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纽伦堡．1946年10月15日
　　威利·克鲁格伸手拿起地板上破损不堪的闹钟，眯缝着一只眼看了看。五点半了，天还黑着，唯有铅色的月光从装了铁条的窗户和敞开的牢门口倾泻下来。一辆卡车起动后驶出监狱院子，难得听到的发动机轰鸣声吵醒了他。在此之前，锤子的敲击声和美国大兵压低了的喊叫声曾把他吵醒，但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卡车声重新唤醒了他。
　　威利从帆布床上放下他的双腿，站在冰冷的石头地上。他开始穿衣服，这是染成黑色的、美国大兵废弃了的军服，专门发给他这样的监狱职员穿的。他离开自己的牢房，停在狭窄的过道上。一丝不安向他席卷而来：夜间的锤击声、驶离的汽车的响声。现在可能是白天了。自从两个星期之前的10月1日宣布判决以来，茫然无措像一团云雾萦绕着整个监狱。
　　他开始向楼梯口走下去，楼梯口用带方格的铁丝网缚住，以防止犯人跳下自杀。自从被告被押解到这里审讯以来，已将近十四个月了，他每天清晨都从这里下来。威利不是一个善于沉思的人，否则他或许会想到他还有生存机会，因为他虽然身陷囹圄，却不是犯人，他比一个享受特权的犯人待遇要好些，但尚不如那些饮食良好的美国狱卒，威利就在这些人手下干活。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他是温克将军的第十二军团一个战地炊事班的下士，第十二军团负责阻挡俄国人向柏林的推进。威利当时最关心的事并非军团能否抵挡得住红军，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目的是避免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多亏目前关押在这座监狱中的卡尔·邓尼茨元帅，他同数万名德国士兵的目的最终实现了。邓尼茨在最后关头接替了希特勒，随着德军的全线崩溃，他决定把投降谈判拖延宝贵的数日，以使像威利这样的德国士兵西逃，使他们的命运落入较为宽厚的美国和英国部队之手。威利曾经试图向这位老人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但是邓尼茨生硬和令人生畏的态度使他退缩。
　　威利向美军第九军团投降之后，被关押在靠近莱茵河巴特克罗纳赫的一所战俘营里，这是看管四百万战败的德国人的两百个美军监狱之一。无论雨天还是晴天，他们都被安置在户外，每天有半份口粮供应外加一杯水。威利的那些逃脱了北非的酷热和俄国的严寒的伙伴中，已经有数千人死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称呼德国人为战犯，威利和他的同伴们对此表示不满。
　　走投无路的威利靠狡诈逃脱了死亡。他在战前当侍者的时候，学会了一点儿简单的英语，他设法使自已被挑选在卢森堡的巴特蒙多尔夫一座临时搭就的监狱中做一名有行动自由的犯人。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同德国首脑们在一起，这些人在他眼中曾经像星星般的遥远。当十多名德国首脑被押解到纽伦堡，将要作为战犯受审时，威利面临着抉择。他可以获释回家，也可以留在纽伦堡监狱为美国人工作。对于他来说，家就是史温福的那幢公寓楼房，如今已被弹片炸成瓦砾碎石，他的妻儿就埋在那下面。美国人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栖身之所和每日三餐，这已经超过了他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现在梦寐以求的待遇。但是，为此他不得不生活在纽伦堡的监狱里。威利愉快地抓住了这个好差事。
　　他从牢房区的主层向外张望，看到的是一幅熟悉的景象。在走廊的两端站立着美军看守，每个牢房外各有一名，他们通过一个方形窗口，目不转睛地盯着犯人，每两个小时换一岗，然后休息四个小时，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看守们经常这样向威利打招呼：“随，威利，怎么样，你这个德国佬。”另一个受了伤的德国人在他经过时嘲笑他。每天早晨威利一到，卫兵们就把透过窗口直射在睡梦中犯人脸上的聚光灯关掉，威利的到来成了一个信号。但是今天早上焦虑的气氛竟使这些傲慢无礼的年轻美国人态度和善了一些，他们向他点了点头，就让他过去了。
　　他朝地下室走去，如同每天早晨那样，把白铁皮脸盆打满水后，送到每个牢房。经过五号牢房时，他朝里面瞥了一眼，迅急地瞧了瞧帝国大元帅的方脸，带有挑衅性的下颌，瘦削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赫尔曼·戈林躺在那里，双手在毯子外面，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子，因此看守能够看到这双手。威利匆匆而过。他应该干的仅仅是分配用于盥洗的凉水，但是只要有时间，他总要为帝国元帅温水。特别是今天早晨，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重施这种微薄的善举。站在牢房区尽头的下士挥手让他沿着地下室的阶梯到厨房去。威利笑了笑——他甚至在遭到他们的痛骂时仍保持笑容。事实是他不喜欢这些看守。他们就像是缺乏教养的孩子一样。看守们对曾经显赫一时的帝国首脑直呼其名，甚至绰号，这种对待囚犯的行为令威利十分反感。
　　他一边往下走，一边仔细地检查楼梯口。美国大兵习惯在楼梯口上偷偷地吸支烟，他每天早晨总能捡到一二只珍贵的烟蒂。
　　威利·克鲁格经过时，赫尔曼·戈林并未睡着。那天晚上他时睡时醒。弗鲁克医生一直给他的阿米妥和西可巴比妥安眠药片失灵了。他也预感到了什么，而且比威利更有理由。看守猛然将刺人的聚光灯关掉后，戈林才睁开他的双眼。他觉得露在外面的双手冰凉。他不想醒来，于是又闭上了双眼。
　　他肯定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另一场战争的最后数日。记忆就像1918年7月某天早晨的太阳一样，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脑海中。三个月前，他们的飞行中队队长、“飞行马戏团”的缔造者里希特霍芬男爵在法国上空被击落身亡。里希特霍芬男爵有着强烈的传奇性色彩，他曾单枪匹马击落过八十架敌机。戈林因击落过二十一架敌机而荣获“荣誉勋章”，他还获得过德皇亲自授予的令人羡慕的“蓝勋勋章”，这使他足以向“红武士”里希特霍芬炫耀，他完全有望成为里希特霍芬的继承人。然而，飞行中队却落入了只会按条令行事的飞行官员威廉·莱因哈特的手中。戈林由于急躁、冲动，缺少沉稳，而被认为不配做一名指挥官。
　　那年7月的一天早上，他和莱因哈特一道被送到艾德勒绍夫机场，去见荷兰出生的德国战斗机制造者安东尼·福克。在走出军官餐厅的路上，戈林发现在机场的一个角落中，停着一架样子笨拙的双翼飞机。他问福克，那是什么？福克答道，只是一架试验机。戈林表示要驾驶这架飞机。福克警告说，这架飞机还未曾充分检测，戈林却坚持为之。经过福克扼要解释操纵方法之后，戈林沿着草坪跑道颠簸地滑行，小心翼翼地操纵飞机升空。他的飞机拍击着地面，有时几乎擦着地皮飞行。飞机翻滚、盘旋、左右摇摆，最后，飞机倾斜着机翼呼啸着掠下，停在跑道上，戈林在惊异的人群面前跳下座舱。
　　莱因哈特的自负驱使他也要驾机上天，他毕竟是里希特霍芬飞行马戏团的队长。众人目睹莱因哈特驾机冲上天空，不一会儿，地面上就听到爆裂声，飞机的左翼完全脱离了机体。这就是赫尔曼·戈林如何在二十五岁的年龄成为飞行马戏团的队长的经过。
　　两个星期之后，他驾机偷偷地从云层中钻出来，用机关炮瞄准了一架英国刮刀式战斗机，击落了第二十二架敌机。这是他最后一次经历击落敌机后的狂喜。这之后，一切都完结了。德皇逃往荷兰，共产主义者游行队伍走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上。11月11日，信使交给戈林一份急件，德国投降了，他应该将他的飞行中队移交给靠近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法国空军基地。戈林说，这样做岂不是把飞行中队毁了，他的上司威胁说要送他上军事法庭。戈林只象征性地交给法国人少量的飞机，然后率领飞行中队的其他飞机回到达姆施塔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当戈林驾机驶近机场的尽头时，他将机身倾斜至翼梢碰到地面，他连续剧烈地抖动机身，直到福克式飞机成为一堆碎片。其他飞行员纷纷效尤。
　　一声轻微的叩击牢门的声音打破了戈林的沉思，他吓了一跳，墓地站起身。门洞中露出威利·克鲁格黯淡的笑容，他告诉戈林他为帝国元帅打来了水。戈林不情愿地掀掉毯子，拿起脸盆。他将脸盆放在帆布床对面的桌子上。尽管后来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荣耀，但是，指挥飞行马戏团的日日夜夜才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今天无疑是他有生以来最低沉，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疯狂的冒险。在上次战争的最后时刻，他挫败了战胜者，没有让他的飞机落到战胜者手中。他目前全力要做的是挫败胜利者的打算，不让自己成为他们复仇的对象。他开始解开他的蓝色真丝睡衣的扣子，把睡衣叠好，将水擦在自己的脸上。他注意到水很温暖，令人惬意。
　　2
　　华盛顿，1945年4月
　　押送赫尔曼·戈林到一座纽伦堡监狱牢房的列车是在一年半之前，联邦最高法院收到白宫的一个电话之后起程的。罗斯福总统演讲稿的撰写人和密友塞梁尔·罗森曼给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打了一通电话，罗森曼询问杰克逊他能否顺便造访，他解释道，他的意思是他必须要在杰克逊的会议室进行最机密的磋商。罗森曼打来的电话是在罗斯福逝世两周之后，当时美国陷于无措，继任总统的哈利·杜鲁门尚难以预测。
　　罗森曼是一个讲究旧礼的人，他进门的时候，朝杰克逊的秘书艾尔丝·道格拉斯微笑，并很优雅地点了下头。道格拉斯女士是一个迷人的、有金黄色头发、身体略显发胖的中年寡妇，她力求自己兼有良好的性情和较高的工作效率。她把罗森曼引向一间装饰着木板墙的会议室。
　　杰克逊站起身来，热情地问候他的来访者。法官那硬朗结实的外表，银行家的蓝色西服，以及露在微凸的肚子上的金链，都与他所拥有的庄严的会议室相称。两人如同久别定大的家人一样相互拥抱。杰克逊示意地的客人坐在一张真皮饰面的扶手椅上，让秘书车上咖啡，并且拒绝接任何电话。他们就总统的去世谈论了一会儿，然后，罗森曼将谈话引入正题，他那圆润的语调令人想起他为罗斯格起草的演说稿。他说，罗斯相去世的三天前，他正与丘吉尔在一起。他去英国的目的是讨论战争在欧洲结束后，如何处置纳粹首脑，因为战争肯定很快就要结束。他咪缠着双眼把丘吉尔给他讲的故事重述了一遍。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最近一次全面中，丘吉尔表示，不论何时，只要英国人抓到任何一名纳粹要人，都要从速处死。对此，所大林宣称：“在苏联，我们从不未经审判处决任何人。”丘吉尔道：“当然，当然。我们应当首先审判他们。”罗森曼和杰克逊忍俊不禁，放声大笑。
　　罗森曼摸不透总统的真实想法，当他说“总统”时，他仍然是指罗斯福。罗森曼说罗斯福有时也倾向于立即就地枪毙纳粹领导人。但是，罗森曼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战争期间德国人不经审判就杀人是犯罪的话，那么当战争业已结束，盟军也这样做时，为什么就算不得是犯罪呢？最终，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公开声明，赞成诉诸法律。罗森曼表示不久将要审判战犯，杜鲁门总统要求罗伯特·杰克逊代表美国出任检察官。罗森曼解释道，杜鲁门总统没有忘记杰克逊从前作为一名令人生畏的检察官所赢得的声誉。
　　杰克逊是个华盛顿官场的老手，他确信，无论何时，凡是总统要做的事情，肯定有充分理由，这个理由一定是真正的理由。罗森曼给他带来的正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杰克逊问罗森曼是否知道他最近在美国法律协会作的关于战犯的演讲。他打开门，让艾尔丝取一份讲稿来。杰克逊在演讲中告诉公众：“如果我们把处决德国人作为一种策略，那么就这么做吧。但不要向法庭隐瞒事实真相，世人不会对只是为了判刑而组织的法庭给以尊敬。”
　　艾尔丝把那份讲稿递给罗森曼。罗森曼以一名律师熟练的目光一页一页地快速翻动。他说，他觉得没问题。杜鲁门总统期待的是被告享有一切应有保护的公正的审讯，而不是合法化的私设公堂。
　　杰克逊的头脑转动着。这是一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的雷区。杰克逊问罗森曼，是不是他在最高法院的某位竞争对手试图让他离开最高法院？此项任命是否意味着他要离开法院？罗森曼答道，当然不。杰克逊要求利用周末仔细考虑这件事。罗森曼答应了。然后，他站起身离去。
　　杰克逊希望好好地利用一下时间。他将同阿尔本·巴克利参议员一道出席星期六晚上的一个宴会。巴克利刚刚从一座新近解放了的集中营参观回来。他恰恰是杰克逊要找的谈论战争罪行的人。
　　杜鲁门总统要找的这个起诉战犯的人是20世纪的最高法院中绝无仅有的。罗伯特·杰克逊没有任何法律学位。五十三年前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农民之家。他的父亲威廉是一个自学成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他一直在锯木厂、旅馆和给赛马套挽具的马厩里亲手做事。杰克逊的母亲安吉利娜·霍沃特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荷兰移民家庭，这个家族早于1660年就来到美洲。小鲍勃（罗伯特）五岁时，杰克逊一家移居到纽约州西部的詹姆斯顿地区，他在一个如今久已不复存在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读圣经，唱赞美诗，从《麦考菲文选》中学习文学。他还从他那不信神而又嗜酒的父亲身上学到了不依赖他人的性格。老杰克逊是一个孤独而坦率的民主党人，在他的周围则是一群坚定不移的共和党人。
　　年轻的鲍勃对法律产生兴趣，部分是由于他父亲反对的缘故。他靠从一个叔叔那里借来的钱在奥尔巴尼法学院待了一年，得到一张结业证书，但是没有得到学位。后来，他在有三万一千人口的詹姆斯顿定居下来，度过了以后的二十年，他在属于他的一隅世界中发迹，他为银行、铁路、工业、不动产受理业务。但是，杰克逊身上的人民党的天性曾驱使他与电报业巨头贝尔公司为敌，替微不足道的地区电报公司辩护。他还曾为一个被指控刺杀了一名白人农场主的黑人辩护，而且分文不取。到了1932年，鲍勃·杰克逊已是一帆风顺，成了詹姆斯顿的台柱人物，他在那年娶了在法学院时的情人艾琳·格哈特为妻，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威廉·埃尔德雷德和一个女儿玛丽·马格丽特。
　　在一个寂寥的夜晚，命运改变了他的生活。杰克逊出席一个由詹姆斯顿的民主党出资举办的晚餐会。在1932年的那个春季，民主党人最热衷的话题是最近揭发出来的纽约市政厅养尊处优、喜好美食锦衣的吉米·沃尔克市长的大规模贪污案。令杰克逊惊愕的是，在这次晚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谈到沃尔克丑闻。轮到杰克逊发言时，他说对此事避而不谈是一种耻辱，他警告说：“这近于达到危险的地步，纽约州的民主党正在被玩弄于沃尔克的股掌之中。”
　　数月之后，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鲍勃·杰克逊被他知之甚少的亨利·摩根索邀请到华盛顿。摩根索是总统的一个密友，已被任命为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告诉杰克逊：“我不喜欢你在詹姆斯顿发表的讲话，但是我确实钦佩你的想法。发表你的见解需要鼓起勇气，那正是总统期望出现的。”
　　鲍勃·杰克逊就这样审慎地放弃了“只是一个乡村律师”的愉快生活，加入到“新政”中去。他开始在白宫起草税法法案，不久就受到罗斯福的称赞，得到一个“亲爱的鲍勃”的昵称。他迅速崛起。罗斯福任命他为司法部反垄断（反托拉斯）局负责人，然后，他又出任司法次长，负有在最高法院面前为政府进行辩护的责任。鲍勃·杰克逊在四十七岁时成为美国司法部长。
　　在他身上有一种几乎是天真的正直。有一次，罗斯福邀请杰克逊全家乘坐总统的游艇游览波多马克河。杰克逊谢绝了邀请，他说他必须参加他儿子在圣奥尔本学院的毕业典礼。杰克逊的秘书对此表示震惊，他对杰克逊说：“你不能拒绝总统的邀请。”但杰克逊却这么做了，半个小时以后，白宫秘书返回来告诉他，总统要亲自去祝贺小比尔（威廉）的毕业，并为此推迟了游艇的起程时间，直到杰克逊一家可以登艇成行。
　　1940年，罗斯福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次连任进行活动，他要物色一个新的副总统竞选伙伴，鲍勃·杰克逊的名字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名单之中。人们估计杰克逊将来有可能接替罗斯福的职务。但是，总统指出：“鲍勃的麻烦在于他的为人是一个十足的君子。”罗斯福的那个固执而又感觉灵敏的助手哈罗德·伊克斯对有可能负责起诉战犯的杰克逊作了另外的评价：“他还没有学会勇敢地面对针对他本人的无情批评。”
　　不过罗斯福仍然对鲍勃·杰克逊寄予厚望。1941年7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辞职，杰克逊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很有可能成为休斯的继任者。但罗斯福却迫于压力，转而任命在职的副法官哈伦·F·斯通为首席大法官。当斯通升迁到最高职位时，这位来自詹姆斯顿的没有法学院学位的乡村律师被任命为副法官。杰克逊本希望斯通离任后，罗斯福能任命他为首席大法官。
　　罗森曼提出建议三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杰克逊独自在希科里山，他那坐落在弗吉尼亚乡村猎场的凌乱的家中，思考着问题。他在那天夜里的宴会上见到了巴克利参议员，找了个机会，把巴克利拉到了一边。杰克逊告诉巴克利，他对纳粹暴行的传闻持怀疑态度。巴克利脸上温和的表情消失了，他说，那全是真的，他刚刚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来。
　　现在，杰克逊经过独自的权衡，决定接受杜鲁门总统的任命。他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战犯进行惩罚的尝试，那是一次惨败。得胜的盟军当时拟就了一份有四千九百多名可能成为被告人的名单，然后很快从中确定了九百零一人。这些人中，有十二人后来在1922年莱比锡的一个德国法庭接受审判。这十二名被告中有三人根本没有出庭，另外三名被免于起诉，剩下的六名只得到了令人发笑的轻微的惩处。
　　现在，杰克逊受命于总统，进行新的审讯，这次是通过一个国际法庭进行审判。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法律组织，甚至没有一个法院。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里，哪怕是起诉一个酗酒司机的法律机构，都要比起诉那些屠杀了数百万条生命的战争凶手的法律机构完备。在杰克逊的生涯中，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回报却是本知的。谨慎的做法是谢绝杜鲁门的任命。然而事实上，杰克逊在最高法院里已经待得心烦了，3O年代为罗斯福新政进行立法而发生的激烈斗争早已结束，现在，主要舞台在国外，在那个因战争而被颠倒了的世界里。杰克逊还在法院中造就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即副法官雨果·布莱克。布莱克对于杰克逊被定为斯通的继承人深为不满。布莱克从前曾是三K党党徒，来自遥远的南方，杰克逊对他是否正直表示怀疑，因为他不同于率直的美国人。他们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使杰克逊在法院任职的愉悦大减。在杜鲁门总统的任命从天而降之前，他一直在考虑辞职。他记得他父亲在做了一笔交易马匹的生意后告诉他的话。小杰克逊问：“当你不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时，你怎么敢那样做生意，老爹？”老人答道：“鲍勃，有些时候只要知道你正在摆脱什么就够了。”
　　杰克逊抓起电话，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比尔最近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是一个海军少尉，奉调在华盛顿做文职工作。杰克逊告诉比尔他倾向于接受杜鲁门总统的任命，而且他要做的第一件人事安排就是起用杰克逊海军少尉。父亲补充道：“作为你的第一件差事，这并不坏。”比尔稍稍犹豫了一下。这意味着他要与新婚妻子分离一段时间，因为审判将在欧洲举行，而且，他父亲明确表示，不能携带家眷。杰克逊继续说道：“在我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你将会在这件事情上为我辩护。那就是我要你同往的一个理由。”杰克逊补充道：“不管怎么说，我想圣诞节前我们回一趟家。”
　　杜鲁门总统于5月2日签署第九五四七号行政令，任命罗伯特·杰克逊为美国代表和起诉轴心国战犯的首席检察官。杰克逊计划立即前往伦敦，会见他的同盟国同事。但是在出发之前，他又作出两项任命。他任命司法部前任下属，沉稳而又忠诚的查尔斯·霍斯基律师为他驻华盛顿的特别助理。在难以预测的华盛顿官场，杰克逊需要有人看守后院，为他在新闻界、白宫和五角大楼，尤其在最高法院充当耳目。这表明他信赖霍斯基。此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秘书艾尔丝·道格拉斯，他不打算把她留在华盛顿。
　　3
　　罗伯特·杰克逊被任命为审判战犯的美国检察官的两天前，他最重要的猎物逃脱了他的追捕。4月对日，在柏林排水道系统下面二十英尺的一个钢骨水泥地堡里，阿道夫·希特勒自杀身亡。希特勒的死使有望接替希特勒的帝国大元帅赫尔曼·戈林成了首屈一指的纳粹领导人。戈林最后一次看到希特勒，是在他自杀的十天前，在地堡里为元首举行的令人伤感的一次生日聚会中。那时，俄国人已在一英里之外了，然而希特勒依然拒绝离开即将落入敌手的首都。戈林并不因此而感动，他向希特勒说他不得不前往南方，组织兵力保卫所剩无几的德国领土。希特勒冷淡地握了握戈林的手，看了他一眼，这说明希特勒觉察出戈林身上的懦弱和背叛。
　　戈林从柏林飞到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作出一个致命的决定。他认为，依然待在柏林的希特勒，不久就会死掉或被俘。戈林从他的保险箱中取出1941年6月29日的“元首令”，这份文件写得很明白，在希特勒死亡或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戈林就成为帝国的领袖。他向元首藏身的地堡发出一份电报，声称除非另有所闻，否则他就要接替国家元首之职。这是一场轻率的赌博，赫尔曼·戈林失算了。希特勒看到戈林拍来的电报后大怒，他把这视为戈林变节的绝好证据。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是戈林的死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的宿敌。他向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秘密警察发出处死戈林的命令。
　　戈林和他的妻子埃米，以及他们八岁的女儿埃达正乘坐一辆奔驰旅游轿车行驶在一条光滑的巴伐利亚大道上，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他们一家人收听到了汉堡广播电台的消息。消息说帝国大元帅戈林身患急性心脏病，不得不请求免去他的职务。戈林同时截获了鲍曼处决他的命令，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日才俊，他做了同威利·克鲁格和一大群其他普通德国人一样的事情，驱车驶向美国军队的一方。
　　美军中尉罗尔夫·沃腾伯格曾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一个难民。5月6日，他从赫尔曼·戈林的臃肿、鼓起的胸膛上把勋章扯了下来。戈林老老实实地一点儿也不反抗。他的战俘生活迄今过得还不错，这使他回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上，敌对双方的飞行员中流行骑士之风。他记得有一次，一名英国飞行员的航空炮卡壳了，他干脆放过了这个英国人，驾机离去。
　　卡尔·“图伊”·史巴兹将军曾率领第八航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一起将戈林的德国空军从天空中赶走，并将许多德国城市炸成堆堆的瓦砾，现在他来向帝国大元帅致意了。史巴兹为这位空军同僚打开了香槟酒，他们为在空战中的英勇、果敢而干杯。那天晚上戈林应邀到军官餐厅用餐，在那里，他的东道主争相为戈林买单。一个美军少校坐到一架钢琴前，开始弹奏《在德克萨斯深处》。戈林加入到环绕着钢琴的人丛中，很快就听懂了大家有节奏地拍着手唱的这首歌。汗水从他那肥胖的脸上淌了下来。他告诉拿走他勋章的沃膝伯格中尉，在他随身带来的堆积如山的行李中有一架手风琴。那架手风琴很快就被找了出来，帝国大元帅随即用他短粗的手指弹奏出曲名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的旋律，戈林用清晰的男中音唱出声来。凌晨两点钟，戈林带着醉意和喜悦，踉跄地回到牢房的床上。
　　但是，美国军官盛情款待这个著名的纳粹分子的照片传回美国国内后，却引起愤怒的反应。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感到尴尬和愤怒，他谴责了那些违纪的军官。艾克下达命令，赫尔曼·戈林所受待遇，今后不得有别于任何一名战俘。
　　事实上，戈林后来受到的待遇却与别的战俘大不相同。他将被送到卢森堡一个叫做巴特蒙多尔夫的地方。起初，这个地点给戈林带来一线美好的希望，这是一处有点名气的温泉疗养胜地。但是为什么非要到巴特蒙多尔夫呢？戈林间看押他的人。他被告知那是美国人集结战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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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法官急切地阅读着他面前的文件，文件只有六页，外加一页写有摘要的封面，由一个蓝色的文件夹装订，封面和每张纸上都印有“极机密”的字样。自他被任命为美国检察官以来，一个星期过去了，现在看来，当初接受任命只不过是这项工作中最容易的部分了，事实上，他要从零开始工作。但是，杰克逊感到，标有“审判欧洲战犯”字样的这几页纸凝聚着一个极好的开端，给人以一个简明扼要的概念，有了这个概念，其余一切也都一目了然了。于是，他又翻回到封面，再次审视作者的名字：默里·伯奈斯上校，陆军部特别计划处。
　　对于鲍勃·杰克逊来说，担任审判战犯的检察官这项工作刚刚开始，而默里·伯奈斯却在九个月前就已投身这项工作了。对五十一岁的伯奈斯的委任事实上事先并未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伯奈斯接受新的任命之后，立即迅捷地投入此项工作。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就责成陆军部解决如何使战犯受到惩罚的问题。但是总统的老朋友，也就是把鲍勃·杰克逊带到华盛顿的那位财政部长摩根索，赶在陆军部行动之前就匆匆忙忙地把一份计划送到了罗斯福的办公桌上。摩根索是纽约的许多犹太人家庭当中的一员，他非常清楚德国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1944年8月华盛顿闷热的某一天，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收到了白宫交来的摩根索计划副本，征询他的意见。史汀生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新政内阁中是一名不屈不挠、正直的共和党人。他坐在政府高级轿车的后排座位上，阅读摩根索的计划，由于天热或者是读到的文字所致，他出了许多汗，他用一块手帕轻轻地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摩根索建议拆除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社会。他要把德国战俘作为强制性劳力使用，重建遭受蹂躏的欧洲，他建议将纳粹党成员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并向正在向前推进的盟军提供一份纳粹分子名单，一旦擒获就地处决。摩根索的计划甚至提到了如何处理纳粹精英的外围组织党卫军成员子女的问题。史汀生把这份计划塞回到公文包裹，就好像要忘掉它的存在似的。事实．L，摩根索的计划是以牙还牙。
　　史汀生赶到办公室，召来了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令他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意见来。但是战争还远未打赢，在麦克洛伊的头脑中，还有比战犯更紧急的问题。这项命令交给了下级部门，随后又被交给更下级的部门，最后交到以默里·伯奈斯上校为首的，被称为特别计划处的三人执行小组的办公室。
　　伯奈斯的一生是一部典型的移民成功史。1900年他的立陶宛犹太人双亲把他带到美国，那时他六岁。伯奈斯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后来逐渐地与声誉卓著的纽约莫里斯·思斯特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他娶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女赫尔撒·伯奈斯为妻，并且觉得改姓她的姓对他有利。他抛弃了前程无量的事业，加入了陆军。
　　伯奈斯的研究表明，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已经有了将纳粹的暴行定为战争罪的想法。当罗斯福总统获悉德国人在1940年击败法国后，立即大规模地处死法国人质时，怒不可遏。在1942年，全世界都知道为了报复刺杀盖世太保副首脑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德国人屠杀了捷克利迪泽村庄的所有一千三百三十一名村民。到了1942年，第三帝国开始执行有计划地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已是证据确凿。
　　1944年9月15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也就是伯奈斯受命调查战争罪行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坐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办公室设在陆军部大楼的第三层，这是一幢哥特式的石造建筑物，高白宫很近。他拆开了第二包骆驼牌香烟，连续不断地吸烟，一直没有停下工作。现在他猛然坐回到椅子上，工作结束了。秘书给他拿来了刚刚打印好的草稿，他相信，这份草稿所勾勒的可能是国际法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一页。他希望，为使大规模屠杀者、掠夺者和侵略者受到惩罚而设立司法机构，将是一项不朽的使命。他尤其应该提防两个陷阱，一是不能采用逐个单独处理殴打犯人致死或将犯人送进煤气室的数十万党卫军的办法；二是不能让双手没有直接沾满鲜血的高级纳粹领导人逃脱法律的惩罚。
　　思维像一团突然迸发的火花撞击了他，清晰而又美妙。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集团，一个巨大的阴谋。纳粹的全部行动是一种蓄意的、协同一致的尝试，旨在全力武装以寻求战争，强行掠夺别国国土，攫取他国财富，奴役和剥削他们的人民，灭绝伯奈斯那样的在欧洲的犹太人。既然纳粹的全部行动都是罪恶的阴谋，那么，那些制造这些行动的人，根据事实本身，就是罪犯。怕奈斯的这部分要点是擒贼先擒王，捉拿出阴谋策划者，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炸坏保险箱，射杀银行守卫，或驾车逃跑。伯奈斯的第二个想法是将纳粹机构的组织，诸如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宣布为有罪。这种方法可以抓住身分较低的战犯。如果你能够证实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那么你就不必去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去逐个证实每一个成员是罪犯。你只需要证明这个人属于党卫军，并且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
　　伯奈斯把文件稍作修改后，叫来了秘书，让她刻蜡纸，印出数份来，并在文件上标上“板机密”的字样。他现在是按照逐级上报的方式工作，他只是当问题落到他的小小的办公室时，才懂得这种工作方法，要解决问题，还得沿着原路回到罗斯福政府的最高层去。
　　陆军部长史汁生有一个忠实的朋友，他过去在司法界时的伙伴威廉·C·钱勒。钱勒以上校身分在欧洲军政府工作，刚从欧洲回来。钱勒向史订生谈了自己的想法，供他参考。他主张把正在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定为犯罪。他已经就此在法律上做好了理论准备，德国是1928年签订的“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的签约国。由于德国撕毁了条约，入侵其邻国，打的是一场非法战争，所以德国犯下了谋杀、袭击和破坏财产罪。
　　罗斯福总统欣赏伯奈斯的论点：纳粹主义是一种阴谋罪。他同样欣赏钱勒的结论：侵略是一种犯罪。他要将联合计划给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传阅，看看他们的反应。
　　赫伯特·韦克斯勒皱着眉头看着摊在桌上的印有“极机密”字样的文件夹子。伯奈斯的计划已被大肆渲染地送到韦克斯勒在司法部的办公室里。韦克斯勒的上司，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已将文件传给他最愿意听取其意见的下属。韦克斯勒在进入战时政府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法学专家，默里·伯奈斯就是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他觉得伯奈斯的学识粗陋而又肤浅。这个毫无意义的阴谋是什么？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际法庭都将是由主要盟国美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组成的审判战争罪行的法庭。是的，英国法律承认阴谋罪，但是这个概念却不存在于法国、德国或者苏联的法庭中。
　　而且，能否在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才将其定义为罪行呢？那就将是事后制定的，因而是不具权威的法律。再有，能否宣称所有的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的成员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是犯罪组织？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充满了潜在的不公。伯奈斯对法律一窍不通，他的计划漏洞百出，韦克斯勒决定把这些意见告诉司法部长。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揭露出膺品的艺术鉴定家。
　　在这一点上，韦克斯勒与伯奈斯的计划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之争。无论韦克斯勒还是比德尔都还不知道，他俩将在未来的审判中注定要自始至终地扮演角色。他们同样没有想到，韦克斯勒确信他察觉出的伯奈斯重大谋划中的瑕疵，将会缠绕着他们直到最终。
　　鲍勃·杰克逊却觉得伯奈斯的计划颇有灵气。他品味着这个富有想象力，企图扯开一张大网，把所有的猎物一网打尽的计划。他邀请伯奈斯到他的最高法院会议室，这样他可以同这一富有想象力的计划的作者会面。伯奈斯坐在杰克逊面前，烟气从他的永不离手的香烟上缭绕升起，环绕着他的硕大英俊的头颅。除了他的灰黄色的皮肤，以及疲倦、深陷的双眼以外，伯奈斯的长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以很有教养的腔调讲话，杰克逊察觉伯奈斯讲话时的措辞非常讲究。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结束了谈话，伯奈斯离去。
　　杰克逊有一个习惯，在他晚上离开办公室之前，他都要将一天中谈话内容的要点写进他的日记。今天下午他写进去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他决定雇用默里·伯奈斯为他的执行官员，他的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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