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与总统一起出席会议之前，海伦·杜波里象往常一样跑了五英里，并以此清醒清醒头脑，她知道，不仅是这届政府，而且她本人也已处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十字路口。
　　由于她拒绝在提请罢免总统的声明书上签名，肯尼迪和他的高级助手们现在把她当成了英雄，这使她感到自豪和高兴，尽管她一向鄙夷所谓男人的荣誉。
　　但现在不是值得高兴的时候，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考虑，科利究竟干了些什么？他是否本来可以阻止原子弹的爆炸，但为了挽救总统而故意让它响了？她能相信科利会干出这种事，而不是弗兰西斯·肯尼迪，但无疑，若非经过肯尼迪的默许，科利敢这么做吗？
　　然而，然而……肯尼迪身上某种内在的东西现在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很清楚他竭力想组建一个服服帖帖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国会；很清楚地想对所有苏格拉底俱乐部的成员们进行刑事起诉。
　　真是可怕的极权，为了他臆想中的那个美好的美国，他是不是要抛弃所有民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肯尼迪力图护着科利，但阿德布拉德·格雷不服气。海伦·杜波里怕的就是内讧。总统的助手必须为总统服务，总统的副总统必须支持他，必须！除非她辞职。但那样的话无疑是对肯尼迪沉重的打击，也是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她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叛者。可怜的弗兰西斯，他怎么来处理雅布里？
　　这是因为她认识到，肯尼迪会变得象他的敌人——国会、苏格拉底俱乐部、雅布里一样残酷无情，他所遭遇的不幸使他的性格不可逆转地变得乖戾冷酷。唉，上帝，弗兰西斯会把他们彻底碾成碎末。
　　她觉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疼。真想这样跑下去、跑下去，永远也不再回到白宫中去。
　　赞得·阿纳柯尼博士怕去见总统和他的助手们，他讨厌把他的科学研究同政治、社会目标拉扯在一起，要不是为了给他心爱的国家脑研究院搞到足够的经费，他才不会做什么总统医学顾问。
　　跟弗兰西斯·肯尼迪直接打交道并不赖，这人很聪明，而且懂得科学的重要性，尽管报纸上一些吹捧文章说肯尼迪也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这未免显得荒廖可笑，但肯尼迪确实懂得科学研究的微妙的价值，他知道即使最晦涩抽象的科学理论也会带来神奇的应用结果。肯尼迪不成问题，麻烦的是他手下那些人、国会以及其他所有的官僚机构，加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他们总盯着他。
　　直至阿纳柯尼博士来华盛顿政府研究部门任职之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科学与社会之间实际上存着相当大的距离。人类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飞跃的成就，与此同时，政治、社会方面的格律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这不免可悲而又可鄙。
　　人类仍然穷兵黩武，耗资巨大，却没有一点益处；人与人之间依然还是互相残杀，永无休止。博士觉得这真是不可置信，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办法可以消除掉人头脑中邪恶凶残的一面，他鄙夷政客和新闻界对遗传移植学的攻击，好象生物学的变革是对某种圣灵的侵蚀，但现在显而易见，利用遗传学对人体及头脑的组织进行绞接和再塑造是必要的，目前的人种注定要毁灭。
　　阿纳柯尼博士事先已得到了有关这次会议议题的简单通知，看来有些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原子弹爆炸事件是否是恐怖分子打击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那两个物理学高材生格里斯和蒂勃特，是否和恐怖分子头目雅布里有关系？他可能会被问及，他们是否应当用PET脑检测仪审讯罪犯，查明事实。
　　这使阿纳柯尼博士大光其火，他们为什么不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来请他作PET脑检测仪？
　　克里斯蒂·科利声称他当时忙于劫机危机，原子弹的威胁没有被太当真。骗人的鬼话，实际上是总统出于所谓的人道的考虑，拒绝了科利使用PET脑检测仪的请求。是的，假如那两个年轻人是无辜的话，那么万一他们在被检测过程中受到损害，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但阿纳柯尼明白这不过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曾向肯尼迪详细解释过操作过程，肯尼迪自然知道PET检测仪几乎毫无危险，而且能让被检测者正确回答问题。他们就可以找到并卸除掉那枚原子弹，他们本来有这个时间。
　　死伤了那么多人，起码该有点悔恨之意罢，可是，阿纳柯尼博士心里禁不住对那两个科学新秀感到敬佩，他真希望他能有这样的胆量，不管怎么样，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的确有些疯狂，但是一个观点，这就是随着人的知识水平总体上的增长，个人挑起核灾难的危险性也大大增长了，个人的野心、贪婪，政客的权迷心窍的疯狂，都可能引起类似的灾难。不过，这两个孩子显然只是想到了从社会的角度对这些灾难予以控制，而没有想想科学手段，他们想的是抑制科学的应用，阻挡科学的发展，而正确的答案无疑应当是，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使暴力彻底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就象给火车头安装制动闸一样，在遗传基因和人脑中同样也可以安上“制动闸”。简单之至。
　　在内阁会议室中等着总统来时，阿纳柯尼有意拿出一摞材料和文章读了起来，把他和屋子里其他人分开。阿纳柯尼总是觉得不愿意理会总统的那几个助手，克里斯蒂·科利总好多管闲事，把国家脑研究院一直处在他的监督之下，没准儿什么时候，他心血来潮，还会没头没脑来上一纸命令，弄得博士哭笑不得，有时他略施小计，试图把事情搪塞过去，不过在这种事情上科利往往会占了他的上风，他的机智使博士不由感到意外；其他那几个总统助理，尤金。戴西、阿德布拉德·格雷和阿瑟·韦克斯，更是些蠢驴，连点基本的科学常识都没有，只会搞些并不重要的社会事务和行政管理。
　　阿纳柯尼注意到，副总统海伦·杜波里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西奥多。塔多也都来了。
　　他总是感到奇怪，一个女人竟会成为美国的副总统，他觉得这与科学提出的结论相违背，有朝一日，在他的大脑研究工作中，他也许能最终发现两性之间的根本差异，不过，他觉得有意思，幸好他没有发现，要不然非得吵得鸡犬不宁不可。
　　西奥多·塔比他怎么看都象个尼安德特人，成天忙忙碌碌，几乎毫无益处地做些密谋反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国的勾当。从长期来看，这种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
　　阿纳柯尼博士掏出一篇关于一种叫tachyop的假想粒子的文章读了起来，文章很有意思。这间屋子肯定谁也没有听说过tachyon这个词，他想。虽然阿纳柯尼博士的专长领域是大脑，但他有着各个学科的广博知识。
　　所以这会儿他考虑起tachyon这个问题来，物理学家们一直为此而争论了有二十年，如果确实存在阿切础，将会打破爱因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说过光速是宇宙中的极速，但tachyon运行得比光还要快，有些学者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论证，认为tachyon在一开始就比光的运行要快，但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tachyon在物质存在上是负数，这在想象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实体世界中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秘的数学王国里却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tachyon会产生什么？有谁知道？有谁关心？当然不会是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人，然而他们却都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这本身就是个讽刺，tachyod可能比这些人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更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终于总统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人全都起立致敬，阿纳柯尼博士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
　　他有一个办法对付这一类沉闷的会议，就是数别人眨眼睛的次数，很有趣，研究表明，眼睛眨的次数能显示一个人是否在撒谎，看样子这个会上眨眼睛的次数肯定不会少了。
　　弗兰西斯·肯尼迪穿一条舒适松垮的裤子，一件旧衬衫，外罩一个黄色开士米毛背心，尽管他目前困难重重，但看起来精神矍烁。
　　做了一番寒暄之后，肯尼迪说：“今天我们邀请阿纳柯尼博士也出席我们的会议，以判定恐怖分子雅布里是否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原子弹爆炸事件，同时也澄清一些新闻媒介对我们的指控，说我们这些政府里的人本来就可以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找到它。”
　　海伦·杜波里觉得她非问问这个问题不可：“总统先生，在你对国会的讲话中，你语气肯定地说原子弹爆炸事件是雅布里全盘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时有何确凿的证据？”
　　肯尼迪早准备好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字不差地说：“我当时那么认为，现在也这么认为。”
　　“但有何确凿证据？”阿德布拉德·格雷追问到。
　　肯尼迪的眼睛同科利交换了一个眼神，很快又转向阿纳柯尼，和气地笑着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开会的原因，要找出来。阿纳柯尼博士，你对此事有何高见？也许你能帮我们的忙。对啦，请你赏我一个面子，别在你的本子上盘算宇宙的奥秘了，你已经发现了足够让我们狼狈不堪的东西。”
　　阿纳柯尼博士一直在他的笔记本上划拉着数学公式，他就坐在总统的旁边，听出了总统的话表面是恭维，实质是责备。他说道：“我直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你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为什么不签署使用PET脑检测仪的命令呢？你们逮捕了那两个年轻人，而且《核武器控制法案》也赋予了你这种权力。”
　　克里斯蒂立即接口说：“如果你记得的话，当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我们认为远远要比这重要得多的危机之中，我认为我们可以再等一等。格里斯和蒂勃特声称他们是无辜的，而且我们仅有的证据也只能把他们抓起来，但却不足以起诉他们。接着，由于蒂勃特的父亲事先就听到了风声，高价雇了一大堆知名律师威胁要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我们盘算了一下，觉得还是等危机过后再处理好，也许那时能找出一点证据。”
　　杜波里副总统问：“克里斯蒂，你知道不知道是谁给老蒂勃特放的风儿？”
　　克里斯蒂说：“我们正在波士顿的电话公司里查找老茶勃特来往电话的原始记录，目前还没得到什么好消息。”“中央情报局局长西奥多·塔比说：“你们有那么多先进设备，应该早就搞清楚了。”
　　“海伦，你把他们引到枝节问题上去了。”肯尼迪说，“我们还是继续关键性问题。
　　阿纳柯尼博士，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科利是想分担一些我的压力，这正是为什么总统需要一个高级顾问班子，但不使用脑检测仪的决定是我做的，使用仪器可能具有损伤大脑的危险，从人道原则考虑，我不愿冒这个险，两个年轻人否认任何事情，而且除了那封警告信之外，找不出任何证据能表明确实有个原子弹。我们现在受到由国会一些人撑腰的新闻媒介的谩骂攻击，确实是不公正的。我想特别问一个问题，仅仅用脑检测仪对雅布里及那两个物理学小学者格里斯和蒂勃特进行检测，是否可以消除他们是同谋的疑问？是否就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阿纳柯尼博士干脆地说：“是，但现在情况木同了，你现在是利用《核武器控制法案》来检出证据好给他们定刑，而木是为了找出原子弹隐埋的地方，法案没有授权你用脑检测仪来达到现在的目的。”
　　“另外，”戴西补充说，“他们有合法的防卫辩护权，我们不能拿这两个年轻人做任何事情。”
　　肯尼迪总统冷冷地看了戴西一眼，“博士，”他说，“我们还有雅布里，我想让雅布里接受仪器检测，要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一个全盘阴谋计划？原子弹的爆炸是否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好了，如果他回答说是，那问题可能就复杂多了，也许这个阴谋还会继续下去，也许还会有比纽约的爆炸事件更可怕的悲剧，‘百名先锋’的其他成员可能会埋藏更多的原子弹，现在你明白了吧？”
　　阿纳柯尼博士说：“总统先生，你真的认为这可能吗？”
　　肯尼迪说：“我们必须消除这个疑问，我会作出决断，在《核武器控制法案》下，采取这种医学手段进行审讯是适当的。”
　　阿瑟·韦克斯说：“那指定得象炸了锅一样，他们会说我们是做脑叶切除术。”
　　尤金·戴西冷冷地说：“难道我们不是吗？”
　　即使在美国总统面前，阿纳柯尼博士也忍不住勃然大怒，“这不是脑叶切除术，”他说，“这是个脑化学反应的检测仪，受试者在审讯前后完全一模一样。”
　　“除非不出什么差错。”戴西说。
　　白宫新闻秘书马修。格兰迪斯说：“总统先生，测试的结果决定我们得发布什么样的声明，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测试表明在雅布里与格里斯和蒂勃特之间有阴谋关系，我们就清白了；如果没有关联，那你就得费不少口舌解释。”
　　肯尼迪突然简短地说：“我们商量一下别的事吧。”
　　尤金·戴西面向他读了一条备忘录：“国会准备把科利拉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前候审，兰姆勃蒂诺参议员和金茨众议员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而且在新闻媒介上大造舆论，声称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是揭开骗局的关键人物。”
　　“使用行政豁免权，”肯尼迪说，“我作为总统，禁止他到国会委员会前作证。”
　　阿纳柯尼对这种政治事务感到乏味，开玩笑说：“克里斯蒂，你干嘛不自告奋勇接受我们PET检测仪的测试呢？你可以毫不含糊地表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测试程序是合乎道德的。”
　　“老博士，”克里斯蒂说，“我对确立你说的什么清白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清白是你他妈的科学永远不能确立的事之一。而且，我对用你那个脑仪器检测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是否合乎道德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这儿不是谈论清白或道德，我们是讨论如何加强政府权力对社会的作用，在这方面你的科学毫无用处，就象你常说的那样，少在你狗屈不懂的事情上喋喋不休。去你妈的蛋吧。”
　　在总统及其助手们的这类会议上，很少有人不能控制情绪，而在副总统海伦·杜波里在座的时候口出污言的情形就更少了，因此在内阁会议室中出席会议的人都对克里斯蒂的失常情绪感到奇怪。
　　阿纳柯尼博士吃了一惊，他只不过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象大多数人一样，他喜欢科利，这人温文尔雅，看起来比大多数律师都要聪明。而阿纳柯尼博士自己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常常为自己懂得宇宙奥秘而自豪，但现在却因为几句玩笑话无端遭受这样的粗言俗语，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博士不加思索地说：“你原来在中央情报局呆过，科利先生，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前的大理石石碑上写着这样的话——‘了解事实，事实使你解放。”
　　’克里斯蒂重又恢复了正常，他诙谐地说：“我没写那玩意儿；我也表示怀疑。”
　　阿纳柯尼博士的情绪也恢复了常态，他冷静下来开始分析，为什么对一句开玩笑的话竟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反应？难道司法部长、这位美国领土上最高法律事实官员确实隐瞒着什么吗？博士觉得痒痒的，心想非得把这人拉到脑检测前不可。
　　弗兰西斯·肯尼迪十分焦虑，但不好笑地看着这段小插曲，他和气地说：“赞得，你要是把那个脑测谎仪弄得十全十美，不会引起任何副作用的话，也许我们得查封它，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搞政治的人能容忍这种东西。”
　　阿纳柯尼博士赶紧说道：“这些问题都不相干，对大脑的科学探索已经开始，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发现。一旦这个进程开始了，你们就无法阻止它。在工业革命时期，卢德派分子曾试图做过类似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成功。日本人在几百年之中禁用火器，但他们后来发现，枪炮大大增加了西方人的势力。现在你们谁也做不到禁止火药的作用。一旦原子弹被发明了出来，就肯定会爆炸的。
　　我跟诸位打赌，脑测谎仪也会长久存在下去的。”
　　科利说：“这违反了宪法。”
　　肯尼迪总统不屑地说：“我们可以改动宪法嘛。”
　　马修。格兰迪斯担惊受怕地说：“如果新闻界听到这话，他们会把我们轰出这地方。”
　　肯尼迪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说的话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语言讲给公众听，记住，根据宪法，最终一切事情都是由美国人民来做主的。好了，就这样吧，我看我们目前问题成堆，可归结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要加紧我们的反攻势，克里斯蒂，你加紧对勃特·奥迪克的刑事起诉，他的公司与沙哈本苏丹阴谋勾结，欺骗美国公众，人为地制造石油短缺，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必须对他们绳之以法，这是首要的一条。”
　　他转向阿德布拉德·格雷说：“给国会放点儿风，看他们如何反应，告诉他们，新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将拒绝给各大电视网的主要电视台续发营业执照；另外，那些在华尔街金融市场上投机舞弊、兴风作浪的大银行也要严加管制，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奥托，叫他们睡不着觉。”
　　海伦·杜波里知道，虽然在公开场合她必须支持总统，但在私下这类会议中她完全有权提出不同的意见，然而她还是犹豫了一下，才谨慎地说：“你不觉得我们一下子树敌太多了吗？是不是等到找们当选第二届后再说更好一些？如果我们到时候确实能弄出一个肯于合作的国会，干嘛还要跟现在的国会对抗呢？还有，目前我们元气大伤，是不是没有必要把所有工商界人士都弄得和我们反目为仇？
　　“我们等不起，”肯尼迪说：“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都要攻击我们，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大的和解姿态，但他们仍然冥顽不化，妄图阻止我连任总统，阻止选出一个我的国会。
　　我们现在必须做出反击，给他们点儿厉害瞧瞧，让他们脑子清醒清醒，并不是没人能教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众人一时无话，肯尼迪站起身来对他手下人说：“你们这就去准备各项工作和必要的文件材料。”
　　这时阿瑟·韦克斯开口说，国会利用新闻媒体策划对肯尼迪总统的攻势之一，是向外界公布为保护总统所花的钱财和人力。
　　阿瑟说：“这场攻势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力图把你描绘成一个当代消撒，而秘密勤务局则象是一大群宫廷卫士，对公众来说，动用一万特工及一亿美金仅仅来保护一个人，即使这人是美国总统，也未免太过份了，这会造成一种丑恶的公共形象。”
　　大家都没有吱声，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历遭谋杀的历史使这个问题变得尤其敏感，而且；作为肯尼迪的亲密的部下和朋友，他们都深知肯尼迪对他自身的安全一向有些神经质似的恐惧，因此，当肯尼迪转身对司法部长说了如下这番话时，他们都颇感到意外。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的批评人士是对的。克里斯蒂，我知道，在安全保卫措施上我给了你否决权，可以拒绝执行我的命令，不过，我们是否能做一个公开声明，把护卫白宫的秘密勤务局的人员裁减一半，把预算资金也相应地减少一半，克里斯蒂，我希望你这一次不要行使否决权。”
　　克里斯蒂等了笑说：“也许我太过于谨慎了，总统先生，我不会否决你的决定，你当然总是可以随时否决我的否决。”大家都笑了。
　　格兰迪斯对这个看似轻松的胜利情形仍有点忧心忡忡，他说：“司法部长先生，你光说做或不做没有用，国会准备要对我们的预算开支和各项拨款的数字进行全面审查。”
　　“没什么问题，”克里斯蒂说，“你发布新闻的时候，强调一下国会的这个举动遭到了我的强烈反对，另外要说得听起来象是总统有点屈从于国会的压力。”
　　肯尼迪说：“谢谢大家。会就开到这里。”
　　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退伍上校亨利。坎农是政府里最快活和最沉着的人。说他快活，是因为他有一份他自己认为是整个国家里最好的工作，他掌握着五角大楼拨给总统的秘密专用资金，除了他和总统本人，任何人都无权过问这些秘密款项，他只听令于美国总统一个人。再说，他是一个地道的行政人员，不制订政策、不提供建议，他负责安排总统及其高级助手使用的飞机，特别是直升飞机，以及豪华轿车，为总统府拨款修建和维修秘密建筑，另外，他还负责一项政府中最危险的活儿，他手下一名准尉专门为总统掌管装有原子弹投掷指令秘码的保险箱。总之，无论何时总统想做某件事情需要钱，又不想让国会和新闻界知晓，亨利。坎农就会从秘密资金中拨出一部分款，并在帐单上盖上最高机密的大印。
　　五月的一个下午，司法部长科利走进亨利。坎农的办公室，坎农热情地向他作了问候。
　　他俩曾在一起共过事。早些时候，在坎农开始做这项工作时，总统向他下了一道指令，说司法部长可以拿他的秘密资金做任何事情，头几次坎农和总统做了核对，以后就再没有做。
　　“克里斯蒂，”坎农欢喜地说，“你是来了解情况呢，还是来拿钱？”
　　“嘟是，“克里斯蒂说，“首先是钱。我们打算向老百姓许个诺，削减百分之五十的秘密勤务局的人员和相应的预算支出，我得做出点行动，虽然仅仅是改动一些文件，没有什么真的变化，但我不想让国会嗅出我们的资金来往状况，所以想让你们军事办公室从五角大楼挤出一点预算给我们，然后把它归为最高级机密。”
　　“老天，”亨利。坎农说，“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倒是能做到，但维持不了多久。”
　　“到十一月大选后就行，”克里斯蒂说：“那时候或者我们就滚蛋了，或者会有一个为我们说话的国会，再做些改动。但现在得做做样子。”‘“好吧。”坎农说。
　　“那么现在再问一些事情，”克里斯蒂说，“近来有什么国会的人来探听情况吗？”
　　“嗨，多了，”坎农说，“比平常多得多。他们没完没了地问总统有多少架直升机，多少辆轿车，多少架大型飞机，诸如此类的狗屁玩意儿，他们想打听白宫里这些人在干什么，假如他们真知道我们有多少东西的话，他们会跳起来。”
　　“特别是哪个议员？”克里斯蒂问。
　　“金茨。”坎农说，“他有个行政助理，叫什么索尔偕罗伊卡，是个挺狡猾的小杂种，这小子说他只想知道我们有多少架直升机，我告诉他三架，他说‘我听说有十五架’，我说‘白宫要十五架有屁用’，但这家伙说得挺准，我们有十六架。”
　　科利有些吃惊，“我们要十六架直升机干嘛用？”
　　“直升飞机总环，”坎农说，“如果总统想要一架直升机，我能告诉他说飞机在修理库吗？再说，总统手下这些人也常来要直升机，你还可以，克里斯蒂，但中央情报局的塔比、以及韦克斯当然有不少时间用直升机，还有戴西，也是这样，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也不想知道。”克里斯蒂说，“国会里有哪些好管闲事的家伙，打听有关保卫总统的后勤装备情况，你给我一份报告。这涉及到安全问题。报告直接给我，绝密。”
　　“好例。”坎农乐颠颠地说，“对啦，啥时候你需要收拾你的房子，我们这儿有钱。”
　　“多谢，”克里斯蒂说，“我自己有。”
　　这天黄昏，肯尼迪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抽着一支细长的古巴雪茄，回想着这一天的事儿，每件事儿都精确地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他稍稍使了点手腕，已足以赢得他手下人的支持。
　　科利果不出所料，以他的性格做出了反应，他完全能摸透总统的心思。坎农已把科利来找过的事儿向自己做了汇报。阿纳柯尼好糊弄。海伦·杜波里如果自己不小心的话会是个问题，但目前需要她的才智以及她在妇女团体中的政治基础。
　　弗兰西斯·肯尼迪惊讶自己竟然心情出奇的好，他不再有绝望感，而且自打他的妻子死后，他的精力达到了最高点，这是不是因为他终于又掌握了美国巨大而复杂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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