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的父母能与孩子平视并交谈，而独生子女在家中是一名忠实的观众，父母却像一对演员，每天在不断地上演他们的活报剧，不知不觉中，我变得沉默寡言。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有一次和妈妈一块去听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报告，结束后我问妈妈对她的印象，妈妈想了
　　半天说：“学术问题放一边，但是女人的个性张扬到像她那样一次一次地选错伴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活细节使我离婚”。讲的是一个女人谈恋爱时看对方是千好万好，结婚后却发现男人有许多毛病，她都一一列举出来，我一看，呀，这些毛病我爸爸都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另外，报上公布的“十种可恶的女人”，我认真地对照了一下，我妈妈大概占了四种。如此看来，我父母也不是什么优秀的人。这样两个很不完美的人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还没有离婚，我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中常看到一对夫妻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但两个人就是过不到一块，大家都说：他们的个性太强了。
　　一个词在我的头脑中升上来：宽容。
　　是的，宽容。
　　父母的婚姻是否美满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能宽容对方这才是主要的吧？
　　一、父母的婚姻我辈望尘莫及
　　爸爸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70年代的下放政策是：父母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那时，爸爸的两个哥哥到了部队，爸爸为了让妹妹能留城不下放，从农村抽调回城时，有意不回省城家里，而是在一个县里的化肥厂当大炉工，这就注定了他和妈妈的姻缘。
　　1973年，爸爸作为工人的代表，妈妈作为知青的代表，参加了“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其实，他们俩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红线在牵着他们，他们谁也不理，谁也不睬，直到两人相遇。爸爸那时写诗，歌颂他的大炉工生活，“一锹一颗红太阳”什么的，还拉具有专业水平的二胡，还下很好的围棋，妈妈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妈妈入了党、上了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跟爸爸的社会地位迅速拉开了距离。物以稀为贵嘛，那时入党多难，妈妈她们一个系才几个党员，大学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这两样妈妈都有！熟悉妈妈的人就说：你和一个大炉工有什么共同语言，散了吧！还有人在背后说妈妈：是看上对方的家世吧？妈妈的亲属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们交往，他们不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他们嫌爷爷是一个当官的（副厅长），还嫌他们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话说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十个湖北佬也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说桐城人奸诈。其实桐城文风甚重，历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开国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瞩目，像陈独秀、两弹英雄邓稼先，还有几位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们疲与人的纠缠，不愿孩子受世俗的影响，很少让我接触社会。可是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一旦遇到一些“横冲直撞”的人和事，总是叫我头疼。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仍然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了逃避，不做了，不干了，我错过了许多好光景。我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外界一旦有压力，我就像一只田螺，悄悄地缩进自己的壳里。
　　父母信奉“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学。他们是那种与人谨慎交往的人，这个谨慎不是不敢与人交往，而是选择与什么人深交。
　　亲戚们说到他们就用“清高”两个字来形容，长这么大，我没有去过爸爸的老家，也没和那些亲戚打过交道。爸爸妈妈的亲戚如果有了红白喜事，通知他们了，他们就会给钱给礼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们，他们也不在意。有几次在爷爷家，我亲眼看到农村的亲戚给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产，没给我们家，爸爸妈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我们来深圳后，农村的城市的亲戚都想来。父母就说：来玩，欢迎，热情接待；找工作，对不起，一没时间，二没能力。
　　父母的这种处世作风严重地影响了我，使我变得十分封闭，我可以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或听音乐，书和音乐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在处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么事都喜欢独往独来，也不知道怎样与人合作，不知不觉地就疏远了人家。
　　因为经过“文革”的磨难，父母知道社会的丑恶，希望我也做个纯粹的人，当然，也怕我受伤害，时时刻刻维护着我的心灵。他们对我做了一系列的保护：大人之间包括家里来人的谈话，父母从来不让我听；我看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儿童读物；看电视只能看儿童节目；录音机里播放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音乐是听非常优美的经典音乐；我的房间更是一个童话世界：我的床的上空用美丽的彩条装饰着，四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动物故事；身上盖的、床上铺的都是颜色绚丽的、拟人化的花草、动物。父母给我的礼物，总是假借童话中的人物来传送。
　　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浮尘子，在家里的几间房之间游动，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害怕水污染，给她的孩子从小就喝蒸馏水，后来这个孩子生病了，怎么也没办法治，原因是这个孩子身上缺少抗体！
　　也许，父母也意识到他们的方法有问题，有心来改变，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圣诞节早晨，我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没找到圣诞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我恐慌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圣诞老人不喜欢自己了。这时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能再把你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我就这样被他们从家庭的堡垒中“推”向了人生，但是他们的这个弯子转得也太快了，他们的这一做法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眼中的现实与心目中的童话混杂着，撕扯不开。
　　其实，何止我，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他们让我赶快离开童话世界，可是他们自己却又在制造童话。在老家时我们养了几只小鸟，一天中间，我们总要在家里把笼子打开放一放的。我们给它们取了名字，我们喊谁，谁就过来，我们吃饭，它们就在我们的饭桌上抢菜吃，爸爸还会挑逗两只小鸟打架。妈妈在写东西，喳喳不让她写，就跑到稿纸上把她的笔咬住，妈妈就喊我：来，快把喳喳带走，我就跑过去说：走，姐姐带你玩，别捣乱小妈妈。晚上，小鸟在我的手上和我们一起看电视，我要走开了，爸爸就说：来，到小爸爸手上来。就是来到深圳，我们养的鸟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是鸟的姐姐，爸爸妈妈是它们的小爸爸小妈妈。
　　有一次，鸟笼子在晒台上，一只马蜂飞过来，贝贝就和它战斗，结果被马蜂叮了一口。那天夜里，妈妈突然惊醒了，说：贝贝死了！我和妈妈赶快爬起来到另一个房间一看，贝贝真的死了！我和妈妈都哭了，爸爸劝了我们半天，我们才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贝贝装在一只袋子里，还在里面装了许多小米，由爸爸拿到楼下的花园里埋了。后来爸爸把埋贝贝的地方指给我们看，经常的，我们从那里路过，都会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看上一眼。
　　有人说：心地善良的人才会喂养小鸟。父母都是心地十分柔软的人，爸爸写剧本写到动情处，会热泪盈眶，我和妈妈看电视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剧情中去。
　　这真应了那句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我一直以为父母对我比较失望，是因为我没能像他们一样在学业上做到那么出色，在生活和与人交往上做到那么克制。也许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今时今日那样用功的、只认准靠读书解决生存问题的孩子已经不多。而像我的家庭，不等着我赶快工作拿钱养家的，我认为自己不必再像他们当年那样，做学业中的天才。在我看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必认准只要读书的死理，人好不容易一辈子，总得涉猎多一些的知识，以至于生活不会那么枯燥单一。父母有父母的快乐，他们以博大精深为骄傲，我有我的快乐，我以我的形形色色古灵精怪为追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发现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是雨季过后的一道彩虹，不久就会消失殆尽。但我仍努力追寻它，毕竟人的一生也只有这一次。再往后牵挂诸多就没那么潇洒了。我并不欣赏主流生活，主流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边沿人的生活才有个性，才精彩。
　　三、一对谈话对手
　　康诺利说：“婚姻的特殊魅力在于对话，在于两人之间那种纵论天地间一切人与事的永久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有死亡才能打破。”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见父母不停地在说话。他们讨论文学作品、议论国家大事、嘲笑尔虞我诈的市井小人……儿时的我常常枕着他们的谈天说地进入梦乡。
　　他们合作出了好几本书，他们就有这样的本事，一部书稿他们讨论完了开始写，你写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我就接着写，就这样，你一段，我一段，一本书就出来了。很多人都知道爸爸是作家，看到书上有妈妈的名字，就认为妈妈是沾光的，有人就说风凉话。1995年以后，妈妈坚决不和爸爸合作了，她就自己写，自己拿去发表，她也就不生那个闲气了。
　　有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夫妻是一种朋友关系，谈话对手。”他们都是系统地读过很多书、有很好口才的人，爸爸平时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是口若悬河、逻辑思维强；妈妈是伶牙俐齿，语言锋利得像刀子，一下一下地挥向对手。小时候我就怕他们争论，他们争论起来就像吵架烦死人的。
　　不过，他们真的吵起架来也很精彩，两个人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使用的语言根本就不像知识分子。爸爸的嗓门比妈妈大，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总是妈妈——妈妈不理爸爸，一连好多天都不理他，而爸爸呢，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男孩，乖乖的，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还抢着做平时他根本不屑于做的家务。一旦妈妈跟他讲话了，他就很激动，把酒拿出来喝，一边喝一边迫不及待地把这几天的见闻、消息讲给妈妈听，至此，他们新一轮的聊天又开始了。
　　因为知道他们的德性，从小，他们的争论吵架我都不参与。他们争也好吵也好，不关我的事，我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他们就像那些蜜蜂一样，弄坏的巢穴，很快就会修复一新，用不着我来多事。
　　“婚姻是一次促膝长谈，争论使其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史蒂文生说的。
　　“没有冲突的婚姻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莫洛亚说的。
　　父母之间是不设防的，在我们家，就没有一个抽屉是上锁的，所有的东西都公开，经济也公开。搞得我现在读了大学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摊开来的，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他们的不设防还体现在他们的朋友是共同的，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妈妈的男朋友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也经常互相打趣，但是谁也不当真。
　　四、没有天堂只有海滩
　　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妈妈”。在文中，我这样描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长得很凶，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其实，他很温和，一点都不凶……我的妈妈长得细皮嫩肉，有一只红红的好看的嘴唇，还有一双温柔的猫眼。但是，她一点也不温柔，还很凶，我有点怕她……”这就是小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这篇我小学一年级时的作文，直到今天，父母还把它保留着（我小时候写的很多作文和日记父母都给我留着）。我十分惊异六岁的我的观察力，今天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但我对他们的认识，六岁时就入木三分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一对。人们通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说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是一类人，赖以生存的技巧就是不停地思考和不停地工作。生活中没有三教九流的朋友在身边，家庭内外来来往往也都是他们同一类的人。从状态上来说，是极单纯的那类人，因为单纯而显得简单。“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走向伟大的目标。”这句话是周国平说的，我想，他也应该是和我父母类似的一群，他们的人生总是以巨大的精神支柱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
　　父母相信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要做到脑袋是满的，只要脑袋满了，那么口袋自然也就满了。虽然我的父母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面前不能够算是什么伟人，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们两个在内地时曾经都做过小官，但是来深圳后他们都不做了，不做官的他们活得比过去更加充实更加自如，这就令人羡慕和佩服了。
　　都说中国人“只能上，不能下”，“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我的父母则可能是一个异数，他们当年在“上”的时候，朋友很多,被人尊敬，现在“下”了，朋友更多了,而过去的朋友仍然来往仍然尊敬他们，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来深圳这么多年，他们过去的上级、下级一拨一拨地来看他们，他们一回去，那些过去的上级、下级排着队地请他们吃饭。
　　我想，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过去人们常说：“把关系搞铁了，好办事。”现在人们却说“把关系处黑了，能办事。”我的父母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他们与人相处真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他们无视物质对自己的诱惑，坚持自己的作风和理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无视手中的权利，只想办好事，在他们不掌权的时候，那些曾经受惠于他们的人就把他们称做朋友。
　　我发现父母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对物质的需要，而是对精神的需要。这样的人大多数都遭受过苦难，而且是非常痛苦的遭遇，在精神低迷之后才深刻领会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中是占首位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要做一个精神贵族。
　　父母这代人对“防微杜渐”这四个字理解最深，也许是他们经历了“文革”那个非常的年代，他们做什么事都异常，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事情他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见它的后果。比如我把东西随手放在一边，他们就会说，这样会踢到脚的；我把衣服用衣架晾在晒台，没把扣子扣上，他们就会说，起风了，就会把衣服刮跑的等等。
　　父母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最动荡不安最让人难以想象的年代，他们应该是被放逐的一代，尽管罪过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放逐他们的时代，时至今日，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仍被时代放逐着。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和面对的，本就是人类所力图避免或绕开、所不愿面对或抗拒的一段扭曲的历史。他们在该长身体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在该读书时遭遇“文革”、上山下乡；回城结婚时又要计划生育。这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年过半百，身无长技，又都面临下岗或已下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苍凉和无奈，写满了他们的面颊——上面一代，有革命老本可吃，拿离休金；后面的人，不仅年轻，且有高学历。这一代人，没法与人家竞争。命中注定的，除开个别精英外，他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被一笔抹掉了！
　　我的父母是幸运的，在千百万人中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庆幸着，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的来之不易，他们不敢亵渎感情、不敢亵渎生活，他们始终认真、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他们不敢奢望谁也没见过的天堂，只希望有一片宁静、安详的海滩，来度过他们后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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