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大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能解决。首先，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长大了，其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
　　在这个浮躁的、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听到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至于干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回报。父母时代的螺丝钉精神是听不到了。
　　一、卖肉的理想不被认可
　　小时候，我一直期待写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之所以期待，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理想，让父母很失望，如果再去纠正有点画蛇添足。所以，最好是由老师出题目，我写出来，父母签字时不经意地看到了，让他们不自觉地高兴一下。
　　从我们懂事开始，就不断地接受到大人们的提示：长大做什么呀？大人们也会举出许多有成就、有贡献的人物来让我们学习。我们受到各种暗示，知道只有做成这样的人，才是让大人开心的。
　　对理想的理解，那时我都把她置于在非常远大的目标上，比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诸如此类。好玩的是，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些大“家”，自己到底要怎么做，都像把它当作过家家一样说说而已。比如当医生的，就会拿一枝筷子或其他什么的，在小朋友屁股上打针，长大了才明白，医生是不给人家打针的，只有护士才打针，可见想象和现实是有距离的。至于工程师、科学家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而现在已经读大学了，就在考虑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可以供一套房、买一部车（现在成年人见面聊天都是这些东西，似乎拥有了这些才能体现和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这些实际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可是惟独没有了理想。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实现一个理想实在不易，对未来期待得越好，越是觉得人世艰辛人生苦短，不自觉地就开始灰心丧气，也就放弃了许多可以奋斗的机会。
　　但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尽管大人们给我灌输了那么多英雄人物和成功人士的事迹，而我嘴上说的也都是要向他们学习，至于学什么，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还是说说而已。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理想说起来并不是那么“高尚”，而且还把我妈气得眼珠子往上翻。
　　那时候我们买肉还需要票，妈妈常常从抽屉里像宝贝似的拿出一张纸来，上面画满了各种颜色的小猪，妈妈剪下一只小猪，帮助买菜的保姆就给妈妈一块瘦肉。有一次，我看那些小猪好可爱，就想问妈妈要来玩，妈妈不仅不给，还把它锁起来。于是，有一天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长大干什么好了。”
　　妈妈一听我有理想了，兴趣盎然地说：“什么理想，告诉妈妈！”
　　“我长大卖肉，不收你的票！”我把小手一挥。
　　我记得那天妈妈是真发火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要卖肉？你将来去卖肉？你这小孩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对劳动人民的鄙视，在这之前，她总是教导我要尊重那些卖菜的、到家里来干活的钟点工，平时也鼓励我去和那些校工的子女交往，可是她却反对我做普通老百姓！那时我还太小，不理解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
　　而且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高标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社会给我们设定的标准从来都是那么高，不是这个“家”就是那个“长”，要么就是当一个英雄。没有人跟我们说：“你将来可以卖菜”，“你将来可以卖肉”。在人们的意识里，那些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它不是理想，也没什么好歌颂好崇拜的。妈妈也是这个标准制定下的产物，她有那样的反应很正常。曾经在报纸上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一个家长指着一个卖肉的小贩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是干这个！”
　　关于卖肉的理想，我也没敢把它写到作文里去，尽管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来着。我想，我要是写出来的话还有可能挨语文老师的骂——国家培养你，难道是让你干这个的么？
　　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个理想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伟大，但起码现在卖肉的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第一，本人喜欢睡懒觉，据说卖肉的小贩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要奔走于批发市场之间，早早地把肉贩到市场上，供人挑选。所以以我的作息时间是绝对不能从批发市场贩到肉的，那么生意也是绝对没得做的。第二，我一向惧怕血腥（虽然本人很喜欢看动作片和武侠小说），每次和妈妈到菜市场都离肉摊远远的，看见妈妈用手翻动那血红色的猪肉，之后她再拉我的手我都会拒绝，而且还要求她一定得洗干净手才能给我做饭，所以说我是没有能力去做肉贩的。这么多年后我才真正悟到，即使是做一名肉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后悔当年我没有把这个理想写进作文里，而且，为了弥补我的“过失”，特别虚伪地给自己虚构了一个科学家的理想，并且是在充分了解自己数学细胞严重不足对数学课痛恨得要命的情况下随大流，人云亦云，真是十分的没有个性。我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当年我就是为了讨老师和家长的好才那么写的。
　　其实，就是在今天，思想非常开放的今天，你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写成“卖肉的”，人家同样会说：这人脑子进水了。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你做了也不要说。
　　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我那时看着妈妈买肉那么艰难，就想着将来自己能卖肉，不收妈妈的票（这也算孝女吧？）。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小孩子们直奔主题了。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要他奶奶给他买一架钢琴，他奶奶说，太贵了，我没那些钱。那小孩马上说，我知道哪里有钱。于是把他奶奶带到了一个柜员机旁，说，你把一个东西往里一塞，按几下，钱就出来了。他的理想就是将来发明一个机器，一按，钱“哗哗哗”地往外淌。
　　二、唱歌的理想被封杀
　　写完《我的理想》这篇作文后，我就开始严重偏科了。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特别不喜欢数学，这不仅仅是数字枯燥的问题，有的时候面对莫名其妙的题目问法总会伤透脑筋，特别是怕碰到一些题目像“工厂生产大滚轴一圈带小滚轴两圈”的题目，我连机器构造都弄不清楚更别说解题了，光是想象这两个滚轴是怎么连到一块的就够我想一阵的，也不知道滚轴长得是圆是方，小孩子真的挺难对付那些题目啊。比起现在数学题出什么卖可乐赚利润，如今的题目可是亲切多了。
　　还回到偏科上，当然，偏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参加的活动太多，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学校合唱队担任领唱，后来给区里的老师选中和另外一个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在一块排二重唱，先是在区里比，然后市里比，最后全省比赛，着实折腾了一阵子，每天都练得说不出来话了才能回家。剩下那点力气还得留着做作业，当然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作业再做不喜欢做的了。于是语文科目就越来越喜欢，数学科目就越来越憎恶。遇到语文作业是写作文，那就高兴疯了，从来不愁没有词儿写——因为从来就没有抱定一个忠诚的写作态度去对待它。自从经历了“我的理想”这个题目后，我也好像悟到一些道理，虽然不是那么透彻，但始终没有跟它较过真，学会了说一些好听话是很自然的。至于到底是善意的虚伪还是迫不得已的虚伪，已经没法去计较了。而我的当科学家的理想早就已经完全是泡沫了，看来，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是绝对不能称其作“理想”的。
　　跟着下来，思维里边关于“长大了想干什么”又开始有了变化。我一直以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特别愉快特别充实的事情。既然“卖肉卖菜”不算理想，那么，我很快就有了第二个非常令人愉快的理想——做歌唱家（那时我认为我是能胜任的），最好像费翔或者像齐秦，稍微差一点像苏芮也凑合。毕竟那个时候唱歌是自己的强项，自己也喜欢唱歌，而且在小范围内还是没什么同龄人能跟自己比的。
　　可是我的理想又一次受到阻截——妈妈很严肃地告诉我，喜欢文艺跟搞文艺完全是两码事，唱歌可以当作是业余爱好，但绝对不能成为终身职业。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是挺不服气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倒不是认为自己现在还能做歌星或者歌唱家，而是不喜欢人们对于演艺界人士的那个态度。那个时候不是我妈一个人说这句话，但凡知道我唱歌有那么一点点出息的人都跟我唠叨这句话，生怕我做歌星梦把前途都耽误了，到头来得不偿失。
　　父母说起来也都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一个在大学里边教书还写小说，另外一个从事戏剧创作，在他们的眼里，艺术不知道有多高尚，而唱歌的（除了正宗学院派）唱戏的都是卖艺的。再加上那时我们的家乡还鲜见什么出人头地的人，有几个稍微有点名气的又绯闻不断，所以从事演艺圈这个梦就越发显得渺茫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了崔健写的一本书，给我感触很深，他写道：“所以这艺术从小就是让人看不起，看不起从事艺术的人，看不起对你身心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行业，不相信能够在玩中找到一种严肃的创造，不相信人需要这个，只相信好好地学习，拼命地学习。”我觉得崔健讲得没错，没有被艺术熏陶过，没有为艺术努力过的人，很难理解艺术是怎么一回事。世上很多人都以为只有正而八经地学习书本知识才能领会人生道理，而我总以为“行万里路”要比“读万卷书”来得深刻清楚，也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关于这句话，在后面我还要讲）。
　　当时和我搭档的是一个比我高几个年级的大姐姐，音域比我广，音色比我厚，歌唱技巧也比我棒，她曾经上了两年的专业声乐培训课，各方面都在我之上。而我呢，与声乐这方面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不知道怎么处理呼吸，也不知道怎么正确发音，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觉得唱得好听就这么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经过几次训练后，陪同大姐姐一起练习的她的家长就说我，这个小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到底能不能把歌唱好啊，她那是怕我影响了她的孩子的正常发挥。结果负责训练的老师却说，这小女孩的感觉特别好。我对老师的那句话一直记忆犹新，从此就更加用心地去唱歌。唱到后来，自己也逐渐发现，原来什么事都可以是触类旁通的，一旦用了“心”去理解，用了“心”去体会，都是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的。尽管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歌曲所需要的轻重缓急，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马上就随着感情抒发而迎刃而解了，偶尔碰到高音，也可以很轻松地一笔带过，不留下一丝痕迹。老师也夸我的感觉越来越对，唱歌技巧越来越好。就这样，我们的二重唱顺利地取得区一等奖，市一等奖，最后打入全省，拿了新苗奖。
　　事后回忆，其实真正带给我这种克服“困难”的心态的东西是艺术感受，自己凭感觉摸索出来的属于自己的呼吸方法，就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这些，我不是靠书本而得到的，而是在艺术的熏陶下自己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很多家长过多强调要学好书本知识，而不太理会对小孩子的其他方面的培养，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素质培养，其实是教育的一个漏洞。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学校里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子从小就受过正儿八经的声乐学习，有的是唱歌，有的是乐器，有的人在市少年宫一呆就是好多年，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幸运地被老师选中，这也是一个异数。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一板一眼或程式化的东西让他们落选？看来素质教育不是说教小孩子一些技巧，而是引导小孩子在书本知识之外的兴趣。
　　以后，自己对一些事情有了更加坚定的看法，那就是，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首先自己要热爱它，如果将来自己要从事一个职业，那么一定要是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精神上需要的，愿意的，和喜爱的，否则千万不要去碰。
　　三、塞给我的理想我不要
　　自从爸爸知道我有“文学思维”后，有一度，爸爸天天念叨着要我跟他学写戏，这是他给我设定的第一个理想。我呢，也确实喜欢他手头的那些戏剧刊物，家里所有的戏剧刊物我都一一拜读。
　　可是，让我对写戏产生恐惧的也是爸爸。好多次，他辛辛苦苦写好的剧本，被拿去提意见。爸爸像个孙子似的拿个小本子，记那些文化官员们的意见，今天你一条，明天他一条，于是爸爸就翻来覆去地改，有的时候官员们之间提的意见都相左，有时候今天和明天提的都不一样，爸爸还是在改。为了一个戏能上演，爸爸改啊改啊，磨一两年，一直改到各方面都满意了，才算作罢。1993年，爸爸九易其稿的京剧《程长庚》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的奖金发下来，人人有份，分到爸爸的手上是200元。爸爸把钱拿回来时，妈妈说：“别拿回来了，都知道你得奖了，你把这个钱买糖果给大伙儿吃吧。”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此以后，爸爸一说让我跟他学写戏，我就说：“不干，不干，打死我也不干！”尽管来深圳后，爸爸又获得了好多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其他国家奖，创作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但我仍然说：“不干，就是不干！”
　　虽然我拒绝爸爸，但我也渐渐发现，写作对我来说真不是一件难事。我写的作文，开始被老师认可，并且时不时拿上去朗读。
　　我比较在意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堆砌一些华丽辞藻，事实上我也不太喜欢过分完美的东西，一般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思考往往比描述还多，而且我也喜欢模仿别人，倒不是词语上的模仿，而是写作形式上的一些模仿，主要是觉得一种特定的感情，总需要一种更确切的表达方式才能把它全数抒写出来，这大概就像唱歌，快乐的时候只有唱着轻快的音符才能抒发出美妙的声音。
　　这个时候爸爸把我送去接受围棋训练，这是爸爸为我设定的第二个理想。我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定的读书人，下围棋、戏剧创作是他惟一的爱好和生活，噢，还有足球。除此以外，他对什么都没兴趣，他希望我将来走他的路。
　　最初，我十分不愿和别人在棋盘上发生战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这么默默地对弈，直到分出胜负。这么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可怕，沉默有时比言语更可怕，它意味着不堪忍受就会爆发。渐渐的，从中我体会到好处：放学后我可以彻底地安静下来，集中精神对付一件事情。直到如今，在纷乱的人群中我可以迅速地冷静下来马上进行思考，大多是小时候下围棋的那个环境造成的。学会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且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并且坚持着不放弃。
　　傅雷对傅聪说，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因为虚荣或者害怕谴责而不敢真诚。当年下围棋的时候，周围一圈几十人，这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上了场，就只靠自己一个人孤身奋战，没有人帮你，也没有人同情你，赢就是赢了，失败没有任何的借口。我可以在对手面前承认自己的野心，要赢，但是又不敢轻易地表露出来。我没有男孩子气势上的那一种咄咄逼人，却在心底里拼了命地渴望成功时的那种感觉。人们常说，人生就像一盘棋，就是因为人生百计，在棋局里都能够体会到。爸爸也是下棋的高手，每每下完棋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忙着要复盘，把刚才下过的棋全部重来一遍，如果不是经过思考的一步棋，那么就很难回忆起来，就要受到谴责。复盘的过程中，对于下得不对的棋或者用得不对的计策，都会得到一一的更正。
　　下棋是什么？是一场心理站，也是一场智力战，受着爸爸的影响，我的棋术越来越好，同时，我也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的沉默。
　　音乐，使我开朗；围棋，让我沉默。按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两种不相同的东西，一动一静在我身上都发展得那么自然，我知道，我必须付出代价。当我在一场比赛中连输三盘的时候，我以后便再也不去少年宫训练了。我的围棋老师，棋圣聂卫平的大师姐，曾为此感到惋惜。围棋与我如过眼云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当时很傻，为什么面对困难就轻易地放弃它？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再回来。“性格决定命运”，一直到现在，当我在什么事情上退却时，爸爸就这样说。那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不和谐中，生活表面的安定，却掩饰不了内心矛盾的不停冲撞。我逐渐明白著名作家张欣说的那句话：我们生活在水面上，而真相都在水底。
　　这后来的不和谐一直跟着我许多年，不能从心底里抹去。所以，虽然我喜好音乐，却不
　　肯像儿时那样地投入，只是个比一般人更多一点的音乐爱好者，偶尔唱唱歌，偶尔用软件做点小曲子，购进各种各样的打口，听着不同于传统的音符。我对艺术的态度也只是走走表面文章，根本深入不下去，更没有毅力和决心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地生活着。
　　四、父母的理想实现了
　　关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关系，妈妈有她一套的理论。妈妈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你从深圳走到乌鲁木齐走完了就走完了，可能会使你的身体更加健康一些，也可能会把你的身体走垮，也许还会增加一点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但你能拿到一个大学本科文凭吗？而一个人如果读了万卷书，可就了不起了，拿文凭肯定不在话下。他如果读的是同一类书，他一定是这一方面的“大家”，他如果博览群书，他就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杂家”。
　　我反问她：如果他读的全是坏书呢？
　　妈妈说：那他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犯罪学专家，抑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妈妈轻易地击破了我多年信奉的“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强的信念。
　　其实，这是我小时候认识上的一个偏差。“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系，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对立起来。
　　有一点我是明白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一定要拿一张文凭，这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本钱。上中学后，考上大学是我的理想。至于上了大学后，我还该干什么，我真的很渺茫。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妈妈把适合我报考的各类学校都列了出来，并把它们前一年录取的分数分别也列了出来，我看来看去都差不多。也许自己是在大学里长大的吧，家里跑来跑去的都是大学生，而且，在我们周围有七八个大学，也没有特别觉得哪个学校的学生怎么优秀。我拿不定主意，就征求父母的意见，可是父母却说，尊重我的选择。一直以来，我总是感到父母管我很多，我的被束缚感特强。没想到在报考大学这个问题上，父母竟然不帮我拿主意！
　　我最初的理想是报考北大，从初一开始，我就在家里书桌前面的墙上贴着“北大”两个字，作为我的人生坐标。可是，我在考高中时报错了学校。那时的虚荣心还是很强的，想着深圳外国语学校那么难进，我要是上了有多么荣耀。可是进去后发现，这里不是很适合我。这所学校除了外语比其他学校好一点外，其他科目平平。这使我很沮丧，也挫伤了我的读书积极性。妈妈好像对华南师大情有独钟，她总是说女孩子当老师多好，可我就是不想听她的，我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个时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来我们中学进行推广，他们说：你们本来就是外国语学校，你们的外语基础肯定不错。我们向你们承诺，只要你们第一批第一志愿报的是广外，只要你们能达到分数线，我们优先录取。
　　广外是我的心头之痛，当初报保送生时，我也是参加考试者之一，我敢大言不惭地说一句，论考试我根本不怕，但我落选了。有人告诉我，大学里有名堂，也有人告诉我，是中学的班主任为了让他心仪的学生上，特意把别人的评语写得比我好。关于这一点我有点相信但不完全相信，我不愿把老师想得那么差劲。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当时重庆大学也要录取我为保送生，他们到学校来与我当面说得好好的，说回去就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可后来没影了。老师的解释是：重庆大学不是我们深外首选保送的学校，我们不能把保送名额浪费掉。
　　说穿了，就是不能把保送名额浪费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大学里二十多年怎么呆的，当年招生、分配，干得那么起劲，轮到自己女儿了，一筹莫展。还振振有词地说：你凭自己的本事考，考到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我不会拿钱去为你活动，也不会拿钱为你做自费生。她说得出也是做得出的，小学考初中时，她这么说；初中考高中时，她还这么说（幸运的是初中高中我都考上了省重点）；现在她又这么说，我真的好失望啊。
　　6月17号是我们填高考志愿的日子（广东是先填志愿后考试），那天我被通知保送生落选。我的头脑一阵发懵，回家后，我对妈妈说，我的第一批的第一志愿一定要报广外。我是带着一种复仇的心态来报广外的。我当时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知道，我是能考上广外的，并不是我怕考试才去报保送生的！
　　现在看来是自尊心受伤了。在填专业时，妈妈给我分析了各个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所要开的课程，那时我已听不进去别的了，我就随便报了几个专业。我想，关键是要上广外，至于上什么专业一点都不重要，我要证明自己！
　　保送生上不了了，几个月（从3月到6月）来萦绕着我心头的不安、焦虑一下子全部没有了，心情反而异常的平静。大概是我的一放松，病菌乘虚而入吧，当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下半夜，我开始发烧、咳嗽（要是现在有可能就被当作非典啦）。从6月17号开始，一直到7月7号，我就是那么拼命地咳嗽，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喝了咳嗽糖浆我就在课堂上呼呼大睡，急得各科的老师轮着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几次跟我商量：今年不考了，我们明年再考？
　　我根本不予考虑。7月7日早晨，我照样走进考场。也许是考场没有空调的缘故（我们教室有空调），我竟然不咳嗽了。父母喜出望外，还有我的陈锦阿姨每天开着她的VOLVO接送我出入考场。
　　8月中旬我拿到了广外的录取通知书，可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当有人向我祝贺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潜意识里，我认为这个通知书来迟了，进而使我对这个学校也没多少好感，这是我当时的最真实的心态。
　　说到理想，“上大学”是自儿时大人们一直在我的耳边唠唠叨叨十几年的一句话，现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激动呢？电视电影里某一个人实现了某一个愿望，那种欣喜若狂、那种激动人心、那种无与伦比的快乐感染着许多人。我为什么快乐不起来呢？如果不是广外而是北大，我会不会很快乐？我反复问了自己许多遍，我想象不出来。
　　说到底，这个所谓的理想是父母最想要的，也是这个社会给我们定的人生目标，多年来，我只是照着目标往这个方向努力。达到了，我如释重负，可以交差了！
　　五、我的未来不是梦
　　那么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我是个废小孩，我不知道我将来做什么好。一直以来，我都是按照大人给我设定的目标做的，我已经习惯被人安排了。
　　有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家长高兴死了，到处请客吃饭来庆祝。而我们家什么也没做，父母觉得考上大学是应该的事，是一个人人生迈开的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读的是国际新闻，许多人说是好专业，将来可以当主持人，还有人说，深圳离香港那么近，可以到凤凰卫视去应聘。关于这一点，我真的想象不出来。看着屏幕上吴小莉和陈鲁豫神清气闲的样子，我一点也不羡慕。我想，还是等我先拿到这个文凭吧，那时也许我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想。
　　妈妈那天说了我一句话，她说：你们这些80年代的独生子女啊，生活太优裕了，没有饥饿感，哪有什么动力呢？
　　妈妈也许真的讲对了。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一个人的家住在80层楼上，有一天遇到停电，电梯没法开了，于是他只好背着包往上爬。爬到20楼时，感到累，就把包放下来，打算等电梯来了再下来拿。卸下了包袱，他轻松多了，一会儿就爬到了40楼。可是，再往上爬，他的心情开始烦躁起来，他埋怨自己为什么不看停电通告，才会落到如此下场，在自责中他爬到了60楼。再往上爬，他连生自己气的力气都没有了。爬啊爬，终于爬到了80楼，到了家门口才发现，钥匙留在20楼的包里了！
　　有人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反映我们的人生。
　　20岁之前，我们生活在家人、师长的期望和期许之下，背负着很多的压力、包袱，自己也不够成熟也没有能力，因此步履难免不稳。
　　20岁后离开了众人的压力，开始全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这样过了愉快的20年。
　　可是到了40岁，发现青春已逝，不免有许多的遗憾和追悔，对这个惋惜，对那个痛恨，在抱怨和后悔中又度过了20年。
　　到了60岁，发现人生已经所剩不多，于是告诉自己，不能再抱怨了，要好好地珍惜剩下的日子。于是开始发挥余热，尽情地过好每一天。到了生命的尽头时，才想起自己好像有什么事还没有完成——原来，我们的梦想还留在20岁！
　　是啊，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到40年后才来后悔啊。是得好好想一想，希望将来的自己与现在有何不同，想好了，就去做，把握现在，展望未来，过好每一天。
　　每个人都是单行道上的跳蚤，就是要不停地跳，生命才会鲜活，一生才不会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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