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榆树镇已经面目全非了，当年镇中心的灯光球场现在变成了一条穿镇的横街。
　　当初看着很大的广场变成一条街道后并没留下多大的空地，空着的地方做了城西的停车场。镇子中心已经东移了，移到了早先的红旗饭店一带。红旗饭店的白面卷饼、香肠拼盘和猪杂碎汤曾令榆树镇人心驰神往，驻足流涎，但当时除了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太太，松树镇再没有谁敢经常光顾那里。每当他们透过饭店肮脏的玻璃窗，看见那个麻脸矮胖的老太太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肉汤，他们的胃里总是不自觉地痉挛，气盛的青年人甚至抱怨自己晚生了二十年，战争没有他们的份，使他们丧失了享受美味的机会。那些挂在旧黄布军衣上的勋章使喝杂碎汤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他们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孩子们——他们自己的孩子。会一边吃着巧克力和叫威化的饼干，一边漫不经心地扔几张钱给游艺厅的老板，就在当年老太太喝汤的座位前玩着电子游戏和赌博的弹子机。
　　时光把四十平方米的专营酱油盐醋和玉米面的解放粮店变成了六层楼的商厦，镇子里新一代的年轻人纷纷在里面开设了宰人的精品屋，有时也偷偷地经营“滚包服”★，商店里每天都有热热闹闹的吵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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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非法进口的外国旧服装。
　　过去的花子胡同和窑子街被打通了，两边铺面挤挤挨挨，雨天，白布、花布、红布还有其他颜色的雨布沐浴在白亮的雨水中，雨水从而布上飞下两排瀑布一样的雨帘。过去在花子胡同经常行走的三个小脑袋人只剩下一个了，比壮汉的拳头大不太多的脑袋上爬满了皱纹，更生布裤子的裆部那儿却变小了。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三个人那个地方都患着小肠疝气，差不多和他们的脑袋一样大小。人们不知道活着的这个叫大，还是叫二，或是叫三，总之就剩这么一个了，他的下巴竟也可笑地长出了黄焦焦的稀疏的胡须，这新修的街叫中心市场，中心市场里每天都有铺面开张的鞭炮声。
　　中心市场的牌子就立在离花子房二百米的地方。花子房曾是镇子里最肮脏的场所。说它肮脏，倒不是那里有厕所或垃圾堆。相反，花子房前面的空地有一个很大的花坛，种植着黄的托盘，紫的步登高，还有堆堆火一样的串红。花坛是镇公安局修的，可不管怎么打扮，都改变不了榆树镇人视那里极为肮脏的看法。花子房在日本人占领这个镇子之前就是窑子了，养着十几铺可卖的大炕。现在花坛仍在，没有花了，竖起了一个二十米高的钢筋水泥雕塑，雕塑很粗糙，是一个人字形的架子，这是榆树镇现在的镇标。
　　榆树镇重新设立标志是两年前的事，这个颇具时代气息的标志直至今日也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三十岁以上的人们都说：“这算什么呢？设计这个东西的人不和小脑袋的大二三一样没有脑子吗？榆树镇还用重新竖立标志吗？榆树镇的标志不就是白榆树吗？”
　　他们说，榆树镇的象征是白榆树。
　　但是白榆树在这个正在向更新的时代迈进的镇子里已经消失了，现在竖立在镇子里的是密密的蜻蜓翅膀和电视天线一样的脚手架。榆树镇正在变成一个大工地，打夯机每天砸得山响，外地来的民工戴着旧安全帽，裸着的后背流着汗泥道道，他们正在为新的榆树镇砌着一堵堵砖墙，一座座楼房。休息时，民工们团坐在一起，操着怪里怪气的南方口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和当地消闲的老人交流。
　　渐渐地，这些外地人发现，榆树镇的老人们说话时总忘不了这样的话：那些白榆树啊！他们叙述事件时对时间的指定也极有意思，比如他们会说，长榆树钱的时候，榆树叶满街飞的时候，灯光球场起蛾子那年，剪裤腿脚的那年，他们甚至还说，灯光球场开宣判大会的那年……
　　在他们梦幻般的叙述中，每一个时间都尘封着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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