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劈棺
　　十月十一日
　　派蒂把客人吃掉，成为这两天家中的话题。尤其是餐桌上，全家人聚在一块的时候，更要说上几遍。一边说，一边叫恶心，可还兴高采烈地说。
　　不管怎么样，自己养的宠物，能够把客人的头给咬下来，总是件光彩的事。表示从小给的“仇恨教育”十分成功；长期教它拿活的目标练习劈刺，也诚然有了不错的成果。这不是铁证如山吗？就像拳赛，前面每局你都占尽上风没关系！只要在最后一局，我一拳把你打趴下了，数到十，你还爬不起来，就是输了。
　　死，常常代表的不但是战争的结束，也代表死者这方面公理的结束。就像一群人搞斗争，你骂我、我骂你，愈是会骂的人，愈不会被别人骂，因为对方怕你反击。所谓“柿子挑软的吃”，挨骂的常是最弱的；更往往是那天缺席，不在现场的。
　　死就是不在现场，而且可以确定，那死掉的人是永远不会再到现场了。所以兄弟被抓，问“黑枪是哪里弄来的？”“是他交给我保管的。”“他是谁？”“他是刚死的那个人。”
　　两军交战，一方主帅被杀了，把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往往战争就结束了。
　　在某些时代，人们的公理是用决斗来决定的。如果你赢了，表示上天保佑你，你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死了，表示你撒谎、你不义、你该死，甚至你的家小也该杀。
　　以前在英国议会里，两个人争辩不休，就约好时间出去决斗，各拿一把枪，背对着背前进，数着步子，到同一时候，转身、开枪，你倒了，就输了。而且不止输了生命，还输去了“你争的道理”。。
　　“人在人情在”，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好了，你不在，别人何必还为你发言。甚至应该说，你不在，是你对不起我，我当初支持你的时候，实在没想到你会那么早完蛋，而今你死了、败了、逃了、病了，我当然不能再支持你。
　　你会发现“维持一口气在”，是多么要紧的事，那口气一完，什么都变色了——你政治的风向球立刻转向，“位阶的排列”立刻“重组”。你的铜像被泼上油漆、砍了头。你的神话开始被拆穿，你的伟大也开始朽烂。
　　两雄相争，不仅要看谁的力量大，也要看谁活得长，活得长表示你赢了“这口气”，活得长也表示上帝站在你这边。活得长，更可以使你有时间把那“死鬼”当年的跟班，一一收拾掉。你可以毁掉一切对他有利的史料，烧毁他回忆录的稿子，流放为他说话的“臭老九”，再安排自己人重新写历史。
　　所以活得长，能让历史都跟你站在一边，使你流芳千古。
　　如此说来，这作客的螳螂死掉，还有什么好讲？谁让你“学艺不精”，却来闯我少林铜人阵？不错！不是你自己要来，是我把你抓来，又放进杀手的屋子。但不管怎么样，谁让你战死了呢？就算是我“设局”，强迫你演出这场戏。你死了，就是对不起我，就是活该。否则，你又怎么会死呢？
　　当然，这世上还可能有一两个愕愕之士，譬如我老婆就不服气我的看法。
　　我说：“派蒂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一口咬下东瀛忍者（小日本鬼子他妈）的头，都是因为我传授她‘葵花宝典’。想想！哪只螳螂能有那么多机会，每天跟各种虫子搏斗，它们等在叶子下面，是“摸彩”，要靠运气，我们派蒂则是‘天天中奖’。这杀的技术当然是派蒂高超。”
　　老婆则冷笑一声说：“算了吧！大家都看到了。外来的那只螳螂从派蒂身上踩过去，派蒂都吓呆了。它啊，是靠地方熟，半夜摸黑，把客人给宰了。”又放大声音强调一遍：“它是偷袭！客人死得真冤。”
　　提到“死得冤”，可能还真是有点死不瞑目。那外来的螳螂死到现在，最少也有四十小时了，可是屁股还不断地上下扭动。派蒂倒也表现了大将之风，并没有因此，再过去咬两口。我不能不佩服派蒂杀手的又狠又准，她怎么能那么准确地咬断对手的颈子，而自己居然毫发无伤呢？
　　套一句新闻术语——“从作案的手法来看，显然是职业杀手所为。”派蒂不仅是“杀手”，而且可以作“职业杀手”了。多棒啊！使我想起法国电影NIKITA里的女杀手，忘记过去，忘记姓名，甚至忘记自己。乖乖地执行“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再在完成任务之后，消失成一个没有姓名的人。
　　现在，我就准备叫派蒂去执行一件“秘密任务”。这是真正的“出勤”，可不是留在自己的玻璃罐子里杀哟！
　　提到这次的“任务”，首先我必须介绍今天的Target，也就是派蒂将去暗杀的“对象”。
　　这件事要从好几天前说起。不！应该由好多年前说起。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书房里总会溜进来一些黑黑的小鬼。无论白天、夜里，都发出尖锐的叫声。
　　我曾经看过那些小鬼好几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是蛐蛐。我也不讨厌它们的叫声，只是纳闷，门窗都关得很紧，它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为此，我曾经细细检查屋里的每个缝隙。我的书房正对着院子，一半是地板，一半是“石板地”。地板显然很紧密，毛病全出在“石板地”那边。房子老了，石板地的接缝，常有些水泥脱落的地方，有时候形成小洞。我猜那些蛐蛐一定是从这些小洞里钻进来。
　　蛐蛐很妙，如我以前说的，它们甚至自以为聪明，会故意挑逗人。我相信，它们一定很怕冷，所以秋天一变凉，就往屋里钻。只是钻就钻好了，它们居然像是司马相如，“闻人击磬，不觉技痒。”进得屋来还忍不住要高歌，甚至唱得忘情，一直到我用手电筒把它们照到，才停止不唱。
　　去年我曾经抓到一只蛐蛐，放了生。隔不久它又回来了，而且带了老婆和小孩。我觉得它们一家天伦之乐，十分可爱，所以不再去打扰。
　　没想到有一天，一只蛐蛐居然跑到我老婆的座位下面。吓得她跳到椅子上。我说：“把它捉起来，扔出去。”话才完，就听见“啪”一声，老婆用鞋底送它上了天堂。说：“我不敢活捉，还是打死比较容易。”
　　隔一天，还听蛐蛐叫，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穿鞋出去跑步。脚才伸进鞋子，就知道不妙，把鞋翻过来，掉下一只半死的公蛐蛐。
　　至于第三只，就不知怎样了。想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移民海外。
　　今年，就在上个礼拜，我又抓到一只大蛐蛐，真是“红头金翅”的好品种，两支短短的翅膀，一抖动就唧唧唧地响，连我耳背的老母都听见了。
　　我也待它不薄。特别找一个专门用来装蛐蛐的小金笼，把它供在其中。这小金笼子据说是十八世纪印度宫廷的东西，想必印度人也有这样的雅好。
　　笼子是圆形，直径不过两寸，高一寸多，掐丝镶线，作“雷纹”和“云纹”的设计。顶上还镶了一颗红宝石，围以七颗蓝宝石。乍看，还真有点印度宫廷建筑的样子。
　　我把蛐蛐养在里面，还放了半颗葡葡进去。抓到的当天晚上，它大概为了住华宅而高兴，整夜地高歌。第二天，还唱了一阵。但到第三天，就安静了。我从镂空的金线间望进去，觉得它还在动，便没理睬。未料，第三天打开盒子，它早僵死在里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过去看，是只母蛐蛐。我一边急着找塑胶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特别又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子走动，如同哀凄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视，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过他们新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
　　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千万潜藏的快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andNothingBut）这部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一次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
　　一个衣着考究、美艳无比的少妇也去了，一处处奔波，当最后确定丈夫已经死亡之后，居然说：“原先真怕他还活着，却变成了个废人；现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轻松了。”最后竟然爱上带她认尸的一个军官。
　　“找，只是基于夫妻的情义，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确定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获得完全的自由。”
　　这只母蛐蛐出来寻夫，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死本来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么样，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该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谓“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动离开的人，留下活着的孤儿寡母。怪不得许多未亡人会先“抚尸”痛苦，再“捶尸”大骂：“你好狠的心哪！抛下我们不管……”
　　既然如此，另结新欢，甚至为新欢演出“大劈棺”，又有什么不对呢？
　　“大劈棺”应该是平剧迷无人不晓的戏码。它演的是什么？演的是奸夫淫妇还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经死了，进了棺材。新来的男人便不是“奸夫”；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脑子治病，也是一种权衡之后，不得不做的事。
　　话说回来，这妇人的丈夫，明明没死，却要装死，还化装成另外一个男人试验自己的妻子，又难道是对的吗？
　　我有个男学生要和太太离婚。原因是他在情人节故意偷偷用“一个仰幕者”的名义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办公室。还附封信，约定下班之后，在某餐厅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晚一点回家，接着就好好化了妆、喷了香水赴约。当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节，两个人居然闹离婚。丈夫说太太不忠，时常想着出轨；太太辩说，就猜到是丈夫在恶作剧。
　　问题是，这男人何必去试探？要知道，试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层的好奇与叛逆。
　　他跟“大劈棺”里的庄周一样，是混蛋！
　　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觉得她能在凭吊之余，把丈夫当食物进补，未尝不是聪明之事。正想着，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听到隐隐约约的蛐蛐叫声，渐渐由远而近，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经追来了。
　　这又使我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因为越战才结束，男人十分“缺货”。有位美国女人对我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海滩上遇到一个男人。“你从哪儿来？”女人问。
　　“我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兴奋地叫来：“那么你一定是单身汉了。”
　　最近我家附近有个富婆死了丈夫。大家也交头接耳地说：“她丈夫死的那天夜里，有十几个男人打电话向她致哀。”
　　于是我猜，这新来的公蛐蛐会不会也看上了富有的母蛐蛐呢？瞄瞄死蛐蛐的大腿，黑黑的，紧紧的，如同腊肉。或许在蛐蛐的世界，这尸体正是了不得的美食。
　　公蛐蛐也真大胆，居然跳到了我的地板上。我狠狠一脚，把它踢到书柜上，趁它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抓住了。
　　立刻“送作堆”。果然像老情人碰面，先是唱歌跳舞、彼此追逐，又一起跳进金笼子，享用那“可怜的亡夫”。
　　尸腿很快被整条咬了下来，两只蛐蛐一起分食，头靠着头，如同饮“交杯酒”。
　　在丈夫的尸体前面跟另外一个男人作乐，甚至跟一个本来不认识的杀夫的仇人交欢，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想想，古今中外，杀了对方的男人、虏了对方的女人，再纳为自己妻室的有多少？看看中国婚姻史，为丈夫殉节的固然有一定的数目，但在那数目之外，依从了杀夫仇人的只怕更多不胜数。
　　尤其在过去，以男人为主的农业社会，一个女人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不接受那个“新男人”，只怕自己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达个状况下，她能不依从吗？
　　相反地，愈是能独立，有个性的女人或男人，反而是最不会“变节”的。
　　变节最快的，往往是那些处处靠丈夫，或事事靠妻子照顾的人。愈是看来温驯的小女人，和听话的小丈夫，愈可能出问题。你不要以为他是那样依赖你，于是认为他会无比地忠实。你要想想，正因为他依赖，没了你就难以生活。所以当你死亡或长期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愈可能去依赖别人。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讽刺剧——
　　丈夫对妻子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妻子乖乖不断点头说“是”地脱了衣服。
　　丈夫出门了。
　　进来另一个男人，也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那女人也乖乖点头说“是”地脱下衣服。
　　这戏很讽刺，也很真实。如同我前面说的，它表现了人性底层的东西。
　　一个对丈夫或妻子唯唯诺诺的人，也可能对别的男人或女人唯唯诺诺。他们没有气节，因为他们缺了骨头。使他们缺骨头的，可能正是他们的另一半。
　　看吧！这小两口，在我的瓶子里多恩爱啊！正像那部法国电影的名字，“生命不过如此”，对于未亡人，不论他是男是女，总得快快乐乐地过下去。
　　我把瓶子移到屋子一角的石板地上，听它们阵阵的高歌。
　　我的女儿也爱听这歌声，因为她的老师教她，如果蛐蛐是连着高声唱，表示第二天会晴天。如果有一波没一波地唱，表示会阴天。此外，在每十三秒当中数数蛐蛐叫几次，加上四十，就是当天的温度，譬如叫了二十下，二十加四十，是六十。当天八成是华氏六十度。
　　自从第一只公蛐蛐来，她就这么算，每天都满备。新来的这只也一样，担任同样的职务。蛐蛐的这种本领，是它们能不被杀的重要原因，否则我早丢进去给派蒂杀手当晚餐了。
　　但是今天，我终于忍不住，派出了派蒂杀手，去执行死亡任务。
　　为什么？
　　因为那公蛐蛐昨夜居然跳出瓶子，跑掉了。非但跑掉，还躲在门缝里不停叫，使我一次又一次扑空。
　　我的“威权体制”岂容被挑战呢？你流亡海外也便罢了，居然敢对我隔海放话，且扰乱我人民的安宁、造成人心的浮动。
　　你看！这母蛐蛐一听到公蛐蛐叫，就神不守舍，这还得了吗？
　　我现在终于搞清楚，它们是怎么进来的了。原来我书房通院子的门，有两层外面是纱门，里面的玻璃门。在两道门之间，靠地面处有个小洞，那小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有个小洞通向墙外。于是蛐蛐可以钻进墙上的小洞，进入我的纱门和玻璃门之间，当我白天打开玻璃门，靠纱门通风时，它就跳进屋来。
　　现在这逃走的公蛐蛐就躲在小洞里。把尖尖伸着两根针的屁股对着室内，不断鼓翅、鸣叫，好像在喊：“快来哟！跳出玻璃瓶，投奔自由跟我来哟！”而且，我一接近，它就溜进去，还躲在里面叫。
　　我曾想灌水进去，又怕弄坏了墙而且水由这边进，另一边出，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也曾想请老岳父，狠狠吸口香烟，喷进去，又怕近八十岁的老先生，趴地上扭了腰。
　　最后，我灵机一动。
　　对啊！放着超级杀手不用，岂不太笨了吗？
　　我把派蒂从罐子里拿出来。我现在的技术好了，知道颈子后方一公分半的位置，是它钳子的死角。于是抓着这里，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门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门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让杀手垂直攀在墙上，采取最佳的“刺杀位置”。
　　然后，我掩上了玻璃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杀手不会放弃任务逃跑。每个雇用杀手的人都应该懂，先要防杀手变成杀自己人的道理。
　　我由玻璃门的上面往下偷窥，可惜因为位置太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听到那逃亡蛐蛐的叫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渐渐，声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里暗念：“派蒂啊！你可千万别离开。”
　　突然，叫声停止了。我慢慢拉开门，派蒂还站在原来的位置，手里多了个不断跳动的东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发声器，怪不得没了声音。
　　我不能不为派蒂欢呼，也为我自己欢呼。
　　多棒啊！手到擒来。蛐蛐原来一定自鸣得意，以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鸣大放。没想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虫类的杀手，早已掩至它的门外、卧了底。
　　我的杀手多聪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声音”。
　　割掉舌头的囚犯，就连死前喊冤的权利也没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边，看着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这是异议分子的下场。”我对母蛐蛐说：“他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只是替大行道！”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下来了。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喜欢在窗外种芭蕉。连我的空气清净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就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安。”那不安来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多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爱斯基摩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余风细雨，重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我想不该用“克”这个字，因为太大男人沙文主义。我应该说赵明诚要是没有李清照，早就成为历史沉沙的一小颗，不会被人记得。甚至李易安后来改嫁的张汝舟，也要感谢这个二嫁的老婆，多亏她，张汝舟才能进入历史，而且被后代的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么？有一回我在广播电台上谈李清照，说她后来改嫁给张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骂了，说李易安这样才华高旷、冰清玉洁的奇女子，怎么可能改嫁。
　　我回说，就因为她才华高旷，所以欲望也过人；也正因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战，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细数数，历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为？我们总说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实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给甩了。老公活着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么顾忌？配偶！配偶！有一边发了，或有一边死了，既然不再“配”，还怎么成为“偶”？
　　我这玻璃瓶里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后夫合伙吃了，后夫逃亡之后又被刺杀。剩下一个“她”，居然一会儿吃葡萄，一会吃尸肉，过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应该再为她找个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这家伙自从“出差”之后，就特别不安。总是扒着罐口的纱布，想往外跑。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当然觉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为到了“发情期”。外面螳螂的寿命，顶多撑到十一月下旬，到时候算不饿死，也得冻死。加上它们还要怀胎一段时间才能产卵，现在当然该“成婚”了。前几天的那个“客人”，虽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触中，也会激起她性的联想，尽管后来把对方杀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却再也难以平息。
　　没有错，即使不是同性恋，看到同性的裸体，也会动情，甚至看自己的裸体，都能产生联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时，都要穿一件特别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体，而产生遐思吗？
　　性的不能满足，最会造成不平静。我想，说不定派蒂把朋友杀死，就是因为性的焦躁，而不是为了“猎食”。否则她为什么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连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产生很大的问题。幸亏派蒂先在出任务的时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后来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喂她。尽管如此，算下来，她在过去六天，只吃了两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从在“病”中喂她喝过水，现在只要我把“鸭嘴笔”递下去，她就会伸着脖子喝，一次总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虫，更造成我没有机会为她找丈夫，眼看天气愈来愈冷，杀手的脾气愈来愈躁，她的寿命愈来愈短，我自己也开始烦躁了。
　　突然想到台湾著名的昆虫学家陈维帮。他应该算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后来去母校教课，更见识了他的“昆虫馆”。以那时候台湾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胶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为什么不装在一个盒子里？”我问他。
　　“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他说。
　　“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我说。
　　“对！对！对！”他笑着，作出很奇怪的表情：“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
　　“头被咬掉才会快乐？”我叫了起来。
　　“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我诘问他。
　　“我看得出来！”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
　　“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连盒子，一起送给了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
招商银行股票走势和K线图分析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