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查尔斯·霍斯基走过考文顿和伯尔林律师事务所的男更衣室，脱下便服，换上一件海岸警备队中尉制服。霍斯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律师，曾经在杰克逊的司法部任职，自从成为司法部成员出现在华盛顿以来，这种例行公事每个星期都要进行几次。为了便利霍斯基开展工作，杰克逊以尽快的速度对霍斯基进行军事任命——临时预备役海岸警备队军官——外加一间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今天，霍斯基准备与杰克逊的儿子会面，小杰克逊从纽伦堡回来作暂时停留，为的是应付一件令人烦恼的挑战。
　　在伦敦进行的首次会谈一开始，语言问题就显露出来。这些代表团中说英语、法语和俄语的代表们在仔细推敲纽伦堡宪章的过程中就发生过非常多的误会。但是，当美国检察官在法庭上提出的问题必须被讲德语的被告理解，而这个德国人的回答又必须被说俄语。法语和英语的法官们通晓时，那他们该怎么办呢？杰克逊派他的儿子比尔到国际联盟所在地日内瓦，寻找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尔的报告令人沮丧。他发现，国联采用的是先做好书面翻译，然后照本宣科的办法。一名翻译用法语念，然后，另一位翻译用英文念，然后是西班牙文，就这样一直读下去。杰克逊意识到，照那种情形，审判会永无终了之时。但是，比尔在日内瓦也听到一些好消息，IBM　在美国研制一种翻译装置。杰克逊问比尔，他是否愿意得到一个机会回到华盛顿，看望他的妻子，并且检查这套翻译系统？比尔听到有这样的良机，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五角大楼的一座礼堂里，一个身材矮小、衣冠楚楚、说话带有法语口音的陆军上校接见了霍斯基和小杰克逊。利昂·多斯特尔特是一名原籍法国的美国公民，乔治城大学法语系的前任系主任，他最近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做四译。多斯特尔特让霍斯基和杰克逊少尉坐在礼堂后排中间的位子上，随后，将耳机戴在他们的头上。在舞台上站着三男一女，各自拿着一个互不相连的麦克风。舞台的另一边，一名IBM的工程师站在一台操纵器前。
　　多斯特尔特大声向台上的妇女招呼，她开始即席用英语介绍华盛顿的一些旅游名胜。三个男人开始透过他们的麦克风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多斯特尔特得意地朝霍斯基和杰克逊笑笑。但是，当他看到他们两人困惑的表情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问：“什么也没有听见？”多斯特尔特用法语咒骂着走上舞台，问工程师是什么缘故。他示意那位妇女重新开始说。耳机中传出刺耳的响声。工程师忙乱地摆弄着仪器和标度盘，多斯特尔特又向那位妇女做了另一个手势。多斯特尔特问他的客人们，现在他们听到了什么？比尔·杰克逊答道，英语。多斯特尔特向工程师大声地发出一个指示，然后问，现在是什么？霍斯基答道，法语。多斯特尔特得意洋洋地再次发出指令。现在他们听到了什么？俄语。现在呢？德语。
　　多斯特尔特解释说，他们听到的一切，几乎是在那位说英语的年轻妇女说话的同时，被翻译成将要在未来的审判中使用的另外三种语言。多斯特尔特承认，这个小捣蛋鬼仍然在研制中。但是，IBM渴望成为第一个生产出世界上首台同步翻译系统的厂家。IBM相信这套同步翻译系统在审判开始前，还能进一步加以改进。
　　那天下午，霍斯基给罗伯特·杰克逊拍了电报。如果IBM能够研制成功同步翻译系统，那么，用四种语言审判就如同用一种语言一样快。
　　16
　　丹尼尔·基利上尉在一件事上同他的新老板罗伯特·杰克逊想法一致。在他干的这一行里，还没有人持有学位。基利在哈佛大学学过建筑学，他不久就意识到，不用受到正规教育就可以追求他的梦想。他干得最漂亮的事就是设计出对于空间的最佳利用。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而立之年，在华盛顿开起自己的公司，这是战时用房的缘故。后来，他应征到多诺万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基利成为展示单位的负责人，这个机构的任务之一是制作秘密目标的模型。
　　基利的外表使人对他的性格产生误解。他身材纤细，几乎像孩子般精灵，体重从未超过一百三十磅。但是，他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强大的能量，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喜欢说：“我从不说不。”
　　8月下旬，基利抵达纽伦堡大饭店，下榻在希特勒住过的四一二号房间。军方已经接到指令，全权委托这个模样温和，军阶低微的军官修复用作审判战犯之需的司法大厦。
　　第二天早上，一辆军用轿车和司机在饭店外面等候基利。基利早在上次杰克逊访问纽伦堡时就到过这里，现在，他注意到，尸体掩埋后发出的恶臭正被消毒剂慢慢地消除。还有，他很难堪地发现，德国妇女在从事重体力劳动，她们将碎石装到活动轨道上的小火车中，然后把它们拖走。
　　基利抵达司法大厦后，一个胸膛宽阔的陆军上校疑惑地看着他，好像这个人并不是他要见的那个人似的。上校走向前，问他是否就是基利上尉。基利傲慢地点了点头。上校自我介绍说他是约翰·F·科利，第一师工兵营营长，并且补充道，不管基利需要什么，他都能搞到。基利没有说话，径直朝法院走去。
　　他俩默不作声地巡视了一逼司法大厦，两个小时之后，基利和科利重新出现在阳光照耀下的院子里。基利转向上校。他需要木匠、泥水贩、电工、管子工，甚至清扫烟囱的人，可以征募当地人，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空运。他们需要二百五十名德国战俘做劳工。他们要将审判大厅的平面和高度都扩大一倍。他要拆除后墙，并且将审判大厅上面的楼顶定辟为一条供游人参观的廊道。他下令拆掉所有那些可笑的枝形吊灯和华而不实的装饰，装上萤光灯。他要求要有能容纳六百名办公人员的办公空间。最后，他们需要细木工制造办公家具，最好是白橡木家具。他将亲自设计这些家具。
　　科利上校在速记本上胡乱地记录下基利的要求。他们还需要玻璃、砖瓦和胶合板，基利继续说道。终于，习惯于说什么都能搞到手的科利打断基利的话，询问在这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材料。基利说，在纽伦堡的周围有工厂，只要让这些工厂重新开工就行了；他们可以从比利时空运玻璃。基利开始前停着的汽车走去。科利问基利什么时候能回来？基利回答说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他要去安斯巴赫的一座剧院，他已经看中了那里的一些座位，这些座位正好适合于放在参观廊道里。
　　17
　　汉斯·弗兰克想，这些昔日的帝国巨人勇士如今看起来多么凄凉可悲。关押在此间的陆军元帅凯特尔，一度是一名非常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官，尽管从明显褪了色的制服上，可以看出他的肩章已经被人撕掉了，但是，每当戈林经过时，他都要喀窿一声立正。还有像他一样做律师的威廉·弗里克，“纽伦堡法”的颁布者，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苏格兰方格呢运动夹克，所有的前襟钮扣都扣上了。最可怜的要数罗伯特·荣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俩抵达纽伦堡时，只有来时身上穿的衣服。美军已发给犯人们染成黑色的旧军服，上面标有X的标记，意思是“不宜再用”。弗兰克想，有一件事可以告诉莱，这座监狱是他过去见到前德国劳工阵线头子的唯一地方。他们身上的皮带、吊带和鞋带都被取走了。8月12日，他们被带到监狱的C牢区，这是法院后面的监狱中心区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四个牢区中的一个。单人牢房排列在C牢区的两侧，牢区的两端分别有螺旋形的楼梯向上到三层。
　　六十岁的施特赖歇尔身材矮小、结实，头顶光秃，他用一种愚蠢。傲慢的神色说：“找从前在这里待过许多次。”纳粹上台前，施特赖歇尔确实因为中伤犹太人被关押过。在所有的犯人中，汉斯·弗兰克最厌恶施特赖歇尔。这个卑下的小人甚至从纳粹主义中把假装斯文也学到手了。施特赖歇尔是连环画形式的反犹报纸《冲锋队员》周刊的创始人和编者，弗兰克就是死也不愿读到施特赖歇尔的谩骂文章。施特赖歇尔若有所思地说：“有一个金属牌子，它通常是挂在我在另一个牢区的单人牢房上方，号码是二五八号。”二五八号牢房在德国比较兴盛时期，曾是参观纽伦堡的狂热纳粹分子的一处观光点。后来，那块金属牌子被一名美军徽章收集者取走了。
　　一个会说德语的美军中土让施特赖歇尔闭嘴。他点着犯人们的名字，给每名犯人指定一间单人牢房。弗兰克住进十四号牢房。一股强烈的霉味立即让弗兰克难以忍受，就好像空气也一直在这间牢房里受到监禁似的。牢房墙壁上很脏，污迹斑斑，只有几处新鲜的补丁，那里原来是挂钩、凸起部和接线盒，现在都去掉了，抹上了灰泥。弗兰克突然注意到，右面的一个凹进去的小间里有一个马桶，小间没有门，马桶没有坐垫圈。在左面墙下放着一张铁架帆布床，上面有一条污秽的床垫。在牢房的另一边，正对着帆布床，是一张桌子。弗兰克用手轻轻敲击桌面，桌子是用轻而薄的硬纸板做成的。牢房的正面铺设着一条蒸汽管道，上面是一个装了铁条的小窗户，从那儿，露出一小块灰色的天空。
　　弗兰克被铁栓发出的金属碰击声吓了一跳。他走向牢门，透过一个方孔向外张望，一个美国士兵正用双眼瞪着他。这里不会是瓦维尔城堡。
　　安德勒斯上校试图控制他的办公室门外不和谐的锤击声、吵嚷声和车轮行驶的轰隆声。基利上尉全权负责修复工作。“纹章应该是一大片蔚蓝色的，”上校重复地向一位给他做秘书，对于纹章不熟悉的美国兵说着，“滚过是深褐色的，纹章的表面主要以银白色为基色…。”安德勒斯最终决定把他的监狱工作人员调理成一支出色的队伍，他相信，就是给这个机构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醒目的纹章和制服更能令这支队伍自豪了。当他的典狱长的任命下达时，他正亲自为第六八五O保安队设计后形纹章。他已经勾勒出一副盾牌，上方有一把钥匙，象征者监狱的安全保障，盾牌的中央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平，盾牌的底部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纳粹鹰徽。他可以想象出盾形纹章的许多用途：保安队的肩章、印有徽记的信纸、女性工作人员的徽章。他最大的愿望是，杰克逊法官采纳他的设计，把它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式标记。
　　在一片喧闹声中，安德勒斯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来访者是道格拉斯·凯利少校，一名精神病军医。军方已经认识到，在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战犯必须有可靠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于是，凯利被派到监狱任职。上校称他为精神病医师，可是，这个身分与他们职业军人压根儿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地发现凯利是一个和蔼可亲而精明，并非那种郁闷不乐、举止诡秘的人后才舒了口气。
　　凯利漫不经心地向安德勒斯敬了个礼，要求占用上校几分钟时间。凯利说，一俟他们把犯人们安顿好，他相信他们必须为犯人们建立一座小型图书馆，他们将要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是令安德勒斯感到恼火的一种请求，他提醒凯利，他的重要使命是在他所看管的被告中密切注视想要自杀的犯人。问题正是在这里，一定要让犯人们的思想有所寄托才是。安德勒斯的态度缓和下来。“好吧，我不希望犯人们因坐牢而变得精神失常。关在单人牢房里的犯人，若是具有忧郁焦点症的那些家伙中的某几个的那种想法，那就会发病。”当凯利准备告辞时，安德勒斯要他多退留一会儿。他过几分钟就要向保安队作第一次情况介绍，精神病医生在场观察肯定有好处。
　　埃米利奥·迪帕尔马下士，绰号“大红一师”的第一师的一名老兵，他还缺少足够的点数被送回国。他奉命同其他几个没有任务的美国兵到保安队报到。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迪帕尔马和其他十H名士兵站到了操场上，这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硬土地，位于C牢区和一座美国士兵用作体育馆的建筑之间。一名中全吼叫着让他们立正。一群军官从C牢区走向院子，迪帕尔马仔细观察大步走在前面的一名上校。他的新指挥官的性格将决定从现在到他退役这段时期的生活质量。上校的制服熨得像剃刀刀锋般棱角分明。绿色的迷彩钢盔对于迪帕尔马来说新颖别致，上校胳膊下挟着的短马鞭意味着他不是一个穿制服的懒散市民。
　　安德勒斯上校命令众人稍息，然而他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丝毫也不缓和。安德勒斯用职业军官通常采用的方式，慢条斯理地，然而却是坚定地开始讲话。他告诉大家，他们现在是保安队的一部分，这将是一支令人自豪的部队，他们负有历史使命：看守人类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坏的罪犯。作为“哨兵”，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搞清楚，这些人是战犯。他们的军衔没有关系，不存在相互敬礼或其他军事礼节。当一名看守走进牢房时，犯人们要起立。当一名美国人走下走廊时，犯人们要站在一旁。上校不断地提及他们是哨兵，而不是守卫，这使这帕尔马感到不安。对于一名老兵来说，这个字眼不受欢迎，带有要求苛刻的意味。安德勒斯继续说道，哨兵们每二十四小时换一岗。他们在牢区执行任务时，工作二小时，休息四小时，监狱已经在C牢区的三层楼上开辟了一间娱乐室。那儿备有扑克、乒乓。床铺和书籍。每名看守负责四间单人牢房，安德勒斯接着说，看守必须透过牢门上的方孔直接监视他的四名犯人，视线转移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十秒，看守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犯人们活着。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犯人相互交谈或同看守交谈，也不允许看守之间相互交谈。迪帕尔马开始想象那没有尽头的二小时定额任务。
　　安德勒斯的余下话题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早餐在上午七点开始，随后，被告要清扫整理他们的单人牢房。十二点开始午餐，晚饭在六点开始。每星期一次凉水淋浴。图书馆下午开放。晚上9点熄灯，同时，犯人们要上缴他们的眼镜、钢笔和手表等一切可以切或刺的物品。每当牢房没有犯人的时候，无论何时，都要进行检查，其中包括低头仔细察看马桶。事实上，在安德勒斯的所有讲话中，只有一句话，他们听得最清楚：“拒不服从将作为违犯军法处治。”
　　上校说，看守在牢区内不必携带武器。但是，每间牢房的门旁都要悬挂一根包着皮的、里面充斥着棉花和铅丸的棍子。看守们只能在跟随着犯人们到牢房外面的时候，手里才擎这种棍子。如果看守们不得木使用它的话，也只能击打肘部和肩膀。安德勒斯解释道，棍子就是狱卒的理想武器，它可以造成很痛苦的伤害，却不会皮开肉绽。
　　上校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慈父般，他说：“你们当中的所有人差不多都目睹过战斗。你们在路旁，在杂草中，在燃烧的坦克上看过你们伙伴的尸体。你们看过你们朋友的墓地，他们再也不能立功凯旋了。这些罪犯就是让你们的朋友们永眠在那里的人，你们的任务就是看着他们活到被审判的时候，这就是一切。当安德勒斯转身离去时，迪帕尔马说不清楚他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位已是他的顶头上司的上校。
　　第二天，下土军衔的看守冲进安德勒斯上校在司法大厦的办公室。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弗鲁克医生叫你立即去一下。”
　　安德勒斯来到牢房区后，年迈的德国内科医生向他解释道，早餐后，一名守卫递给戈林拖把和提桶，命令帝国大元帅清洗他的单人牢房。戈林大发雷霆后，颓然躺倒在他的床上，呼吸异常。弗鲁克医生被叫来，经诊断，戈林患了心动过速症，就是心跳过快。医生解释说，每分钟心跳二百至三百次，这种病症可导致心力衰竭。他为戈林注射了一针后，戈林安稳地歇息下来。
　　安德勒斯被激怒了。他发出的第一条规定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最坏的犯人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来到戈林的牢房，透过洞孔向里面窥视。戈林那肥胖的身躯躺在他的帆布床上。不论个人感情如何，他的使命是使犯人们活着。安德勒斯承认，为了给戈林治病，他不得不打破规定。后来，一名在监狱中做狱卒的战俘奉命清扫戈林的单人牢房。安德勒斯意识到，对监狱局面的控制将成为一场意志的较量，看来这是同赫尔曼·戈林第一回合的较量。
　　18
　　1945年9月5日，杰克逊回到华盛顿，他要在那儿作短暂逗留，以同总统进行磋商。哈利·杜鲁门总统给杰克逊留下深刻印象，倒不是因为他具有其前任那种伟岸的气度，恰恰相反，他像一个普通人；令杰克逊钦佩的，是他以不露声色的信心接下了巨人不能完成的使命。
　　杜鲁门狡黠地笑着问道，在纽伦堡的审判工作中应该要有军衔，你想要什么样的？杰克逊回答，不要军衔。在他一生中这一关键的时刻，他连一丝佩带肩章、穿镶金边的制服的愿望都没有。杜鲁门解释道，那不是他的意思。杜鲁门在上一次战争中当过炮兵的经历使他对军队的事情一清二楚。杜鲁门说，没有军衔，杰克逊会遇到军方的刁难，这对于支持一场重要的审判来说更是于事无补。杜鲁门问，中将如何？杰克逊承认，这听起来颇令人愉快。
　　杜鲁门表示，他要给法庭任命一名美国法官和一名候补法官。杜鲁门询问杰克逊，你认为新近离职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做首席法官行不行？杰克逊被问得措手不及。他暂时离开最高法院，为的是投身于他所期待的、在法学上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任命一个不怎么样的法官坐在纽伦堡法官席上，将降低这一盛事的声誉。寥寥数月以来，弗朗西斯·比德尔已经在一个联邦巡回法庭里度过了几个月不愉快的法官生活，他在那里并未证实地的才能，他已经愉快地离开这个法庭，去接任杰克逊的司法部长之职。在杰克地看来，比德尔不能胜任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作为对杜鲁门的回答，杰克逊建议由原最高法院副法官欧文·J·罗伯兹担任此职，他最近刚刚退休。杜鲁门回答，罗伯兹不会接受这个工作，他已经问过罗伯兹了。杰克逊建议，任命约翰·帕克这样一位在第四上诉巡回法庭工作的优秀法官怎么样。杰克逊知道，帕克在1930年的一场令人心碎的一对一竞选中没能进入最高法院。参议院将他的任命束之高阁，副总统查尔斯·科蒂斯也没能及时帮上忙。杜鲁门说，他将很高兴地任命帕克，但只是候补法官。
　　第二天，杰克逊接到弗朗西斯·比德尔的一通电话，比德尔问杰克逊，他是否能来野核桃山庄。杰克逊和比德尔这两家一直在华盛顿社会名流中占有相当地位，两家人经常彼此造访。1936年，他们一块到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观者罗斯福在第二次总统竞选连任的提名。虽然如此，杰克逊还是不让比德尔到纽伦堡来。他已经就此事征询多诺万，得到了多诺万的认同。杰克逊还认为，他对比德尔人选的冷漠反应已经使总统不会去任命他。他想知道比德尔有何想法。
　　比德尔来到野核桃山庄，他是一个干瘦的、皮肤黝黑的费城权贵，外表冷漠，但今天却异乎寻常地显得非常谦恭。很明显，杰克逊处于准备动身前往纽伦堡的烦躁之中，比德尔为占用杰克逊的时间表示歉意。不过，他说，他想他们应该就未来可能的密切工作关系谈一谈。比德尔说，当白宫来的电话找他时，他正在魁北克省休假。打从司法部长的职位上被撤换下来，他简直是在虚度时光，而且，在新政令人振奋的训令公布后，他回到费城去开办私人业务的前景使他胆战心惊。杜鲁门提供的职位，就像是扔给一个溺水者的一个救生圈。
　　杜鲁门在解除我的司法部长职务的方式上显得很拙劣和煞费苦心，比德尔继续说道。当然，在1944年，他针对杜鲁门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进行过阻挠，他猜想，那就是杜鲁门为什么怨恨他的原因。但是，通过一名白宫工作人员的一通电话的方式撤他的职，这合适吗？那种办法太蹩脚了。被迫辞职后，比德尔要求总统对他进行任命。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当只有他们两人时，比德尔仍然穷追不舍，他告诉杜鲁门，他预计到了对他的免职，但是，杜鲁门为什么不能亲自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辞职呢？这就是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接着，比德尔一边站起身准备告辞，一边用手拍拍总统的肩膀说：“你明白，这并不怎么难。”
　　杰克逊认可了比德尔的说法，包括最后的乞讨。正是比德尔这种费城阔佬卑躬屈膝的样子，让杜鲁门讨厌他。但是现在，杰克逊至少已经明白比德尔得到纽伦堡法官职位的原因。因为，杜鲁门心里有鬼。
　　杰克逊说，既然比德尔即将获得法官之职，他希望他能尽快飞到德国。从零开始去组织一个四大国法官席会花很多时间的。比德尔问，艾琳来了吗？杰克逊答道，没有，他的妻子没有来。比德尔说他可以带他的妻子凯瑟琳一同前往。杰克逊站起身，把手插进衣袋，这是他在法庭上喜欢的一种姿态。他说，在欧洲的美国兵多得很，他们已经与家人分离多年。如果允许高级官员携带他们的妻子同行，那么，可能将对这些人的土气以最沉重的打击。巴顿将军早已明令规定，既然他在美军占领区的士兵不能携带配偶，那就难也不例外。杰克逊说，他完全支持巴顿的主张。比德尔对纽伦堡的烂摊子一无所知。死人的味道，鼠疫和民众阴郁的情绪，这一切都不会使一个美国妇女有立身之地。比德尔说，是的，他完全理解。一俟他可以组成相应的工作人员后，他就做好安排，迅速前往德国。
　　在和杰克逊的会谈后不久，比德尔往访杜鲁门总统，为的是正式接受总统对他的国际军事法庭的任命。他乘机请求总统允许他最终能够携带妻子到纽伦堡去。杜鲁门说，可以，他仍在安抚他曾经侮辱过的人。比德尔同时安排了赴欧洲的航行，但不是坐飞机，而是乘船。
　　19
　　道格拉斯·凯利少校向安德勒斯上校提出另一个要求。犯人们极度需要运动，他警告说。安德勒斯显得有些怀疑。他早些时候已经允许另外一个牢区的女犯人到操场活动，包括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妻子伊尔西·科赫在内。当女人们走出来时，卫兵们就排成行，朝她们的方向撒尿。安德勒斯说，他不希望再出现这种场面。
　　凯利强行灌输他的观点，他解释说：“运动对减缓精神压力至关重要，这些人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原因是内分泌失衡导致精神衰弱，以及……”凯利意识到他正在惹安德勒斯心烦。他的意思是说运动可以释放有害的精力。安德勒斯说他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9月11日，一份给工作人员的文件放在了凯利的办公桌上，备忘录的标题益“操场，管理规章”。凯利仔细地看着。不许交谈，不许坐下，不能拾任何东西，犯人的间隔为三十英尺，每天二十分钟。但是至少，凯利已经说服了上校。
　　在操场的第一天，戈林就无视上校的规定，向监狱的同伴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他说，他们身陷囹圄，只缘于一个理由：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总有一天，一个感激涕零的民族公用大理石棺来表彰他们。戈林兴高采烈地说，他本人期待着在忠烈词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名卫兵吼道：“闭嘴，散开！”
　　军人们排成一行在操场上走着，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都有意保持沉默。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被隔离者好乱地到处走动，就像失去了分子的有机体试图通过相互依附，使有机体变得更大些。这个有机体包括：反犹刊物《冲锋队员》的创始人施特赖歇尔在空地中汗流浃背地跑着，没有脖子的秃顶脑袋闪闪发光；身材高大的卡尔登勃鲁纳在人群中四处徘徊；矮矮的帝国劳工“全权大臣”弗里兹·绍克尔把数百万工人驱赶出他们的家园，投入纳粹战争机器之中。独来独往的是雅尔马·沙赫特，他的傲慢的神色表明，在这些人当中，不关他什么事。这些天来，最关注凯利少校的犯人当属德国劳工联盟的摧毁者，替代的纳粹劳工阵线的创始人罗伯特·莱。莱看上去就像一个角落里的动物，在院子里脚步蹒跚、晕头转向地四处走动和窥视。
　　一名中士嚷道，“时间到了！”这群乌合之众集合，排成一列，返回到牢区。
　　20
　　9月13日，罗伯特·杰克逊回到纽伦堡，他考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改变不友善的规定。杰克逊一行人从机场的Y28跑道出发，驱车沿着一条街道行驶，这条街已经变成人肉市场，美国大兵和德国妇女纠缠在一起，做着肉体买卖。他们一直朝郊区驶去，他们当中包括杰克逊和他的儿子比尔、艾尔丝、住房处处长沃内特斯，以及英俊、富有的巴尔的摩律师罗伯特叫·吉尔上校，杰克逊摆脱他所厌恶的行政工作的希望就寄托在吉尔上校身上。这群人中还包括一个保镖兼司机。沃内特斯为杰克逊征用到一辆十六汽缸、六个前进档的奔驰旅游轿车，这辆车从前是属于里宾特洛甫的。杰克逊说，他将乘坐这辆轿车出席正式场合，但是，他希望平时不要乘坐这样豪华的车。
　　还有保镖？杰克逊表示反对。他不希望一些粗汉整日整夜地追在他的身后。最终，还是委派年轻的、脸部轮廓分明的莫里兹·富克斯中土保护杰克逊，他似乎根本不像他所扮演的角色。杰克逊问，他的保镖体重是多少？五英尺九英寸高的富克斯答道，一百五十五磅。杰克逊用戏嘲的口吻说，这似乎不会有多少保护作用。
　　他们进入纽伦堡西边的达姆巴赫村，这是一个居住着一些殷实之家的村庄，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巨大的轿车滑行一段距离后，停在菩提树大街三十三号一户徐有浅黄色泥灰的住家前面。一个身体结实的妇人打开房门，用英语自我介绍她是哈塞尔太太。她说：“我是你们的女管家，我在美国住过五年。”她的态度很恭顺，可是，她与一行人中的其他成员说话时，态度就不一样了，这些成员包括一个女佣、一个厨师、厨师的帮手、一名待从，以及三名园艺工人。
　　沃内特斯引导他们来到二楼法官的卧室，然后来到艾尔丝的房间。
　　三间卧室都有浴室。主人卧室里的浴缸有四英尺深，六英尺长。杰克逊看了看淋浴喷头、坐浴间、浴缸和净身盆，他觉得，有了这些设备，他可以或站或坐或躺或蜷着身子随意沐浴。沃内特斯问杰克逊对住处的看法，杰克逊说，房间总的来说充满了条顿风格中那种令人敬畏的味道，一切都显得凝重和黑暗。不过，这样也满好。那天晚上，杰克逊和艾尔丝站在他选择的工作室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她问，鲍勃你猜猜，咱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面色阴郁的人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审判？杰克逊坚信，食不果腹和房无片瓦的人们是不怎么在乎赫尔曼·戈林发生了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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