持的腐化场所。法庭裁决施特赖歇尔“不宜管人”。他被剥夺一切党的职务,并被赶出纽伦堡,回到他在普莱克斯霍夫的农庄。他继续出版《冲锋队员》报,否则,他就置身于战争之外。
  由于战败已不可避免,施特赖歇尔蓄起络腮胡子,化名塞勒尔,隐匿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他自称是一个画家。1945年5月23日,他正坐在他的平台屋顶上画一幅水彩画,两个挥舞着左轮手枪的美国军官出现在他眼前。施特赖歇尔的伪装很快就瓦解了,他后来描述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两个黑鬼”把他剥得精光,用点着的香烟烫他的两个乳头,并且击打他的生殖器。他们将他的嘴撬开,往里吐口水。他被迫挂牌游街,牌子上写着“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犹太人之王”。
  在纽伦堡,施特赖歇尔的律师汉斯·马克斯博士听了他的当事人的咆哮后,提出施特赖歇尔需要接受精神病检查。马克斯说,一个发疯的人没有必要站在受审席上。施特赖歇尔在接受检查期间被要求脱光衣服。一名俄国女译员转过身背冲着施特赖歇尔,施特赖歇尔斜着眼说:“怎么了,你难道不想看看好玩意吗?”精神病医生做出结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患了偏执狂症,精神上始终摆脱不了犹太人的困扰。凯利少校写道:“但是,他的思想既荒谬又奇特,不能被列入真正的精神错觉。他的神志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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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晚,安德勒斯上校在他的营房起居室内给一个军方老朋友写信。8点半刚过,他的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他的副官弗雷德·泰克打来的。泰克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上校必须马上到监狱来。
  二十一岁的保罗·格雷文少尉晚上8点钟在C牢房区换岗执勤。格雷文将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为此,他去了监狱办公室,开始读一本平装小说。他看了不到十分钟,守卫班长就急冲冲地找他来了。少尉最好去看看罗伯特·莱,他看起来目光呆滞。格雷文把书扔在一边,急冲冲地来到九号牢房。他透过门洞向里窥探。由于便池在位于右边的一个小凹室内,所以他只看到莱的双腿和抖动着的双踝。格雷文向犯人呼叫,但是没有回答。他猛地打开门栓,冲进牢房。莱坐在大便桶上,身体向前弯曲,他的脸胀成紫黑色,双眼向外鼓出。他用一条毛巾打成一个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头则系在墙上的一条水管上。他用一块抹布堵在自己的嘴里,以防止出声,他明显地向前倾,直到他把自己窒息至死。伯顿·安德勒斯在不到三个星期里失去了他的第二个犯人,这次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对奥纳尔多·康蒂的自杀事件被成功地掩饰过去了,但是莱的死亡性质不可能瞒得过牢区的其他犯人。第二天,安德勒斯命令泰克少校把犯人集合在门廊。上校说:“像这样不愉快的消息需要公布时,我将亲自宣布,莱已经自杀了,他装出要大便的样子赢得时间自杀。”
  赫尔曼·戈林用嘴角低低地和赫斯耳语:“这样才好,我早就怀疑莱能否站在受审席上。”安德勒斯打断戈林,把犯人们押回了牢房。他指示他的工作人员立即到他的办公室会面。
  安德勒斯的脸扭曲着,显得很疲乏。失去一名犯人就如同一个船长失去了他的船一样,而傲慢的伯顿·安德勒斯却失去了两名犯人。很明显,安全措施还不够严,他开始训话。从现在起,他们不再让一名看守负责四间牢房,而是一名看守负责一刊和牢房。看守们工作两个小时,休息四个小时。看守在那两个小时期间,眼睛始终不能离开犯人。一个军官提议,这个制度需要更多的人。安德勒斯对此表示认可,他烦躁地说,他将向纽伦堡地区的指挥官承担这件事的责任。
  第二天早上,安德勒斯正在法院自助餐厅用咖啡,一名《境理报》的俄国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走了进来,向他采访关于菜自杀的事。安德勒斯答道,那类事情现在已经杜绝了。他向波列伏依介绍了他采取的新措施。他说,他的监狱目前是不会发生自杀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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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杰克逊坐在司法大厦他的办公室里,屋里满是凌乱的油印文件。他正压着火打电话。打电话来的军官是罗伯特·吉尔上校,他负责所有令人头痛的行政工作,他在电话里告诉杰克逊,与吉尔同级别的法官,行政处官员刚刚把杰克逊的一伙人赶出他们的住处。吉尔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负责法院的威廉·米切尔将军比地级别高。杰克逊说,他会去处理它的。他放下电话。就杰克逊看来,这件事是弗朗西斯·比德尔的所为。比德尔可能对剥夺他法庭庭长之职不满,但是,如果杰克逊控制不了针对他的这场纠纷,那他就该倒霉了。他唤来艾尔丝,口授了一份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
  弗朗西斯·比德尔告诉米切尔将军,鲍勃·杰克逊正在建造的帝国令人震惊。比德尔说:“你知道我的司机今天早上告诉了我什么?他对起诉需要动用六百人,而将被绞死的只有二十一人感到惊奇。”他接着说:“杰克逊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恣意横行,他们要么垄断交通和通讯,要么在纽伦堡大饭店坐下来喝酒。”米切尔表示赞同。他解释道,他刚刚与杰克逊的行政官进行I交涉,并且接管了一些起诉用房。
  杰克逊告诉艾尔丝,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他和弗朗西斯·比德尔在根本上的区别。比德尔是费城大道,而杰克逊则是纽约小镇,可是纽约小镇比费城大道更精明。他让艾尔丝唤吉尔上校过来,杰克逊准备向吉尔宣读他刚刚从白宫收到的答复。吉尔已被总统直接提升了。现在,杰克逊和比德尔都各自拥有一位自己的将军。比德尔再也不能提拔更多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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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觉得很难写这封信。自从1943年秋以来,他一直没有见过他的妻子马蒂尔达。他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十五个月大的儿子罗伯特。他现在有足够的资格退役回家了,而地正给她写信,告诉她他准备留在纽伦堡。
  吉尔伯特的性格在贫困、打工和奋斗中磨练得早熟。地的从奥地利移民过来的父亲死时,他才九岁。他的母亲被抚养他和两个小弟弟的责任弄得束手无策,他们被移交到一个犹太人办的福利机构,位于西切斯特郡的一个孤儿院里。恬静、好学的古斯塔夫后来赢得曼哈顿伦理文化学院的一份奖学金,接着,进入哈佛大学为贫穷但却聪明的学生提供的纽约城市学院念书。他在193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专业的博士学位。
  在纽伦堡,他因当初仅被视为一个译员而懊恼,但是,由于凯利少校的缘故,他的未来看起来有了希望。撰写一部有关纳粹分子精神病理方面的专著,就如同他得到了解剖用的实验室的老鼠一样,变得不可抗拒。他怎么能够舍弃这个机会回国呢?他希望马蒂达尔能够理解。他把信投到司法大厦的军用邮局后回到他的办公室,在那儿,他听说上校正在找他。
  吉尔伯特从未在没有凯利陪同的情况下被召到安德勒斯的办公室,他有些担心。安德勒斯上校强装欢颜,同吉尔伯特打了声招呼后请上尉落座。他们闲扯了几句关于吉尔伯特的舒适的住处后,上校站起身,关上房门,然后回到地位于桌后的座位上。他说,他赞赏吉尔伯特的德语说得这么好。但是,如果你不懂他们的隐语,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家伙们在忙些什么。安德勒斯接着说,是的,吉尔伯特的翻译工作做得不错,但那只是工作的一半。安德勒斯说,他还需要做“一个观察者”。他让吉尔伯特在操场上接近这些犯人,赢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他们的朋友,留神他们说的任何话。如果他们的话有价值,吉尔伯特应该立即向监狱指挥官报告。
  吉尔伯特意识到,安德勒斯让他当一名探子。要是在过去,他或许会觉得这个主意令人厌恶。而现在,他拚命地思考着。他说,当然,他会乐于向上校报告犯人们在监狱和操场上的情况。但是,一旦审判开始,如果吉尔伯特也可以进入法庭,那么想象一下他们将听到什么。让一个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学者站在法庭上,观察审判进程对被告的精神健康的影响,这肯定会使法官出色地判决一件案子。如果吉尔伯特能够同时为上校搜集有用的情报,那就更好了。安德勒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说他会试图得到法庭庭长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的许可。
  吉尔伯特站起身准备走时说,还有一点。如果吉尔伯特不只是一名译员,而且还被任命为监狱的心理学专家,难道不是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吗?安德勒斯站起来拿他的头盔和短马鞭,他说,他准备到哨兵的营房指挥一场白手套检阅仪式。如果凯利少校认可,那么吉尔伯特的请求就没有问题了。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吉尔伯特向凯利提议,他们到纽伦堡大饭店喝一杯。这是沉默寡言的吉尔伯特从未发出过的邀请,凯利很乐于接受。他们在饭店的一个安静的酒吧落座后,吉尔伯特把他和上校的谈话描述了一番。凯利没有立即同意吉尔伯特独自进入审判室和他的新头衔。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撰写出一本专著,那么吉尔伯特在法庭上对被告行为进行观察,显而易见地将是有价值的。凯利说,吉尔伯特当然可以把自己树为监狱的心理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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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赫尔曼·戈林被送到审讯室,在那儿,他吃惊地发现一个穿着便服,态度温和,举止尊贵的老人,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国务院的杜维尔·普尔。普尔在守卫来不及阻止他之前,握了一下戈林的手。他告诉戈林,他不是到这来审讯他的。普尔说,他的兴趣严格地限于外交史。
  普尔继续说道:“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结论,接近希特勒的那些人中,只有你在对外关系中显示出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戈林戒备地听着。“让我给你念一份我们驻柏林的大使于1938年发出的关于你的电报。诺尔说着,从他的前胸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他念道:“他像孩子一样可爱,身上还带着一些王牌飞行员时喜欢饮酒作乐的痕迹……他的朋友当中有众多的画家和雕塑家。就此而言,戈林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子。”听了这番话,戈林容光焕发。在这么多的野蛮人当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美国绅士。戈林说,当然,事实上他在第三帝国实施的是他自己的对外政策。普尔问,那里宾特洛甫呢?戈林笑了。戈林说,里宾特洛甫让希特勒确信,他熟知在法国和英国所有值得认识的人士。“我们当时不十分清楚,他仅仅是经由香槟酒和威士忌认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普尔欣赏地笑笑。
  普尔问,希特勒决定撕毁他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戈林能同他谈谈这件事吗?入侵前戈林和元首私下里谈了三个小时戈林解释道,到了那个国家就没有结束的日子了。你一旦来到伏尔加河,还有乌拉尔山脉。你穿过乌拉尔山脉后,还有西伯利亚。德国已经同英国兵戎相见,同美国的战争也即将到来,再同苏联开战,简直就是发疯。那天,他让希特勒相信,他劝阻过希特勒不要导致一场大灾难。
  普尔继续耐心地询问后,戈林回忆起他的过去。1922年的一个夜晚,闲着无事的王牌飞行员戈林来到慕尼黑的纽曼咖啡馆,听小小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演讲。阿道夫·希特勒的话题是《凡尔赛和约》。戈林仍然能记得希特勒的声音,先是有顾虑的,几乎听不清,然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希特勒开始咆哮:“只有刺刀才能让我们对法国人构成威胁,打倒凡尔赛!“第二天,戈林加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正是希特勒寻找的为其添光彩的人物——一个可靠的、受人尊敬的、光彩耀眼的战争英雄。
  接下来的多年挣扎使戈林陷入不可想象的深渊,他不打算把这些经历讲给社维尔普尔听。1928年,当他当选德国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纳粹议员之一时,他的命运最终开始改变。1932年,纳粹党在国会中成为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集团,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长。1933年至月3O日,戈林给希特勒发去一个消息,元首应当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任命戈林为普鲁土内政部长。戈林在他的任职内创立了国家秘密将察来铲除政治异己,这个机构的名称不久就被缩写成“盖世太保”。戈林还为政治犯建立了禁闭地,不久就被称作“集中营”。这两件事在全世界获得如此臭名,以至于戈林都担心累及自己的名声。他心甘情愿地让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的大权落人野心勃勃的党卫军长官海团里希·希姆莱手中。
  戈林找到了其他的途径来满足他的权力欲。1935年,这个飞行老子成为德国空军的总司令。1937年,尽管他对经济几乎全然无知,他还是劝说希特勒任命他主持四年计划。他修建合成煤气和人工合成橡胶工厂,以使国家在这方面能够自给自足,无论需要量有多大,也要使德国在战事中经受得住封锁。他把鲁尔铁矿、煤矿和炼铁厂命名为“赫尔曼·戈林工厂”,而且通过分红和酬金,得到数百万马克的回扣。
  波兰战役期间,戈林的发出呼啸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把波兰空军消灭得一干二净。希特勒对空中力量的战略潜能印象颇深,他在1940年提升戈林为帝国大元帅,这是德国军队的最高军衔。一年以后,希特勒正式指派戈林作为他死后的接班人。
  戈林和普尔谈得很高兴,他告诉普尔他是如何与三十岁的查尔斯·林白交上朋友的,当戈林的女儿埃达出生时,林白送了一个银碟子作礼物。作为回报,他赠送给林白一枚纳粹鹰星十字勋章。
  普尔想要知道戈林是否真的愿意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戈林说,当然,但是这不是去压迫其他民族,而仅仅是保证罪恶的帆尔赛和约订德国的自由。他解释道,他告诉过德国人民:“如果只允许德国玩玩笛子,那么在民族概念中存在有何意义呢?我告诉他们,你们要黄油还是大炮?我们应该生产猪油还是铁矿石?”他笑着拍了拍他还空着的肚子,“我告诉人们,黄油只能使你们变胖!”
  普尔问戈林,世人深信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是戈林策划了焚烧国会,此事究竟如何?希特勒以这把火为借口,中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权,并发动大规模围捕政治异己。戈林说,这是一个古老的、陈腐的笑话。如果他烧毁了帝国国会,原因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因为这座建筑令人不快。他们要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他穿着罗马式宽松外袍,站在帝国国会大厦的周围,观看着熊熊焰火,拉着小提琴。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半才结束。杜维尔·普尔离去时筋疲力竭。戈林被证明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复杂的人,他思维敏捷,机智灵活,懂历史,而且显然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
  戈林兴奋地回到他的单人牢房,他最终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敬。他觉得他又成为一个重要的、需要认真对付的国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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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审判日只有两个星期了,全世界的通讯社开始光临纽伦堡。CBS的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于10月底抵达纽伦堡。尽管还带着孩子般的举止,但史密斯已经是欧洲新闻界的老手。他在柏林根导了美国参战的消息,并且设法在边境被封锁之前一个小时离开了德国。战争结束后,他接替具有传奇色彩的爱德华·R·默罗,任广播网驻欧洲的主任。他得到纽伦堡的差事后非常高兴,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监通知他,一旦审判正式开始,默罗和威廉·L·复伊勒(编按:《第三帝国兴亡史》作者),也许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也将前往。史密斯开始担心,他还能做什么呢?
  史密斯来到一座新闻营地,这与他所知道的任何一座新闻营地都不同。美军已经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杰克逊法官的临时决定。位于纽伦堡斯坦因郊区的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族的城堡已经变成一座新闻营地。载着史密斯的吉普车慢慢停下来,他跳下车,凝视着一座如拙劣的童话翻版一样的、灰色宏伟的城堡,有结实的圆形塔和塔楼。城堡就像在一片废墟中升起的一座石岛。它不仅没有受到炸弹的损害,而且,家族的命根子,隔壁的费伯一卡斯托尔铅笔工厂仍然热火朝天,丝毫未受损失。
  美军住宿管理人员带史密斯来到楼上,在这里,使史密斯对宫殿般的居住条件的美好憧憬破灭了。记者们挤住在二十个人一间的屋子里,睡在军用帆布床上。浴室装饰华丽,但只有四处可以使用,它们最终要被三百多名记者塞得满满的。史密斯还发现,由于厕所频繁使用,带有一股酸味。他在一张空床上辗转反侧,觉得很孤独。战争使他的求婚遭受过挫折,他最终没法同他的丹麦情人、与他同行的记者本尼迪克特·特拉伯格结婚了。他和他妻子计划设法让她参加纽伦堡审判。在此期间,这座拥挤的城堡将成为他的家。
  趁着审判还没开始,史密斯很想到城里实地体验一下真实的情况。星期天早上,他开始从法庭步行出发。在大门口,他看到一队四十五人的法国仪仗队列队而过,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史密斯想,你可以从这些部队中看到民族性格来。俄国仪仗队用好战的跺脚方式行进,简直就像是正步走。最花俏的当属闪闪发亮的刺刀伴随着风笛的刺耳的鸣叫声的苏格兰仪仗队。美国的仪仗队无精打采地走过去,有的人还嚼着口香糖。史密斯对此泰然自若,他已经看够了神气十足的军国主义对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
  离开法院,就如同落下了文明的帷幕。他来到的第一条街是一堆堆废墟之中的一条战壕,街道两旁的房屋消失了。他注意到从一片碎石上微微露出的管子中冒出烟来。他知道,人们就生活在那儿下面。纽伦堡是一座颠倒了的城市,它的居民住在地窖、防空隐蔽所,以及被摧毁的公寓和旅馆的地下室里。诞生海顿音乐的弗劳恩基兴遗址,一座杰出的13世纪哥特式建筑,现在看起来就像被风吹成一块块的、破碎的舞台布景。在教堂外,一个身穿白色婚纱,手持一把花束的新娘,在她的新郎的陪伴下,雍容大方地穿过废墟。
  一些德国妇女身穿破旧的大衣,露出肘部。而其他一些德国妇女则炫耀她们在德国军队里的丈夫或当盖世太保的男朋友从法国巴黎带来的装饰精美的上衣、时髦的鞋子和丝袜。在纽伦堡大饭店里,客人们吃鸡和冰淇淋,而与此同时,在大街上,年迈的妇人检废弃的罐头盒,烹饪在交火中她们找到的食物。一辆由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妇女拖着的大车,正拖着一架钢琴,无疑是向德国仅剩的繁荣的地方——乡村走去。纽伦堡人很愿意用一架钢琴换取一袋马铃薯。
  最后,史密斯来到毁坏了的火车站。在这里仅存的墙壁上,有一些纸片被钉子钉在墙上或被一块石头夹住。一张纸上写道:“弗朗兹·富克尔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是在卡西诺。知其下落者,请通知红十字会。”另一张纸上写道:“克劳斯·沃纳,爸爸失踪了。妈妈在赫尔加姑妈那儿。”纽伦堡人站在这些纸片跟前,满怀希望他翘首细读。当光线开始暗下来后,废墟中出现一丝危险的气氛,史密斯掉头走回司法大厦。平时已很少有危险的报告,沿路也没有更多的美军士兵被横在路上的铁丝把掉脑袋。德国人的冷漠已经压倒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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