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把我的不快乐写出来，说明我的父母的开明。
　　其实，我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呵护着的。
　　我的游泳教练说：你真是个幸福的孩子，父母就你一个，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把你考虑得好好的，哪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他说的都是物质的，我的不快乐都是一些感觉。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父母的两双眼才特别集中，他们时刻不停地盯着我——这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无奈。
　　一件事，彼是快乐，此却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差异。但是它带给你的冲击，却难以磨灭。
　　一、对父母的“恐惧”
　　“跟你说了多少次，说话的时候不要拿手指指着人，这样不礼貌！”
　　“被子叠了没？抽屉收拾了没？”
　　“数学作业多少分？”
　　“小孩子不引导、不教育，是不会成才的！”
　　“……”
　　我觉得我活得很苦。
　　放学回家对我来说并不快乐，尽管上学的时候我也不那么开心，但起码面对的是小朋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么。对父母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学校的恐惧。
　　外婆是一个老式家庭出来的人，规矩大得很。她从小训练妈妈“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不准随便串门子；大人讲话小孩子不准随便插嘴；吃饭不准吧唧嘴、不准说话、不准离开饭桌；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定期洗澡、洗头；包要放什么地方；衣服要放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应该放什么位置一点都不能错，总之，一切都做对了，就是一个标准的淑女。
　　令人不解的是，妈妈非常认可这一切,而且又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都搬到我的身上，她自己都没做到，可她希望女儿能做一个标准的淑女。
　　爸爸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而我大概继承了他的“优点”，许多东西我不用学，就可以和他做得一模一样。也许正因为妈妈的反复强调，我的骨子里竟诞生了一股反叛意识，妈妈让我做的，当着她的面，我就照做，身子一转，我照样我行我素，令到妈妈常常暴跳如雷，而我和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丢三落四，我对学习向来不感兴趣，除了大考我是认真对待，平时呢，这次考试我考了60分，不耽误我下次考100分。他们根本搞不懂我，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其实我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么重复地写作业、做题目。大人们根本没从我们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单元测验，次次都弄个100分，多乏味啊！从小到大，我就烦这些，平时测验，我几下就写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只有到大考，我就会十分认真，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就开心了。
　　我不到楼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我喜欢一个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许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写得好，我也很会讲故事，我一边讲还一边编，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发我胸中的憋闷。
　　二、真想做个“坏”小孩
　　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的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的隔壁姐姐。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对我有一种敌意。也许是因为各自妈妈的生活观的不同，影响了两个同龄小孩之间的交流。
　　我的妈妈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一种大家子气，而隔壁姐姐的妈妈上大学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很不会料理家务，家里乱糟糟的，被子不叠、桌子不抹、地下到处是灰尘。而我的家呢，总是被妈妈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头上扎着蝴蝶结，脚上蹬着小皮鞋，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
　　每天每天，爸爸或妈妈从幼儿园把我接回来，就把我留在楼下，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隔壁姐姐总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我就想加入进去。别的小朋友都很欢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欢迎，隔壁姐姐总是说：“别跟她玩，别跟她玩！”然后领着小朋友们跑开去，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与隔壁姐姐做邻居的三年，从幼儿园回来我一直是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画报，或者听歌曲。
　　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很臭，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来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和我做一家。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她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惟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人书（小学的狗屁数学课本简直是弱智）。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隔越厚。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晚饭后，再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到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却没有教会我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来看望我们，我给他们献了花。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我优秀吧？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四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纱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为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
　　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他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告不告诉妈妈呢？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最讨厌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
　　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不是音乐）。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里面套的做法。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爸爸的二胡拉得那么好，妈妈原来也在文艺宣传队，他们不都经过那个追求的年代吗？怎么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板起脸来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了呢？
　　我那时尽管是个孩子，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对与错我也能分得清。所以，我讨厌随大流、讨厌干什么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没。也许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四、宁愿被她们拳打脚踢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家庭，刚搬来深圳时，对门住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人。他们看我们家整天静悄悄的，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三个人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上。
　　从小，我就有自己的书，一方面是订阅，一方面是定期购买。可是我特别喜欢看父母的书。看完了后就会自己造词、造句子。冬天妈妈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从阳台上抱回来，我就会学着书上说，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不说“太阳出来了”，我会换另一种说法：“啊，一树的阳光”，弄得爸爸激动不已，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文学的思维”啦。
　　大了的我经常会伤感、会感到宿命的无奈。来深圳读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满分40），因为老师之间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词汇和联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勉强给了4分，算你抄的功劳吧。
　　小学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画圈圈。寄到少年杂志上的文章，编辑阿姨也说灵气扑鼻，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做“灵感”什么的。
　　于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写得好，早晨的早读课由你来带读吧，于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早读。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增加了一个S来带早读，因为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老师的本意是让我少点辛苦，让两个人一人一天轮着，不料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许多年后，我看到报上有一首打油诗，正应了我当时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人间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着书走上台去带大家早读，S也走上台，说：“我来带读。”
　　我大睁着眼睛说：“昨天你不是带读过了吗？”
　　S就气鼓鼓地走下台，嘴里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并且指责我有表现欲，引来底下同学的一片嘘声。
　　我以为S只是偶然的记错，接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我接连不断地和S在讲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东西被人拉到讲台上亮相一般。几回下来，我索性不再上台带读，我的潜台词就是：你爱干这个你就干，我不干总可以了吧？我才不愿意与人作这样无味的拉扯。
　　S显然不想放过我，她把自己扮成一只猫，而我是她爪子边的一只鼠。我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S又开始生事了：“怎么了，你清闲了，总让我一个人来带读，你想把我累死啊？”这话说起来振振有词，弄到老师那里也是我的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替自己分辨，显得无所适从。
　　后来的情况就是，S只要想在台上，那个讲台就是她的，S不想上台了，我就得上台去，完全凭S的一时兴趣，我只能做她的陪衬人任她摆布，儿时的早读课竟然成了我的炼狱。
　　可能已经看出我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吧，S极力在各个方面打压我。我只好尽量回避她，不去看她的脸色。问题是同在一个班级，又是那么一个小天地，躲得开吗？S执意要做出一付理直气壮的样子，常常拉开一个进攻的架势，身后总是有几个拥护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开罪了她（她是在挑战“名人”吗？）。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是最势力眼、最崇拜暴力的，同学中谁最能打、谁最能闹，小朋友们就会去讨好他（她）。
　　S对我实行的是精神暴力，她对我一不打二不骂(我情愿被她拳打脚踢)，她就是从精神上打压我。来深圳后不久，香港电视里放“大话西游”，看了“大话西游”，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大话西游”里，唐僧被妖怪捉去，绑在柱子上，一左一右两个小妖看守他。在身体暴力方面，唐僧是受害者——他被五花大绑，不久还可能被妖怪们吃掉；而在精神暴力方面，唐僧显然占了上风——面对没完没了啰嗦的唐僧，两个看守实在难以忍受，相继自杀身亡。
　　我绝对能体会到两个小妖的痛苦，当年的我常常有背起书包又不想去学校的念头。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必要的捍卫是对自己的关怀，一味地谦让会助长对方的无教养，破坏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想着忍让，不要和她针锋相对。可是到底要怎样捍卫才合适？直到今天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捍卫自己。是捍卫自己上台带读的权利，还是捍卫自己不上台带读的权利？这让我想到了“两桃杀三士”的典故，怀疑起老师的动机来。本来就是嘛，一个早读也就20分钟，值得任命两个“带读官”吗？
　　有一天，我为这事很不开心，就告诉了妈妈（如果我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哪怕是妹妹或弟弟，我都不会告诉妈妈，我会让他们帮我去收拾她！有点暴力思想吧？），不料，妈妈听了后半天也没说话，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怎么会有这么刁钻古怪的小孩！看得出妈妈也无可奈何。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妈妈就和我谈心：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用通常的办法根本没法解决。你遇到的事说开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本来做的就是没有道理的事，她执意要和你作对，你跟她讲道理也是讲不清的，只会引来更多的烦恼。妈妈还告诉我，说自己和S的妈妈是大学同学，S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妈妈希望不要因为孩子而与老同学产生矛盾。妈妈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忍了。
　　其实，妈妈看人也有不准的时候，前几年我听人说，S的妈妈因为职称的事与同事闹得不可开交，S也算是家学渊源吧。
　　人哪，就是这样，没有利害冲突时都是一团和气的、礼貌的、有教养的。
　　所谓礼貌是指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
　　所谓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礼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经过训练和刻意就可以装出来的。而教养是发自内心的，有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也就是说，一个人有礼貌，讨人喜欢，但他可能内在是自私虚伪的。但当说一个人有教养时，不仅说明他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说明这个人的内涵、道德品质是好的。
　　不是命运总捉弄不幸的人，而是命运总捉弄善良和有教养的人，善良的人才容易成为不幸的人。
　　同样的事在初中也发生过，我在做班长的同时，还做着校文艺部的部长，还在校广播站任职，每天忙得团团转。妈妈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我的学习，劝我放弃一项。可是我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来到深圳，好热爱好热爱现在的学习生活，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已有的快乐呢。
　　一年下来我终于证明了自己，在近500人的一个年级，我的考试总分是前五名！这就说明我是能胜任的。学校里还专门请妈妈在家长会上介绍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父母好高兴，我也异常兴奋。
　　没高兴多久，事儿来了。班上的一名干部对我说：你的兼职那么多你在外多忙点，班级工作我们就多做一些，有什么事我们商量好，完了我们来做，你就专心干学校的吧。这让我确实轻松了许多，班级工作事无巨细，做起来是很耽误时间的，我为有这样的善解人意的同学而高兴。
　　一段时间下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了：听说你不怎么干班级工作，整天泡在学校里？
　　又过几天年级组长来找我了：听说你在谈恋爱，每天都有高中的男孩来找你？我连忙解释：是文艺部的同学来谈工作。文艺部其他同学都是男生，那一段，我们特别兴奋，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活动，几个干部不时地聚到一起商量工作。
　　我的内心觉得委屈，老师怎么这样呢？班级的工作我没少干，学校里的事不做行吗？再说，老师怎么知道那几个同学来找我了？看来是有同学向老师汇报了。以后，我不让文艺部的男生来找我，我说有事我会主动到高中那里去找你们，省得同学讲闲话。他们在另一座楼的三楼，同学该不会有意见了吧？
　　不过，这也无济于事，我的身后好像有一部摄影机，时时刻刻在扫描着我。过一阵子年级组长又来找我谈话了：听说人家不跟你谈了，你天天跑去找人家？
　　这真叫人百口莫辩，很明显，我又中招了！
　　写到这里突然有两个问题冒了出来，它们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一是说知识分子文明，二是说小孩子单纯。
　　先说“知识分子文明”，可能知识分子打人骂人要比其他群体的人少。可是他们斤斤计较的那个劲头，还有搞“阴谋诡计”小动作的手段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从小到大，我就看着一些大人们找爸爸妈妈说这样、说那样。尽管父母不让我听，但是当人一走，他们气得摔东西，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再说“小孩子单纯”，小孩子是因为无知显得单纯。可是小孩子的嫉妒心却是与生俱来的。我打小就不喜欢跟人争斗，但事情好像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自从在学校里有了名气后，来自小朋友的冷言冷语，简直像利箭一样，充斥人心。你不惹别人，别人会来惹你。老师说，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下了课，小孩子们会毫无顾忌地形成一个小团体，来隔离你、排斥你。每一个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双不肯认输的眼睛在盯着，所以当你拿到奖项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羡慕你，向你祝贺。然而身子一转，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们都一样，哪个学生出色一些，老师的喜爱都溢于言表。而小孩子是最会看脸色的，都有这种危机感，都生怕失去老师的宠爱。有些陷害就是这样产生了！让人不堪忍受。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明白，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不是肉体上的，肉体上的伤害，可以一天天淡化、消失，然而精神上的伤害，将可能跟随其一生而挥之不去——对痛苦不停地思考，一个独生子女孤零零地受了委屈无人诉说，一个人顽强地抵抗而没有支援的力量，到最后这种对人群的怨恨集结越来越深，精神折磨便像一棵芽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化，如果有正确的态度面对它，便是一个人人生境界的飞跃，如果没有，那么必将成为命中的劫数。
　　五、怎么做才能最快乐？
　　我最恨自己不是能言善辩，也不喜欢说话。我们家刚搬到现在住的新房子没多久，家里厕所间的水龙头的把手不知怎么就断了。妈妈发现了，就问是谁弄的。我不知道当然说不知道，而爸爸呢在电脑上写东西是懒得吭声。
　　妈妈断定是我干的，她就生气了，开始责备我，我泪流满面，也不说话，妈妈更坚信是我干的了，就把我干过的许多错事拿出来说。直到这时爸爸才出来澄清，说是他搞的。妈妈一下子愣住了，也更加生气了。
　　妈妈说我：“既然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说：“我都跟你说过我不知道了，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妈妈气得掉了眼泪：“你要据理力争，你不能这样委屈自己啊。”
　　我又不说话了，心里却在说：从小到大，你们都是教育我不要跟长辈顶嘴的。
　　事后，妈妈就这件事又与我谈了一次：“你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不是你做的事，你要坚决予以否认；是你做的，你就勇敢地承认。你觉得委屈又不说，谁能知道啊，今天,如果爸爸不出来说话，或者说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家里，你不是太冤枉吗？而且你有可能受到惩罚。”
　　我知道妈妈说得有道理，但是已经形成了性格，改也难。到了大学，从自尊心方面，我有时也会争一下，但有时又把握不好一个度。有一天妈妈来广州出差顺便看看我，我的衣服没来得及洗，妈妈袖子一卷就帮我洗衣服。同宿舍的女孩羡慕地说：哇，你好幸福啊，要妈妈给你洗衣服。
　　我马上反唇相讥：“不行啊？关你什么事？”
　　莫名其妙就把人家得罪了。
　　我特别喜爱《鹿鼎记》这本书。对书中的韦小宝佩服得不得了。他八面奉迎、玲珑剔透，他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游刃有余。奇怪的是爸爸也喜欢韦小宝，还专门去买了这套书，我们看到高兴处，都会哈哈大笑起来。食文化里有“缺什么补什么”之说，我和爸爸同时喜欢一种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潜意识里的，要我们当面承认，恐怕有点难。
　　我与爸爸可能属于一类人——不入世，只是在主流的边沿游荡。可是，不入世的爸爸写出的作品都是铿锵有力的。来深圳后，他对深圳的发展十分着迷。接连几年，他到处采访，写出了“情系中英街”、“东江供水”工程、“股份制改造”、“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百万工程兵建设深圳”的好作品。爸爸什么都不想，就是写啊写啊，妈妈说他是在真正地体会生活的意义。
　　而我不行，我想得太多、想得太远。想说声自己不在乎，可会飞的心儿总在高处。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们到山里盖一座小房子吧，我特别向往自家有一个独门独院。推开房门一条甬道通向院外，篱笆墙，花木扶疏，彩蝶纷飞……
　　似乎不谙世事的爸爸却粉碎了我的梦想。爸爸说：“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超市。老鼠、苍蝇、蚊子，还有不知名的虫子，你受得了吗？”
　　我默然。
　　妈妈说：关键是你的心不静。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根本不重要，你心中有一盏明灯，你就会有自己前进的方向。
　　她讲的是大道理，上课时老师都讲过，没什么新鲜的。
　　但我就是不快乐，或者说我不会寻找快乐。
　　但快乐是寻找来的吗？
　　快乐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不是一个地方。
　　妈妈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
　　爸爸说：一个人要有责任感，同时还要了解“快乐”的涵义，也就是价值取向。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快乐，有人认为“工作”是快乐，你选什么？
　　我不知道。
　　妈妈说我不成熟。她说：人的自我估计是分母，价值是分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完整的，是一个整数。如果自以为是，夸张十倍，价值就变成十分之一。
　　你看，两个人教育我一个，我只有束手待毙，要是我们家有一窝小孩，他们顾得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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