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上、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己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他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间：“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一一”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竿，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师也不在了。余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余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余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盫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元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千年。
　　千年千里，凤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余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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